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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尤袤輯李善「文選注」說：

　近人于大成以為輯佚當始於南北宋之際的尤袤。初，唐李善並其子邕有「文選注」，唐玄宗時，又有所謂 「五臣注」，後人又將兩者合而為一，成「六臣注」，但於五臣及李善均有刪併，至宋蘇東坡已不能見真李注，尤袤乃自六臣本中將李注抄出單刻，即所謂「尤刻 本」，亦即清嘉慶間胡克家刻本所據之祖本。故于氏以為尤袤之自六臣本中抄出李注，實即後來輯佚一法之濫觴（註三二）。

四、宋王應麟輯「易注」、「書注」、「三家詩」說：

　　章學誠「校讎通義」補鄭篇有云：

　　昔王應麟以「易」學獨傳王弼，「尚書」止存「偽孔傳」，乃采鄭玄「易注」、「書注之見於群書者為鄭 氏「周易〔注〕」、鄭氏「尚書注」；又以四家之「詩」獨「毛傳，」不亡，乃采三家「詩」說之見於群書者為「三家詩考」。嗣後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綴輯逸 文，搜羅略遍（註三三）。

章氏認定搜輯佚書之工作，以南宋學與王應麟為其權輿，其作品乃「周易鄭康成注」、「尚書鄭康成注」與「（三家詩考」（王氏並輯有「論語鄭康成注」）（註三四），後世學者論輯佚之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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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本於此。

五、「相鶴經」說：

　　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八「輯刻古書不始於王應麟」條略云：

　　古書散佚，復從他書所引搜輯成書，世皆以為自宋末王應麟輯「三家詩」始，不知其前即已有之，宋黃伯 思「東觀餘論」中，有「跋慎漢公所藏『相鶴經』後」云：「按『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相鶴經』皆一卷。今完書逸矣，特馬總『意林』及李善『文選 注』，鮑照『舞鶴賦』鈔出大略，今真靜陳尊師所書即此也。而流俗誤錄著故相國舒王集中，且多舛忤，今此本既精善，又筆勢婉雅，有昔賢風概，殊可珍也。」據 此，則輯佚之書，當以此經為鼻祖（註三五）。

　　葉氏對過去學者之說法加以反駁，認為「相鶴經」更在王應麟「三家詩」前而為輯佚之始。

六、宋人輯唐人小說文集說：

　　近人劉咸炘對葉氏之說猶有不滿，認為「實不止此」。劉氏於所著「目錄學」上編「存佚篇」中有云：

　　宋世所傳唐人小說，及唐以上人文集，卷數多與原書不合。校以他書所引，往往遺而未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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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皆出於宋人掇拾而成，此即輯佚之事也（註三六）。

　　眾說紛紜，此六家之見解各有不同，然若論輯佚始於孔子、劉向，則不免缺乏輯佚作品及輯者本人之肯定，故輯佚之發軔，若以宋代學者為始，殆為顛撲不破之確論。

第二節　輯佚之理論及其方法

　　鄭樵「通志‧校讎略」有「書有名亡實不亡論」一篇，語云：

　　書有亡者，有雖亡而不亡者，有不可以不求者，有不可求者。「文言略例」雖亡，而「周易」具在；漢魏吳晋「鼓吹曲」雖亡，而「樂府」具在；「三禮目錄」雖亡，可取諸「三禮」；「十三代目錄」雖亡，可取諸「十三代史」。……凡此之類，名雖亡而實不亡者也（註三七）。

鄭樵此論，不啻一輯佚書簡目，指出何書亡佚，由同類中何書可輯其逸文，總合其中關係，可分為原書尚存， 舊稿併合，部份遺失，收入叢書等幾種。雖章學誠譏其「有發言太易」，但亦佩「其見甚卓」，此在校讎目錄學史誠為創見，然鄭樵僅言「書有名亡實不亡」，鉤勒 出一個原則—同類以求書，且開列一份書目，並無確切提出搜輯逸文之理論及方法。故章學誠即以鄭樵發言太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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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輯逸直如鈔書般容易，而於「校讎通義」補鄭篇，提出詰難，其一云：

　　鄭樵論書，有「名亡實不亡」，其見甚卓，然亦有發言太易者，如云：「鄭玄『三禮目錄』雖亡，可取諸 『三禮』，則今按以『三禮正義』，其援引鄭氏『目錄』，多與劉向篇次不同，是當日必有說矣，而今不得見也，豈可曰取之『三禮』乎？又曰：「『十三代史目』 雖亡，可取諸『十三代史L；考藝文所載『十三代史目L，有唐宗諫及殷宗茂兩家。宗諫之書凡十卷，仲茂之書正三卷，詳略不同如此，其中亦必有說，豈可曰取之「十三代史」而己乎？其餘所論，多不出此。若求之於古而下得，無可如何，而旁求於今有之書則可矣。如云「古書雖亡而實不亡」，談何容易耶！

其二又云：

　　若求之於古而不得，無可如何，而求之今有之書，則又有「采輯補綴」之成法，不特如鄭樵所論己也。 〔中略，見前節輯佚始自王應麟說之引文〕今按緯候之書，往往見於「毛詩」、「禮記注疏」及「後漢書注」；漢魏雜史，往往見於「三國志注」；摯虞「流別」及 「文章志」，往往見於「文選注」；六朝詩文集，多見採於「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唐人載籍，多見採於「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一隅三反，充類求 之，古逸之可採者多矣（註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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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氏不特於「因代以求」之方法上得以擴充其範圍；且於輯佚工作，更提供具體之意見，即所謂「采輯補綴」，此斯為輯佚之具體方法，振筆疾鈔，則輯佚何學問之有？祇需雇一鈔胥即可為之。夫輯佚者，除需「上窮碧落下黃泉」之蒐輯佚文以為材料外，尚需如僧袍之綴拾補裰，綜合整比。

　　明祁承■更融合了實踐之心得，發而為文，其「澹生堂藏書約」購書訓第二條略曰：

　　書有亡於漢者，漢人之引經多據之；亡於唐者，唐人之著述尚有之；亡於宋者，宋人之纂集多存之，即從其書各為錄出，不但吉光片羽，自足珍重，所謂「擧馬之一體，而馬未嘗不立於前也」（註三九）。

「鑒書訓」中又有「散見湊合」之說，如五代三憲之「北夢瑣言」、唐段成式「酉陽雜俎」悉入「太平廣 記」，且有溢出刊本之外者，得其所散見，即可湊合其全文（註四一）。輯佚一業，自宋人發其端緒，至明季已有微底成績，如陶宗儀之「說郛」內多載抄綴之逸 書，姚士粦輯「陸氏〔續〕周易述」，孫瑴輯讖緯為「古微書」。祁氏則更為轉精，不惟擧出輯佚之途徑有唐宋類書、箋注義疏等數端，而其範圍亦擴充至於經、 史、子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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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儒實事求是，好古成癖，就已佚之書更發憤裒輯，故輯佚一道在清季蔚為大國，成為一時之風尚，幾於專門之業，佳作輩出，自然其方法較過去亦更為精密。馬驌（一六二一—七三）即嘗論其方法，所著「繹史」卷首「徵言」一篇，有云：

　　漢魏以還，稱述古事，兼為采綴，以觀異同〔例繁中略〕。若乃全書闕佚，其名僅見〔例繁中略〕，緯讖 諸號，尤為繁多〔例繁中略〕，則取諸箋注之言，類萃之佚，雖非全璧，聊窺一斑，「十三經注疏」、「史記索隱」、「正義」、「漢書注」、‧「後漢書注」、王 逸「楚辭注」、酈道元「水經注」、六臣「文選注」，以及「左國」、「世說」等注，其旁證尚論，存古最多。至類書則杜氏「道典」、「白孔六帖」、「初學 記」、「藝文類聚」、「冊府元龜」、「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獻通考」、鄭氏「通志」、「玉海」、「說郛」、「事類合璧」、「天中記」、「事文類 聚」、「錦繡萬花谷」。其引用古書名目，今多未見，或聯載數語，或單存片言，今皆取之（四一。

是馬氏更肯定「箋注」、「類書」於輯佚之地位，其舉例也更見精詳。

　　梁啟超歸結清人輯佚之成績，提出其方法和途徑—亦即輯佚所依據資料之來源，堪稱輯佚工作之指導性原則。大抵為先將諸史藝文志中曾經著錄而今已亡佚者之書名查出來，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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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取諸唐、宋類書，以輯群書：如唐人所編之「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六帖」等；宋人所編之「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冊府元龜」、「山堂考索」、「玉海」等；乃至明人所編之「永樂大典」。

二、取諸漢人子、史書及經注箋注，以輯周秦右書：如「史記」、「漢書」、「春秋繁露」等所引古子家說；鄭康成諸經注、韋昭「國語注」所引緯書及古系譜。

三、取諸唐人義疏，以輯漢魏經師遺說：如從「周易集解」輯漢諸家「易」注，從孔、賈諸疏輯「尚書」馬、鄭注，「左」氏賈、服注。

四、取諸六朝唐人史注，以輯歷代逸文：如「史記」之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及張守節「正義」，「漢書」顏師古注，「後漢書」李賢注、「三國志」裴松之注，「世說新語」劉孝漂注，酈道元「水經注」，文選「李善注」。

五、取諸各史傳注、古選本及金石刻，以輯歷代逸文：如「昭明文選」、「文苑英華」、「古文苑」、「文館詞林」、「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

六、取諸一切經吾義，以輯小學訓詁書：如「慧琳一切經音義」（註四二）。

此外，近人劉咸炘「輯佚書糾繆」有云：「輯書，非易事也。非通校讎、精目錄，則譌舛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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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結劉說，輯佚有四大弊病：

一、漏：輯佚書最忌遺漏、如顏延之「庭誥」一卷，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有輯本，惜「宋書」顏延年傳中所載長篇文竟未錄入。

　二、濫：即貪多所致之弊，又分三端：

　　㈠臆斷附會：馬國翰此弊最甚，蓋所輯太多，徒充種數之弊，如「漢志」有「野老」十七篇，顏注：「田 間『野老』，不知其姓名。」而「呂氏春秋」有說農耕之書四篇：上農、任地、辯土、審時，馬繡謂：「蓋古農家『野老』之言，而呂子述之。」此二「野老」，一 為普通名詞，一為專有名詞，馬氏竟據錄呂氏四篇，附會以當「野老書」之文；又劉向「別錄」稱「尹都尉書」有種瓜篇、種蓼篇，並種芥、葵、薤、蔥諸篇，遂全 錄「齊民要術」種瓜、芥諸篇為「尹都尉書」。

　　㈡本非書文：西漢以前文集皆後人編集，而東漢以後書皆自作，故不可將著作以外之材料納入。如「隋 志」有魏王肅「王子正論」及王基「新書」，馬國翰竟將「魏志」所載有關王肅對問之語，皆當「正論」，王基對問，皆當「新書」，凡此對問皆為隨口之語，非如 他書答問之成文，決不以當書篇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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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臆定次序：馬國翰按五經順序輯王肅「聖證論」，復將「五色之帝」、「孟子字子居」、「火浣布」三條置於書末，云：「不知於經何居，附載於後。」不知此書本非依經之次序而作。

三、誤：此弊由於未詳加考定以致，又分二端：

　㈠不審時代：「漢志」有李悝「法經」，孫星衍謂：「漢唐之律，綱目本於李悝。」黃奭遂將唐律條文悉數鈔入，充為「法經」佚文，不知綱目雖沿，而條文已改，遂致「刺史」、「天尊」、「菩薩」之名皆出現於戰國時之書中。

㈡據誤本、俗本：馬總「意林」收有「傅子」一百二十卷及楊泉「物理論」十六卷，實係二書，而頗為錯譌，孫星衍、黃奭輯「物理論」，據而不察，竟將「傅子」之言錯入之。

四、陋：此弊由於無識，又分二端：

㈠不審體例：樂資「春秋後傳」，本為紀事之書，「玉海」中所引樂資之「春秋後傳」，皆為說經之語，黃奭不察，竟將「玉海」所引悉入「春秋後傳」。

㈡不考源流：馬國翰輯蜀譙周「五經然否論」一書，以諸書所引譙周有關禮祭、集志及諸論禮之文悉為摻入，不知譙周曾繼蔡邕、董巴而撰諸文，故或為彼文，而非「五經然否論」文（註四三）。

　梁任公亦嘗提出四項鑑定輯佚書優劣之標準，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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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佚文出自何書須注明，數書同引，擧其最先者。

二、所輯佚文，力求完備。

三、求備且求真，不可貪多而誤引他書。

四、極力按原書篇章整理，以求還其本來面目（註四四）。

　　由上述有關輯佚書之理論、錯誤及評鑑標準等，可以歸納出實際從事輯佚工作時，所應注意之事項；亦為吾人運用前人輯佚之成果時，所應仔細參較考量者：

一、苴補逸文，首求博見：類書及古注義疏所包含之軼文遺籍，所在固多，而漢唐以後撰著，所徵引前人之說亦復不少，前者可即目求書，易於檢閱；後者則偏於群籍，需深求旁搜，方得完備。

二、仔細校讎，審慎處理：蒐輯佚文，須求已亡之書底原文，故必古書中明引此書者，方可采入，然又須細心參校，稍一疏忽，便易致誤，於此吾人須注意兩端：

㈠確立引用書：以他書所引用之材料作為輯佚之根據，須仔細審核辨識，必為所欲輯之書，方可著手，不然錯 以他書為本書，妄加鈔輯，或將不相干之資料誤收入籍，斯為濫誤矣，如前述馬國翰濫引「野老書」，及將史傳所載王肅對問充作其著作。另如馬國翰誤解「水經 注」中「劉向敍『晏子春秋』語之「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