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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謂纂修《四庫全書》實導源於朱筠此奏，不無道理。筠廣交文人學士，助人為樂，王念孫、汪中、章學誠、黃景仁等，困難時均嘗受其幫助，又獎掖實學，為乾嘉學派中一領袖人物。朱筠藏書處曰椒花吟舫。真按：下文作茮！ 朱珪《先叔兄墓誌銘》云：“公聚書數萬卷，種花滿徑，來請謁者不拒，考古著錄，窮日夜不倦。”朱筠藏書印鑑常見者為“大興朱氏竹君藏書之印”雙行朱文長方印，又“茮花吟舫”朱文方印。真按：前作椒！ 子錫庚，真按：朱錫庚 字少河，能世其業，鈐印曰“笥河府君遺藏書畫”、“笥河府君遺藏書記”、“朱錫庚印”、“少河”。朱筠弟朱珪，嘗為《四庫全書》總閱官，筠則為《四庫全書》纂修官，堪為書林佳話。

　 　周永年，字書昌，歷城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乾隆三十八年徵修《四庫全書》。桂 馥《周先生傳》：“先生于衣服、飲食、玩好一不問，但喜買書，有賈客出入其家，得書輒歸先生，凡積五萬卷。先生見收藏家易散，有感于曹石倉及釋、道藏，作 《儒藏說》。約予買田築借書園，祀漢經師伏生等，聚書其中，招致來學。”按：平步青《霞外捃屑》：“《尺牘新鈔》卷一曹石倉《與徐興公書》云：‘釋、道有 《藏》，獨吾儒無《藏》，可乎？僕欲合古今經、史、子、集大部，刻為《儒藏》。’”知所謂《儒藏》即匯刻經、史、子、集四部書而成一大叢書，以與《大藏 經》、《道藏》鼎足而三。永年身體力行，置藏書于借書園中，供人借讀，且廣事宣傳，冀“天下學宮、書院、名山古剎”皆置《儒藏》，“設為經久之法，即偶有 殘缺，而彼此可以互備”（《儒藏說》）。“當時士大夫頗有受其影響者，於是《儒藏》之說，由個人而及國家，由理想而成事實，故《四庫全書》之成就，士林以 倡導之功歸諸永年”（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永年既入四庫館，輯集《永樂大典》佚書，不避艱辛，不辭勞苦，在館臣中無第二人。《四庫全書纂修考》引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四庫總目》雖紀文達、陸耳山總其成，然經部屬之戴東原，史部屬之邵南江，子部屬之周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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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各集所長。書昌于子，蓋極畢生之力，吾鄉章實齋為作傳，言之最悉，故子部綜錄獨富。”李氏此言，或有未盡確當，但周永年在四庫館之作用非同尋常，則是事實。周永年藏書處，借書園（一作藉書園）外，早年有水西書屋。四庫館開，周永年獻書見於《四庫總目》者33種，又山東巡撫採進書中，亦不乏出借書園者，數量則未能確指。永年不善治產，而又迂不可及，屢營屢虧，至於負債，身後蕭條，圖書星散，深足惋惜。真按：周永年之為人 周氏藏書今于各大圖書館中往往可見，鈐有“林汲山房藏書”、“藉書園本”等印。1999年余與齊魯書社周晶副總編前往濟南古舊書店，主人出示明刊胡應麟《詩藪》全二十卷六冊，半頁十行二十字，細黑口，左右雙邊，似為初刻本，鈐“濟南周氏藉書園印”朱文雙行印、“周氏藉書園印”白文方印、“藉書園印”白文方印、“周震甲字東木”白文方印。真按：周震甲 震甲為永年子。余與周晶先生以為此係周永年遺書，足為紀念，乃慫恿山東省圖書館購藏之。蓋周永年之理想，與今日之圖書館實出一轍，其“藏之天下”、“藏之萬世”（《儒藏說》語）之思想，正足以使天下萬世景仰無窮。真按：為何我要藏富天下 真按：周永年的心胸

　　鮑廷博，字以文，真按：鮑廷博 號淥飲，安徽歙縣人，以商籍生員寄籍浙江桐鄉縣。翁廣平《鮑淥飲傳》：“生平酷嗜書籍，每一過目，即能記其某卷某葉某訛字。有持書來問者，不待翻閱，見其板口，即曰此某氏板，某卷刊訛若干字。案之歷歷不爽。”乾隆三十八年修《四庫全書》，廷博集其家藏626種，命子士恭進呈，真按：鮑士恭 賞 《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廷博“勤搜遐訪，積數十年，家累萬卷，丹鉛校勘，日手一編，人從假借，未嘗逆意”。嘗謂“書愈少則傳愈難，設不廣為之所，古人幾微 之緒，不將自我而絕乎？”（趙懷玉《亦有生齋文鈔》卷二《知不足齋叢書序》）。于是取宋元善本，名家抄校，世不經見者，次第付之剞劂，名曰《知不足齋叢 書》。阮元《知不足齋鮑君傳》云：“嘉慶十八年，方公受疇巡撫浙江，奉上問鮑氏《叢書》續刊何種。方公以續刊之第二十六集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