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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化已神似老僧，澄懷味象，風骨嶙峋。至明清兩代，中國封建文化則沉暮品格畢現。

　　清代垂暮品格的重要一方面，乃是清統治者敏感地感應末世危機，對可能動搖封建思想文化根基的“異端”思潮——不論是本土的還是外來的——展開空前規模的圍剿。真批：鬼扯蛋！請問現下大陸當局不也有圍剿的對象麼？台灣近幾年亦方稍寬爾，而倒扁勢起，竟也欲關人電台、查人報刊．又何怪焉．人哉！

　 　利用《四庫全書》的編撰，翦除各種與封建正統學說相悖背的“異端”思潮是清統治者推行文化專制主義 的重要手段。誠然，以帝王主持大型典籍的編修，並非自清代始。但乾隆朝以前的君主，大都置身於典籍製作之外，對叢書的編纂、目錄的編修不太過問。因此，無 論是劉向、劉歆編纂的《七略》，還是歐陽修編纂的《崇文總目錄》，都還能“兼收並蓄”，博採眾說。及至明代《永樂大典》、清初的《古今圖書集成》也尚能容 納各書，“直取原文，未嘗擅改片語”。然而，乾隆朝《四庫全書》的編纂卻受到帝王直接而密切的干預。乾隆三十七年——乾隆五十五年之間，乾隆帝就《四庫全 書》的編撰，發出了二十五道“聖諭”，就收錄書籍的原則，評說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準則乃至改竄典籍的要點作出詳密周到的指示。在編纂工作的進展中，階段 性成果必呈乾隆帝審閱，誠所謂“每進一編，必經親覽。宏綱巨目，悉稟天裁。定千裁之是非，真按：當作定千載之是非 決百家之疑似”①。《四庫全書》的正總裁于敏中致信副總裁陸錫熊說：“恭繹聖訓，便可得辦理之道。”②足見乾隆帝對《四庫全書》的編修工作管得十分具體。在最高統治者的直接干預、控制下，紀昀對諸多典籍的取捨、評判不得不“咸稟睿裁”

①《總目》，卷首，《凡例》。

②《于文襄手札》，北京圖書館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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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去取不敢不嚴”②。乾隆帝指示“言二氏者在所摒”③，並批評《永樂大典》在“儒書之外，闌入釋典、道經”，“尤為鑿柄，真按：當作尤為鑿枘.本書似枘鑿、鑿枘之枘均誤作柄矣. 不合朕意”④。紀昀編纂《四庫全書》，便“凜遵諭旨”，對釋道著述的收錄嚴加限制，不過“擇其可資考證者”。乾隆帝審閱四庫館所呈書籍，發現李存孝所編《回文類聚補遺》“內載美人八詠詩，真按：原文誤作美人入詠，徑改！（下同）本書錯字實在太多！！ 詞意媟狎，有乖雅正”，不禁大為震怒，當即諭示四庫館臣：“朕輯《四庫全書》，當採詩文之有關世道人心者，若此等詩句，豈可以體近香奩，概行採錄？！所有美人八詠詩，著即行撤出，至此外各種詩集內有似此者，亦著該總裁督同總校、分校等詳細檢查，一併撤出，真按：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作一併撤去！ 以 示朕釐正詩體、崇尚雅醇之至意。”⑤於是，紀昀不得不將“所有美人八詠詩”剔出《四庫全書》，並將原所錄存的《金谷遺音》、《小山小令》等“倚聲填調之 作”加以屏斥，“仰見大聖人敦崇風教、釐正典籍之意”⑥。由此可見，紀昀對異端思潮的拒斥，深切地滲透了專制皇權的意志，映現出封建社會後期文化專制主義 空前嚴厲的時代性文化特徵。

　　當然，紀昀對異端的大力屏斥並非僅僅是遵命行事。掊擊異端、維繫儒學正宗地位是紀昀與其它正統儒生士大夫與生俱來的文化根性。人們常常尖銳指斥《總目》對李贄的抨擊，卻往往忽視了這樣一種抨擊是明末清初流行於正統儒生士大夫中的普遍性論調真批：等到人世夠亂了，您們就知道要不要衛道了.唉.現在還搞什麼復興傳統經典的呀，不知在幹什麼？

①《總目》，卷首，《進〈四庫全書〉表》。

②《總目》，卷首，《凡例》。

⑧　乾隆《御製詩四集‧命校〈永樂大典〉因成八韻示》。

④《總目》，卷首，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諭。

⑤　《總目》，卷首，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諭。

⑥《總目》，卷首，《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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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贄雖是向封建倫理綱常發起挑戰的一名猛士，但卻始終處於悲哀的孤獨之中。對他深為服膺的袁中道宣 稱：李贄之學說乃至為人“不能學者有五，不願學者有三”①。謝肇淛認為李贄的學說是“異端橫議”，人則“近於人妖”②。錢謙益指斥李贄是“讀史之謬”③的 罪魁禍首。顧炎武呵斥李贄“無忌憚而敢於叛聖人”④。黃宗羲攻擊李贄“非名教之所能羈絡”⑤。王夫之對李贄一類異端思潮的批判更不遺餘力：“若近世李贄、 鍾惺之流，導天下於邪淫，以釀〔中夏衣冠〕之〔禍〕，豈非逾於洪水、烈於猛獸者乎？”⑥“王氏之學，一傳而為王畿，再傳而為李贄，無忌憚之教立，而廉恥 喪，盜賊興。”⑦將種種社會禍亂的發生乃至明王朝的敗亡統統歸結到李贄身上，夫之對李贄真可謂切齒仇視。

　　晚明士大夫與清代文人對李贄異口同聲的呵斥決非一種偶然的巧合，而是那一時代文化氛圍的真實寫照。真批：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呀！ 中國封建社會的宗法一體化結構過於強化和穩定，即使那些對封建社會弊端有較冷靜思考的思想家也無法擺脫沉重、幽暗的傳統負荷，真批：後之視今，亦今之視昔！ 從而自覺或不那麼自覺地與最高意識形態領導部門步履一斂地去吞沒和排除異端思想和異端事物，真批：這種現象目大陸與之前台灣最為何又不然？今日台灣的本土，大概也是取而老蔣的白恐吧，也逼近綠恐龍了！ 在這種合力的包圍圈中，有可能促進中華民族從封建主義窒息中奮起的“異端”思想

①袁中道：《柯雪齋近集》，真按：當作珂雪齋近集，本書錯字實在太多了！ 卷二，《答錢受之》。

②謝肇淛：《五雜俎》，卷八，《人部》。

③錢謙益：《有學集》，卷十七，《賴古堂文選序》。

④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八，《李贄》。

⑤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三十二，《泰州學案》。

⑥王夫之：《讀通鑑論》，第111頁。

⑦王夫之：《張子正蒙注》，第2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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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光華瑰麗，但瞬息間便黯然逝去，在它們身後，依然是濃重的封建社會的黑夜。

　　紀昀對異端思潮的批判表明了他關於學術文化存在形態的總體觀念，這就是學術文化的任何思潮、任何形式，皆不得越出封建意識形態的大框架。這樣一種意識無疑具有強烈的政治文化色彩，也顯然是正統儒生士大夫文化觀念中的題中自有之意。真按：似有誤脫字.

　　然而，紀昀的學術文化形態論並不僅僅止步於此，在堅持封建意識形態穩定性的大前提下，紀昀以學者的慧心，亟亟倡導學術文化的包容性。因此，在闡述“離經叛道，顛倒是非者，掊擊必嚴。懷詐狹私，熒惑視聽者，屏斥必力”的基本政治原則後，他接踵指出：

　　至於闡明學術，各擷所長。品騭文章，不名一格。兼收並蓄，如渤澥之納眾流。

　　學術文化的兼收並蓄，首先必須有一個寬大的胸懷，誠所謂“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情溢於海”。紀昀正是以這樣一種氣度高吟“讀書如游山，觸目皆可悅”①，對氣象萬千的學術文化之流加以從容評說。他孜孜強調的是：

一花一石，時饒佳致。②

①《紀文達公遺集》，卷九，《閱微草堂》。

②《總目》，卷一六二，集部，《野谷詩匯》條。真按：不知是否為野谷詩彙之訛.查台大中研院線上目於彙字皆為亂碼或編碼字，疑作野谷詩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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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丘一壑，亦頗有小小佳致。①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②

大廈之材，終不以寸朽棄也。③

　　即使對於那些有顯然缺陷的作品，紀昀也採取一種價值中立的姿態：“此譬如柟瘤為病，而製枕者反貴其文理”④。對於那些人格德行卑污的作家，也決不株連其佳作，誠所謂：“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⑤。

　 　學術文化的兼收並蓄，勢必與“文化獨斷論”發生衝突。“文化獨斷論”是一種從中國傳統經濟結構和政 治結構中生長出來的“一元”理論，其要害乃在以一種學說或思想模式主宰天下。韓非所鼓吹的取消民間文化，取消個性創造，取消社會選擇；李斯向秦始皇上言的 “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⑥；董仲舒所主張的“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⑦， 皆是剿滅“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學術文化多樣化的十足的文化獨斷論。由於文化獨斷論與專制帝王的“獨夫”心態大相吻合，因而，它往往借 助專制淫威肆行天下

①《總目》，卷一六四，集部，《汶陽端平詩雋》條。

②《總目》，卷九十一，《子部總敘》。

③《總目》，卷一八七，集部，《樂府詩集》條。

④《總目》，卷六十五，吏部，《南史識小錄》條。

⑤《總目》，卷一五七，集部，《鴻慶居士集》條。

⑥《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

⑦《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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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焚書坑儒，取消戰國的多元開放與選擇，建造起一元封閉的桎桔。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把人造的規矩偶象化為絕對模式。元代統治者將程朱理學”定為國是”，令“學者尊信，無敢疑貳”①。明太祖朱元璋明確詔示：“學者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科 舉考試，一以朱熹注為準。於是，“世之治舉業者”，言《詩》，“非朱子之傳義非敢道也”；言《禮》，“非朱子之家禮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尚書》、 《春秋》，非朱子所授，則朱子所與也”②。凡“言不合朱子，率鳴鼓而攻之”③。挾皇權之力的文化獨斷政策，造成“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④，“有質行之士，而無同異之說。有共學之方，而無顓門之學”⑤的一元文化格局，並在更深的層次上嚴重損害了一個民族豐富的遺傳儲存，而活性思維的大量死亡，必然極大地弱化民族文化的活力。

　　紀昀以睿智的學術理念，敏銳地洞識到文化實在世界的廣袤以及文化多樣生長的生成規律。在《總目》中，紀昀闡述了如下精彩的見解：

　　儒者著書，往往各明一義，或相反而適相成，或相攻而實相救。所謂言豈一端，各有當也。⑥

①　虞集：《道園學古錄‧跋濟寧李璋所刻九經四書》。

②朱彝尊：《道傳錄序》。

③朱彝尊：《道傳錄序》。

④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十，《姚江學案錄》。

⑤　何喬遠：《名山藏‧儒林記》。顏師古注：“顓與專同”。真批：引明人何喬遠著何故又引漢人顏師古注？怪哉！

⑥《總目》，卷首，《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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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節之足以自立①。

既然各種學術流派與各種學說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那麼，學術文化世界理應多種形式並存，任何人“難執一家以廢其餘”②，更不能“固執一說以限天下萬世”③。

　　以學術多樣化的觀念為基點，紀昀對“執一家以廢其餘”、“固執一說以限天下萬世”的種種謬說加以氣勢凌厲的掃蕩。

　　清人龍為霖撰《本韻一得》，欲以此書廢漢以來千百年音韻之書。紀昀批評龍氏狂妄、獨斷的意圖。

　　自漢以來，有韻之書不一，有韻之文亦不一。一旦盡舉而廢之，獨標一為霖之書為千古韻學之聖，即其說果通，亦斷斷難行於天下。④

　　宋人高似孫、清人陸隴其在評述諸子學說時，皆援引儒理以為尺度。陸隴其便稱《戰國策》一書，“機變之巧，足以壞人心術”，直接違背了儒學“敦厚”準則。紀昀批評這種據一家學說評騭其它學派的獨斷論致思趨向：

百氏爭鳴，九流並列，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自老莊以下

①《總目》，卷九十一，《子部總敘》。

②《總目》，卷六，經部，《易翼達信》條。

⑧《總目》，卷一五四，集部，《東坡詩集注》條。

④《總目》，卷四十四，經部，《本韻一得》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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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自為一家之言。……安能限以一格哉？①

　　百家諸子，各自為書，原不能盡繩以儒理。（《戰國策》）既以縱橫為術，又安怪其但言縱橫？②

　　“各尊所聞”、“各行所知”是諸子百家多元發生的生命之源。對它們的理解，自然也應該是多元的、多角度的。龍為霖、陸隴其等人指認“真理”是唯一的，“我”或“儒理”便是“真理”，無疑在理論上陷入謬誤，在實踐上“斷斷難行於天下”。真按：陸隴其之謬

　　一家學說不能廢其餘，一代型範也不能引以限天下萬世。紀昀的這一文化觀念，在《總目‧〈宋金元詩詠〉題要》中有明白闡述。真按：武英殿版總目卷194作宋金元詩永.（下同）

　　《宋金元詩詠》是清人吳綺的作品。吳綺“選宋金元詩合為一集”，“其凡例謂所選諸篇，品骨氣味，規矩方圓，要不與李唐丰格致有天淵之別”。真按：武英殿版總目卷194原文如此！ 紀昀批評吳綺狹窄的視野，進而指認文學樣式的多彩多姿：

　　一朝之詩，各有體裁，一家之詩，各有面目。江淹所謂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已二體。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魂，芳草寧共氣而皆悅於魄者也。真按：原誤作芳草寧其氣而皆悅於魄者也，今據武英殿版總目卷194徑改，以便檢索！本書錯字實在太多！！讀至此不免遑惑，亟欲檢原書而一一校對焉然後安也. 必以唐法律宋、金、元而宋、金、元之本真隱矣。即如唐人之詩，又豈可以漢、魏、六朝繩之。漢、魏六朝又豈可以風、騷繩之哉？③

①《總目》，卷一一七，子部，《尹文子》條。

②《總目》，卷五十二，史部，《戰國策去毒》條。

③《總目》，卷一九四，集部，《宋金元詩詠》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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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總目‧〈漢詩音注〉題要》中，紀昀再次重申了相似觀點：

　　三代有三代之音，秦漢有秦漢之音，晉宋有晉宋之音，齊梁有齊梁之音。自唐以後有唐以後音。猶之籀變而篆，篆變而隸，隸變而行。因革損益，輾轉漸移，不全異亦不全同，不能拘以一律。①

　　漢人有漢人之韻，下不可律以今，上亦不可律以古。②

　　李唐丰格固然高明，漢人之韻固然別具風采，但是，文化畢竟是流動的，一代自有一代的審美理想與時代風采。吳綺們企圖將文學樣式凝固化，“拘以一律”，終究只能是一廂情願。與他們“執一說以限天下萬世”的觀念相比較，紀昀的致思趨向無疑逼近對文化本體的接近真實的認識。

　　指認學術文化多元發展的合理性，必然涉及帝王意志。紀昀對此未加規避。在評論明人楊時偉《正韻箋》一書時，紀昀的筆鋒直接觸及帝王權威：

　　《洪武正韻》分合舛誤，窒礙難通。雖以天子之尊，傳國十餘世，懸是書為令甲，而終不能使行於天下。二百六、七十年之中，若存若亡，無人置議。③真批：清人本好議明人之弊，此又何怪哉，乃舉以為對帝王之鍼砭，愚固以為未為充分也！

①《總目》，卷一九四，集部，《漢詩音注、漢詩評》條。

②《總目》，卷一九四，集部，《漢詩音注、漢詩評》條。

③《總目》，卷四十四，經部，《正韻箋》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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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然，紀昀在這裡議論的是前朝君主，自然可以少有忌諱，真批：先生既知于此，又何能行文如前耶？ 但是他畢竟道出了如下真情：舛誤百出的學術，雖有帝王以天子之尊利用政權強力加以推廣，但終不能獨斷武行於天下。一元終究只是主觀性的意念，而非文化世界的實相。

　　紀昀關於文化學術多樣並存的討論也直接干係到“道德智能至高無上”的聖人權威。《總目‧子部‧術數類小序》便論及此主題。

　 　所謂術數①，即以種種方術觀察自然界可注意的現象，以此來推測人和國家的氣數和命運。“術數之興， 多在秦漢以後，要其旨，不出乎陰陽五行，生克制化。實皆《易》之支派，傅以雜說耳。”②《漢書‧藝文志》列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等六種，並 云：“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然而，在其後的流傳中，術數“流傳妖妄，寖失其真”。後世稱術數者，一般專指各種迷信，如星占、卜筮、六壬、 奇門遁甲、命相、拆字、起課、堪輿、占候等。因此，正宗儒者對術數大多加以摒棄。

　 　紀昀對術數亦持批判姿態，認為它“百偽一真，遞相煽動”。但是，紀昀的高明之處在於他並未對術數加 以斷然排斥，而是隻眼獨具地注視到術數的社會文化功能。紀昀認為，術數之所以能興盛，在於它擁有廣大深厚的社會心理作為存身、發展的土壤。這種社會心理就 是“今古同情”的“冀福畏禍”。“趨避之念一萌，方技者流各乘其隙以中之。故悠謬之談，彌變彌伙耳。”言既至此，紀昀提出了一個重要觀念：

①“術”指方術，“數”指氣數。

②《總目》，卷一○八，子部，《術數類小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