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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本書所收錄的十四篇文稿１，以其內容為依據，分成兩個部分：前兩篇屬於「導引」，後面十二篇才是 「本論」。但如此的劃分，並不是我自始即有的寫作計劃，這是現在集結論文出書，回顧十年來對蘇州李家和「紅樓夢」關係的探索研究，明顯的有認知上極大的差 別，方覺有「劃清界限」的必要。但是，如果沒有前兩篇文字的導引，開啟了我對蘇州李家的了解，觸動了我對「石頭記」關鍵人物李鼎的了悟，便不會有後面十二 篇把蘇州李家由「客位」提升為「主位」的文字。我個人眼界的由近及遠，以及視覺的由模糊到清晰，或可用王維「桃源行」中的兩句詩來表達：「山口潛行始隈 隩，山開曠望旋平陸。」

　　我想先說一下「導引」中兩篇文字的啟示作用。寫此兩文時，我雖已不是「自傳說」的認同者，（當時認為把寶玉原型的脂硯歸之於曹天祐，最近情理）但仍然認同「唯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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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兩文均是站在「紅樓夢」一書絕對是以曹家為背景的立場，論析到其中某些人物和情節，乃以李家素材為穿插。這種文字，完全可以稱為自胡適以來傳統紅學觀念下的產物。

　　前兩篇「導引」部分的文字，今天看來，雖有可議之處，但是也全因為這兩篇文字，關涉到蘇州李家，所 以我才能通過涉獵的資料，先對李家與李煦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以後更了解到李鼎是個揮金如土、慣養梨園的紈袴之子。尤其當我考出李煦在六十二歲以前，只有這 一個獨子，而李鼎有個很能幹而又溺愛他的母親韓氏，更有個當過康熙皇帝褓姆的老祖母文氏時，我在「秦可卿淫喪天香樓史事探源」一文中這樣說：

　　「李鼎絕對夠資格被稱為這個家族中的『孽根禍胎』、『混世魔王』。曹、李兩家的確有許多相似之處，將來有人若懷疑李鼎是賈寶玉原型之一，絕不會令人驚奇。」

　　因為有了李鼎會是寶玉原型的觸動，我不免以曹天祐的形象，來和他比較，這一比較之下，優劣立判，因為凡是曹天祐符合成為寶玉原型的條件，（諸如出身大富之家、家中老祖母權威極重、其家曾接駕四次，以及最後以抄家收場等極為罕見的家族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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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鼎竟然一一符合；但曹天祐不符合的地方（如抄家時年齡太小、沒有一個年長的姐姐、母子年齡相差不到 二十歲等）李鼎更是逐一相符；抄家時李鼎已約三十歲，他有足夠的享盡富貴、歷盡情關的經歷，他六歲時，姐姐已經適人，李煦之妻韓氏四十三歲生李鼎，母子年 歲差距，更似書中王夫人與寶玉。為此，我開始了以李鼎為脂硯齋，亦即書中寶玉原型的探考，並由此逐漸擴及以李鼎為中心的蘇州李家家史背景與紅樓夢關係之探 論。這也就是「目次」中稱為「本論」的十二篇文字的由來。

　　「脂硯齋應是李鼎考」，可視為本書的中心論點，因為只有考定了李鼎是書中寶玉的原型，蘇州李家的人和事，才會相應的顯得重要，同時蘇州李家的家世背景，在紅學研究上，才會大大提高它的地位。筆者也因此文，告別了以往「唯曹說」的觀念。

　　我雖告別了「唯曹說」，但並不盲目提倡「唯李說」，因為我確實明白，曹、李兩家實在是非常相似的兩 個「老親」家族，「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而書中既安設了兩個極為相似的甄、賈兩府，脂批又說明是「寫假則知真」，所以我才會說：「假作真時真亦假，可意 會為曹作李時李亦曹」。我的次一篇文章雖旨在提高蘇州李家在紅學研究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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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了解批書人寶玉原型姓李，但亦絕不敢忘記作者是曹家後代，參與批書的畸笏、棠村，經已大致考定即雪芹之父曹頫和弟弟，故就事言事，取持平之論，而為該文定名「蘇州李府半紅樓。」

　　民國七十九年，本擬以此文參加新加坡大學中文系主辦的「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國際研討會」，但以大會規定論文以不超過一萬字為原則，我當時是組織委員會成員之一，自不好破例，因此寫了「蘇州李家與紅樓夢的關係」一文，可說是我當時考李鼎、論李家的一個綜合扼要報告。

　　在趙岡、翁同文及筆者當年主張脂硯即是曹天祐之後，楊光漢與孫遜著文欲從脂硯與雪芹為「兄弟行」的 關係，以證明曹天祐是脂硯齋。其實考證脂硯是誰，必須多方面驗證，筆者放棄曹天祐說，就因為他不能通過某些驗證，已如前述。我寫「論脂硯齋與曹雪芹的行輩 關係」一文，重點在澄清脂硯與雪芹不是兄弟排行的關係，並在討論所引批語時，反證叔侄輩份的更加可信。

　　曹天祐一向是紅學研究者非常重視的曹家人，許多人相信他是脂硯齋，近來更有人相信他即是曹雪芹本人。我非常了解，這是「自傳說」，「唯曹說」深入人心的結果。我寫「曹雪芹即曹天祐說質疑」一文，不但說明了「典籍聯繫」的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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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本清源，由「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所載曹天祐「現任州同」，時在乾隆九年，天祐三十歲時，推論這個曹寅的孫子，曹顒的遺腹子，很可能長期在北京以外的地方做官，而與「石頭記」並無關連。

　　自從胡適在民國十年發表了「紅樓夢考證」改定稿以來，雖然由於新資料的不斷發現以及更專業的投入研 究，在許多枝節方面紅學研究者對胡氏之說多方加以指瑕及補正，但七十多年來「自傳說」和「唯曹說」始終是被認為「鐵案如山，萬不可移」（高陽語），近年來 在「紅學」的花朵旁邊，又綻放出並蒂的「曹學」之花，即其明證。

　　我們絕對肯定和敬仰曹雪芹的作者地位與價值，我們也認同曹家家世背景與此書的關係，因此我們也覺得 「曹學」值得研究和提倡。但是由於我們了解李鼎和李家與「紅樓夢」的關係，為了探求真象，為了更正確的理解「石頭記」是怎樣寫成的，便不得不否定「自傳 說」，和修正「唯曹說」。我們認為李家的素材，絕非偶然的穿插運用，而是和曹家一樣的必然的存在；我們認為曹雪芹的寫作搆想，就是要雜寫曹、李兩家之事。

　　然而半個世紀以來的小說史、文學史，早已成了「自傳說」、「唯曹說」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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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重難返。目前「李鼎說」面臨的最大困難，就是彌漫著的一種排斥心理，你要說賈寶玉不姓曹，而姓李，恐怕立即會面對瞪著你望的兩隻大眼睛。

　　為了要多了解一點脂硯齋，為了多驗證一下李鼎，我們向唯一的資料寶庫——脂硯批語中，從不同角度再三探索：

　　「脂硯齋印象記」，是我們對脂硯的一些零星印象，雖然拼拼湊湊，圖像並不完整，也或可有助於了解脂硯其人。

　　「從『脂硯以寶玉自居』，說到脂硯的家庭人物關係」，這些脂硯自己提供的人物關係，構成了檢驗脂硯究係何人的標準。

　　以上兩篇有關脂硯的文字，既可以檢驗李鼎，也可以檢驗其他被懷疑可能是脂硯的人，我們希望能由關心紅學的人來共同判斷。

　　脂硯批語，數以千計，其中絕大多數都是正規的評書，但少數批語逸出評書規範，個人憶往，家族興亡， 或感傷，或痛哭，不一而足。對此，我們重新過濾選析，以李鼎角度加以討論。篇名「脂硯評語『不僅批書』探微——由李鼎的角度選析脂評」，即是選析了一些以 往忽略的批語，其中尤以發現脂硯以道地「吳白」批書，令筆者欣喜莫名，因為李鼎生於蘇州，長於蘇州，這是最好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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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樓夢」中賈珠這一人物，似是虛設，但脂硯在書中提到賈珠時，有「批至此，幾乎失聲哭出」之語， 鑑於韓夫人生李鼎時，已四十三歲，這樣的母子年齡差距，是允許容納「賈珠、李執、賈蘭」這一組人物空間的，因此寫了「從探索賈珠說起」一文。但以現有李家 資料，我們尚不能證實李鼎曾有過哥哥這樣的事實。只有「待考」。如果紅學界能像重視曹家一樣的對待李家，相信必定會有更多的發現。從另一方面來看，書中的 王夫人，比寶玉要大到三十五歲左右，這是大家都看到的，但是持「自傳說」、「唯曹說」者，曾經解釋過這種矛盾嗎！

　　畸笏叟即是曹頫，紅學界大致已有共識２，以下的兩篇，均寓有從畸笏即曹頫來探討脂硯即李鼎的作用，這是換一個角度來考索。

　　「論甲戌本『凡例』與『楔子』中的增益文字」一篇，主題雖為討論「凡例」為何人所加，但在本書中舊事重提，詳予探論，主要還是希望對「李鼎即脂硯」一說，有所助益。

　　「畸笏回應脂硯批語選釋」一篇，是集中多條晚批書的畸笏，回應早批書的脂硯的批語，特別是「述家史」者，逐一論析。我們的感覺是，只能以曹頫回應李鼎，方能解讀明白。曹頫晚年自稱「只剩朽物一枚」獨自批書時，欷歔感嘆，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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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兒子雪芹、棠村的名字，一一批出，所謂睹物思人，呼其名字，令人閱之動容。想來若不是脂硯千叮萬囑留言，不可批露姓名，只怕曹頫就不止對之稱「兄」，也會批出李鼎的名字來吧。

　　本書最後一篇是「李煦李鼎父子年譜初稿」，此譜之編製，取新的角度，以了解「石頭記」撰寫過程。因 為我們認為李鼎為脂硯齋，亦即書中寶玉原型，他發起並寫過幾回文字，但心有餘而力不足，乃請求雪芹接手。就是因為李鼎要把半生經歷編述一集，又寫過幾回， 所以小說開頭，不得不有石頭神話，而雪芹也不得不自稱披閱增刪。以後十餘年間，李鼎協助雪芹撰寫、謄抄和整理原稿，四次評閱加批，凡此種種因果，使我們了 解何以此書不得標名「曹雪芹撰金陵十二釵」，而須命名為「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故此譜著重在以李家和李鼎的角度，看八十回原稿之形成。

　　跟隨「年譜」敍事，我們很有啟發，此地姑舉一例說明：己卯本、庚辰本的原底本，究竟是合共八十回， 還是分別各有八十回，各家由版本型式、原文、批語等多方比較論證，無有定論。今由「年譜」的角度來看，到庚辰年時，李鼎已是六十七歲的老人了，為了些微差 別，對此八十回大書，既要按格式抄原文，又要細緻地過錄各式批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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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從春到秋，他能再做一次整體的謄抄整理嗎？

　　「年譜」因其性質，而置於本書之末，但它開始寫作的時間較早，遭遇的困難較多，因李鼎的生平，幾乎 是一張白紙，本譜雖已盡力而為，實有待補正。本譜不能視為本書各文的總結，相反的，第六篇以後文字中，某些觀點即是經「年譜」的啟示，而作較詳的論說。這 也許不合章法，但筆者是據實說明。

　　以上是本書十四篇文字的簡要陳述。十年間對李家以及李鼎的探討，只能斷續進行的原因，主要在於沒有 新資料發現。不過，由於舊資料脂批數量既多，而內涵的隱微性亦不易覺察，所以，隔時才能由不同的角度，找到有建設性的觀點。也因此，本書後面十二篇「本 論」，雖然具有同一個主旨，即建立及加強「李鼎說」，卻只是環繞著這一中心的各自獨立的文字，故本書也只是論文集，而不是有體系、有組織的結撰。

　　各篇文字因為是獨立的撰寫與發表，有時不得不重複敍述已經獲致的結論；有的論證與批語，在其他篇中或也重複出現，雖然析論的角度不同，但筆者實亦不能諱言由此可見的論證「李鼎說」的困難。

　　雖說是困難，但經過十年的探究，多方驗證，筆者現在愈益堅信李鼎必然是書中寶玉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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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蘇州李家人與事之背景，對研究「紅樓夢」來說，也和金陵曹家是同等的重要。至於李鼎是否為「石頭記」一書的原始發起人，並寫過幾回文字，我們很希望紅學界能集思廣益，做更深入細緻的考察。

　　筆者曾經說過：「紅學考證和小說析論無疑地各有其價值，但對這部問題重重的未完成傑作來講，結合了 考證來談文學，也許更具有獨特的意義和挑戰性。」３而筆者也曾經指出，如果從「史事變形」描寫的角度，去了解「紅樓夢」的寫作，你將會發覺，「元妃省親」 和「秦可卿之死」本都已是規模宏大的動人描述，但若能知道，這兩段文字，更寓有「借省親事寫南巡」和「借秦可卿之死寫曹寅之喪」的史事寄託時，便愈會對曹 雪芹鬼斧神工之筆、七竅玲瓏之心嘆為觀止。

　　如今我們才知道，「紅樓夢」反映的史事，不止曹家，尚有李家，其複雜的程度，遠過於往日之了解。以 前筆者始終想不通的是，以雪芹的絕世才華，何以經營此書須「披閱十載，增刪五度」？現在知道他在寫小說的同時，尚須雜寫曹、李兩家史事，尚須滿足曹頫、李 鼎等長輩的「憶昔」寄託，特別是小說不能明寫，有時只能以「變形」的方式處理，有時更須以「移東挪西」的形式搭配，才明白雪芹的寫作之難，亦感嘆於索解此 書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