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

諾爾‧伯納德《從考古發掘材料看清代書法改革的性質》，《中國早期文明研究》（香港，1978）頁181－273。

　　５６格雷前引書頁196；《四庫全書總目》49：3lb-32a；《鄒平縣志》1836；17：3a；藪內清《明清時代科學技術史》，東京《人文學科研究》1970，頁21-25；《清代名人傳》頁637。

　　５７葉德輝《藏書十約》，詳見（觀古堂所著書）1902，長沙，頁9b-lOa。這段引文由阿奇里‧方翻譯，詳見《哈佛亞洲研究雜誌》13：150-151（1950）。有關漢代以前文獻輯佚的研究，詳參利格爾《略論清代學者對漢以前哲學文獻的整理》，《亞洲研究論叢》1：172-185；《清代名人傳》頁550。

　　５８尼維森前引書頁156、164；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頁70-71、64。如余英時所言，章學誠一直醉心于史學研究與著述的綜合性論述。

　　５９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序頁2b-3a；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頁38-39。有關朝廷對北京史學家的贊助，詳參本書第三章。

　　６０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序頁la-2a；杜維運《論清乾嘉時期史學與史家》頁13-48、99-121；內藤虔次郎《支那學問近狀》，《湖南全集》卷11頁334-336；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l955）頁291-292；宇安七四郎《趙翼的生平與史學思想》，《史學研究》3、41：93-95（1950.10）。

　　６１杜維運《清乾嘉時期史學與史家》頁43～44；錢大昕《潛研堂文集》2：224-225（卷6）。

　　６２趙翼《廿二史札記》（台北，真按：廿二史劄記 真按：趙翼 1974）頁418-419、616、629-658，及頁4趙氏“小引”；宇安七四郎《趙翼的生平與史學思想》，《史學研究》頁95-96。

　　６３盧文弨，4：237（卷23）；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序》頁2a-2b；錢大昕《廿二世史考異》序（上海，真按：當作廿二史考異 真按：錢大昕 真按：二十二史考異 1935-37）頁1；杜維運《清乾嘉時代史家與史學》頁8-11。

　　６４杜維運《清乾嘉時代史家與史學》頁10-110。

　　６５中材久四郎《清代學術思想史》（2）頁22；阮芝生《學案體裁源流初探》，《史原》2：57-75（1971.10）；杜維運《清乾嘉時代史學與史家》頁5、59。1841年，一些學者對《宋元學案》做了補充。

　　６６杜維運《清乾嘉史學與史家》頁7、53-58、90-97；侯外廬前引書1：428-444；尼維森前引書頁60-64。

　　６７杜維運同６６頁67-90；余英時同５８，頁45－81；尼維森前引書頁172－173、186、220、297。

192

　　６８近騰光男《錢大昕的文學》，《東京支那學報》7：31（1976）；《清史列傳》（台北，1962）69：38a；阮芝生前引書頁67-68。

　　６９阿爾伯特‧梅恩《再論鄭樵》，布克鮑姆與莫特合編《轉型與永恒：中國歷史與文化》（香港，1972）頁23-57，頁29、48的論述尤其值得注意；尼維森前引書。Jiro Numata "Shigcho Yaswtsugu and the Modern Tokyo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Wriliag"《中日史學家》頁264-287。我正在搜集材料，探討中國考證學對日、朝兩國的影響。

　　７０杜維運同６６頁3-8、13~18。

　　７１汪中《述學》補遺（台北，1970）5b-8a；侯外廬前引書1：524；尼維森前引書頁227；梁啟超同６０頁224-247；何佑森《顧亭林的經學》頁194~195；奧格斯‧格雷姆《後期墨子的邏輯、道德與科學》（香港，1978）頁70。

　　７２汪中《述學內篇》（台北，1970）3：1a-4a，侯外廬前引書1：480～484。張惠言（176-180）真按：此生卒年有誤！ 、王念孫（1744－1832）畢沅、孫星衍（1761－1802）、盧文弨都為為人忽略2000多年之久的墨學的重新復興作出了重要貢獻。《清代名人傳》頁43、624、678、829；尼維森前引書頁260－262；翁方綱對墨學復興的批評詳參其《復初齋文集》（1877）75：9a；方東樹的有關批評詳參《漢學商兌》頁2a：23b-24a，32a-34a；戴密微《章學誠及其歷史編纂學》頁185；《四庫全書總目》107：3b-5a。

　　７３關于道統的最早含義，詳參劉子鍵《新儒學是如何成為國家正統學說的真按：真按：劉子健 鍵應為健字？ ？》頁490；真按：道統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18：10a~l0b；島田虔次《歷史的理性批評——六經皆史論》頁140-141、151；高田淳《章學誠的史學思想》頁73、87；侯外廬前引書1：465-466；尼維森前引書頁147-150。

　　７４劉逢祿《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序《皇清經解》本1280：2b；陸寶謙《清代思想史》（台北，1978）頁221-269，頁248尤值得注意；浦邊正行《中國國家體制的演變邏輯》，《東洋學術研究》10.1：129～133（Apr，1971）；尼維森前引書頁148、281～283。

　　７５席文《哥白尼學說在中國》頁63-75、89-92；橋本敬造“《歷象考成》的編纂”里布赫特頁44。

　　７６橋本敏造同７５頁62－68；席文在其《哥白尼學說在中國》一文中論述耶穌會傳播西方科學成就時在這方面的失誤，詳參該文頁63-103；成勒德‧帕特森《晚明出版的西方自然哲學著作》，《美國哲學學會年鑒》117.4：295-

193

322（1973）。

　　７７戴震《東原集》，《四部備要》本75：2a-3a，5：8b-lOa，另詳他在《四庫全書總目》中，為《周髀算經》撰寫的提要，詳參該書106：2a-5a，特別是4a的有關論述。《尚書通檢》（台北，1966）頁1。日本學者近騰光男在《清代經師的科學意識》一文中有詳細論述，詳見該文頁97-110。

　　７８錢大昕《潛研堂文集》3：335（卷23）；阮元《揅經室集》3：94-95；席文《哥白尼》頁99；韓德森前引書頁213；杜維運同注６６頁3-4。

　　７９藪內清《中國的科學與日本》（東京，1978）頁162-163。天文學基本上被運用實用活動，數學在中國的發展也未超出實用範圍。

　　８０胡適《治學的方法與材料》，《胡適文存》卷3頁115-122。與其早期肯定考據學的觀點相反，他在這篇1928年發表的文章，對之更多採取了批評態度。其早期觀點詳見《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文，《胡適文存》卷1，頁348－412，該文寫于1921年。

　　８１藪內清《中國科學與日本》頁110；韓德森前引書頁212-217；狄百瑞《中國傳統的源泉》1：563-564。這裡，謹向席文先生致謝，他在這個問題上向筆者提供了幫助；他在《王錫闡》（頁159-168）一文中討論了17世紀中國出現的各種科學變革。

　第三章　江南學者的職業化

　　１施堅雅《城市》頁268-269；約翰斯《學術與政治思想》頁12-13；庫恩《必要的張力》頁294-295。

　　２莫頓前引書頁275-283、228-253。有關討論，請參閱《新教、資本主義與科學革命》，《過去與現在》28：81~101（1964）。

　　３《學海堂志》（香港，1964）頁38b；藤?鄰《清代文化東傳研究》頁395－398；太里曼．格里姆《廣東書院與城市系統》，施堅雅《城市》頁489-490；拙著《學海堂與廣東今文經學的興起》頁51-82。

　　４濱口富士雄《方東樹《〈漢學商兌〉研究》，《大東文化大學漢學會志）15：74-89；代超溫前引書頁73-74；何佑森《阮元的經學及其治學方法》頁19-26。

　　５詳參《皇清經解》凡例；橋本成文《清代尚書學》，《漢文學講座》4：10～

194

27（1933）。

　　６莊存與（1719－1788）、孔廣森（1752－1786）真按：孔廣森之生卒 、劉逢祿（1776-1829）真按：劉逢祿之生卒 、凌曙（1775－1829）真按：凌曙之生卒 ，詳參注３引拙著頁63-65；麓保考前引書頁147。

　　７王先謙《皇清經解續編》，編輯体例取法于阮元的《皇清經解》，它收錄了后者遺漏的許多著作。

　　８“文士（literati）”是指中國紳士階層中通過正式科舉考試在傳統精英階層中取得身份地位的成員。有些學者前二代的親屬或取得科舉功名，進入社會上層，我把這類學者也列入“文士”。本書討論的學者，沒有一個憑藉遺產購買科舉功名，謀取官職。這39位 無疑出身文士家庭，但有關傳記沒有提到其先世是通過這兩條（科舉、捐納）途徑的那一條取得士紳地位。張仲禮認為，“文士”一詞無法反映這個群体的社會、經 濟及政治地位，因而未使用這個詞，而代之以“紳士”。但是，就本書討論的重點而言，“文士”一詞就包含的對學術建樹的強調，似乎更适合概括這裡討論的學 者。我不想過深地涉入有關中國傳統社會精英階層內涵及构成的爭論，只強調一點，即所有的定義都應以科舉制度錄取標準為依据。有關論述詳參張仲禮《中國的紳 士》頁xix－xx；馬克斯‧韋伯<中國的宗教》（紐約，1954）頁107－141；何柄棣《成功的捷徑》頁37-41；費孝通《中國的士紳：城鄉關係論集》（芝加哥，1953）頁17－32。

　　９希拉斯‧吳<走向權力》頁5；小野和子《儒教的异端者》頁8-1l，何柄棣《成功的途徑》頁71-86；莫里斯‧弗雷德曼《中國的家族与社會：福建与廣東》（紐約，1971）頁97-117。馬克思主義學者把這些新思想歸因于新社會階級的出現，詳參尚鉞<中國資本主義關係發生演變的初步研究》（北京，1956）頁257。

　　１０山井涌《（孟子字義疏証）性格》，《日本中國學會報》12：126（1960）；帕特森<匏瓜》頁154。

　　１１宇安七四郎前引書頁90-95；帕特森同１０頁166-167；杜維運《清乾嘉時代史學与史家》頁1-7。

　　１２托馬斯‧庫思<必要的張力》頁110-120；約瑟夫‧本－大衛《從社會學的觀點看科學的發展》，米納瓦3：455－476（1964）；韋克曼<中華帝國的衰落》頁20-24。

　　１３斯道爾和帕森斯《學科的分化》，真按：專業化 真按：學術分工專業化 真按：知識專業化 詳見蒙格馬里《知識入門的基石》（蘇拉克斯

195

，1968）頁101－120；本－大衛“科學的成長”頁459。

　　１４詳參杰克遜主編的論集《職業與職業化》（劍橋，真按：職業化 1970）的有關論文。有關文士的研究，詳參特納、諾杰《行業與職業》，真按：職業化 見上述論集頁23－33；柯根《職業的定義》，《哈佛教育評論》23：33－50（1953）；伯克《職業的特點》（芝加哥，1962）頁27-46。

　　１５沃爾默、米爾斯主編《職業化》（恩格兼沃德‧克里夫，1966）頁Ⅶ一Ⅷ，1－2。

　　１６艾略特‧弗雷德森《醫藥職業：應用知識社會學研究》（紐約，1970）頁xii一Ⅶ，77－82。

　　１７杰克遜前引書頁1－15。

　　１８特納與諾杰前引書頁32。有關中國醫學專業化的問題，詳參席文《傳統中國醫療的社會關係》，《日本醫學雜誌》23，4：1－7（1970，10）。

　　１９沃爾默與米爾斯前引書頁2。

　　２０弗雷森前引書頁15、85、369；本－大衛《科學家社會角色：比較研究》，恩格萊沃德，克里夫前引書，1971，頁82。本－大衛發現，在17世紀的法國，國王的承認應用于實證科學，但這是在科學使用的實驗方法不能染指政治、宗教及社會問題的前提下進行的。

　　２１門德爾松《19世紀歐洲科學職業化的出現》，卡爾‧黑爾主編《科學家的管理》（波士頓，1964）頁3－48；拙著《清代學術流派》頁1－44。

　　２２威廉姆‧古德《共同體中的共同體：職業》，真按：學術共同體 真按：職業化 真按：專業化 《美國社會學評論》22：194－200{1957）；本－大衛《當代社會分層中的職業：最新研究趨勢與文獻目錄》，《當代社會學》12，3：25l（1963）。

　　２３凱思勒《中國學者與早期滿洲國家》，《哈佛亞洲研究》31：200（1971）。

　　２４海爾姆特‧韋爾海姆《1679年的博學鴻詞科考試》，《美國遠東協會研究雜誌》71：61－65（1951）。

　　２５關于宋犖，詳參《清代名人傳》頁689－690。有關曹寅，詳參約納‧史景遷《論道濟》頁16。

　　２６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上海，1965）1：364；司徒琳《史學在傳統中國社會中的作用：清代南明史編纂學》（博士淪文，芝加哥大學，1974）頁141－144。

　　２７詳參《憺園文集》（清康熙版）14：26a-26b，36：37a；內藤虎次郎《支那史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