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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漏輯，需要增補。《宋會要輯稿》17類中，至少有3類（帝系、后妃、選舉）的內容，與現存《永樂大典》的相關引書對照，有需要增補的重要內容。四庫館臣所輯《直齋書錄解題》著錄各類書籍，與《文獻通考》直接援引《直齋書錄解題》的著錄相對照，有許多脫句、脫字之處需要補入。

　　其三，至於歸類和編排不當，抄錄錯誤需要訂正者，則舉不勝舉，不再贅文。

　　仿真影印《永樂大典》的出版，為進一步開發、利用該書提供了更為便利的條件。近二三十年，圍繞《永 樂大典》出版了一些工具性的書籍，但尚不足以適應各個方面的需要；對於《永樂大典》的系統研究和系統開發，似乎還談不上；使用或利用《永樂大典》，還主要 限於單本單本的佚書輯錄方面。應當集合所有相關的成果，綜合開發、利用這一中國文化的寶庫，加快《永樂大典》數字化的進程，使其發揮更加廣泛的效用。相信 隨著該書的數字化，必將迎來一個研究、利用《永樂大典》的新氣象！

注：

　　①《明太宗實錄》卷二一，永樂元年七月丙子。

　　②《明史》卷一四七《解縉傳》。張萱：《西園聞見錄》卷二九。

　　③《明太宗實錄》卷三六，永樂二年十一月丁巳。《明史》卷一五二《陳濟傳》。

　④徐繼登《典故紀聞》卷六。

　⑤《明太宗實錄》卷七三，永樂五年十一月乙丑。按：《實錄》載“上親制序”，稱“始於元年之秋，而成於五年之冬”。《連筠移叢書》載《明成祖文皇帝御制〈永樂大典〉序》，則稱“始於元年之秋，而成於六年之冬”。姚廣孝《進永樂大典表》，署“永樂六年十二月　日”。

　　⑥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一七《鈔永樂大典記》。

　　⑦《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七《類書類存目一》。按：此為四庫館臣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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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實際著錄數少。

　　⑧《明世宗實錄》卷五一二，嘉靖四十一年八月乙丑。

　　⑨《四庫全書總目‧卷首》。

　　⑩參見陳智超《解開〈宋會要〉之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

The value， spread and use of "Yongle dadian"

Xie Baocheng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discusses Yongle dadian from three aspects：the compiling and value of Yongle dadian， the record and spread of Yongle dadian， and the exploring and utilizing of Yongle da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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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大典》考略

首都圖書館副館長、研究館員　周心慧

內容提要：本文從《永樂大典》的成書、收藏、流通、散佚四個方面進行了較全面的論證，對前人舊說多有辨 析，從社會發展的視角和“靖難之變”以後社會政治、文化發展的需要，闡述了《永樂大典》成書的歷史必然性；對《永樂大典》收藏、流通、利用、散佚的歷史， 既重在溯源，又重視揭示其收藏流通史的遞嬗關係，全面反映了《永樂大典》在明清兩代自纂修到散佚的歷史。

　　《永樂大典》是中國古代卷帙最為浩繁、輯錄最為廣博的大類書，也被舉世共譽為最早最大的“百科全書”。但是，這份人類文化遺產中絕無僅有的瑰寶，由於封建官吏的盜賣和帝國主義侵略者的焚掠，在不到600年的短短時間里，就屢遭厄難，所剩無幾了。今就《永樂大典》的成書、收藏、價值、散佚等問題，採集前人，折衷諸說，參以己見，草成此文，以就正於方家。

　　一、《永樂大典》成書的前前後後

類書之作，始自魏文帝曹丕敕修的《皇覽》。此後，不少帝王喜其便於尋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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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起效法。如唐代的《藝文類聚》，宋代的《太平御覽》，清代的《古今圖書集成》，都是敕修的一代巨 帙。但是，這些類書和《永樂大典》相比，無論在規模上還是採輯範圍上都相去甚遠。因此，《永樂大典》的修撰，不僅是對纂修類書這一優良傳統的繼承，也因為 產生它的時代，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都存在著遠較前代更複雜、更深刻的原因。

　　眾所周知，《永樂大典》成書於明成祖永樂年間，但實際上，它的藍圖早在明太祖朱元璋統治時期就已經 勾畫出來了。朱元璋雖然是一個“自馬上得天下”的封建帝王，但他對文化教育事業非常重視。他不僅親自指導編撰了《公子書》、《歷代駙馬錄》、《永鑑録》等 小冊子，還在定都金陵的第二年（1369）即詔儒臣梁寅等撰修了長達53卷的《集禮》這樣一部集禮書之大成的著述。由此可見，明王朝自立國伊始，就極為重視圖書的修撰整理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中書庶吉士解縉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上書朱元璋，提出編一部“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關、閩、濂、洛，根實精明，隨事類別”的大類書，作為“太平製作之一端”①。這個建議迎合了朱元璋“文治”政策的需要，因而很受他的贊賞。但終因當時立國未久，許多條件尚未成熟而被擱置起來。

　　公元1398年，朱元璋死，傳位於皇太孫朱允炆，即建文帝，次年他的叔父燕王朱棣（即後來的明成祖）發動“靖難之變”。1402年，燕軍攻占南京。第二年，朱棣稱帝，遷都北京，改元永樂。

　　“靖難之變”和《永樂大典》的編修，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朱棣以武力從侄兒手中奪得帝位，在主張父 位子襲的程朱理學盛行的當時，很有一些朝臣和知識分子認為是倒行逆施，犯上作亂。朱棣對這些不歸附者採取了恩威並用的兩手策略，一方面對拒不從命者大開殺 戒，據《明史紀事本末‧壬午殉難》條載，當時被族誅的臣吏70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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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夷三族到夷十族，即如一代儒宗的方孝孺也不能幸免。這很能說明反抗的激烈和鎮壓的殘酷。由此他也認 識到，殺，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所以他又以提倡文教、振興學術加以懷柔。編撰群書就是這一政策的繼續。這種作法可以把大批知識分子置於中央政府的直接 控制之下，埋頭於斷簡陳編之中，使他們鉗口不敢言，也無暇多問政事。同時，又可以轉移輿論，減少人們對“靖難”的注意。因此，明成祖即位不久，即敕修《永 樂大典》，其後，又命胡廣等儒臣撰《五經大全》、《性理大全》、《四書大全》等鴻篇巨帙。用編書來籠絡、控制知識分子，固然並非朱棣的發明，但他運用起這 一套來，卻是非常純熟的。

　　不過，在強調“靖難”和《永樂大典》之間的密切關係時，我們也反對那種把《永樂大典》的編修，僅僅 歸結於“靖難”的觀點。如前所述，編修類書的計劃，在洪武二十一年就作為國家“文治”的大政之一提了出來。不管有無“靖難”，這個計劃遲早都會付諸實施 的。由此可見，《永樂大典》的編修，有著更深刻的社會原因。

　　據《明史‧成祖本紀》上說，朱棣是一個“雄武之略，同符高祖”的封建帝王。他即位後，“六師屢出， 漠北塵清”，“幅員之廣，遠邁漢、唐”。但這並不能滿足他的欲望，他還要把自己的“文治”也推到“遠邁漢、唐”的高峰。因此，用一部“序百王之傳，總歷代 之典”的“一統之製作”來標榜“大混一之時”。的盛世，就顯得非常必要了。實際上，這和解縉所說的“太平製作之一端”，完全是一個意思。可見，《永樂大 典》的編修不僅是永樂初年政治斗爭的需要，也是明王朝立國以來“文治”政策發展的結果。

　　此外，《永樂大典》的編修，又是整個社會政治文化發展的需要。明王朝取代蒙古貴族建立的元朝，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復興在元代不甚發達的文教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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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永樂大典》這樣一部博採古今的大類書，對漢民族的傳統文化，包括工技、農藝等雜家之言進行系統 的整理與總結，和徵集圖書、廣開學校等政策一樣，都是這一任務的組成部分。《永樂大典》之所以能修輯成一部真正的“奧典”，和這個特定的歷史環境是分不開 的。這和清高宗修《四庫全書》時採取的“寓禁於徵”的政策，確實是一個鮮明的對比。不過，在這裏我們也要強調指出，《永樂大典》也絕非像某些文章稱譽的那 樣將所有載籍悉收並載。據《東林列傳》所載，永樂初年，饒州儒士朱季友進呈了一部“專詆周、程、張、朱之學”的圖書，結果，不僅人被杖譴，書也被焚毀③。 又據《賓退録》上說，朱棣也曾命令解縉等清理建文朝的奏議文章，將“有關農、桑、禮、樂者，存之；其有干犯‘靖難’事者，焚之”④。可見，對上述這類圖 籍，《永樂大典》也要毫不客氣地予以擯棄。因此，稱它為“奧典”畢竟只是相對而言。

　　還應強調指出的是，到永樂初年，編修《永樂大典》所必備的文化、經濟條件也已成熟。第一、據《明史 ‧藝文志》記載，明軍攻占元都後，將元朝政府典藏全部運往南京。元朝先後得到宋、遼、金三代在北京的藏書，故數量極多。同時，明太祖、明成祖兩朝，還曾多 次詔求民間藏書。因此，明立國不久，就建立起了極為宏富的政府藏書，這在中國藏書史上是極為罕見的。後來，《永樂大典》的纂輯工作，就是在當時的皇家圖書 館——文淵閣中進行的，所有這些藏書，都成為《永樂大典》輯錄的底本。此外，唐、宋兩代，學術發達，版刻漸興，公、私撰著增長極快，這些著作，也都被《永 樂大典》所彙錄。所有這些，必然使它在規模上遠逾前代；第二、朱元璋和朱棣都極為重視文化教育事業，當時各級學校遍設國中，國子監生數以千計，這些也為 《永樂大典》的編修創造了濃厚的學術氣氛和堅實的人才基礎；第三、朱棣即位後，興修水利、廣開漕運，獎勵農桑，社會經濟日趨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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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編製《永樂大典》這樣工費浩繁的大類書，提供了可靠的的經濟基礎。

　　綜上所述，在明成祖統治時期，編修《永樂大典》所需的各方面條件都已具備。因此，朱棣於永樂元年（1403）七月諭翰林侍讀學士解縉：“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採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⑤正式下達了修書的敕命。

　　解縉受命後，匯集學者百餘人，仿照宋人陰時夫的《韻府群玉》和錢諷的《回溪史韻》二書體例，歷時17個月，將書編成進呈，賜名《文獻大成》。顯然，在這樣短時間內急就成章，絕不可能是名副其實的“文獻大成”，更重要的是，它也不能滿足朱棣敕修這部大書的政治目的。因此，於1405年詔令重修。

　　重輯之前，朱棣為了切實貫徹自己的“聖意”，把修纂機構和編製規劃，都擴大到了不僅《文獻大成》不能與之同日而語，即是古今所有修撰活動，都不能與其比擬的程度。據《皇明泳化類編》記載，重輯“命太子少師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篪及縉”為總裁，學士王景等28人 為副總裁，“簡中外官及四方宿儒有文學者充纂修，繕寫三千人”⑥。編纂時首先採用皇家圖書館文淵閣的藏書，同時又派人分赴各地採購圖書，共集中了經、史、 子、集、釋藏、道經、戲劇、平話、工技、農藝各類圖書七八千種，按《洪武正韻》將所輯圖書，一字不易，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別編入。永樂六年（1408）冬，書成進呈，總22877卷，目錄60卷，分裝11095冊。以卷數而論，比存世最大的類書《古今圖書集成》，尚多出近13000卷。

　　書成之後，仍題《文獻大成》，由朱棣更賜名《永樂大典》，並自製序說：“朕嗣承洪基，緬想纘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時，必有一統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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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命文學之臣，纂集四庫之書，及購募天下遺籍，上自古初，訖於當世，旁蒐博採，彙聚群分，著為奧典……名之曰：《永樂大典》。”⑦這樣一經反復，六歷寒暑，這部中國編纂史上的大類書總算問世了⑧。

二、《永樂大典》的收藏及流通

　　《永樂大典》是在南京修成的。書成後，珍藏於南京文淵閣。1421年朱棣遷都，《永樂大典》也隨之北移，貯藏於文樓。嘉靖三十六年（1557），宮內失火，殃及文樓。《永樂大典》經明世宗親自督責搶救，“夜中傳諭三、四次，遂不毀”⑨。爾後，世宗為備不虞，於嘉靖四十一年（1562）命館臣徐階、禮部侍郎高拱等督飭儒士108人摹抄副本一部。當時規定每人日抄三頁，前後歷時五年，完成時已是穆宗隆慶元年了（1567）⑩。至此，《永樂大典》遂有正副兩部，分貯於文淵閣和皇史宬。

　　《永樂大典》成書後，即束之高閣。據《野獲編‧補遺》說：“（明成祖）多修馬上之業，未暇尋討，列聖亦不聞有簡閱展視者。”⑪有明一代277年，歷16帝，其間除明孝宗為使自己長命百歲，曾將《永樂大典》所輯金匱秘方書錄給太醫院外，只有那個將天下鬧得“家家皆盡”的明世宗“按韻索覽，幾案間每有一、二帙在焉”⑫。這就是這部大類書在明代所起過的“作用”！

　　到清朝雍正年間，《永樂大典》副本被移置東交民巷翰林院（時正本已毀，詳見第四節），它的閉塞狀態 才稍有變化。清代學者全祖望在《鈔永樂大典記》⑬中，說他每日讀《永樂大典》二十卷，夜漏下三下而寢。然而，他也指出“《永樂大典》移藏翰林院，然終無過 問之者”，說明它的讀者仍然十分有限。不過，《永樂大典》被移存翰林院，畢竟增加了學者們使用的可能，較之深鎖內庭，鼠嚙塵封，應該說是一個進步。後來， 直到乾隆修《四庫全書》時，才將《永樂大典》交付四庫館臣做校勘輯佚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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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社會裏，這就是《永樂大典》流通史上最輝煌的一頁了。

　　《永樂大典》成書後，也頗有些有識之士，建議將其鏤版行世，以廣流通，但都未能付諸實施。《四庫全書總目》說，《永樂大典》修成後，“並命復寫一部，鋟諸梓……後以工費浩繁而罷”⑭。可見，《永樂大典》初成，即有刊行之意。至萬曆二十二年（1594） 南祭酒陸可教上書，提出可以“不煩工費，坐致成書”。辦法是“各巡按出差之時，分攜一二十冊，如式刊行，工完之後，亦具正副”⑮，這應該說是一個可行的辦 法，但終於“議允未行”。值得一提的是《永樂大典》中的日食部分，據說曾在崇禎初年刻過。清錢天樹跋《永樂大典書目》中說：“崇禎二年己巳五月朔，因日食 時刻不驗，侍郎徐光啟奏請開設曆局，用西洋測法，命只刻日食一類……”這可能是《永樂大典》在明代惟一的刻本了，不過，這個本子在清代諸書目中絕不可見， 可見其亡佚甚早。至於全書，則從未刻印過。

　　總之，在封建社會裏，這部“蒐羅盡天下之書，纂校盡廷臣之力”⑯的“奧典”，一直被統治階級所壟 斷，成為他們炫耀“文治”，御而不用的裝飾品，他們絕不會把它付諸流通，更不用說通過刊刻與天下共有了。正是這種“藏而不流”的封建文化專制主義，造成了 《永樂大典》流通、收藏（包括後面論及的散佚）史上的大悲劇。

三、《永樂大典》在文獻保存方面的價值

　　前面已經說過，《永樂大典》的編排係按《洪武正韻》，即所謂“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⑰。但在具 體編排時，由於定韻標準不一，選擇不精，為檢索增加了不少困難，招致後人不少訾議。不過，在我們今天看來，《永樂大典》在文獻保存方面的價值，遠過於它作 為工具書的實用價值。這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說的“元以前佚文秘典，世所不傳者，轉賴其全部全篇收入……正不必以潦草追咎矣”！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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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永樂大典》究竟保存了多少佚文秘籍呢？從知識門類上講，則“經史子集百家之書”⑲，包括陰 陽、醫卜、僧道、技藝等雜家之言，真可謂包羅萬象；從輯錄範圍上講，則“上自古初，迄於當世……包括宇宙之廣大，統彙古今之異用”⑳，都被網羅無遺；以數 字而言，則輯錄圖書七八千種，將明朝皇家圖書館——文淵閣藏書囊括淨盡。文淵閣所藏圖書，到萬曆間重修書目時，就已“十不存一”，清康熙時徐健庵修《一統 志》時，更已“寥寥無幾”﹝21﹞。因此，《永樂大典》就成了保存這些佚書的獨一無二的寶庫。

　　《永樂大典》在文獻保存方面的巨大價值，在修《四庫全書》時充分體現出來。當時，安徽學政朱筠奏請從《永樂大典》內輯錄佚書，共輯出“經部六十六種，史部四十一種，子部一百零三種，集部一百七十五種”﹝22﹞。盡管如此，袁同禮先生還批評說：“宋元以來所亡之書，雖賴得傳，然當時編校者，遺漏之處尚多。”﹝23﹞從後人仍時有輯出的情況看，袁先生的這個批評還是合乎實際情況的。

　　從《永樂大典》輯出的佚書，不僅種數甚多，且大都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其中如北宋薛居正所撰《舊五代史》，主要依據五代諸帝各朝實錄，史料價值極高。所以“司馬光作《通鑑》，胡三省作《通鑑注》，皆專據薛史而不取歐史（歐陽修《新五代史》）”﹝24﹞。 但元、明以後，傳本湮沒，幸賴邵晉涵等從《永樂大典》錄出原文，仍按原書卷數，勒成一編，才使二十四史無有缺遺。再如《宋會要輯稿》，是宋代幾種會要的輯 佚本。宋代很重視編撰會要，前後共十餘次，但多未刊行。元滅南宋後，稿本北運，成為修《宋史》各志的依據。《永樂大典》將明初殘存的《宋會要》所載史事， 分隸各韻，後由清嘉慶間《全唐文》提調總纂官徐松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