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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描寫當時赴吳從軍之事。

　　吳志葵既從眾議進向蘇州，參將魯之璵以三百人先登城上，斬胥門而入，而清軍匿騎於學宮，俟魯之璵撤退之時，盡出匿騎，遂殲魯之璵等三百人。既而松江城陷落，陳子龍敗走；嘉定城亦陷落，侯峒曾死難，於是炎武回到崑山。適逢崑山縣民組織義師，與清軍塵戰。真按：疑當作鏖字 清軍夜渡城濠，攻陷崑山城，（註五二）吳其沆死難，楊永言遁赴蘭谿，而炎武與歸莊乘間得脫，倖免於難。（註五三）

　　當清軍於宏光元年五月攻陷南京之後，黃道周、鄭芝龍等隨即擁立唐王即位於福州，改元隆武。唐王即位之初，曾遙授炎武為兵部職方司主事。（註五四）

　　次年，唐王遣使迎接炎武。炎武與族父顧咸正商議，擬應唐王徵召，旋因母喪未葬，而未赴任。（註五五）炎武有詩「延平使至」一首，記唐王使者李定自延平歸賚至御札事：

　　「春風一夕動三山，使者持旌出漢關。

　　萬里干戈傳御札，十行書字識天顏。

　　身留絕塞援枹伍，夢在行朝執戟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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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聽綸言同感激，收京遙待翠華還。」（註五六）

因福王已被執遇害，炎武遂將恢復明室的希望，全部寄託在唐王。（註五七）

　　唐王為明太祖八世孫，志切復仇，勤政愛民，求賢好學，與福王之好遊樂、縱聲色，截然不同。然因鄭芝龍把持朝政，與清人暗通款曲，不能有所作為，故建國僅二年餘，即為清軍所破。

　　唐王遇害後，南明賴有桂王領導，瞿式耜、何騰蛟、李定國的奮戰，繼續從事恢復明室的大業。惟炎武並未參與桂王政府的抗清運動。（註五八）

　 　炎武在唐王遇害之次年，曾在太湖流域及江浙沿海等地遊歷考察，與昔日抗清的摯友陳子龍、楊廷樞等相 結。及陳、楊等因參加清松江提督吳勝兆反清密謀事洩，先後死難，炎武遂返常熟縣界之語濂涇，奉嗣母王氏靈柩，卜葬於先人墓塋。隨後數年，炎武出入南京、淮 南、揚州、蕪湖、松江、崑山各地，（註五九）結交江南志士，擊筑投筆，渡瀘聞雞，以示不忘恢復之志。（註六○）其間，嘗六謁孝陵，並謁太祖御容於靈谷寺， 以寄託故國之思。因念神州陸沉，圖籍湮沒，特作孝陵圖，考究江南名勝古蹟，藉以感興奮發後人，並存留一代圖籍。（註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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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顧炎武的北游

　　南明桂王永曆十一年（清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歲次丁酉，顧炎武束裝北游。此為炎武新階段生活的開始，（註六二）對他日後從事經世致用學問的研求，關係至大。

　　炎武北游的動機，據他在詩文集中顯示，大約有二：一為從塞上立業，（註六三）二為避仇。（註六四）然吾人從炎武北游的種種活動和其自述平生志業看，尋找反清復明的機會、從事學術的考證工作和訪友等，當皆為炎武北游的原因。（註六五）真按：顧炎武北遊的原因

　 　就尋找反清復明的機會說，清人的入關，征服江南各地，炎武雖僅參加有限的抗清運動，然他忠於明室之 心志，則始終不渝。北游之前，他的六謁孝陵，考究江南名勝古蹟，製繪孝陵圖等，皆能說明其故國之思之強烈。北游期間，炎武所至多為形勢險要之地，每至一地 必記其險要之處與用兵之道。他嘗稱讚華陰的形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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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註六七）顯然地，炎武晚年的定居華陰，實寓有深意。（註六七）

　　炎武為學不尚空談，喜就古籍所載，與實地相對勘。作實地的考證工作，自非身歷各地，無以為功。他說：「…頻年足跡所至，無三月之淹。…以二馬二騾，裝▼馱▲書卷，真按：原誤作奘 所 雇從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居。」（註六八）炎武的僕僕風塵，寶欲就平日所聞與書籍的記載對勘，以求取真知實學。如炎武至直隸永平之昌黎，著「營 平二州史事」六卷；（註六九）抵山東鄒平，訂其縣志；至山東濟南，輯成考古錄；至山東德州，訂其州志等，（註七○）皆顯示從事學術的實地考證工作，為炎武 北游原因之一。

　　滿清的征服江南，使得炎武昔日在江南的文友零落乖離，而炎武為學亦已由早年的「注蟲魚、吟風月」，（註七一）轉變為積極的經世態度，因之北方的學者友人，炎武皆有一訪之願。如炎武至濟南，與徐東癡、張稷若訂交；真按：徐夜.張爾岐. 過鄒平，與馬驌同訪碑郊外；抵章邱，訪張隱君；真按：張光啟. 歷太原，訪傅山；游五台，遇李因篤；往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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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明宗室朱存杠；適輝縣，訪孫夏峰；真按：孫奇逢 歸山陽，主王起田家；真按： 王略赴祁縣，主戴廷栻家；入華陰，訪王山史等等，真按：王弘撰 皆對炎武日後各巨著的完成，有重大的影響。

　　炎武北游期間所訪之友人，大多為篤行好學、志節皎然之士。炎武曾稱道他們說：

　　「夫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

　　讀書為己，探賾深微，吾不如楊雪臣；

　　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

　　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

　　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

　　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

　　博聞強記，群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

　　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

　　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山史；

　　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註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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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雖為炎武謙詞，然其北方友人之學行，各有獨到之處，則為事實。由此亦可得知，炎武與其友人相知之深。北游以訪諸友，當為炎武平生之願。

　　炎武北游期間，西至大同、太原、西安，東達山東半島，北出山海關、居庸關、長城，亦曾南抵杭州，足跡遍佈天下。總計炎武北游二十餘年，所歷省份如下：

　　明桂王永曆十一年（清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江蘇－山東。

　　明桂王永曆十二年（清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山東－直隸。

　　明桂王永曆十三年（清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直隸－山東－江蘇－山東。

　　明桂王永曆十四年（清順治十七年，一六六○）：山東－直隸－山東－江蘇。

　　明桂王永曆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江蘇－浙江－江蘇－山東。

　　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山東－直隸－山西。

　　清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山西－陝西－山西。

　　清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山西－直隸－河南－山東。

　　清康熙四年（一六六五）：山東。

　　清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山東－直隸－山西－直隸－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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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山東－江蘇－山東－直隸－山東。

　　清康熙七年（一六六八）：山東－直隸－山東。

　　清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山東－直隸－山東－直隸－山東－直隸－山東－直隸。

　　清康熙九年（一六七○）：山東－直隸－山西。

　　清康熙十年（一六七一）：山西。

　　清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山西－直隸－山東－直隸－山東－河南－山西。

　　清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山西－山東－直隸－山東－直隸。

　　清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直隸－山西－山東。

　　清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山東－河南－山西。

　　清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山西－山東－直隸－山東－直隸。

　　清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直隸－山東－直隸－山西－陝西－山西。

　　清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山西－陝西。

　　清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陝西－河南－直隸－河南－山西－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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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康熙十九年（一六八○）：陝西－山西。

　　清康熙二○年（一六八一）：山西－陝西－山西。

　　清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山西。（註七三）

　　炎武北游，足跡如此之廣，來往各省如此頻繁，二十餘年未嘗安居，所至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並雇從役相伴，費用至鉅，然炎武未嘗匱乏，所至隨遇而足，真按：顧炎武善於理財 除因家饒資產外，墾田度地，經營得法，當係主因。（註七四）

　　炎武一生的經歷，約略可以北游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北游前又可以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秋試被擯為準，再分為兩個時期。北游前的第一個時期，炎武對國事並不關心。（註七五）真按：荒唐少年時 第二個時期開始關心國事，為學態度亦趨積極，然尚未具備成就一代經世大儒的條件。

　 　炎武所以能成就一代經世大儒，北游實為其重要關鍵。炎武的北游，非如一般遊歷者的追求賞心悅目而 已，實寓深意，已如前述。因此，炎武雖北游二十餘年，奔走黃河南北各地，每至一地，少則留寓三數日，多則數月半載，無一定的居所，其生活實近於行人性質， 旅途勞頓，自無舒適可言。然炎武卻在旅途勞頓中，因能「遍觀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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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七六）「天下五嶽已游其四」，（註七七）獲非常人所能及的閱歷和特識，養成堅苦卓絕的性格。炎武晚年，二甥徐乾學、元文鼎貴，為炎武置田買舍，欲迎炎武南歸故里，而炎武終不南歸者，原因之一當係經北游生活的歷練，已習於北方之刻苦生活。

　 　北游之前，炎武雖已著手編纂輿地與利病之書，然距定稿尚遠，其臻於定稿階段，端賴北游期間的實地考 證，加以增補。炎武的巨著，如日知錄的增補改訂，音學五書的寫作完成，營平二州史事的編纂考訂，金石文字記的考求搜討等，皆完成於北游期間。北游一則予炎 武與友人過從問學的機會，以補苴罅漏。如炎武至萊州，「從唐臣假吳才老韻譜，讀而校之。」（註七八）至山西，遇閻百詩於太原，炎武以所撰日知錄相質，百詩 為改訂數條等是。（註七九）二則予炎武以增廣見識的機會，以確定學問的方向，如炎武自己的追述：「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為山履簣。而於聖 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註八○）即充分顯示，北游對炎武識見的增廣，有密切的關係。

　　此外，北游更予炎武以身歷考證、訪求遺賢的機會，以參互搜討，明其異同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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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炎武談及「金石文字記」的成書經過說：「比二十年間，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鎮、祠廟、伽藍之跡， 無不尋求，登危峯，探窈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頹垣，畚朽壤，其可讀者，必手自鈔錄，得一文為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一二先達之士知余好古，出其所 蓄，以至蘭台之墜文，天祿之逸字，旁搜博討，夜以繼日。遂乃抉剔史傳，發揮經典，頗有歐陽、趙二錄之所未具者，積為一帙，序之以貽後人。」（註八一）由此 可見，炎武完成該書的艱難，實非案牘舉手者流可比。其書之充實，有歐陽、趙二錄所未具者，實拜北游之賜。清儒全祖望曾述炎武北游實地考證的情形說：「凡先 生之遊，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註八二）全氏的敘述，真按：全祖望 實為炎武北游期間研求實在學問的寫照，亦為炎武能成就一代經世大儒，開創清初經世學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