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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１：百衲本明史，卷二三一，顧憲成傳。

註 ２：本文中所稱的「此世」，皆指「體制內世界」或現實世、人間世，以與宋明以來理學家的「教化世界」 ——「彼世」或理想世區別；儒家的「彼世」理想又與釋氏之「來世」不同。「此世」與「彼世」係余英時在其著作『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中篇「儒家倫 理的新發展」中，論述北宋以來新儒家的理想——「天理世界」之建立時的用法。羅夢冊在『孔子未王而王論』（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中， 也把孔子以來儒家的永恆理想，稱之為「心性王國」或「堯舜之世」，以與「現實王國」相對。其「心性王國」有類於余氏之「彼世」，而「現實王國」之意與「此 世」相近。本文中之「此世」與「彼世」即採取這樣的用法，但須特別指出者，即「彼世」決非脫離「此世」而存在的理想，故與釋氏之「來世」不同。

　 　「教化」與「經世」在儒學論域中所指涉範疇之分別，別見筆者所撰「經世觀念與宋明理學」（未刊 稿），拙文中指出宋明理學為以心性成德為主的內聖之學，以道德為首出，透過「教化」、「講學」來達到其終極理想——「聖人世界」。「經世」之「世」指「此 世」，則係要在現實世界中解決現實的種種問題弊端，其中尤以政治問題為大，冀達到儒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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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屬於儒學中「外王」的範疇。本文中以「道德經世」來稱呼東林學術，主要就是在拈出東林學術在晚明思想發展史上，正處在一個以「道德教化」向「經世」轉型的位置。

註 ３：關於這一觀察，可參考馬楚堅「明政由治入亂之關鍵」，明史研究專刊第五期（民國七十一年十二 月），頁一七－六二；山井湧著、盧瑞容譯「明末清初的經世致用之學」，史學評論第十二期（民國七十五年七月），頁一四五；及黃仁宇『萬曆十五年』一書。 （台北，食貨出版社，民國七十七年二月）

　 　至於從學術上著眼者，則錢賓四（﹃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一章引論）、余英時（「清代學術思想史重 要觀念通釋」，史學評論第五期，民國七十二年一月）、步近智（「晚明時期儒學的演變與影響」，中國史研究，一九八九年第一期）、林麗月（『明末東林運動新 探』）等，皆認為東林學術是晚明學術思想產生變化的開始。錢賓四先生於﹃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引論中尤其對東林學術再三致意。另外，日本加藤長賢監修、蔡 懋棠譯的﹃中國思想史』（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六十七年五月）第五章部份，由山井湧所撰，書中亦云：「經世之學的首倡者，就是東林學派。」（頁一 七。）

　　以上皆見於近人之論著，而其實最早對東林持此一看法者，以筆者所知，當屬清光緒時任教於廣雅書院的朱一新，其所著『無邪堂答問』（台北，世界書局，民國五十二年四月）中即有論云：「彼時講學之徒泰半如是（案：指泰州學派人士），高、顧諸公乃起而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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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尚名節，力障狂瀾，為功最鉅。故東林者，所以結明社三百年養士之局，而開國初風氣之先者也。」（卷五，頁二三下）

註 ４：有關政治上的國本案及「明末三案」始末，參溫功義的『明末三案』。至若礦稅使事件及晚明時期江南 經濟與東林派的關係，則請參林麗月「東林運動與晚明經濟」（淡江大學中文系主編『晚明思潮與社會變動』，頁五六一－五九四；台北，弘化文化公司，民國七十 六年十二月）；洪煥椿「東林學派與江南經濟」上、下，九州學刊第一卷三期（一九八七年春季），頁四五－六○；第一卷四期（一九八七年夏季），頁二五－三 四。

註５：溫功義，前引書云：「張居正之後，門戶之爭已漸形成，閣臣進退與言官之間攻訐，爭辯的聲勢、勝負，關係也已日見重要，閣臣彼此之間鬥爭的方法和形式也就頗有不同，所涉及的範圍也加大了。」（頁五○）

註６：『高子遺書』，卷八上，「答周二魯」。

註７：『高子遺書』，卷八上，「答朱平涵」；卷八下「與李瞻成侍御」、「答楊侍御」、「答湯門生學憲」、「與華訒菴、鄒荊璵忠餘」、「與李肖甫」。

註８：『涇臯藏稿』，卷五。

註９：『小心齋劄記』，甲辰。

註１０：顧憲成『顧端文公集』（明崇禎無錫顧氏家刊本），卷二○，「先弟季時述」。

註１１：李焯然「論東林黨爭與晚明政治」（收在氏著『明史散論』，台北，允晨文化公司，民國七十六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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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一七二－一七三。

註１２：顧憲成『以俟錄』自序。案此書今已不傳，序文引見『顧端文公年譜』（清刊本『涇臯藏稿』附錄），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八月條。譜下，頁二五上。

註１３：『涇臯藏稿』，卷三。

註１４：管志道『管子惕若齋集』（萬曆二十四年序本），卷二，「托涂侍御念東年兄辭官書」。

註１５：『高子遺書』，卷八上，「與周自淑」。

註１６：見『明儒學案』，東林學案黃宗羲識語。

註１７：郝克著、張永堂譯「明末的東林運動」，『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頁一六四－一六五。

註１８：『高子遺書』，卷八下，「答祁長洲」。

註１９：『高子遺書』，卷八下，「與徐玄丈」一。

註２０：『高子遺書』卷八下，「與張侗初」二、「與黃黃石」；『涇臯藏稿』卷二，「上相國瑤

翁申老師書」。

註２１：見『明神宗實錄』，卷四八三，頁四上－下。

註２２：『高子遺書』卷八上，「與安我素」一；卷一，「語」；卷八下，「答郭旭陽侍御」；卷

八下，「與秦君鄰」。

註２３：『涇臯藏稿』，卷五。

註２４：顧憲成為李三才一事而不惜移書朝官友人，為其辯解，此類函柬今多收在『涇臯藏稿』卷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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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與鄒南臯」、「與姜景尼」、「答郭明龍少宗伯」、「復吳安節太僕」、「與吳懷野光祿」等。

　 　李三才與東林派人士之關係，可參林麗月「李三才與東林黨」，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九期（民國七十 五年五月），頁九九－一一○。註２５：是故早期東林人士對張居正之評價均甚低，但至東林黨的末期，同屬東林黨的梅之煥，已對張居正作出了不同的評價。『明 史』（百衲本）卷二四三，「梅之煥傳」云：「使今日能有綜名實、振紀綱如張江陵者，(言翕)訛之徒敢若此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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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啟、禎時期的社集

　 　誠如謝國楨所云：「我們要談明末清初的學風，不可不先談明末的黨社運動。」（註１）近人研究明末之 結社較著者，除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外，尚有朱倓女土的「明季南應社者」、「明季杭州讀書社考」、「明季杭州登樓社考」、「明季桐城之中江社考」 等，以及郭紹虞的「明代的文人集團」，劉莞莞『復社與晚明學風』，許淑玲（幾社及其經世思想』，日人小野和子的「明末【日文】結社【日文】關【日文】一考 察」，William S. Atwell，CH'EN TZU-LUNG：A Scholar Official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等。（註２）

　 　明朝末葉，在日益加劇的社會危機之前，理學家已顯得無能為力。而令人意外的是，使晚明學風別開新局 者，卻非儒生，而係一群結社的文人，無論在繼承東林的關心世局或經世致用的學風上，都由他們所掀起。「今天下猶舟也，虜訌於外，盜潰於內，則猶風濤之險 也。」（註３）天啟、崇禎兩朝間，外虜內寇，國事益危，凡有志於用世者，茲茲於經世實學者，多與這群文人所組成的社集有關。明亡前後，大江南北紛起義軍抗 清者，多是他們；清初遺老，早年也莫不出身於社集。少年文人、中年抗清、晚年深邃於儒學之反思。要談明末實用經世的學風，必須自社集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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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文人的結社風氣，並非始於明末。（註４）文人結社，宋元以來即有之，但文人社集卻確實是在明代 才特別發達。明太祖朱元璋曾禁止生員議論干政，所以那時的文人聚會，不過是清客性質；一方面讀書人以文會友，詩酒唱和，標榜風雅；一方面為了科舉考試，士 子相互聚集，揣摩時尚，選刻文章。結社在明代雖然發達，然其性質不過如此。（註５）

　　至天啟末年，太倉張溥、張采及蘇州楊維斗等人組織應社，而後又擴大為復社，以繼承東林自命，時人目之為「小東林」，在明末的學風及政治上，有其重要的影響。

　　復社的前身，原是應社，而應社又源於萬曆時的拂水山房，賴張溥的才力，應社成為當時江西「豫章派」艾南英等之外最大的一支文社，而後張溥又合孫淳與吳(曾羽)的復社為一而改稱為「復社」。在應社時代，張溥、張采、楊維斗等，其目的亦不過是士子與科舉功名的關係而已；逮改稱「復社」後，遂一變其性質。杜登春『社事本末』云：「復者，興復絕學之意。」（註６）陸世儀『復社紀略』云:

　　　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經術，但剽耳繪目，幾倖弋獲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郡邑不知澤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於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與四方多士共興復古學，將使異日務為有用，因名曰復社。（註７）

「興復古學，務為有用」，正是復社成立的最初目的。張溥本是一有抱負之人，其於崇禎元年（一六二八)入京觀郊廟辟雍之後，即喟然太息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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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家以經義取天下士，垂三百載，學者宜思有表彰微言，潤色鴻業，今公卿不通六藝，後進小生剽耳 傭目，倖弋獲於有司，無怪乎逐人持柄，而折枝舐痔，半出於誦法孔子之徒。無他，詩書之道虧，而廉恥之途塞也。新天子即位，臨雍講學，丕變斯民。生當其時 者，圖仰贊萬一，庶幾尊遺經，砭俗學，俾盛明著作，比隆三代，其在吾黨乎。（註８）

已有意要自時文入手，興復絕學，並繼承東林遺志，擔當責任了。

　 　於是會合了大江南北各地的社集，雲間幾社、浙西聞社，江北南社、江西則社、歷亭席社、吳門之羽朋 社、匡社、武林之讀書社、山左朋大社等，統稱之為復社。當時有名的文士，如幾社的陳子龍、夏允彝、彭燕又，匡社的吳應箕、王船山（註９），以及吳偉業、方 以智、陳貞慧、侯方域，東林後人如願杲、魏子一、黃宗羲等，無不網羅殆盡。（註１０）

　　二：復社源流系統表（註１１）

拂水山房社——

——應社

匡社

南社——

應社——

復社——

中州端社

松江幾社

萊陽邑社

浙東超社

浙西莊社

黃州質社

浙西聞社

江西則社

歷亭社

席社

昆陽社

雲簪社

吳門羽社

武林讀書社

山左朋大社

商丘雪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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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幾社，較為特別。杜登春云「幾者，絕學有再興之幾，而得知幾其神之義也。」（註１２）全祖望云：

　　　方明之季，社事最盛於江左，而松江幾社以經濟見。夏公彝仲、陳公臥子，何公慤人與公（案，指徐孚遠），又社中言經濟者之傑也。（註１３）

黃節「徐孚遠傳」亦云：

　　　方明之季，社事最盛於江右，文采風流，往往而見，或亦主持清議，以臧否為事。而松江幾社獨講經濟大略。（註１４）

幾社一方面隸屬於復社，一方面在作風上，又稍與復社不同，杜登春云：

　　　唯恐漢宋禍苗，以我身親之，故不欲竝稱復社，自立一名，……國表初刻已盡合海內名流……幾社會義，止於六子。六子者何？先君（案，指杜麟徵）與彝仲兩孝廉主其事，其四人則周勒貞先生立勳、徐闇公先生孚遠、彭燕又先生賓、陳臥子先生子龍是也。（註１５）

因此，如果說復社是政治性的，則幾社便是文藝性的；假使說復社是文藝性的，則幾社又可說是學術性的。（註１６）明末社集到最後，其實便以復社與幾社為最重要。

　　復社在崇禎二年（一六二九）於尹山舉行了成立大會。自崇禎二年到崇禎五年（一六三二），一共舉行了三次大會。第二次在金陵，第三次便是當時最為轟動天下的虎邱大會。陸世儀『復社紀略』曾記其盛況：

　　　癸酉（一六三二）春，（張）溥約社長為虎邱大會，先期傳單四出，至日，山左、江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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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楚、閩、浙以舟車至者數千餘人。大雄寶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鱗次布席皆滿，往來絲織，游于市者爭以復社會命名，刻之碑額，觀者甚眾，無不詫歎：以為三百年來，從未一有此也。（註１７）

此後二張與復社名滿天下，並且逐漸與政治發生關係，儼然成為「東林」的繼承者，號稱「小東林」。

　 　近人多將復社或明末以來的社集，分為三個階段。天啟、崇禎為前期；北都淪陷，退保南京，紛起抗清為 第二期；清廷頒禁社令後為第三期。（註１８）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以前的活動，都可以視為第一期。此時期的大事，尚有於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時，在周 仲馭、顧杲、黃宗羲等人的聯繫之下，由復社名士與東林、天啟蒙難家族的後人攜手，在南京發佈「留都防亂公揭」，驅逐了原為閹黨的阮大鋮。（註１９）

　　一六四四年，清兵入關，北京原已陷于李自成，清兵趕走李自成後，即進兵南下，各地紛紛組織義軍抗清，以復社成員而言，或參加弘光朝廷，或協助魯王，或加入鄭成功，或海外求援，或自組義軍；由原先的飛揚少年文士，一變而為轟轟烈烈的抗清義士。這可視為社集活動的第二期。

　　一六四五－六年之後，江浙等地區已大致入於清朝掌握之中，但在一六四八年西南李定國及海外鄭成功的反撲，各地志士紛紛為之內應；此次反清活動最後雖然失敗，但已使得清廷開始注意到社集。因此，在順治九年（一六五二）時，便立臥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