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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蘭（《蒿兒粱》）等。這些人物都是新人形象。孫犁賦予她們純潔的心靈、崇高的情 操、豐富的情感和質樸厚道、歡樂的情懷。對敵人她們勇敢無畏，對親人則柔情似水，識大體、顧大局，兒女情與愛國情融為一體，充分表現了新一代勞動婦女的精 神風貌。描寫時代風雲中堅挺不屈、樂觀向上的農民是孫犁自覺的藝術選擇，他筆下的人物，總是在民族解放的環境中成長、鬥爭、生活著的。這些人沒有文化，但 他們的個人選擇總是和民族的選擇保持著高度的一致。孫犁用清新俊麗的語言，勾勒生活的詩意，探尋心靈的奧秘。他在繼承五四以來新小說傳統的基礎上，融合中 外及民間藝術精華，在共產黨領導地區文學中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

　　在共產黨領導地區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中，產生了一些反映與表現「土改」的小說，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風驟雨》。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1948）， 是丁玲深入農村生活後創作的一部反映共產黨領導地區土改運動的長篇小說。在這部小說中，丁玲完全告別了《莎菲女士的日記》時代的藝術個性，轉而運用階級分 析的觀點，表現了農村階級關係的複雜性與立體感，形成了丁玲創作的現實主義新特點。小說寫的是華北一個名叫暖水屯的普通村子，這裡的階級關係保持著生活本 身所特有的感性形態，各個階級之間存在著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小說以工作組領導群眾如何揭露出狡猾、隱蔽的大地主錢文貴為線索，突出地表現了當時土改運動 中農村階級鬥爭的複雜性和人際關係的微妙性。張裕民、程仁為代表的貧苦農民和錢文貴為代表的豪紳惡霸之間的矛盾，是這場土改運動中的主要矛盾，也構成了小 說情節發展的主體。圍繞這一主要矛盾，又安置了多種不同性質的矛盾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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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限的篇幅內，盡可能表現了生活的複雜性。作品試圖通過藝術表現向人們說明：土 地改革，不僅改變了農村各階層的利益關係，更主要地引起了人們精神世界的巨大變化。作者沒有把人物「標籤化」，而是盡力加以生活化。一方面隨著土改鬥爭的 深入，逐漸展開人物性格；另一方面又通過精細而富有歷史深度與生活真實感的心理刻畫，寫出人物思想、性格、心理的複雜性及其現實依據，如地主錢文貴、中農 顧湧、貧苦人黑妮等人物形象的描寫，都具有相當的心理層次。在對農村先進人物如支部書記張裕民、農會主席程仁的刻畫上，作者既寫了他們的革命積極性，也寫 了他們長期在農村宗法制社會關係中形成的諸種性格弱點，把人物置於土地改革的歷史大變動中去考察，突出描寫他們逐步成長的過程與心理狀態。這部作品以其對 農村階級鬥爭描寫的複雜性和人物性格展示的複雜性，顯示了它的現實主義水平。馮雪峰曾稱這部小說的意義是「我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最初的比較顯著的一個勝 利」①。《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這部小說與小說《暴風驟雨》、歌劇《白毛女》曾於1951年同獲前蘇聯斯大林文學獎，可見其政治性是很符合那個時代的特徵的。

　　在題材上與《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相同的另一部長篇小說《暴風驟雨》（1948）， 則側重於表現土改時期農村階級鬥爭的殘酷與尖銳性。小說描寫了土地改革工作隊進駐東北一個叫元茂屯的村莊後，給這個偏僻鄉村所帶來的社會制度與階級關係暴 風驟雨般的深刻變化，著重表現了以貧苦農民趙玉林、郭全海為代表的翻身農民與凶惡地主韓老六、杜善人之間你死我活的殘酷較量。作品的基本主題是，土地改革 不僅推翻了地主封建統治，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力地啟發和提高了農村各階層農民的階級覺悟。這一點集中表現在老孫頭這個人物身上。他的風趣而又狡黠、善良而又 自私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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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孫頭是作品中的次要人物，卻是這部作品中最為生動的人物。而農民形象的塑造，則 是《暴風驟雨》重點所在。作者描寫這些人物著力於表現農民積極分子階級覺悟的覺醒，根據描寫對象不同的出身、經歷，選擇富有特徵性的細節來表現他們階級覺 悟的不同特點，塑造了郭全海、趙玉林、白玉山、李常有等生動的人物形象。同《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相比，《暴風驟雨》一定程度上把當時農村複雜的階級關係簡 單化了，地主與農民的矛盾成為小說中的唯一矛盾，未能揭示現實生活中社會矛盾和鬥爭的複雜狀態。這與周立波所堅持的揚棄生活中的消極、複雜現象的「典型 化」原則有關，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現實主義的感染力量。當然，《暴風驟雨》也有它獨到的優點，它在敘述上吸納傳統小說和民間藝術的特點，以簡潔明快 的語言風格，重現真實生動的生活場景，既善於描寫壯闊的群眾場面，也長於描繪日常生活細節，突出了濃郁的地方色彩與生活氣息，體現出農村日常生活本身所具 有的生動性。它展示了土地改革運動的全過程，是當時又一部反映土改和推動土改的小說，它的現實政治功效已經超越了一般的文學作品。這部小說的「典範性」， 正如作者自述，在於體現當時對文藝的要求：「把政策思想和藝術形象統一起來」②。小說所描寫的土改工作隊工作方式，曾一度被讚為可作為土改工作的參考。由 此可見這部小說的政治性及其當時受重視的原因。需要一提的是，《暴風驟雨》受到了蕭洛霍夫《被開墾的處女地》的一些影響，不僅它的開頭以兩輛馬車載著不同 政治傾向的人物先後進村有著明顯的借鑑痕跡，而且小說中最豐滿的人物老孫頭，與《被開墾的處女地》中集體農莊的馬夫和車夫西奚卡老爹的氣質也頗為相近。 《暴風驟雨》分上、下卷，上卷出版於1948年，下卷出版於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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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第一部是以人物性格支撐著情節的發展，那麼第二部則以運動發展來代替性格的描摹，明顯沒有第一部成功，兩部之間有著明顯的脫節，這也是《暴風驟雨》主要不足之一。

第二節　趙樹理

　　趙樹理（1906～1970） 原名趙樹禮，山西沁水縣人，出生於一個貧苦農民家庭。他的父親是農村識字人，酷愛地方戲曲上黨梆子等民間音樂，工作之餘還常幫人看病、測卦。趙樹理的許多 鄰里都是民間藝術組織「八音會」的成員，這使他從小便受到民歌、民謠、鼓詞尤其是評書和地方戲曲等民間藝術的薰陶，自幼年就醉心於此，直至終生。他早年讀 過短期私塾，從12歲起參加工作，工作之餘常借閱《施公案》、《七俠五義》等當時流行的小說唱本。1925年，20歲的趙樹理考入長治省立第四師範，從此開始大量地接觸新文學。1929年 起開始創作，小說《悔》、《鐵牛的復職》和長篇《盤龍峪》等都在太原報刊上發表，並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開始對文藝大眾化進行思考。抗戰爆發後正式參加革 命，在太行根據地從事抗日文化工作。先後擔任《黃河日報》路東版副刊《山地》、《人民報》副刊《大家幹》、《新華日報》隸屬的通俗小說《中國人》及副刊 《大家看》等報刊的主編，創作了大量的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此間，他還改編、創作了一些戲劇作品，《萬象樓》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品。

　　1943年5月趙樹理創作了成名作《小二黑結婚》，同年10月又一代表作《李有才板話》面世。自此後佳作連連：《來來往往》、《孟祥英翻身》（1944），《地板》、《李家莊的變遷》（1945年），《催糧差》、《福貴》（1946年），《劉二和與王繼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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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經理》（1947年），《邪不壓正》（1948年），《傳家寶》、《田寡婦看瓜》（1949年）等。

　 　《小二黑結婚》是趙樹理確立自己藝術風格的名作。作品描寫了抗日根據地太行山區 一個名叫劉家峧的村莊，一對青年男女——小二黑、小芹自由戀愛過程中遇到各種阻撓並最終在新政權的支持下取得婚姻勝利的故事。作品六個人物分為三組，形成 兩對矛盾鬥爭。小二黑、小芹顯然是根據地新生民主力量的代表，二諸葛、三仙姑則是當時農村封建意識的體現者，金旺、興旺兄弟倆無疑是當時混進鄉村政權裡的 壞分子。小二黑、小芹與二諸葛、三仙姑及金旺、興旺兄弟倆的衝突鬥爭，反映了40年代抗日根據地農村中民主意識與封建意識和鄉村惡勢力的衝突，揭示了40年代特定區域裡鬥爭的新動向。作品中小二黑、小芹在新政權支持下喜結良綠，說明了作者對歷史進步趨向的把握。作品以其內容的貼近、形式的大眾化，一出版就獲得廣泛好評和熱烈歡迎，在延安地區可謂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作品的成功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表現了新的生活和主題。與五四以來的農村題材創作相比，趙樹理筆下的生活區域既不是魯迅筆下毫無生氣的「未莊」世界，也不是茅盾、葉紫等人作品中黎明與黑暗頻繁替代的30年 代。在趙樹理筆下的農村，新的政權形式，新的經濟利益分配關係的文化意識導向，共同構成了共產黨領導地區農村的新時代。這些都決定了趙樹理筆下的農村衝突 已不再是明顯的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階級的政治、經濟壓迫，而是表現為新的意識與各種封建性意識殘留的衝突。這些衝突的力度不是以雙方的你死我活來顯示的， 而體現為隱蔽化、倫理化、日常化和微妙化，這些衝突已明顯昭示出根據地農村的歷史變化和生活發展，並且形成了新文學農村題材創作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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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所著力刻畫的小二黑、小芹，無疑是又一農村的新人形象。他們的性格突出地體 現了新時代農民的諸多特徵。小二黑、小芹的戀愛，不僅要面對金旺、興旺兄弟的明目張膽的破壞，而且還有來自父母家人基於迷信、舊婚姻意識而產生的阻撓，這 構成了對他們——也是對新一代農民進步意識的雙重考驗。在鬥爭中表現了他們敢愛、敢恨、敢於鬥爭、善於鬥爭、意志堅定、不達目的誓不休的性格和情感力量。 二諸葛、三仙姑顯然是作為主人公的陪襯者出現的。然而實際上從人物性格的豐滿度上看，塑造得卻極其出色。他們都是農村封建意識的代表人物，作者顯然並沒有 把他們作為「壞人」，而是突出地刻畫他們性格中迷信式愚昧、愚昧式荒唐和自私式滑稽的特微。作者懷著善意讓他們「出乖露醜」，目的是揭示出他們的心態與行 為的「不合時宜」。二諸葛對兒子小二黑的戀愛，不同意的理由是「命相不對」，三仙姑則希望女兒出嫁帶來錢財，以便再利用裝神弄鬼來招蜂惹蝶。作者正是以這 些包含善良的調侃、嘲弄，達到對封建舊意識、舊思想、舊觀念的批判，從而也使作品擁有了一份難得的鄉村幽默風味。

　 　趙樹理小說成功地確立了一種「評書體」的小說樣式。這種評書體小說結構上吸收評 書藝術以人物帶出故事、以小故事構成情節的方法。《小二黑結婚》中前五節都是為人物命名，在介紹人物中埋下故事進一步發展的伏線，後六節雖是以故事衝突設 題，但是結尾仍是以人物性格的介紹入手。由此人物引出彼人物，人物的行為方式的設定，為以後的衝突埋下伏線。由於人物之間在結構上和衝突上的雙重聯繫，又 使得每一個小故事圍繞主情節展開並給讀者在閱讀中留下「聯想空間」。敘述上作品多用「白描」，即抓住特微，簡約幹練。每個故事都是特定人物最明顯特徵的形 象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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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枝不蔓，辭達而已。作品語言的通俗化是明顯的，作者以「聽得懂」來作為敘述選擇 的基本標準。通俗化即平實，用平常實在的口語進行人物刻畫和情節演繹。趙樹理在作品中對他所熟悉的北方農民的口語進行加工、篩選、改選、提煉，使之成為一 種雅俗共賞的「農民普通話」，具有通俗曉暢，簡潔生動，質樸明快，幽默風趣的特點。故事相綴，情節連貫，結構單線，語言通俗，正是「評書體小說」的基本要 素特徵。

　　《李有才板話》可謂是趙樹理「問題小說」類型的代表作品。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衝突是這部作品的中心衝突。故事展開的具體背景是富有代表性的山西農村——閻家山。階級矛盾和鬥爭圍繞1943年 共產黨領導地區農村進行的減租減息運動和村政權改選活動而展開。作者的創作動機是因「問題」而生發的。他曾回憶說：「例如我寫《李有才板話》時，那時我們 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別對狡猾的地主還發現不夠，章工作員式的人多，老楊式的人少，應該提倡老楊式的作法，於是，我就寫了這篇小說。這篇小說裡有敵我 矛盾，也有人民內部矛盾。」③這說明作者是把這個作品作為「問題小說」來創作的。這部作品反映的問題很多，諸如黨的農村工作者的官僚主義作風問題如章工作 員；村幹部的蛻化變質問題如陳小元；如何提高農民覺悟如老秦；基層村政權的構成成分的純潔與鞏固的問題；如何切實做好減租減息、保護貧苦農民的利益，以及 怎樣發動群眾，揭露狡猾敵人的問題，如閻恆元等等。這些問題成為作品人物之間聯繫、衝突的焦點，也是作品故事情節發展的內在動力，作者試圖通過這些問題的 提出和解決，來揭示40年代延安地區農村利益衝突和階級矛盾的實際狀況。與《小二黑結婚》相比，這部作品少了一些幽默式的喜劇色彩，多了一些衝突的複雜和峻烈。人物關係、衝突式樣也大大複雜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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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就人物來看，不但類型多，而且同類人物形成對比：如章工作員與縣農會主席老楊， 陳小元與小順、小保、小福、小旦、小明，閻恆元與閻喜富、閻家祥、劉廣聚，老秦與張得貴等等，每組人物在性格上都呈現出或正或反的相襯關係。李有才是作品 具有特殊色彩的人物，他是一個農村識字人的形象，在閻家山他是外來戶，無兒無女，了無牽掛。他是從艱難生活底層中掙扎過來的中年人，閱歷豐富，目光深邃， 對農村的真實性了然於懷。和老秦等老一代農民相比，他沒有萎瑣、卑怯和奴性，而是不屈不撓地以自己特有的策略進行鬥爭：與小福、小順等「小字輩」相比，他 顯得更加成熟、沉著、老練、有勇有謀。他用自己所擅長的快板，及時地對各種現象進行揭露、分析，是閻家山窮苦農民的精神領袖。

　 　趙樹理作為延安地區文學的一個代表，他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貢獻是獨特的。他的小說 創作以新的生活和新的主題開拓了現代文學的新層面。他的小說反映了共產黨領導地區農村的歷史性變革，既寫了新的時代條件下農村各階層的衝突，又重點表現了 民主思想與封建觀念——這一「五四」以來就貫穿現代文學史的文明與愚昧的衝突。趙樹理在小說藝術的通俗化、大眾化方面，為中國現代小說提供了藝術經驗。他 的小說吸取了中國古典小說和民間說唱藝術中有生命力的因素，融合了五四以來新小說的長處，視故事、情節為小說的基本結構方式，他在平實的故事講述和人物行 動的點化中刻畫人物性格，作品的完整性是和情節的連貫性聯在一起的。故事是情節的基本構成因素，故事發展、人物出場、矛盾揭示、性格凸現等都是在有頭有尾 的故事情節中得以實現的，從而形成一種雅俗共賞的評書體小說樣式。他把北方農民的口語融會在人物對話和敘述過程之中，通俗而不庸俗，口語化而又有藝術感染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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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淺近卻耐人尋味，無論講故事或評論人物，都能運用地道的農民口吻。

　　趙樹理把現代審美與傳統的民間審美成分有機地融合在一起，把「五四」文學精神與鄉村文化調製在一起，以現代知識分子特有的理性意識和憂患意識寫出了中國農民在現代革命中那痛苦艱難的精神變革歷程。

　　[注釋]

①　馮雪峰：《〈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在我們文學史上的意義》，《文藝報》1952年5月第10期。

②　周立波：《關於寫作》，1950年6月《文藝報》第7期。

③　《當前創作中的幾個問題》，《趙樹理文集》第4卷，第1651頁，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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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五十、六十年代小說

第一節　五十、六十年代小說概述

　　50年代、60年代的小說，以所謂革命現實主義為主潮。其曲折發展的過程，顯示了50年代、60年代的文學軌跡，為以後總結小說乃至整個文學創作的規律，提供了經驗教訓。50年代、60年代的小說在歷史和現實兩類題材方面，有一些作品可以一提。

　 　在歷史題材方面，本時期小說以反映民主革命為主，描寫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鬥 爭的各個歷史階段。杜鵬程的《保衛延安》、吳強的《紅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和羅廣斌、楊益言的《紅岩》，是四部反映國共戰爭的長篇小說。《保衛延安》 以西北戰場為背景，通過描寫沙家店等著名戰役，再現了共軍擊潰數十萬國軍的圍剿，從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的態勢。《紅日》以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為中心， 反映了華東戰場共軍由弱到強，反守為攻的戰局轉折。《林海雪原》和《紅岩》，沒有如上述兩部作品那樣展開正規部隊大兵團作戰的畫面，前者描寫一支智勇精悍 的小分隊剿滅東北土匪的鬥爭，後者描寫重慶渣滓洞、白公館地下工作者，為保衛山城重慶迎接黎明而進行的一場嚴酷複雜的獄中鬥爭。同樣取材於40年代後期的國內戰爭，峻青的《黎明的河邊》、茹志鵑的《百合花》，則是本時期短篇小說的代表作。前者正面展開濰河岸邊小陳一家與敵鏖戰的悲壯故事，後者側面鋪展一床灑滿「百合花」被子的故事，共同揭示了戰爭的偉大力量存在於民眾之中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