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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有所建白。」徐光啟的兒子徐驥為乃父所撰的「行實」中，也稱他：

　　　於物無所好，惟好學，惟好經濟。考古證今，廣諮博訊，遇一人輒問，至一地輒問，問則隨聞隨筆。一事一物，必講究精研，不窮其極不已。故學問皆有根本，議論皆有實見，卓識沉機，通達大體。如曆法、算法、火攻、水法之類，皆探兩儀之奧，資兵農之用，為永世利。（註１３）

都是強調他的經世之學及有志於用世。今傳徐光啟有名的『農政全書』，就是陳子龍所編輯的，原來叫『種藝書』，（註１４）陳子龍重編後始稱今名。在張溥的序文以及陳子龍的凡例中，可以了解此書的緣起始末及張、陳二人對徐氏本人及此書的佩服與重視。張溥序文云：

　　　『農政全書』，公經綸之一種。張大中丞與方郡伯兩公，篤念民生，屬陳臥子進士編次廣傳。刻竟，予得卒讀，益嘆吾師命指深遠，周天際地也。（註１５）

陳子龍所訂『農政全書』凡例中則云：

　 　　子龍於公次孫爾爵得農書而錄焉。偶以呈大中丞張公，公以為經國之書也，亟以示郡大夫方公。公亦大 喜，共謀梓之。……文定所集，雜採眾家，兼出獨見，有得即書，非有條貫，故有略而未詳者，有重複而未及刪定者。初中丞公屬子龍以潤飾也，自愧不敏，則以友 人謝茂才廷禎、張茂才密，皆博雅多識，使任旁搜覆較之役，而子龍總其大端，遂燦然成書矣。大約刪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其評點俱仍舊觀，恐有深意，不敢臆 易也。（註１６）

張、陳兩人文中所云的張、方二人，即當時的應天巡撫張國維（一五九五－一六四六）、松江知府方岳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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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陳子龍自訂年譜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己卯條載云：

　 　　讀書南園編『農政全書』，故相徐文定公負經世之學，首欲明農裒古今田里溝洫之制，黍稷桑麻之宜 下，至於蔬果漁牧之利，以荒政終焉。有草槀數十卷，藏於家未成書也，予從其孫得之。慨然以富國化民之本在是，遂刪其繁蕪，補其缺略，粲然備矣。大中丞張 公、郡伯方公為梓之。（註１７）

可見張、陳對他的佩服，尤其是他的經世濟民之學。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窺見兩社在經世實學上的淵源之一。

　　『農政全書』中對於馮應京的『皇明經世實用編』中之「國朝重農考」及『月令廣義』均相當欽佩，陳子龍在凡例中也有提到，這更可見由馮應京迄徐光啟等人之間的一個經世實學之脈絡。（註１８）

　 　至於陳仁錫，他是長洲人，登天啟二年（一六二二）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崇禎七年（一六三四），陞南 京國子監祭酒，因病未上任，於崇禎九年（一六三六）病逝。『明史』將之入「文苑傳」中。陳仁錫的兒子陳濟生，著有『啟禎遺詩小傳』；陳濟生是復社成員顧炎 武的姊壻，這更可見陳仁錫與復社的淵源關係及影響。黃道周為他寫的祭傳中曾特別提到此點：

　　　萬曆之末年，士習帖括，以學古為譏。公立兩社，引於古獲，於是婁東金沙壇坫相望，公起衰之力也。公立「陽山社」以後，三十年間，天下鉛槧之士，繄公是視；非公所命書，不置几案。即使公行其道，稱陳氏學，以變易天下，亦豈能翔賁如此哉！（註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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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的主要著作有『皇明世法錄』與『陳太史八編類纂』。張溥曾受到他影響，而有『歷代名臣奏議刪正』一 書。（註２０）他的編纂『經世八編』，尤其總結了丘濬以降的經世類書，並下啟幾社陳子龍、徐孚遠等人的『皇明經世文編』。陳仁錫其實仍屬程朱學派的理學 家，但劉宗周為他撰傳時已稱他為「經濟名臣」（註２１），可見他早已轉化為經世學家。馮應京也是如此，因此馮的『經世實用編』與陳的『經世八編』都是理學 家轉化為經世學者的實例，而這兩人對二張（溥、采）與陳子龍、徐孚遠、顧炎武等都有直接、間接之影響。明末最主要的結社——復社與幾社，其經世思想的淵源 脈絡，恐怕還是以承自馮應京、徐光啟、陳仁錫等這些人的影響來的最為直接深刻。『明史』將陳仁錫入「文苑傳」，恐亦與其經世思想不合傳統理學家的道德教 化，或『大學衍義』聖王模式的外王思想有關，加上他與倡導實學的以文人為中心的兩社之關係，所以就被置入文苑傳中了。

　　陳仁鍚所編纂的『經世八編』，書名頗多。今藏中央圖書館的明末天啟年間原刊本，書名『陳太史八編類纂』，陳仁錫自序則稱『八編經世類纂』，目錄中則是書又名為『經世八編類纂』，以下即以『經世八編』為其簡稱。所謂的八編，乃是指：

　　丘濬，大學衍義補

　　唐順之（一五○七－一五六○），左編（案，即歷代史纂左編）

　　唐順之，右編（案，即荊川先生右編）

　　唐順之，稗編（案，即荊川先生稗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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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琦，經濟類編

　　章潢（一五二七－一六○八），圖書編

　　鄧元錫（一五二八－一五九三），函史編

　　馮應京，實用編（案，即皇明經世實用編）

所以筆者謂『經世八編』乃是丘濬以降經世書的總結，而其八編以丘濬的『大學衍義補』為首，也正與丘濬之補治、平二目的背景與心意相通，這復可見陳氏的見識。

　　書影一：『陳太史八編類纂』（明天啟間原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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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書據中央圖書館的藏本，共有二百八十五巷，其中卷一至卷七，係目錄與圖，可見此書卷帙的龐大。 『經世八編』的編纂方式係將八書資料全部打散，而以陳仁錫自己的意思來重新分類編次，以繫錄八編之資料，全書共有三十六類，所以謂之「類纂」。當然除了類 纂，還有汰繁去冗的刪節，以及陳氏本人議論意見的加入。

　　陳仁鍚序此書是在天啟丙寅年（天啟六年、一六二六）時，陳氏此時正任職日講官，可見也是有為而作的一部教材書。據自序所言，八編之編輯係因：

　　　諸編皆有意籌當世之務，或博而寡要，或冗而多複，予總以題目，刪其泛濫，俾無錯用之參蓍，亦無捐之烏毒。

則陳仁錫係以關乎「當世之務」者為一標準來行其刪節。這八部書皆有意獻於當世，但各家之背景與視野容或不盡相同，故陳氏即以此一「標準」而選擇此八部書，亦以此一標準而分類纂輯，刪繁汰冗。陳氏自序中又云：

　　　臣子無以獨至之孤行，誤天下蒼生，無以救敗之險，著亂乾坤平局，無以飲食之須樂，懈雲雷經綸，其於諸編，思過半矣！……故經世難言哉！

此 處之「經世」，實即「籌當世之務」之義。是故陳仁鍚編纂此書，一以實用、致用為主，但其間仍有儒家思 想鋪陳其間，其仍尊重儒家，這由目錄三十六類中以六經類居首可知，（註２２）故其雖以求富、求強，「籌當世之務」為主旨，但仍重吏道，以民為本，亦重視禮 樂教化，崇尚師儒。但在其編次與內容上，已顯見歷史上事功與才智型的人物，頻出現在書中，尤其是南宋重事功的浙東學派人物之比例已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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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朱子等理學家則多置於禮類之下，因為在「經世」的範疇下來分類，他們只是師儒。此已可見理學在經世 取向下，理學家這一型儒家被「經世化」的結果，即是他們的學問僅能在「經世」中被繫於某一門類，而不能綜理一切，經綸萬有。故此書總的概念是「經世」。原 來理學家依照「大學」八條目順序來編次的線性式外王思想系統，已然正式在陳仁鍚此書中，用新的分類及新的觀念系統貫穿其間，而取代之。

　　與北宋前期相類似，士大夫以澄清天下為己任。一是像范仲淹這樣從事政治上的改革運動，一是像李覯般沉潛於經世治平學問思想的構思。明末的復社與幾社亦然，前者捲入政治上的漩渦中，而後者則以「幾」名社，顧名思議，正是沉潛於松江編輯『皇明經世文編』的一群人。

　 　據陳子龍年譜，陳子龍是在崇禎十年（一六三七）中式，舉進士第，同時中式的還有同屬幾社的夏允彝。 （註２３）子龍於十一年（一六三八）復受紹興推官，而『皇明經世文編』的編輯也同在是年。（註２４）『文編』的編輯主要是由張溥與陳子龍商定後，由陳子 龍、徐孚遠、宋徵璧三人共同負責。編書的地點即在松江陳子龍家中的平露堂。編書的方式是由社中子弟和其他社友將資料送到此處，由三人負責審閱，決定取捨 後，再將材料分配給社中人士，注上眉批，表達自己的意見與看法。評點之後，再於每卷卷上，註明負責評點人的姓名。由於集眾人之力，又有陳子龍等三人總其 成，再者經費來源亦無虞，所以，現存五百零四卷的龐大巨帙之著作——『皇明經世文編』，很快地便在一年不到的時間編輯完成，並於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冬 付印。（註２５）當時的松江太守方岳貢、應天巡撫張國維都為此書欣然寫下序言；當然，三位主編者及張溥也都分別為此書撰寫了序言及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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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２６）

　 　『經世文編』的內容共分為三部份：卷首、總目、選文。所選文章的編排方式，大多是一人一卷，少部分 是一人數卷，大抵依人物之重要性、所討論之事件、制度是否切要而決定卷數。其中以內閣閣臣所佔比例最高，為十分之五；總督、巡撫的文章佔十分之四；御史 台、諫院、翰林院、諸司奏章佔十分之一。此顯示編輯者認為內閣是明代最重要的政事機構，而且，『文編』所選文章奏疏，無一不是文臣武將，具有官員身份，此 亦顯示編輯者認為經世濟民的實效，仍以具有官員之職者來的最為直接。（註２７）

　 　因此，『文編』的當代性以及斷代性背景，實不容吾人忽視。所謂當代性，即『文編』的性質完全以求實 用、求富、求強、求解決國家當前之急務為主；此點，不僅是當時實用學風的特色，抑且與崇禎帝的求治態度有關。崇禎本是個「求治太切」的人，一切措施均希望 能在短期內見到實效，在此種情形之下，其對實用之學的獎掖與提倡，自然使實學的實用傾向加遽。陳子龍『安雅堂稿』中「儲將才」一策曾云「陛下嘗讀先臣高拱 儲邊材疏而善之」（註２８），則吾人頗疑幾社諸人之編此書，正與陳仁錫編『經世八編』時身為日講官相同，皆係有為而作。而且目的在於「經世致用」，其對象 恐怕也正是思宗。

　 　所謂斷代性，則是指陳子龍排除了儒家一向「法先王」的觀念，認為明代人才輩出，決不下於漢、唐，甚 至三代。而且，一代有一代之法，一代有一代之治，所以其編纂才會以明為斷代，完全以明人奏疏為主。陳子龍文集中「駕周漂漢」、「子唐弟漢」一類的文字經常 出現，反映了編輯者的斷代性與本朝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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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龍『安雅堂稿』：

　　　明興高皇帝驅逐胡元，掃清六合，文皇帝北臨瀚海，南定炎州，功業之隆，子唐弟漢，雖曰神武天授抑亦師武臣力也。（註２９）

嚴格說來，幾社的思想，實是亂世的產物，其過份實用的傾向，與當時環境很有關係。但彼等能擺開道德論政的模式，而以「實用」作為「經世」的準繩，已經為後來清初諸儒對理學的反思、重視經世事功，並進而向外王轉進，回歸儒家「政治領域」而鋪平了路。

　 　今人黃彰健曾認為『經世文編』係銜接『歷代名臣奏議』一書，而復社張溥又恰巧有『歷代名臣奏議刪 正』一書，（註３０）則陳子龍等人名其書為『皇明經世文編』而不名為『明名臣奏議』——雖然『經世文編』的選文也完全以明代名臣之奏議文章為主；可見『經 世文編』編者係有其更深一層的想法，這就是「經世」。中國以「政書」一類為主的經世書籍，當以唐代杜佑的『通典』為先河。（註３１）杜佑自序其書云：「所 纂通典，實採群言，徵諸人事，將施有政。」（註３２）李翰為此書寫的序中也說：

　　　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學者之群迷歟。以為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古今之宜，窮始終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今。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註３３）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云：

　　　通典博取五經、群史及漢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類相從，凡歷代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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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悉為記載，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元元本本，皆為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聞者可比。（註３４）

無論是杜佑自己所言的「施於有政」，李翰的「經邦」，『總目提要』的「有用之實學」，皆不外表示『通典』是一部「經世」之作品。所以今人有謂其史學為「經世史學」者，（註３５）而且是以「民生經濟為首務」。（註３６）

　　杜佑自序中有云：

　 　　夫理道之先在乎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 「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矣。」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 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註３７）

洪範八政，以食、貨為先，則杜佑之經世之學、目標、方式如何，已可有一大概眉目。（註３８）

　 　杜佑的『通典』，開「經世」書編纂之先河，此非筆者一人之見，清代的曾國藩即云：「欲周覽經世之大 法，必自杜氏通典始。」（註３９）杜佑此書，既採輯唐以前各代之經史典籍、文集奏疏等資料，「酌古之要，通今之宜」剪裁而成，所以此書實是一部「通史式」 體例的經世書。至於陳子龍等的『皇明經世文編』，雖然在形式上，係由『大學衍義』、『衍義補』、『經濟類編』、『實用編』、『經世八編』等的脈絡轉變而 來；唯在經世精神上，更遙與唐代杜佑此書相接，而﹃文編乙之專取有明一代官員經世奏章資料，則開啟了「斷代」經世書的體例。後來出現的『皇朝（清）經世文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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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經世文編』，莫不係繼承此一體例而來。

　 　由『通典』的經世實學，到南宋浙東的事功之學，這是一個傳統；而真德秀的『大學衍義』，及其以降明 代的『大學衍義補』……『經世八編類纂』等，這又是一個傳統。兩種傳統雖然其間傳承各有變化，而反映時代的變遷及個人或學派的思想觀，但有一點卻是相同 的，即兩種傳統皆以「歷史」作為素材，用以充實他們自己的「經世」或「外王」。到了明末，由於時代變局的刺激以及經世精神的發展，終於確定了『皇明經世文 編』此一新的體例之出現，並下開清代、民國之彷例。在此點上，『皇明經世文編』一書，作為一種「斷代經世」體例的開創者，尤其有著不尋常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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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１：北宋仁宗時已開始重視「大學」一篇，天聖八年（－○三○）四月，仁宗賜新第王拱辰以下「大學」一篇，此後成為常制。而二程（顥、頤）更是重視大學，以為係「聖人之書」、「入德之門」。以上所述，參李紀祥『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第二章，頁四二。

註２：錢賓四『朱子學提綱』（『朱子新學案』冊一），頁一－三、頁一八九－一九○。

註３：真德秀『大學衍義』（四部叢刊廣編本），卷一，頁一一。

註４：真德秀『真文忠公全集』（台北，文友書店，民國五十七年九月）。卷首，「大學衍義表並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