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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孟子》特其內篇，《孫子》乃其書中之一種耳，此或出之作者所自定。至于他書，如《管子》、《晏子》之類，劉向所校中書及民間書，多者至九十餘篇，《管子》太史書九十六篇。少 者數篇，以至一篇。此數篇、數十篇者，恐是六國及漢初人隨其所得為之編錄，譬之宋人為唐人纂詩文集，其中豈能無誤收。及至劉向收拾散亡，合中外之本，為之 定著，苟非彼此複重，即一章半簡，皆所不遺。雖文字小有同異，亦并著之。觀《晏子》第七篇，及《墨子》之《尚賢》、《尚同》、《兼愛》，各分上中下三篇可 見。此三篇文字相同者居半。夫 向之去周、秦也遠矣。此如宋、明人之編漢、魏、六朝人別集，但搜輯序次之而已。雖明知其非真，以其相傳既久，與其過而廢也，寧過而存之。故《晏子錄》曰： “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亦不敢失。”斯固古今校書之通例也。在讀者自擇之耳。向之編次群書也，有合各本通為一書者，有意有所疑，別次以為外篇 者。使向當時盡用《晏子》之例，豈不甚善。然今所傳古書分內外篇者殊少，此其故有二：一由向雖領校秘書，然惟六藝、諸子、詩賦三略為所自校。觀同時校書者 除任宏、尹咸、李柱國之外，又有杜參、見《晏子書錄》及《漢志》《杜參賦》下顏《注》引《別錄》。班斿、見《漢書敘傳》。劉及、見《七錄序》。原作俊，從孫星衍《續古文苑注》改。劉歆見《漢志》及本傳并《初學記》卷二十五引《別錄》，言校《列女傳》。數人。又有太常屬臣望，校《山海經》，兄劉歆《表》。若《後漢書‧蘇竟傳》，言竟與劉歆校書，則在王莽時。度 當時官屬，當尚不止此。則雖此三略之書，亦或不免假手，向但總校之而已。觀《漢志》歷敘向之校中古文經，及今《晏子》書校記之詳，《莊子》書編次之精，疑 向特于經傳及儒家道家，尤所盡心焉，蓋向初本好道，而其學則長於儒也。校之者才識不一，斯其鑒別不能皆精。況向未卒業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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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歆繼之。父子好尚不同，未必盡守向例。且即令向皆手自校讎，而盡取古今之書，離合編次之，使盡如《晏子》，此其于事必有不暇給者矣。一由漢秘書之禁甚嚴，今之所傳，不皆是向、歆所校，前篇固已言之矣。

　 　詩文之見於外集者，不皆偽作也。當時失不收拾，佚而復出，亦固有精湛者存，特以多是作者不存之稿， 及刪去之文，則少年之作，未定之論，往往雜出于其間，故大率較內集為膚淺，然內集不皆手定，又豈可盡信哉。諸子亦猶是也。劉向之敘《晏子》，郭象之論《莊 子》，第就外篇立言耳。即此二篇而考之，知古書之多有可疑，漢、晉人已發之矣。因其中之有可疑也，而遂盡指為偽作，則唐、宋人之集，又何異于古書，將謂其 中一無可信耶？若謂依托之作，周、秦多于唐、宋，則古人之書，不皆手著；其故正多；當于《辨附益篇》縷晰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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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辨附益第四

古書不皆手著

　　自漢武以後，九流之學，多失其傳。文士著書，強名諸子，既無門徒講授，故其書皆手自削草，躬加撰集，蓋自是而著述始專。然其書雖著錄子部，其實無異文章。詳前漢、魏諸子篇。至齊、梁文筆大盛，著子書者乃漸少。後人習讀漢以後書，又因《隋志》于古書皆題某人撰，妄求其人以實之，遂謂古人著書，亦如後世作文，必皆本人手著。于其中雜入後人之詞者。輒指為偽作，真偽之分，當別求證據，不得僅執此為斷。而秦、漢以上無完書矣。不知古人著述之體，正不如是也。

　　孫星衍曰：“古之愛士者，真按：疑有誤字○按：非也，孫氏意蓋如管、晏之愛士者，故其所愛以傳其文獻為報也！ 率有傳書。由身沒之後，賓客記錄遺事，報其知遇，如《管》、《晏》、《呂氏春秋》，皆不必其人自著。”《燕丹子序》，見本書卷首。又曰：“《晏子》書成在戰國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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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稱子書，多非自著，無足怪者。”《問字堂集》卷三《晏子春秋序》，亦見《音義》卷首。嚴可均《鬻子序》云：“古書不必手著，《鬻子》蓋康王、昭王後周史臣所錄，或鬻子子孫記述先世嘉言，為楚國之令典。”《鐵橋漫稿》卷五。又《書管子後》云：“近人編書目者謂此書多言管子後事，蓋後人附益者多，余不謂然。先秦諸子，皆門弟子或賓客或子孫撰定，不必手著。”《漫稿》卷八。章學誠曰：“春秋之時，管子嘗有書矣，然載一時之典章政教，則猶周公之有官禮也。記管子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而非管仲所著述。或謂管仲之書，不當稱管仲之謚。閻氏若璩又謂‘後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並無私自著書之事，皆是後人綴輯。”《文史通義‧詩教上》。真按：閻若璩之誤 孫詒讓曰：“《墨子》書今存五十三篇，蓋多門弟子所述，不必其自著也。”《墨子閒詁》後附《墨子傳略》。此數人者皆通儒，孫、真按：余嘉錫評孫星衍 嚴尤多讀古書，真按：余嘉錫評嚴可均 明于著作之體，而其言如此，勝于姚際恒輩遠矣。真按：姚際恆之不足 真按：孫詒讓的學問

　　章氏又曰：“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固將以其所謂道者爭天下之莫可加，而語言文字，未嘗私其所出也。先民舊章，存錄而不為識別者，《幼官》、《弟子》之篇，按此謂《弟子職》。《月令》、《土方》之訓是也。自注：“《管子‧地圖》，《淮南，地形》，皆土訓之遺。”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管仲之述其身後死事，韓非之載其李斯《駁議》是也。”《通義‧言公上》。今案章氏所謂諸子存錄先民舊章者，猶之唐律之中有李悝《法經》，杜佑《通典》有《開元禮》也。此類甚多，非本篇所詳，姑置不論。其後人輯其言行者，推按其事，約有數端，茲分疏之如左：

　　一曰：編書之人記其平生行事附入本書，如後人文集附列傳、行狀、碑志之類也。　　凡讀古人之書，輒思知其人，論其世，此古今學者之所同也。真按：重出,重複,-前似在論目錄學發微時有此語！ 司馬遷《史記》所作諸子列傳，大抵為讀其書有所感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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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晏傳》云：“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 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此不啻為以後《老》、《莊》、《申》、《韓》、《司馬》、《孫》、《吳》、《商君》、《孟》、《荀》、 《虞卿》、《魯連》、《鄒陽》、《屈》、《賈》諸傳之凡例。故傳中必敘其所著書，又言余讀其書某某篇，皆所謂“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之意也。及劉向奉詔校 書，每一書已，輒撰一錄，皆敘其行事，如《太史公》列傳之體。但《史記》自為一家之言，其百三十篇已有成書，故所作列傳不附諸子之內。而劉向職司校讎，其 《敘錄》雖附本書，明題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後人一望而知為向之所作，不至與原書相混，若夫六國、秦、漢間人治諸子之學者，輯錄其遺文，追敘其學 說，知後人讀其書，必欲觀其行事，于是考之于國史，記其所傳聞，筆之于書，以為論世知人之助，彼本述而不作，非欲自為一家之言，為求讀之之便利，故即附入 本書，與劉向著錄之意同。當時本無自署姓名之例，故不知為何人所作，後之傳錄編次其書者，亦但取其為一家之學，有益于學者而已，固不暇一一為之辨別，且亦 無須辨別也。如《管子》《大匡》、《中匡》、《小匡篇》，敘管仲傅公子糾及相齊之事，是即管子之傳也。其《戒篇》曰：“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 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對曰：‘隰朋可。’管仲又言曰：‘易牙、豎刁、衛公子開方，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 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公薨，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犇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立孝公而還。”其《小稱篇》又曰：“管 仲有病，桓公往問之。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管仲死，已葬。處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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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公曰：‘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于地下。’乃援素幭以裹 首而絕。死十一日，虫出于戶，乃知桓公之死也。”其言明白如此，雖三尺童子，亦知其非管仲所自著也。而宋葉適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 莫知其誰所為。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見《習學記言》卷四十五。夫既非一時之書，何以知其皆在春秋末年耶？真按：葉適之誤 姚際恒作《古今偽書考》，因之，遂列入真書而雜以偽之內，不知此自古書之通例，非偽也。真按：姚際恆之誤 俞樾曰：“《國語‧齊語》是齊國史記，《小匡》一篇多與《齊語》同；蓋管氏之徒刺取國史以為家乘。”《古書疑義》卷三《古書傳述亦有異同例》。此 真明于古人著作之體矣。凡古書敘其身後之事者多，不遑悉舉，皆當以此例之。《莊子‧雜篇‧列禦寇》云：“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此與《管子》記管仲之 死同。或曰“此寓言也”，然《雜篇》本多後人所記，安知不出于莊子身後乎？晉傅玄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乃說管仲死後事。”劉恕《通鑑外紀》卷一下引。唐孔穎達曰：“世有《管子》書，或是後人所錄。”見《左傳正義》卷八，姚際恒及《提要》皆未引。真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不足 真按：姚際恆 此說尚近是。《四庫提要》乃曰：“大抵後人附會多于仲之本書。真按：管仲 仲卒桓公之前，而篇中處處稱桓公，其不出仲手，已無疑義。”是真辯乎其所不必辯者矣。真批：意思就是廢話連篇是矣！ 以後世之事明之，《後漢書‧李固傳》曰：“固所著表章、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十一篇，真按：瀚典有凡字：「記、銘凡十一篇」 弟子趙承等悲嘆不已，乃共論固言跡，以為《德行》一篇。”嚴可均輯魏杜恕《篤論序》曰：“裴松之所引《杜氏新書》，即《篤論》之末篇。其書前數篇出恕手，後述敘家世歷官，引及《魏書》，并引及王隱《晉書》，知東晉時編附，故稱《新書》。”見《全三國文》卷四十二，及《鐵橋漫稿》卷六。此與周、秦諸子之敘身後事者何以異？使此二書尚存，又將勞後人之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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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真書而雜以偽，或出于好事者之所加矣。但此皆自為一篇附之卷末，不雜入書中，體例較明。又自漢以後，為人編集者，大抵有序一篇，或直錄史傳，或記所見聞，皆以敘作者之行事為主，即劉向《敘錄》之意。其直錄史傳者，如《古文苑》有《董仲舒集敘》一篇，岱南閣本捲入，章樵注本卷十七。即節鈔《漢書》本傳。《北堂書鈔》所引《劉向集序》，卷九十九。《劉歆集序》，卷九十九。皆《漢書》中語。此與《管子‧小匡篇》用《齊語》者何以異？其記所見聞者，如無名氏之徐幹《中論序》、卷首。繆襲《上仲長統昌言表》、魏志劉劭傳注引。陳壽《上諸葛亮故事表》之類，附《蜀志》亮本傳後。皆 詳敘作者始末。此與子書內後人記述行事者又何以異？但明題為序、表，不編入本書卷數，則體例更明矣。至初唐人作序，猶多用列傳之體。其後遂取墓志、行狀之 類附入之，明標作者，而序乃不復及行事。如劉禹錫作《柳先生集序》云：“凡子厚名氏，與其紀年，暨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志若祭文在，今附於第一通之末 云。”《書錄解題》卷十六云：“今世所行本不附志文，非當時本也。”是 墓志、祭文猶可雜入卷中。至宋以後人編集，於此類多別為附錄，不使與原書相雜，體例益為謹嚴矣。然自是唐、宋以後之事，不可以例周、秦諸子也。古書之附紀 行事，與文集之附傳狀、碑志，體雖異而意則同。後人不能深察著述變遷之跡，而好執當時之例以議古人，于是考辯論說，不勝其紛紛矣。真按：時代動態觀

　 　二曰：古書既多後人所編定，故于其最有關係之議論，并載同時人之辯駁，以著其學之廢興，說之行否， 亦使讀者互相印證，因以考見其生平，即後世文集中附錄往還書札贈答詩文之例也。　　《史記‧韓非傳》曰：“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因急攻韓。韓王 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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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斯、姚賈毀之曰：‘非終為韓不為秦。’秦王下吏治非，李斯遣人遺非藥，使自殺。”今《韓非子‧存韓 篇》，即非使秦時所上書，末附李斯《駁議》曰：“詔以韓客所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為不然。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為重于韓也。辯說 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于秦，而以韓利窺陛下。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 心，因不詳察事情。”此即斯之所以毀非，所謂為韓不為秦也。又曰：“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為市，則 韓可深割也。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云云。蓋斯必欲毀非，因請身自使韓以伐其謀，使非不得以存韓自重，非之卒見殺于斯者以此。後 人編非之書者，悼非之不得其死，故備書其始末于首篇，《韓非子》以《初見秦》為第一，《存韓》為第二，然《初見秦》據《戰國‧秦策》乃張儀說，故當以《存韓》為第一。猶 全書之序也。且不獨《韓非子》為然也。《商子書》以《更法》為第一，其言曰：“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于君。君曰，‘吾欲變法，恐天下之議 我也。’”其後即著鞅與甘龍、杜摯相辯難之語，終之曰：“孝公曰：‘善。’于是遂出《墾草令》。”而第二篇即《墾令》。蓋亦編書者著其變法之事于首，以明 其說之得行也。《公孫龍子‧跡府》第一曰：“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為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謂白馬為非馬也，欲推是 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此下即敘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與穿相辯難之語。現其稱龍為六國時辯士，必非龍所自敘，蓋亦後人著之于首編，以為全書之綱領也。 後人之書莫不有序，有一書而至三四序者。又有年譜、傳狀、碑志、祭文、哀詞、誄詞、謚議之類，皆編為附錄，動盈數卷，則其書中不必復雜以他人之說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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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猶往往錄入同時往還贈答之作，如《王維集》附裴迪詩，《杜甫集》附嚴武等詩，蓋欲人比而觀之，以盡其意也。然此猶無與辯駁之事。若《柳宗元集》附劉禹錫《天論》三篇，《柳集》為禹錫所編，此即劉所附入。《韓愈集》附張籍書二篇，見《韓文五百家注》。此注者所附入。則相與辯駁矣。雖不必盡關係其生平，然使人得因以考其說之當否，亦《韓非子》附李斯《駁議》之類也。

　 　三曰：古書中所載之文詞對答，或由記者附著其始末，使讀者知事之究竟，猶之後人奏議中之錄批答，而 校書者之附案說也。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凡例》曰：“唐以前舊集，體例不與今同。如揚雄《上書諫勿許單于朝》，《御覽》八百十一引雄集 曰：‘單于上書願朝，哀帝以問公卿，公卿以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雄上書諫’云云，所以識其緣起也。末又引雄集曰：‘天子召還匈奴使者，復 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黃金十斤。’所以竟其事也。諸引舊集，此類甚多。”見卷首，亦見《漫稿》卷六。今案許慎《說文》後附許沖《上說文表》，末云：“召上書者汝南許沖詣左掖門會，令并齎所上書。真按：此字未簡化！ 十 月十九日，中黃門饒喜以詔書賜召陵公乘許沖布四十匹，即日受詔朱雀掖門，敕勿謝。”當沖上書時，慎已病，此必許沖或後人所錄入。然則揚雄集所載上書始末， 亦未必雄所自記矣。《漢書‧魏相傳》曰：“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 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漢志》儒家有《高祖傳》十三篇，注曰：“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此所引《天 子所服》，即其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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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者，書之第八篇也。觀其敘事，必不出于高祖之手明矣。以此推之，周、秦諸子中凡記載問答兼敘事實 者，尤不必本人之所手著也。漢、魏人集今傳者甚少，惟《蔡邕集》猶出舊本。其第六卷有表疏五篇，文前多載緣起，而以答詔問災異八事一篇為尤詳，具載年月時 刻及群臣坐次，及中常侍所問之語。“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本板草書，給財用筆墨為對。”此不知為邕自記，抑編集者之所敘。至唐以後，作者既不記始末，編集 者又不悉當時情事，遂使讀者不知其事之從違，言之行否，可玩其辭采，而不足以備考證矣。

　 　四曰：古書之中有記載古事、古言者，此或其人平日所誦說，弟子熟聞而筆記之，或是讀書時之札記，後 人錄之以為書也。　　《荀子‧大略篇》文多細碎，以數句說一事。《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堯問》五篇，雜敘古事，案而不斷，文體皆不與 他篇同。楊倞于《大略篇》注曰：“此篇蓋弟子雜錄荀卿之語，皆略舉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總謂之大略也。”于《宥坐篇》注曰：“此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 記傳雜事。”吾因此以悟《賈子新書》中《連語》諸篇，多記古事，亦必弟子之所記。其《先醒篇》稱“懷王問于賈君”，考古人自稱為某子者，或有之矣，未有自 名為君者，此明為弟子或其子孫之詞也。其中所引多出自先秦古書，最可寶貴。陳振孫乃謂“今書皆錄《漢書》，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宜非誼本書。”《書錄解題》卷九。不知將何以處《荀子》？真按：陳振孫之誤 不敢議荀而獨以疑賈，徒見其輕于立論而已。古書似此者甚多，皆可以此推之。

　　五曰：諸子之中，有門人附記之語，即後世之題跋也。《荀子‧堯問篇》末曰：“為說者曰：孫卿不及孔子，是不然。孫卿迫于亂世，鰌于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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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曰：“孫卿懷將聖之心，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哲，以保 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白，徒與不眾，光輝不博也。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為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觀其善行，孔子弗 過。世不詳察，云非聖人，奈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遇，時也。”又曰：“今為說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名，時世不同，譽何由生？不得為政，功安能成？志修德 厚，孰謂不賢乎？”首末三百餘言，推崇荀卿甚至，全如題跋之體。考劉向目錄《堯問篇》第三十，楊倞注本第三十二。其後尚有《君子篇》、《賦篇》，是題跋雜入書中矣。要之古人編書，本無定例，不得以此議之也。

　　凡讀古人之書，當通知當時之文體。俞樾曰：“周、秦、兩漢至于今遠矣，執今人尋行數墨之文法，而以讀周、秦、兩漢之書，譬猶執山野之夫，而與言甘泉、建章之巨麗也。”《古書疑義舉例序》。斯言信矣，然俞氏之所斤斤者，文字句讀之間耳。余則謂當先明古人著作之體，然後可以讀古書。真按：俞樾之不足 古 人作文，既不自署姓名，又不以後人之詞雜入前人著述為嫌，故乍觀之似無所分別。且其時文體不備，無所謂書序、題跋、行狀、語錄。復因竹簡繁重，撰述不多， 後師所作，即附先師以行，不似後世人人有集，敝帚自享，以為千金，惟恐人之盜句也。故凡其生平公牘之文，弟子記錄之稿，皆聚而編之。亦以其宗旨一貫，自成 一家之學故也。夫古書之偽作者多矣，當別為專篇以明之。若因其非一人之筆，而遂指全書為偽作，則不知古人言公之旨。譬之習于豪強兼併之俗，而議三代之井田也。真按：人性本賤又一章 真按：摘要

　　此篇所言，皆就古書之中有弟子門人附錄，文義白而可據者舉之以為例。此外又有口耳相傳，至後世始著竹帛，及隨時羼亂增益者，其說甚繁，當別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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