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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書多無句讀，學子讀起來甚為不便；並且句讀不同，文意也就有差異。為此，王氏父子在刊印他所校的書時加上了句讀。此舉在清儒中僅有王氏父子為之，其做法對學子理解古書有很大幫助。真按：王念孫與句讀

　　王氏父子校書，時刻不忘學子。其目的既明確又正確，今日仍值得提倡。

二、搜集校書用資料不遺餘力，使用資料時又十分謹慎

　　校書是一項嚴肅細緻的研究工作，需要有參考資料，而且越多越好。王氏父子對校書用資料非常重視，搜集不遺餘力。凡是于校書有用者，不論是本書他本，還是他書他本，全力搜集，定不放過。王引之《經傳釋詞‧自序》說：“自九經三傳及周秦兩漢之書，凡助語之文，遍為搜討。”

　 　他們使用資料十分謹慎。在確定校某書後，一般要在該書諸本中選一佳本為主，參考 本書他本及他書他本進行校勘。為主的書又叫工作底本，餘者皆稱為校本。從王引之所論和他們的實際做法可以看出，他們多好選用古本作底本和校本。他們用古， 但不泥古，擇是而從。王引之說：“說經者期于得經意而已。前人傳注不皆合于經，則擇其合經者從之；其皆不合，則以己意逆經意，而參之他經，證以成訓。”他 們對於古注，用其是，棄其非；若無是皆非，則要“逆經義”，即不受其影響，另想辦法。他們使用其他古本也是如此。

　　他們除重古本外，也用宋本和精善時本作底本和校本。但他們不佞宋，總是擇善而用。清代是我國古典校勘學發展之昌盛時期，校者之多，校書之多，其校之精，皆為其前代所不及，真批：本書作者很愛用其字，多為贅詞，可以不加！ 產生了很多精校精注本，也是校書的好材料，王氏父子也多用之。

三、使用多種方法辨誤糾謬

校書的主要任務是刪衍、補脫、辨誤、糾謬，以恢復古書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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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成這一任務，需要用一定的方法。王氏父子當時使用的方法很多，主要是從以下諸方面入手校書。

　　1.文 字。古書之訛多表現在字，所以從文字入手校書是最基本的方法。王氏父子主要是從字形、字聲、字義、古字、怪字、諱字、假借字、常誤字等方面著眼校書的。如 《墨子‧所染》載：“晉文染于舅犯高偃。”王念孫校之曰：“‘高’當為‘■’，‘■’即城郭之‘郭’，形與‘高’相近，因誤為‘高’。”他這是從字形、字 義、古字三方面同時入手校正的。王念孫在《禮記》中校“脩”為“循”，主要是從相互常誤字同時結合字形進行校正的。其《讀書雜志》指出：“古書脩、循之亂 有數十百處。”

　　2.詞 彙。同一詞語，時代不同，其意思就有差別；時代不同、地區不同、著作不同、著者不同，其用詞特點和習慣也就不同。這些也是校書糾繆的著眼點，王氏父子也多 用之。如《淮南子‧道應》載：“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王念孫校之曰：“遂尊重薛公，本作遂重薛公，‘重’即‘尊’也。古書無以‘尊重’二字連用者，真按：古人語法,語用習慣,古人文例, 惟俗語有之。《群書治要》引此無‘尊’字。”他這正是從古人用詞特點和詞義兩方面著手校正的。他在《荀子‧禮儀》中校“棺槨十重”為“棺槨七重”，則是從用詞特點和字形入手校正的。

　　3.音韻。古人著書立說，有的很講究押韻。在講究押韻的書中，該押韻而未有押韻者，就可能為誤。王氏父子也從這方面著手校手。真按：當係著手校書之訛！ 如《淮南子‧人間》載：“蠹啄剖梁柱，蚊虻走牛羊。”王念孫認為：“梁柱”當為“柱梁”。其理由是：“‘梁’與‘羊’為韻，各本作梁柱，則失其韻矣。”

　　4.句 法。關於句法，王氏父子主要是從句型、句讀、句子字數、句子對稱、上下句關係等方面著手識誤糾謬的。如《荀子‧成相》載：“暴人■，仁人糟糠。”王引之校 之曰：“下‘人’字涉上‘人’字而衍。上已言暴人，則下‘人’字可蒙上而省。此篇之例，兩三字句，下皆用七字句，以是明之。”他這主要是從句子字數同時結 合《成相》篇用詞特點和上下句關係校正此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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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文法。文法內容包括甚廣，王氏父子主要是從文意、文勢、文例、文章結構、篇章劃分、行文特點、句型特點、音韻特點等方面著眼辨誤糾繆。關於“用詞、句型、音韻”三個方面上面已說過，餘者舉一例示之。如《逸周書‧作雒》載：“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真按：重出,重複, ” 王念孫校之曰：“盧曰：‘以為土封，一本作以土封之。’念孫案：一本是也。以土封之，謂各以一方之土封之，如下句云：‘受列土于周室也。’若云‘以為土封 ’，則文意不明。《北堂書鈔‧禮部上》……引作‘以土封之’。”王念孫主要是從文意入手，結合詞義、上下句關係、句型校出此誤的。

　　6.引文。凡校本引用底本者，或底本引用校本者，皆可參其校底本，真按：疑有誤! 王氏父子也用之。如《管子‧小匡》載：“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非弊邑之君所謂也。”王念孫校之曰：“‘謂’當為‘請’字之誤也。《左傳正義》引作‘非弊邑之所請也’；《齊語》作‘若不生得以戮于群臣，猶未得請也’，上文‘請’字凡五見，皆其證。”真按：請字訛為謂字

　　7.史 料。對於同一史料，有時幾書同載，亦可互參校正。這也是王氏父子校書識誤的著眼點。如《漢書‧高帝紀》載：“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 王念孫校之曰：“生’當為‘至’字之誤也。《史記‧項羽紀》、《高祖紀》並作‘至’，《通鑑‧漢紀一》同。”此外，王氏父子還從歷史年代、歷史典故、地 理、曆法等方面入手校書。

　　8.注文。凡是“注”，多要引用被注之詞語或短句，並對其釋義。既可據其核對原文，又可參其理解詞語和文義。注又可分本書之注和他書之注，皆可參其校書，真按：此句不通！-但因此句知前文無誤也.蓋作者愛用其字，此其代前文本書之注和他書之注也.謂皆可參用此二者以校書.作者愛用其字，不唯累贅，句義又難明！實非作手！ 王念孫父子也用之。如《史記‧酷吏列傳》載：“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王念孫校之曰：“《索隱》本出‘求為可使’四字，注曰‘謂求楊可之使’。據此，則正文本作‘求為可使者’，疑後人依《漢書》改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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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人物。王念孫父子校書，有時也從書中所載人物著手。比如人物姓名特點、生卒年月、字號、爵里、身世、官職、政治主張、代表作品等。

　　10.禮 俗。時代和地區不同，禮儀及習俗也就有差別；民族不同，其風俗習慣也會有不同。王氏父子也從這些方面著手校書。如《荀子‧儒效》載：“武王崩，成王幼，周 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扆而坐，君侯趨走堂下。”王念孫校之曰：“‘坐’當為‘立’，古無坐見諸侯之禮，抄者淺陋，以意改之。”

　　11.版 本。從不同角度分，書有不同版本，這些也是王氏父子校書的著眼點。如《漢書‧地理志》載：“揚州藪、揚州川、揚州山。”王念孫細審之，發現此書不是明代及 其以後版本，於是他校訂“揚”當作“楊”。其理由是：“凡‘揚州’字，古皆從‘木’，不從‘手’……至明監本，則全書皆作‘揚’。”他指出，揚州之“揚” 字，明監本以前版本皆從“木”，明監本及其以後皆從“手”。

　 　在王氏父子使用的十一種方法中，以前面五種用得最多，係常用之法，其他學者校書 也常用之。但是，王氏父子校書所用之方法遠不止這十一種。比如，他們還從文物、官制、古制、邏輯、語法、數量單位、書寫格式、情理、誤因、參考他人校正意 見等很多方面入手校書。文中所舉，多有掛漏。

　　從上面所舉例子可以看出，王氏父子糾謬時，往往是兩種或多種方法相互結合使用。如從史料、禮俗、版本、句子字數入手校書例，同時使用了兩種方法；從文字入手校書例，同時使用了三種方法；從文法入手校書例，同時使用了四種方法。

　　從另一角度歸納王氏父子所用校書之法，不外有五大類型：對校法、他校法、本校法、理校法、綜合法。現分述之。

　　1.對校法。此法較簡單，但要一定條件，即所校之書必須有兩種版本及其以上。此法特點是，容易發現訛誤，若要訂正，有時還需其他方法配合，或輔以佐證。王念孫父子也好用此法。如其從音韻入手校書例就屬於對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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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他校法。此法在校書時一般使用較多，王氏父子也是如此。這是因為此法也較簡單，且校本大多有之。如王氏父子從詞彙、文法、引文、注文、史料入手校書例皆屬於他校法。

　　3.本校法。即參據本書篇章結構、用詞特色、句法特徵等方面進行辨誤糾謬。此法不如對校和他校二法簡單，但校書時也要用之。如王氏父子從句法、文法校書例皆屬於本校法。

　　4.理校法。即以理相較，主要從文章義理、行文體例、語法特點、用詞特點等方面進行綜合研治，分析推理，得出結論。此法較為複雜，使用不當容易致誤。不過，王氏父子善用此法，他們以擅長分析推理而著稱。如他們從詞彙、句法、引文、注文、禮俗入手校書例皆屬於理校法。

　　5.綜 合法。同時使用對校、他校、本校、理校四法中的兩種及其以上者，稱之為綜合法。在實際校書時，大多要結合使用兩種或三種方法，有時要四種方法同時並用。如 王氏父子從詞彙、注文入手校書例，就同時使用了他校、理校二法；從人物、句法入手校書例，則同時使用了理校、本校二法；從引文入手校書例，同時使用了他 校、本校、理校三法；而從文法入手校書例，則四法全用了；“一本是也”屬對校，“下句云”屬本校，“文意不明”屬理校，“引作”屬他校。

四、校書精而多

　 　王氏父子校書共有三十多種，以精善而著稱。其中影響較大者是《讀書雜志》、《廣 雅疏證》、《經義述聞》、《經傳釋詞》。《廣雅疏證》是王念孫精心校注的一部名物、訓詁書。王念孫在該書自序中說，其是正《廣雅》“字之訛者五百八十，脫 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後錯亂者百二十三，正文入《音》內者十九，《音》內字誤入正文者五十七”。其校正訛誤的數量亦能說明其校精審。真批：又誤用科學數量化！ 《讀書雜志》收王念孫校書十八種，是其傾畢生精力校注而成的。其中校釋卓見之處，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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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義述聞》和《經傳釋詞》是王引之校詮之書。這四部書最為精審，被認為是“校勘史上最典範著作”。其中《讀書雜志》和《經義述聞》尤受學者青睞。讚譽者 有之，採用其成果者有之，仿效者亦有之。在《讀書雜志》中共校正諸書訛誤四千餘條。古今學者無不“嘆其精確”。學者對《經義述聞》亦評價甚高。清方東樹 《漢學商兌》卷中說：“高郵王氏《經義述聞》實足令鄭（康成）朱（熹）俯首。漢唐以來，未有其此。真按：當係未有其比之訛！ ”清末孫詒讓《札迻》收其校書七十八種，其中有很多校勘成果是採用王氏《讀書雜志》的。清末另一校勘學家俞樾師承王念孫，真按：俞樾與王念孫 校勘古書仿王氏《讀書雜志》和《經義述聞》，著《群經平議》和《諸子平議》。王氏在《淮南雜志》中歸納古書致誤的原因若干條，俞氏在《古書疑義舉例》也歸納出三十七條。可見王校質量之精，影響之大。

五、虛心接受同行意見

　　古書品種多，誤情雜，校者知識有限，因此，在校書時有些訛誤識不出，有些識出改不出，或者改是為誤，都有可能。校書如能聽取他人意見，便可多識訛誤，提高糾謬質量。真批：本書重複性實在太高！也可看出作者殆憑此三兩三即可衍生千萬千了.唉！ 王 氏父子對此較為重視。為保證校書質量，他們有時把校過的書送給同行審閱，請其訂正。如王念孫校過《大戴禮記》後，就把其送給同行盧文弨看，主動徵求盧的意 見。盧又幫其糾正若干條，王氏虛心接受。清顧廣圻覆校王氏校過的書《淮南子》後，糾其新訛舊謬若干條。王引之立即將顧氏意見題為“顧校淮南子”，刊附《淮 南雜志》之後。王氏用他人校本和精注本作底本或校本，從引文、注文等入手校書糾謬，採用他人校勘成果等，亦是聽取他人意見的表現。校書虛心接受他人意見， 是王氏取得豐碩校勘成果的主要原因之一。

六、重視取證和分析推理

為了保證校書質量，校者在辨誤糾謬時凡能取得證據的，皆盡量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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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父子對此也十分重視。他們盡量做到無證不改，證不足不糾。清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二說：“王氏必據有數證而後敢改，不失慎重之意。”王氏糾謬時，有不少都有兩證，有的達到五證、七證，甚至十證以上。真可謂證據確鑿。

　 　但是在辨誤糾謬時並非都有證可取，這就要靠分析推理。只要分析透徹，說理充分， 也可糾之。王氏父子在這方面也比較擅長。他們在糾謬時，若實無證可取，則細細推敲，充分說理，反覆論證，直到他們認為無疑義為止。今人薛正興《談王念孫的 推理校勘》一文說王氏：“推理時邏輯嚴密，論證中類例可靠，王氏的校正充滿真知灼見，令人十分信服。”由於王氏善於推理分析，有些訛脫，別人發現不了的， 他能發現；別人改不出的，他能改出；別人改錯了的，他能糾正。

七、認真總結古書致誤的原因和校書方法

　 　清儒校書，校後多能總結古書致誤原因，其中尤以王氏父子總結最為詳盡。王念孫 《讀淮南雜志‧序》指出該書有六十四種誤因。王引之《經義述聞》又對其進行了增補。他在該書《通說》中又總結“行訛”等校釋通例十二條，其中有些是屬於誤 因的。王氏不僅從微觀上總結，還能從宏觀上歸納。他認為，古書之誤多在人為。這就道出了古書之誤歷代不絕的根源。王氏父子的總結不僅比別人全面，還能發別 人所未發，對校讀者識誤能起到發凡起例的作用。

　 　王氏對校書方法也能認真總結。如前面所說的，王引之曾論說如何搜集和使用校書用 資料。關於如何辨誤糾謬，他們總結得較多。其中有局部的小結，有對一書的總結，也有對群書的總結。如關於如何用注文以證所校，王念孫說：“凡注內‘故曰’ 云云，皆指正文而言，以是明之。”對於《墨子》一書的用詞特點，王念孫說：“《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他還指出一些相互常誤字，如“脩”與“循”、 “七”與“十”等。對於如何糾正誤字，王氏父子也提出了一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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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念孫《廣雅疏證‧序》曰：“學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治經重乎得義，得義莫切于得音。”又說：“就古音以求古義，引申觸類，不限形體。”王念孫“以音求義”、“不限形體”，被校勘界認為是校書方法的一條通則。真按：摘要 王 引之則提出了“三改三不改”的主張。三改是：寫官之誤、槧工之誤、校者之誤，他都改。三不改是：不能定者、不可求者、無佐證者，他都不改。對於如何驗證其 校，王引之《經傳釋詞》提出：“揆之本文而協，驗之他卷而通。”前面所說的，他們對古書致誤原因的總結，也就是告誡同行從何入手校書。從這一角度來說，也 是對校法的總結。王氏總結的校書方法包括很多方面，這裡實不能一一列舉。

八、過於相信類書，多好從中取證

　 　王氏父子辨誤糾謬好從類書中取證。他們過於相信類書，在一般情況下，凡異于類書 者，多從類書。這是王氏校書的特點，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說是其缺點。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卷二說王氏父子：“往往據類書以改本書，則通人之弊。若《北堂書 鈔》、《太平御覽》之類，世無善本，又其書初非為經訓而作，事出眾手，其來歷已不可恃。”孫詒讓、劉文典等也都曾指出王氏有迷信類書的現象。由於王氏過於 相信類書，從中引據時有時考證欠縝密，就會有以誤為是的現象。這在《讀書雜志》中有所體現。真批：體現二字通常用在正面上的，負面反面，怎好用體現？

　　其次，王氏父子有在原書上訂正訛誤的現象；他們撰的校記有的過長，不便學子檢閱。對於王氏的這些不足之處，後人當引為借鑑。

　　以上八點很可能未能把王氏父子校書特點都總結出來，還請同行批評和補正。

（原載《山東圖書館季刊》1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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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盧文弨校書

　　在我國清季，校勘學勃興，校勘名家輩出。其中校書費時最久且成果既多又精者，當推盧文弨。盧文弨（1717一1795） 字召弓，號磯漁，晚號弓父，又稱抱經先生，浙江餘姚人。召弓博學好古，喜好收書，更嗜校勘，一生以校書為課，家藏數萬卷，上自經史，下逮詩文，無不丹黃。 今學者張舜徽在《廣校讎略》卷四中說盧：“屏絕人世一切之好，終身以校之，所校書為最多，裨益于士林亦最巨。”他從事校勘目的明確，方法科學，成果顯著， 經驗豐富。現分述之。

一、目的與方法

　　盧文弨校書主要目的是為便諸生讀書治學。時至清季，很多古書斷爛脫誤嚴重，不少書“所言是非得失，皆與事實大相徑庭，是不惟厚誣古人，抑且貽誤後學”。①學子若讀誤書，就會被其所誤。還有些書，字詞簡奧，文例糾紛，義理難懂。所以盧文弨提出，為“使學者是正積非，真按：動詞. 真按：謂積久之訛也！ 蓋疑渙釋”，真按：國無！待查！詞亦無！此謂蓋闕疑也（蓋闕疑之省言）.將蓋闕疑渙釋. ②應該校勘古書。

　　為便諸生理解古書，盧文弨將每書校畢後，多撰序跋與校記附於書後。近學者余嘉錫《藏園群書題記‧序》說：“取舊刻名鈔，點勘纂著，作為校記，如盧抱經之《群書拾補》……則存古書之面貌，示後學以門徑。”這些序跋與校記能告訴諸生，某書有幾種版本，何本為優，怎樣讀它。

　　清張之洞曾勸學子購讀清精校精注本。為便學子購讀這些本子，盧文弨還將所校的書彙集成編，梓行于世。其校刻的《抱經堂叢書》，收其校本二十種、二百六十三卷，被版刻界譽為校讎派叢書

①羅孟禎。中國目錄學簡編。重慶：重慶出版社，1983：194。

②柳詒徵。盧抱經先生年譜。載中央大學圖書館年刊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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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著《群書拾補》，則是專薈其校諸書的校記。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校釋諸子（或其他書籍）之書薈萃成編最有價值者，其一為盧抱經之《群書拾補》。”他校刻的還有《漢魏叢書》等。盧氏為讀而校之目的，今日仍值得提倡。

　　盧文弨校書方法較為科學，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認真選擇底本和校本

　　在確定校某書時，要先在該書諸本中擇優選定一本為主，參據他本，進行校勘。盧文弨對選擇底本和校本頗為重視，多好選用下面幾種本子作底本和校本。真批：此處依然與前文重複太多！！

　　1.古本。古書流傳主要靠手抄和刊印，古本因抄刻次數少，故訛誤不多，盧文弨多好用其作底本和校本。真批：又用其字了，下文同！ 他在《抱經堂文集》卷一二中評《九經》諸本時說：“校正群籍，自當先從本書相傳舊本為是。”但舊本雖好，亦並非無訛。所以，他使用古本較為慎重。其在《抱經堂文集》卷二中說：“違古而失，泥古亦失。”他用古不泥古，能擇優而從。

　　2.宋本。宋代校刻圖書認真，留下不少善本。盧文弨校書多好用其作底本和校本。他校《白虎通》、《顏氏家訓》等書時，就是用宋、元本作底本和校本的。但他用宋本亦能仔細篩選，從不佞宋，因為宋本中亦有訛誤。所以，他使用宋本，“貴于擇善而從”。

　　3.時本。清季校勘學大興，產生了很多精校精注本。盧文弨認為，這樣的時本實不遜于古本和宋本，同樣可以用來作底本和校本。他校《方言》，所據的就是戴震、丁杰等家的精校本。

　　4.類書。盧文弨也好選用類書作底本和校本，因為類書便於檢索和使用。他曾以《漢魏叢書》為底本，用明程榮本等為校本進行校勘，校六七遍之後將其刊出。真批：漢魏叢書焉可謂之類書？

　　盧氏校書，用來作底本和校本者遠不限這些，內容包括經史子集，四部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