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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功寺院藏書的阮元

　 　阮元（西元一七六四年—一八四九年），字伯元，號芸臺，別號雷塘庵主，晚號怡性老人，室號「南柳 堂」。考取乾隆五十一年（西元一七八六年）舉人，時二十二歲，三年後（乾隆五十四年）考取進士，入翰林院，值祕閣，為乾隆皇帝所賞識，令其充任石經勘官。 後督學山東、浙江，並歷任河南、浙江、江西等省巡撫，升任兩廣、湖廣、雲貴總督，晚年官拜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兵部兼署左都御史，退休封太保，加太子太傅 銜。

　 　談起阮元，一般人都知道他是著名的經學家，張之洞的《書目答問》，也是把他列為經學家。的確，他所 寫的《經籍纂詁》，是一部用來解釋經典字義的重要詞典；他所編的《皇清經解》一千四百卷，是總結清代前期經學著述的大成；他所校勘刊印的《十三經注疏》， 是到目前為止，校勘得最好的《十三經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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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阮元的學問非常博洽，除了經學，他在金石學、天文、曆法及詩文詞，都有很好的造詣。同時，阮元也是著名的藏書家，尤其是對寺院的藏書，貢獻卓著。

　 　阮元的家，住在揚州舊城的「文選樓巷」，隋唐之際的曹憲，曾在那裡以《昭明文選》教授諸生，所以叫 做「文選樓巷」，也簡稱「文選巷」。阮元所居，正是「文選巷」舊址，他為紀念這位唐代的學者，於是在嘉慶十年（西元一八○五年），建了一棟「文選樓」，做 為藏書之所，並且撰寫了〈揚州文選樓銘〉，立石紀念。銘文的最後四句是：「棟充書秩，窗散芸香。刻銘片石，樹我山廧。」可想見藏書的繁富。

　　「文選樓」的藏書，有不少是罕見的祕笈。譬如南宋淳熙八年（西元一一八一年）尤袤所刊刻的《文選》，是「文選樓」鎮庫之寶。另外如宋刊本《金石錄》及《延熹廟碑》等，都是海內罕覯的珍貴文物。

　　阮元不僅自己藏書，也推動寺院的藏書事業。嘉慶十四年（西元一八○九年）和十八年（西元一八一三年），他先後在杭州「靈隱寺」和江蘇的「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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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成立「靈隱書藏」和「焦山書藏」。「書藏」也簡稱「藏」，也就是藏書的地方，古代用「藏」，後代用「館」、「閣」、「庫」等名詞。「書藏」類似近代的圖書館，其命名是取其圖書藏諸名山之義。

　　「靈隱書藏」和「焦山書藏」，不僅是中國佛教寺院藏書的重要大事，更可貴的是，阮元都為它們訂下了〈書藏條例〉，對圖書的入藏、典守、登錄、分類及典守人員的資格等，都有明確的規定。以「靈隱書藏」的〈書藏條例〉來說，共九條：

一、送書入藏者，寺僧轉給一收到字票。

一、書不分部，惟以次第分號，收滿「鷲」字號廚，再收「嶺」字號廚。

一、印鈐書面暨書首葉，每本皆然。

一、每書或寫書腦，或掛綿紙籤，以便查檢。

一、守藏僧二人，由鹽運司月給香鐙銀六兩。其送書來者，或給以錢，則積之以為修書增廚之用，不給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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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既入藏，不許復出，縱有繙閱之人，但在閣中，毋出閣門。寺僧有鬻借霉亂者，外人有攜竊塗損者，皆究之。

一、印內及簿內部字之上，分經、史、子、集填注之，疑者闕之。

一、唐人詩內複「對」「天」二字，將來編為「後對」「後天」二字。

一、守藏僧如出缺，由方丈秉公舉明靜謹細、知文字之僧充補之。

這段文字，今載阮元的《揅經室三集》一書裡，已經具有近代圖書館的科學化管理精神。

　 　阮元另一值得稱讚的，是他擔任浙江學政及巡撫時，蒐訪了不少祕笈，於是選出《四庫全書》所未收或版 刻不同、卷數不同的珍籍一百七十餘種，進呈內府。嘉慶皇帝特地把這批圖書命名為《宛委別藏》，存放在「養心殿」。「宛委」也稱「石匱山」，在浙江紹興東 南，相傳夏禹在那裡獲得金簡玉字之書。嘉慶皇帝把這批書命名《宛委別藏》，足見十分珍貴。這批書現藏臺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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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元的藏書章很多，常見的有「隋文選樓之印」、「文選樓」、「節性齋」、「癸巳」、「石墨書樓」、 「雷塘盦主」、「亮功錫祜」、「體仁閣大學士」、「家住揚州文選樓隋曹憲故里」、「泰華雙碑之館」、「五雲多處是三台」、「揚州阮伯元藏書處」、「琅嬛仙 館藏金石處」、「積古齋藏研處」、「譜研齋著書處」、「揅經室」等。另有「闕里阮孔經樓」、「孔子七十三代長孫女」二印，是阮元繼室孔夫人的藏書印。孔夫 人是孔子的後代，世號「經樓夫人」，著有《唐宋舊經樓稿》。又有「阮劉書之」、「靜春居士」二印。劉書之，號「靜春居士」，是阮元的侍姬。阮元曾作〈題書 之靜春居圖卷〉、〈暖房示書之〉等詩，可見劉氏善書畫，甚得阮元寵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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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原文】

　〈說明文字〉　這是明代人所寫的《藝林咀華》，鈐有阮元的藏書印和他所寫的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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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校書為樂的顧廣圻

　 　顧廣圻（西元一七六六年—一八三五年），字千里，號澗蘋（也寫作澗苹或鑒平），又號無悶子、一雲散 人。江蘇元和（今屬江蘇蘇州）人。平生不為科舉而讀書，年三十，才補為縣諸生。後來師事文字學家江聲，於是精通文字學和經學。他不但喜歡藏書，更勤於校 書。北齊時有位才子叫邢邵，博聞彊記，過目不忘，有次看到人校書，就笑著說：「何愚之甚！天下書到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邢 氏雖不校書，但是視思誤書為一樂，這是由於他才智過人之故。顧千里自以為才華不如邢邵，所以勤於校書，校書的原則是「以不校校之」，「不校」是說如果沒有 可信的證據，絕不隨便改書，以免把本來沒有錯誤的古書，因自己的主觀反而改錯了；「校之」是說如果改一個字，一定要能說出古書錯字造成的原因。這是對古書 負責的態度。校書的過程，則希望「唯無自欺，亦無書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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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書的目的，則希望所有古書「存其真面，以傳來茲。」顧氏因為仰慕邢邵，所以把書樓取名為「思適齋」，自號為「思適居士」。

　 　顧氏嗜書如命，尤其於宋版書，所費不貲。有一次看上了宋代刊刻的《鑑誡錄》，全書只有五十七頁，另 有題跋一頁，書估叫價三十兩白銀。經討價還價，以洋錢三十三圓成交，平均每頁值四錢六分，這在當時可以說是「天價」。事後，他對好友黃丕烈說：「宋刻書之 貴，可云貴甚！而余好宋刻書之癡，可云癡絕矣。」

　　中國的古書，由於一再傳抄或傳刻，錯字不少。這些錯字，如果錯在虛字，一看便知，尚不致影響文義。但是有時錯在一些要緊的地方，就不得其解了。

　 　顧炎武在《日知錄》裡，記述了一則錯字的故事：宋代著名的女詞人李清照的丈夫趙明誠，把家中所藏的 古代銅器和石刻，寫成了《金石錄》一書，李清照寫了一篇〈後序〉，所署的日期是「紹興二年玄黓壯月朔甲寅」。根據我國今存最早的一部辭典《爾雅》的說法： 「太歲在壬曰玄黓」，紹興二年是「壬子」，所以可以寫為「玄黓」。《爾雅》裡也把每個月給了一個別名：正月為「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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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為「如」，三月為「寎」，四月為「余」，五月為「皋」，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明代有人抄寫《金石錄》，由於不懂「壯月」就是八月，擅自改為「牡丹」，一時傳為笑談。

　 　又如中國早期重要的地理學名著《水經注》，現在一般所流傳在外面的是明代的刊本，例如明代嘉靖十三 年（西元一五三四年）吳郡黃省曾刊本及明代萬曆十三年（西元一五八五年）新安吳琯刊本。但是這些明代的刊本，錯字很多。清代戴震用《永樂大典》裡的《水經 注》，校勘明刊《水經注》，結果除了改正明刊《水經注》裡把「經」和「注」混淆的情形外，並且補正了明刊本脫漏的字共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又把明刊本妄增的 一千四百四十八字刪除，還有明朝人因為有不懂《水經注》而亂改的字則有三千七百一十五字，也一一加以改正，恢復原來的面目。全書錯誤總共多達七千二百九十 一字。試想，如果依照錯字處處的明刊本《水經注》去探尋中國的河流，一定會迷路失蹤的！

　　古書錯字既多，校勘就顯得重要了。但是從事校勘，需要廣博的知識，舉凡文字、聲韻、訓詁、典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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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窮天文，下極地理，都要淹通。就以「避諱」一項來說，清代康熙皇帝名叫「玄燁」，所以當時古書上所 有的「玄」「燁」二字或偏旁相同的字，都要更改。例如把「鄭玄」改為「鄭元」，把「范曄」改稱「范蔚宗」，把「玄武門」改名「神武門」。顧千里把辛苦的校 勘工作視為樂事，足見他不僅學問好，而且有恆心和毅力。

　 　顧氏由於精校勘，所以晚年時被孫星衍、張敦仁、胡克家、黃丕烈等人延聘為他們校書。他所校的書甚 多，重要的有《說文解字》、《儀禮》、《禮記》、《國語》、《戰國策》、《荀子》、《韓非子》、《昭明文選》等書。他把校書、刻書的序跋輯為《思適齋集》 （十八卷）一書。民國二十四年（西元一九三五年），王大隆又將《思適齋集》未收的題記，輯為《思適齋書跋》（四卷）一書。

　　顧氏卒後，他的好友李兆洛為他寫墓誌銘時，稱讚他：「凡立言者，藉君不朽。書有時朽，先生不朽。」光緒間的葉昌熾，用一首詩來綜括顧氏的一生，詩是這樣的：「不校校書比校勤，几塵風葉掃繽紛；誤書細勘原無誤，安得陳編盡屬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