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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縱然有所發現，也完全被一種以為雪芹偶然也將親屬家素材，「穿插」在小說中的觀念所左右，而根本 不會想到這些素材是必然的存在與運用，其重要性可說與曹家素材相等的重要而絕非「穿插」。我們遲至今天才有這樣的看法，是因為確實了解到蘇州李家因李鼎這 一關鍵人物的作用，而能從「曹作李時李亦曹」的觀點來看『紅樓夢』中的人和事。對曹、李兩家的重要性，我們不願有所偏頗，或「喜新厭舊」的更重視李家，因 為那可能會矯枉過正。我們希望能作持平之論，因此提出「蘇州李府半紅樓」的看法，目的是糾正在家史背景方面，一面倒的以為此書只反映曹家，只是曹家的影 子。

　　『紅樓夢』所以動人，不是曹雪芹為了方便去寫「家傳」，而是不畏其難的以反映家史背景的方式去寫小 說。因此書中的人和事，真假摻雜，或藏頭露尾，改頭換面，或移花接木，故弄玄虛，有可考的，有至今仍無法確知的。此地，我預備只從兩方面來說明這種「曹作 李時李亦曹」的性質，並希望能較客觀的說明這一現象。以前，對某些事是否反映曹家，已有爭論，如今要說它的反映，更是兼俱曹、李兩家，似乎是玄之又玄了。 我們不得不如此說，因為相信它是事實。

　　第一個例子，我想舉爭論已久的「大觀園」的問題來說明一下：一向對大觀園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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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南、北兩種說法，南方說自然認定江寧織造署故址，以後成為袁枚家的隨園，就是書中的大觀園。這說法 由來已久，除袁枚自己以外，連認識曹雪芹的明義在『綠煙瑣窗集』中也說：「其所謂大觀園者，即今隨園故址。」這個說法，自有一定的道理，『紅樓夢』既寫曹 家的事，園子當然是他家的園子。持北方說者，早期不知道『紅樓夢』為誰所寫，也不知道寫那家的事，此書既在北京流傳，那一定是某個王孫貴族的亭園，當然只 屬猜測。以後雖知道曹雪芹寫了此書，但他五歲就回到了北京，南方的園子應該沒有印象，所以仍有人主張描寫的是北京的「名園」。又由於南、北二說堅持不下， 便有了一種調和之說，認為大觀園應該只是個藝術架構，是曹雪芹心目中讓寶玉和十二金釵活動的場所，也許具體的一房一舍，一山一水，來自不同的亭園，但應該 是個集合體，故云：「天上人間諸景備」。

　　從藝術的角度來看，大觀園的地點問題似乎難有結論，但從考證的角度、重視脂批，一般是傾向於南方說，至少也認定園子的「底子」，是江寧織造署的：

　　　趙岡說：「看過此書的讀者，不約而同的覺得雪芹在寫書時心中一定是有一個很熟稔的模式。等到脂評本出現以後，這一點更被證實了。雪芹在書中寫房屋院落的位置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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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寫得真切，脂批就有『寫得清，一絲不亂』一類的批語。雪芹故意顛倒掉換屋宇或花園的位置，批語就說「何不畏難之若此？』可見雪芹心目中的這個模型，並不只是一張紙上的模型或湊成的『文學背景』，而是他和脂硯齋所十分熟悉，親身居住過的宅院。」１７

　　　曹聚仁說：我們談大觀園的輪廓，實際上，只能從脂硯齋所暗示的線索去摸索，因為他是生活在大觀園的實在園子中，而又明白曹雪芹怎麼在那實在園林底子架起空中樓閣來的。１８

　　紅學家們重視脂批，認為大觀園在脂硯、雪芹心中，似有個「底」，而他們均是曹家人，這園子自然是曹 家的。但是，我們現在既考定脂硯是李鼎，而且他就是早年寶玉的原型，所以，李鼎早年所熟悉的園子，應該是他所活動遊憩的蘇州織造官邸才對。正因為這園子的 情形，雪芹不知道，是脂硯告訴他的，所以雪芹寫得真切時，脂批才會說「寫得清，一絲不亂」這類讚賞言詞的。

　　兩百多年前的蘇州織造署早已不存在，但蛛絲馬跡，徐恭時在「那無一個解思君」，一文中，有所報道，茲節錄數段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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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蘇州織造署的四至：南臨帶城橋下塘，大門開在中間，門前有石獅子一對，今原物尚存。……

　　　織造署的西部，約佔地三分之一，今稱西花園。……

　　　康熙三十八年，李煦在第一次接駕之前，鑒於蘇州織造署為玄燁駐蹕之地，為此「加闢而增新之，敞以 亭閣，延以廊廡，翠竹碧梧，交蔭於庭，清風徐來，則颯然衣袂間」。到了三十八年玄燁住在織造署內，見此景物，為題「修竹清風」匾額。四十二年，李煦又加增 修，再度接駕於此。……這種種蛛絲馬跡，可供探索雪芹創作素材，有採自李家材料，作了藝術加工，但也可為雪芹早年生活於蘇州舅祖家的口碑作參證。１９

　　徐恭時是主張雪芹就是曹天祐的，因此他猜想雪芹有可能到過蘇州，否則又怎麼會對蘇州的一切，包括那 個大園子那麼清楚呢？現在我們從脂硯齋即是李鼎的角度來看大觀園的問題，一切是非因果，都有了迎刃而解、水到渠成的了悟。因為雪芹並不是天祐，即使是天 祐，也不可能對蘇州的種種（人、事、地、物、語言）那麼瞭若指掌，但雪芹寫作『紅樓夢』十年期間，身邊始終有個蘇州少爺做顧問，那就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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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蘇州的一切，都是李鼎告訴雪芹的。例如，園子，在府第的西邊，早就告訴雪芹了，可是雪芹偏寫 成「後邊一帶花園」，脂硯批問道：「後字何不直用西字？」雪芹答說：「恐先生墮淚，故不敢用西字。」這個「先生」，當然不是「脂硯先生」，諒係指雪芹之父 曹頫（畸笏叟）。批書時不便寫出「家大人」字樣，只有泛用「先生」敬辭。曹寅自稱「西堂掃花行者」，家有西園、西軒、西池，西字可說成了他的代號。曹頫自 幼受恩於伯父，親炙日久，以後又過繼承祧，所以才有可能見西墮淚。

　　前文我們曾說明曹、李兩家有許多相似之處，現在又多了一點，即兩家的大園子，都在府第的西邊。雖然 筆者心中傾向於李鼎告訴雪芹他年輕時活動的園子，應該是大觀園真址的模型，但書既由雪芹主寫，便絕不能否定藝術加工的成份以及曹家的關係。總結來說，大觀 園的架構，必然兼具曹、李兩家的憶昔寄託。

　　第二個例子，我想舉『紅樓夢』中所記述的洋洋大觀的西洋物品來做說明。紅學研究者中，探討這方面的 人，歷時最久、用力最勤的，應該是方豪。看他後期所寫「從『紅樓夢』所紀西洋物品考故事的背景」２０一文，把『紅樓夢』中的西洋物品，歸納為九大類來記 述，即「關於西洋呢布類的」、「關於鐘錶的」、「關於西洋工藝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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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西洋玻璃品的」、「關於西洋機件的」、「關於西洋美術的」、「關於西洋食品的」、「關於西洋藥 品的」、「關於西洋動物的」，再加上一節「外國地理知識」，真的，這麼集中起來一看，實在令人目瞪口呆，兩百多年前的曹雪芹，簡直是個西洋通，他五歲時遇 到抄家，回返北京成為赤貧之戶，他哪裏來的這方面的見識和知識呢？

　　方豪通過另兩節文字：「曹雪芹先人可能接觸的西人」、「曾經進入江寧織造署的西洋教士」，約略說明 了他的看法，那就是只有金陵曹家這樣的家庭背景，才能反映出記敍著這樣多西洋物品的小說；只有曹家的後人，才可能在那個時候得風氣之先，開了眼界，而在小 說中記述了這些西洋物品。

　　真的只有曹家才能交通洋人，特別是洋教士，才能擁有那麼多西洋物品嗎？趙岡首先不表同意，他在探討 了李士楨「一手製造」了「行商與皇商」之後，並推斷其中最有勢力的皇商可能是李家的姆戚，這些人操縱了當時的國際貿易，趙岡認為方豪、周汝昌推論曹家所用 的西洋器物，一部分即是從西洋教士所得，乃是「很不必要的」。趙岡的結論是：「曹家的至親就是當時壟斷進口商品貿易的皇商，何必還要借重外國傳教士來解釋 這些外國貨的來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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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曹家歷任江寧織造，照方豪的說法：「無論是曹璽或曹寅、或曹顒、或曹頫，在蘇、寧兩地，與西洋教士有往還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但這只是揣測之辭。」因此，方豪後來在『正教奉褒』一書中發現在康熙三十一年董殿邦、李煦南下至粵，卻另有使命，即陪同比利時教士安多（Antoine Thomas）到澳門迎接出使俄羅斯歸來的義大利教士閩明我（Philippas Maria Grimaldi），同時也護送義大利教士啟鐸澤（Proper Intorcetta）至杭州時，就說：

　　　這是紅樓夢研究史上一大發現，我自然興奮異常，欣喜欲狂。……發現李煦和西洋教士的關係，有『正 教奉褒』的確實記載，有『杞田集』可以作佐證，絕無疑竇。而紅樓夢所記西洋物品，又多一來源，即由賈母之兄李煦直接得自教士，直接購自廣州或澳門，也是毫 無可疑的，值得「紅學」的愛好者歡欣。２２

　　筆者見到此條佐證，的確歡欣，因為由此可證，李家比曹家一定擁有更多的西洋物品。這結合了我們考定的脂硯齋應是李鼎來看，『紅樓夢』中何以會有大量西洋物品記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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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也更明朗化了。李家在雍正元年被抄時，李鼎已二十九歲，他對家中所有的那些西洋物品，自然印象深 刻，雪芹十年寫作期間，有他在身邊隨時提供資料，豈不是得來全不費工夫嗎？雪芹當抄家時，只有五歲，就算他是曹天祐，也不過十三歲不足，又能知道多少呢？ 即如第三十七回，晴雯等人以「西洋花點子哈巴兒狗」來取笑襲人，因為襲人姓花。方豪認為怡紅院真有這麼一隻西洋狗，所以拿來取笑襲人。稍想一下即知，怡紅 院實在沒有這麼一隻狗，否則怎會沒有其他任何描寫呢？如果真的曹家養過這麼樣的拘，雪芹不可能不取為素材的，例如「撕扇子作千金一笑時」，花點子狗也會來 搗亂或湊趣吧？我們的推想是，只因李鼎談起過，雪芹才偶有點睛妙筆。我倒是相信，當年蘇州織造的大少爺李鼎，可能曾擁有過這麼一隻稀有的舶來犬。

　　由西洋物品的角度來看『紅樓夢』中的記述，在了解到李家與李鼎和此書的關係之後，至少我們已無必要輾轉地說，曹家的西洋物品來自李家，因為本來就是在反映李家曾有過那些東西，或者我們應該說，曹作李時李亦曹，雪芹筆下的西洋物品，正反映兩家當年曾經擁有的事實而已。

　　本節筆者僅僅由大觀園和西洋物品兩個層面為例，說明以往集中注意力以說明『紅樓夢』主要反映曹家背景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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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得其全面，而蘇州李家的素材，大量見之於書中，絕非偶然的運用，而是必然的存在。我相信以後研究 『紅樓夢』的人，將能從其他層面、角度，從人、事、時、地、物各方面，陸續發掘出更多蘇州李家的背景及影響。曹家方面我們已經知道得夠多夠詳盡，李家還有 待深入探討。筆者相信蘇州李家將是今後研究紅學的一座寶山，尋幽探勝的人，一定不會空手而返。

　　我們所以能夠把「假作真時真亦假」解釋為「曹作李時李亦曹」，所以能夠強調李家對『紅樓夢』研究的 重要性，達到「蘇州李府半紅樓」的程度，關鍵性的問題，還在於對李鼎這一人物的了解，肯定了他即是脂硯齋，肯定了他即是早年寶玉的原型，推斷他是『石頭 記』創作的原始發起人，並發凡起例寫過頭幾回的文字，便必然感到蘇州李家與金陵曹家對研究此書有同等的地位。

　　脂硯齋，這神祕的人物，我們探索了他多年，他真的會是李鼎嗎？對許多紅學家而言，可能仍有疑慮，但筆者卻堅信已揭開了他的面具，看到了他的真面目。興言及此，不禁想起辛稼軒『青玉案』中的詞句：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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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１皮述民「脂硯齋應是李鼎考」，見『學術論文集刊』第三集（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一九九○），頁二○九。

２徐恭時「那無一個解思君——李煦史料初探」，見『紅樓夢研究集刊』第五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頁三七○—三七一。

３徐藝圃「試論康熙御門聽政」，見左步青編選『康雍乾三帝評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一九八六），頁三○。

４同註２，頁三七四—三七五。

５故宮博物院編『李煦奏摺』（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四），頁四。

６顧公燮『顧丹五筆記』，原書未見。此條引自吳新雷、黃進德『曹雪芹江南家世考』（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頁一二四。

７參見王利器『李士楨李煦父子年譜』（北京：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三），頁五○三—五○四。

８故宮博物院編『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五），頁一八七—一八八。

９皮述民『紅樓夢考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八四），頁一六六。

１０劉長榮「玄燁和曹寅關係的探考」，見劉夢溪編『紅學三十年論文選編』（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三），頁二三一。

１１本節文字引自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１２曹寅或非孫氏所出，未為定論。見『雪芹鑒賞辭典』（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頁七一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