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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商周以來的文化歷史的流變中，盡管比較批評方法被自覺或不自覺地反覆運用於包括史學批評、文學批 評在內的學術批評，但人們始終乏於對這種批評思維和方法在價值上予以正面論定，在理論上闡明其意義。紀昀的如上所論，雖然因題要形式所囿，尚欠精密和完 備，卻已經顯示出一種比較批評思維的自覺，這無疑是文化“穴結”時代的惠賜。

　　紀昀不僅僅注重比較批評、推揚比較批評，他還在《總目》宏闊的學術批評中，得手應心地廣泛採用比較批評方法，或析異，或求同，從而大大深化了學術批評對作品的測度。

　　1.學派（流派）特徵的比較

　　人類文化是多層次、多因素、多過程、多源頭、多走向的複合體系，它決定了人類在認識上必然趨向多樣化，而多樣性思維在學術文化領域中的一種重要形態表現，便是紛然雜陳、各具丰采的學術派別或流派。

　　學派或流派的卓立於世，其要諦在於它們以穩定而別具一格的治學風格，代表了人類思維和時代思潮的某一種走向。對學派或流派基本特徵的辨識遂成為紀昀比較批評的重要一方面。

　　紀昀關於漢、宋學派的比較，是人們熟知的比較批評的範例：

　　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講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①

①《總目》，卷一，《經部總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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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代諸儒，去古未遠，其所訓釋，大抵有所根據，不同於以意揣求；宋儒義理雖精，而博考詳稽，終不逮注疏家專門之學。①

　　漢學“具有根柢”的實徵篤實以及宋學“具有精微”的“義理”風格在如上比較中躍然而出，兩派的優長短缺也由此昭然若揭。

　　在《春秋》學中，左氏古文派與公羊、穀梁今文派的相互攻訐長久不衰，紀昀檢閱經學史，以比較批評的思維去評騭左氏、公羊、穀梁三傳：

　 　《春秋》三傳，互有短長。……左氏說經，所謂君子曰者，往往不甚得經意，然其失也，不過膚淺而已。 公羊、穀梁二家，鉤棘月日以為例，辨別名字以為褒貶，乃或至於穿鑿而難通。三家皆源出聖門，何其所見之異哉？左氏親見國史，古人之始末具有，故據事而言， 即其識有不逮者，亦不至大有所出入。公羊、穀梁則前後經師，遞相附益，推尋於字句之間，故憑心而斷，各徇其意見之所偏也。②

　　比較批評的要諦一在見其異同，二是解釋異同。紀昀在比較左氏徵實而膚淺，公羊、穀梁二家“穿鑿而難通”的學派特徵的同時，對兩派風格的歧異根源加以解說，從而將比較批評置於較為堅實的基石上

①《總目》，卷二十二，經部，《讀禮志疑》條。

②《總目》，卷三十，經部，《春秋類存目案》。

413

。

　 　儒家和道家是中國古代意識形態結構內的兩大理論體系。儒家主“有為”，道家主“無為”；儒家主大一 統的集權統治，道家主小國寡民；儒家重務實、道家重冥想。二者互斥而又互補，造成意識形態結構的高度穩定性和巨大彈性。紀昀對老莊玄想多有抨擊，但又注意 到它具有獨特的文化效應：

　　蓋儒書如培補榮衛之藥，其性中和，可以常餌。老子如清解煩熱之劑，其性偏勝，當其對證，亦復有功。與他子書者偏駁悠謬者異，故論述者不絕焉。①

　　在如上比較中，紀昀既指出道家不同於其它“偏駁悠謬”的思想流派，具有一定的文化功能，又指出這種文化功能只有“當其對證”時，才能發揮效應，從而不同於儒學可以一以貫之地施用於社會政治。紀昀的這一論說無疑是關於中國古代意識形態結構內儒道關係的重要說明。

　　佛教與天主教是禮拜偶象、教旨、教義皆大不相同的兩大宗教派別，但紀昀運用比較批評的方法於異中求同，指出學說各異的天主教與佛教在構造彼岸世界上具有一脈相通之處：

天堂、地獄之說與輪回之說相去無幾。②

敬事天主以求福，其實即釋氏覺性之說。③

①《總目》，卷一四六，子部，《御注道德經》條。

②《總目》，卷一二五，子部，《天主實義》條。

③《總目》，卷一二五，子部，《靈言蠡勺》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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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從絕不相關的兩大流派中尋找“親和點”的方法，正是比較批評的一個重要方面。

　　《總目‧〈楊仲宏集〉提要》與《明詩綜》提要又有如下論說：

　　蓋宋代詩派幾數變。西崑傷於雕琢，一變而為元祐之樸雅。元祐傷於平易，一變而為江西之生新。南渡以後，江西宗派盛極而衰。江湖諸人欲變之而力不勝。於是仄徑旁行，相率而為瑣屑寒陋，宋詩於是掃地矣。①

　 　明之詩派，始終三變。洪武開國之初，人心渾樸，一洗元季之綺靡。作者各抒所長，無門戶異同之見。永 樂以迄弘治，沿三楊臺閣之體，務以舂容和雅、歌詠太平。其弊也冗沓膚廓。萬喙一音，形模徒具，興象不存。是以正德、嘉靖、隆慶之間，李夢陽、何景明等崛起 於前，李攀龍、王世貞等奮發於後，以復古之說，遞相唱和，導天下無讀唐以後書。天下響應，文體一新。七子之名，遂竟奪長沙之壇坫。漸久而摹擬剽竊，百弊俱 生，厭故趨新，別開蹊徑。萬曆以後，公安倡纖詭之音，竟陵標幽冷之趣，幺弦側調，真按：疑當作么！迪志版武英殿總目作么弦側調！ 嘈囋爭鳴。真按：教育部國語辭典【囋】口-19-22 注音一式 ㄗㄢˋ 解釋 言語繁瑣無節制。荀子˙勸學：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王先謙˙集解引郝懿行曰：囋者，嘈囋謂語聲繁碎也。宋˙可旻˙漁家傲˙我佛蓮華隨步踏詞：水鳥樹林皆念法，聲嘈囋，空中零亂天華撒。 ②

對於文學史家來說，如上議論無疑是極好的關於宋、明文學演遷的描述

①《總目》，卷一六七，集部，《楊仲宏集》條。

②《總目》，卷一九○，集部，《明詩綜》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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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們若以批評思維的眼光去辨析，其間又蘊含著縱向比較的意味。所謂縱向比較，乃是在時間軸上截取 不同斷面，將不同時間、不同歷史階段的歷史文化現象，進行動態比較，探討彼此間的同一、差異和歷史聯繫。紀昀的宋、明文學史論，正是將宋、明時間軸截取為 若干斷面，進而對代表每一斷面文學特徵的文學流派進行動態比較，在他的宏大眼光下，西崑之雕琢、元祐之樸雅、真按：覈之迪志版武英殿總目乃作天祐，元係涉上文而誤也！ 江西之生新、江湖之瑣屑寒陋、洪武文學之渾樸、臺閣體之舂容和雅並冗沓膚廓、前後七子之復古與擬古以及公安派之纖詭、竟陵派之幽冷，無不在比較中顯示出各自的風格特徵，而風格各殊的文學流派的競相嬗遞，又無比生動地顯示出為表層喧囂所掩蓋的文化歷史不止息的流動。

　　2、學人風格的比較

　　“一朝之詩，各有體裁；一家之詩，各有面目。”①不同的閱歷和互異的個性必然造成學人風格的丰姿多采。紀昀的比較批評亦在學人風格的比較上廣泛展開。

　　唐人吳融與韓偓同為翰林學士，紀昀以此為立足點，對吳、韓二人的人品、詩品進行比較：

　　以立身本末論之，偓心在朝廷，力圖匡輔，以孱弱文士毅然折逆黨之凶鋒。其詩所謂“報國危曾捋虎須”者，實非虛語，純忠亮節，萬萬非融所能及。以文章工拙論之，則融詩音節諧雅，猶有中唐之遺風，較偓為稍勝焉。在元祐諸詩人中，（融）閑遠不及司空圖，真按：覈之迪志版武英殿總目作閒！ 沈摯不及羅隱，繁富不及皮日休，奇闢不及周朴。然其餘作者，實罕與雁行

①《總目》，卷一九四，集部，《宋金元詩永》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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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上議論風發的比較，頗為生動地顯示出韓、吳二人的優長短缺：在人品上，韓惺“純忠亮節”，吳融無以相及；在詩品上，“局於風氣，渾厚不及前人”②的韓偓則比不上“音節諧雅，猶有中唐遺風”的吳融。為了進一步突出吳融的創作特色和成就，紀昀又別具慧心地將吳融置於元祐諸詩人中加以比較，真按：元字誤也！ 真按：至此，則疑周氏是否意識到自己看錯字了？誤把天祐作元祐，豈知唐人非宋元？ 指出其位置所在，運用自如的比較批評，在這裡顯示出獨特的優勢。

　　南宋范成大、楊萬里、陸游、尤袤是同時代頗負盛名的詩家，時人稱他們為“中興四大詩人”。紀昀運用橫向比較方法，比較他們的詩作：

　　成大在南宋中葉與尤袤、楊萬里、陸游齊名，袤集久佚，今所傳者僅尤侗所輯之一卷，篇什寥寥，未足定其優劣。今以楊、陸二集相較，其才調之健不及萬里，而亦無萬里之粗豪；氣象之闊不及游，而亦無游之窠臼。③

　　楊萬里、陸游、范成大均與江西詩派有聯繫。陸游的詩法傳自曾幾，而所作《呂居仁集序》又稱源出居仁，“二人皆江西派也真按：陸游與江西詩派

①《總目》，卷一五一，集部，《唐英歌詩》條。

②《總目》，卷一五一，集部，《韓內翰別集》條。

③　③《總目》，真按：應係衍文！ 卷一六○，集部，《范石湖詩集》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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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萬里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①；范成大部分詩作“拙”、“僻”，也潛藏有江西詩派的影響。但是，這三位大詩人很快領悟到江西詩派的弊病而另闢途徑，取得卓異的文學成就。紀昀從相似的基點上對范、楊、陸三位詩人加以比較，描繪出各自獨特創作風貌。

　 　紀昀的比較批評，目光精細，往往從以往的籠統之論中發現不確之處。如張籍和王建是中唐新樂府運動的 早期倡者，後人遂有“張王”的概稱。紀昀指出，張籍筆力“在李翱、皇甫湜間”，“其骨體實出王建上。後人概稱張王，未為篤論”②。以往的史學家將李商隱和 溫庭筠視作同一流派作者，稱為“溫李”。紀昀卻不同意這種意見，《總目‧〈李義山詩集〉提要》論說道：“商隱詩與溫庭筠齊名，詩皆縟麗。然庭筠多綺羅脂粉 之詞，而商隱感時傷事，尚頗得風人之旨。故蔡寬夫詩話載王安石之事，以為唐人能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商隱一人。”③這些得力於比較批評的識見顯然甚為有 力。

　　3、作品價值的比較

　　紀昀的比較批評，不僅運用於對著作家學術地位與創作風貌的認定和辨析，而且廣泛用於作品的價值判斷。

　　宋人章如愚著類書《山堂考索》。對這部著作，紀昀評價甚高，認為它“言必有徵，事必有據，博採諸家而折衷以己意”。為了進一步指明該書的價值，紀昀將《山堂考索》置於同時代著作中加以比較：

①楊萬里：《荊溪集自序》。

②《總目》，卷一五○，集部，《張司業集》條。

③《總目》，卷一五一，集部，《李義山詩集》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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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堂考索）在宋人著述之中，較《通考》雖體系稍雜，而優於釋經；較《玉海》雖博贍不及，而詳於時政；較黃氏《日鈔》則條目獨明；較呂氏《制度詳說》則源流為備。①

　　這番比較，言簡意賅地點明了《山堂考索》及與它相關著作的優長短缺，從而指導讀者以此為門徑，展開登堂入室的研究。

　　歐陽修所纂《新五代史》與薛居正所纂《舊五代史》同為記載五代史事的正史。紀昀於同中見異，從如下幾方面比較它們各自的特色和價值：

　 　在史事記載上，《舊五代史》是“奉詔撰述，本在宋初。其時秉筆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見聞較近，紀傳 皆首尾完具，可以徵信。故異同所在，較核事跡，往往以此書為證”。而《新五代史》“大致褒貶祖《春秋》，故義例謹嚴。……而事實則不甚經意”。“薛史如左 氏之紀事，本末賅具，而斷制多疏。歐史如公、谷之發例，褒貶分明，而傳聞多謬”。

　　在史著體裁上，《新五代史》忽視“遷、固相因，作者沿波”的“八書十志”傳統，“止述司天、職方二志，而諸志俱闕。凡禮、樂、職官之制度，選舉、刑法之沿革，上承唐典，下開宋制者，一概無徵”。故“不及薛史諸志為有裨於文獻”。

　　在作品風格上，“修所作皆刊削舊史之文，意主斷制。不肯以記載叢碎，自貶其體，故其詞極工”。由於“敘述祖《史記》”，《新五代史》又“文章高簡”。而《舊五代史》“文體平弱，不免敘次煩冗之病

①《總目》，卷一三五，子部，《山堂考索》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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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遠較《新五代史》遜色。如此詳密周全的比較，使紀昀關於新舊《五代史》的評述至今仍勃勃有生氣。

　　紀昀辨識典籍價值，往往從諸家關於同一典籍的不同見解中引出一己價值判定。如論析《鬼谷子》一書：

　　高似孫《子略》稱其一闔一闢，為《易》之神。一翕一張，為老氏之術。出於戰國諸人之表，誠為過當。宋濂《潛溪集》詆為蛇鼠之智，又謂其文淺近，不類戰國時人，又抑之太甚。柳宗元辨《鬼谷子》，以為言益奇而道益隘，差得其真。②

　　在比較、評論高似孫、宋濂、柳宗元對《鬼谷子》的價值品評中提出自己的見解，這樣的批評方法別具一格，視域開闊。

　 　紀昀在學術批評中廣泛運用的探源批評與比較批評構成了一個具有系統意義的批評結構，其中既有定向性 的“異中求同”的學脈把握，又有“同中見異”的價值地位確定，兩者相與補充，醒目地在縱橫交織的立體網絡結構中標示出某一著作、某一著作家、某一學派（流 派）的坐標點。老黑格爾在《小邏輯》中曾言：真批：難不成有小黑格爾？ “假 如一個人能看出當前即顯而易見的差別，譬如，能區別一枝筆與一頭駱駝，我們不會說這個人有了不起的聰明。同樣，另一方面，一個人能比較兩個近似的東西，如 像橡樹與槐樹，或寺院與教堂，而知其相似，我們也不能說他有很高的比較能力。我們所要求的，是要看出異中之同和同中之異真按：摘要

①《總目》，卷四十六，史部，《舊五代史》條；《新五代史》條。

②《總目》，卷一一七，子部，《鬼谷子》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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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爾所亟亟提倡的批評方法，在紀昀的學術批評中早已有出色運用，這顯然是中華民族特為發達的辯證思維所惠賜。

（三）“援據紛綸”的歸納證明

　　余嘉錫先生在論《總目》的學術批評時曾說：《總目》的一大特色是“援據紛綸”。確實，在紀昀的批評大系統中，“援據紛綸”的歸納證明亦是一路甚為重要的批評。

　　所謂歸納證明，是一種以歸納思維為內核的批評方法，其路徑乃是通過對個別的、分立的經驗事實的整理和概括，來證明關於某一事物特殊本質和屬性的論斷正確無誤。紀昀在學術批評中“援據紛綸”，正是將分立的、多樣的諸家議論系統化、同一化，以它們來佐證自己論斷的真確性。

　　一如紀昀嫻熟運用的比較批評方法，《總目》中歸納證明批評方法的運用同樣展現出多樣化與豐富性。

　　1、引諸家之論以證源流

　　活動於“樸學”時代的紀昀十分注意考辯典籍源流，文化“穴結”時代的惠賜使他擁有繁富的前人考辨形形色色典籍的思想資料，將這些資料系統化、同一化，既可從中獲得思維的感悟，又可引以作為論證的堅實倚傍。紀昀關於《詩序》作者的論證便具有如此風格。

　　關於《詩序》作者的考辨，是《詩經》學中的一大公案。“凡說《詩》者無不論《序》，論《序》者無不考其作者”。誠所謂“說經之家第一爭垢之端”。紀昀評述《詩序》，自然提出自身關於《詩序》作者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