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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昀便指斥王柏一類疑經、改經之舉是“誣經”，是“非聖”①。盡管紀昀處處倡導批評要講究“儒者氣象”②，但在這干係名分的問題上，也發出金剛怒目式的猛喝：“柏何人斯，敢奮筆而進退孔子哉？！”③真批：柏是無何人，唯其有市場爾.無則豈敢為此，或者敢為又豈能成風，存而遺後哉？今阿扁與其从政者，亦多類乎此爾．一人豈能成事，且其人尚非聖賢．不惟扁珍，直李登輝、蔣介石、毛澤東諸明星又豈非云是乎爾？然則責一人又何足？自必有其選票市場矣．愚是以知誅一秦檜之不足罪，殺一岳飛則千萬人．

　 　宋儒疑經，自有其積極的一面。它動搖了漢唐視為不可觸犯的“六經”尊嚴，有利於人們擺脫經傳的神聖 統治，對“六經”進行符合歷史真情的研究。如宋儒疑《詩序》、廢《詩序》，便為詩經研究依《詩》的本來面貌進行開拓了思路。明人萬時華曾說：“今之君子知 《詩》之為經，不知《詩》之為詩，一蔽也。”④這種“離經畔道”的議論未嘗不受到宋儒的啟迪。朱熹疑古文《尚書》，明清學者循此思路以進，終於推翻了偽古 文，這是宋學對《尚書》學所作出的最根本的決定性的貢獻。皮錫瑞《經學通論》有言：“宋儒不信古人，好矜創獲，獻疑《孔傳》，真按：不解之處！真按 實為首庸。”

　 　但是，宋人疑經好走極端。詮釋學的全部歷史表明，一旦解釋學與懷疑主義或極端相對主義攜手結盟，解 釋便成了個人肆意所至的領地。宋人疑經便是如此，他們“凡古事與其理合者即以為是，與其理不合者即以為非”⑤。這種一味憑主觀之“理”而不顧古代事實，甚 至據一己之意隨意改動經典本文的臆斷性思路實不足為訓。對宋儒的“臆斷”或“師心杜撰”，紀昀十分不滿，他認為，宋學臆斷肆行的學風根植於“近名”的心 態：“蓋漢儒之學務實，宋儒則近名，不出新義，則不能聳聽；真批：聳聽為何？還不是為選票，為市場。然則此亦行銷學（marketing）之濫觴爾，又焉足怪哉！ 不排舊說

①《總目》，卷十五，經部，《詩補傳》條。

②《總目》，卷九十六，子部，《閑闢錄》條。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原作閑辟錄！今據中研院線上目定.存目叢書有.

③《總目》，卷十七，經部，《詩疑》條。

④《總目》，卷十七，經部，《詩經偶箋》條。

⑤皮錫瑞：《經學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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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能出新義。”①這種率意標新立異自然絕無依據。紀昀因此將宋學稱為“臆斷之學”②，並以“悍”或“悍戾”概言洛閩經學之弊。

　 　宋人“說經以理斷”，他們所持的“理”無非是“仁義禮智之總名”③。在理學的籠蓋下，“三尺之童， 即談忠恕；目未識丁，亦聞性與天道”④。宋學的“穿鑿”與“臆斷”，也往往一以綱常名教為本。如王應麟解《尚書》：“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 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⑤牽強附會地從《尚書》中去尋找理學倫理本體論的依據。王柏刪“淫”詩更是這一致思趨向的極端化發展。

　　宋代《詩經》學的一大公案乃是朱熹“淫詩”論的提出。《詩經》中本有大量情詩，但漢儒卻從政治教化觀念出發，對這些情詩作出離奇古怪的詮釋。真批：重點不在于離不離奇，古不古怪，而是在這樣的離奇古怪竟能生存且持續，被主流當勢者所接受或容忍！目前政論節目之多，而鮮觸及此者，殆亦怕得罪其老闆——收視群眾吧. 他 們或以歷史事實來解說情詩，將情詩歷史化；或將情詩作為“聖人”美刺時政或歷史人物的器具。朱熹獨具慧眼，“唯本文求是”，從“三百篇”中辨識出二十餘篇 歌詠男女之情的詩歌，將它們從“美刺”、附史的重壓下解放出來。然而，朱熹雖從文學角度看出《詩經》中有“男女之詩”，但又依理學家思路對這些“男女情 詩”予以道德評價，加上“淫”的惡謚，稱之為“淫奔期會之詩”，“淫奔者之辭”，“淫女之辭”。王柏也指斥“碩人”第二章“形容莊姜之色太褻”⑥。

①《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槐西雜志（二）》

②《總目》，卷三十一，經部，《公穀彙義》條。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原文作公谷匯義.此據中研院線上目.又，存目叢書有此書.

③《朱文公文集》，卷四十。

④《總目》，卷一六八，集部，《師山文集》條。

⑤《總目》，卷十二，經部，《尚書通考》條。

⑥《總目》，卷十七，經部，《詩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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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儒推出“情詩即淫詩”說，在經學領域造成一大疑案。《詩經》為孔子刪定（宋儒相信孔子“刪詩”之說）的“六經”之一，是至為神聖的“大經大法”。淫詩的出現遂直接干係到立極訓戒的純正。王柏只好把這一筆帳算到漢儒頭上：“秦法嚴密，《詩》無獨全之理。竊意夫子已刪去之詩，真批：關鍵字！--全看此二字可知矣！ 容 有存於閭巷浮薄者之口。蓋雅奧難識，淫俚易傳，漢儒病其亡逸，妄取而竄雜，以足‘三百篇’之數。”①為了維護儒家經典的神聖性，為了合於“思無邪”之論， 王柏大砍情詩，將它們從《詩經》中放黜，以“一洗千古之蕪穢”。由此可見，王柏改經，“師心杜撰”只是表象，維護綱常名分才是真實意蘊。

　　在《詩經》情詩問題上，紀昀認同朱熹“淫”詩說，對《毛詩傳箋》一系斷然否定“三百篇”中有“淫”詩存在的觀念加以反對。清人毛奇齡與楊洪才曾就《詩經》中的情詩展開辯論，“大旨洪才主朱子淫詩之說，而奇齡則謂《鄭風》無淫詩”。對於毛、楊的岐見，紀昀發表己見：真批：是遂以總目為紀昀說矣！ “必以為《鄭風》語語皆淫，固非事理。必以為《鄭風》篇篇皆不淫，亦豈非事理哉？……安得概以‘淫者必不自作’一語，真按：此句疑有誤！查武英殿本總目（迪志出版，武漢大學圖像）此非字乃衍文也！蓋涉上文而誤. 遂謂三百篇內無一淫詩？”②這顯然是一種平實、公允的見解。

　　紀昀既承認“三百篇”中有“淫”詩，又對這一現象作出不同於宋儒的詮釋：“夫先王陳詩以觀民風，本美刺兼舉以為法戒，既他事有刺，何為獨不刺淫？！”這一論說實際上重新回歸於狹隘功利主義的“美刺”怪圈。

　宋儒雖恪守綱常名教，但由於一味穿鑿解經，竟始料未所及地提出若干觸犯名教大防的經說

①王柏：《詩疑》。

②《總目》，卷十八，經部，《白鷺洲主客說詩》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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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最為盛行的《春秋》學上，一些經學家便犯了大大的忌諱。

　 　宋儒對《春秋》經的研究，十分著重《春秋》筆法。歐陽修曾說：“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削則 削，此《春秋》之所作也。……南宋胡安國則斷言：《春秋》中的每一個字，都是孔子“斷自聖心”。“務求褒貶”的詮釋心態，使宋儒對《春秋》作出大量穿鑿性 的解釋。“宋自孫復以後，人人以臆見說《春秋》”②。“必事事求其所以貶”③。“如王不稱天、公不書即位之類皆謂孔子有意貶絕”④。在紀昀看來，這簡直是 “亂名教之大防”。因為，“孔子當日固一魯大夫也。於周天子則其大君，於魯公則其本國之君，於列國諸候則俱周天子所封建，與魯君並尊者也”。“身為人臣， 作私書以賞罰王侯君公”⑤，“是褒譏之法，且將上施於君父，揆諸聖人明倫之本意，當必不然”⑥。紀昀的這一批評，當然只不過是以一種倫理觀念反對另一種倫 理心態。真批：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

　 　紀昀一方面以衛道姿態反對宋儒穿鑿解說《春秋》，另一方面又以智者的眼光去分析眾說紛紜的“褒貶” 說。紀昀不同意“《春秋》字字褒貶”說，指認這是一種“偏論”⑦。他十分贊賞清人焦袁熹研究《春秋》的意見：“即位或書或不書，四時或備或不備，有史所本 無，有傳寫脫佚，非聖人增減於其間”，以為此論“足破（宋儒）穿鑿之說

①《歐陽修全集》，《居士外集》，卷十，《石鷁論》。

②《總目》，卷二十七，經部，《春秋分紀》條。

③《總目》，卷二十九，經部，《御纂春秋直解》條。

④《總目》，卷二十八，經部，《春秋事義全考》條。

⑤《總目》，卷二十九，經部，《春秋管窺》條。

⑥《總目》，卷二十八，經部，《春秋事義全考》條。

⑦《總目》，卷三十，經部，《春秋讀意》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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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紀昀又反對“《春秋》無褒貶”之說：“（謂）聖人直錄魯史，不筆不削，……何以云‘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②“謂《春秋》竟無褒貶，則數十特筆亦灼然不可誣”⑤。真按：此註腳符號有誤，而竟漏註其文出處矣！ 元人鄭玉對於《春秋》有如下一番議論：“蓋《春秋》有魯史之舊文，有聖人之特筆。不可字求其義，如酷吏之舊文，亦不可謂全無其義，如史官之實錄。”紀昀對此說大為贊同，認為鄭玉之論“洞達光明，深得解經之要”③。簡而言之，紀昀的《春秋》“褒貶”論包括兩方面內容：真批：周先生此數紀昀所論者均立論於總目乃紀昀一人撰作手成之前提，若此一前提破，抑動搖，則此書不啻將為廢紙矣，其岌岌危乎哉！ 它 歷史地客觀地看到《春秋》的撰著是一種歷史文獻的整理活動，其間自有“因魯史舊文”的史料如實記錄與文獻整理工作中不可免的文字缺漏，所謂“字字褒貶”是 全然不能成立的說法。與此同時，它又絕不忽視文獻整理中主體意識的滲入，紀昀所再三強調的“特筆”，正是史家意識的鮮明標記。就思維方法而言，紀昀所提示 的“解經”之道無疑富有見地，體現出學者睿智的理念。

　——標榜門戶，排斥異端。

　宋儒說經，空前活躍，但其角力相爭的學術論辯，卻陷入勢同水火的門戶對立中。對宋儒的標榜門戶、排斥異端，紀昀十分不滿：

　　乾淳以後，講學家門戶日堅，羽翼日眾，鏟除異己，惟恐有一字之遺。④真批：此於政治情勢亦然，于今民主時代益然！茲又何異于市場學、行銷學之爭市場、怕買家也.前者為批行銷學（marketing）方往維基，而于Wiktionary查得此字，而中文卻只有市場學，因以補上行銷學三字（于原語法文處輸入".[[行銷學]]"）以足之，斯亦維基立意佳處矣.不料愚處女作，竟獻于此英文.

①《總目》，卷二十九，經部，《春秋闕如編》條。

②《總目》，卷三十一，經部，《讀左補義》條。

③《總目》，卷二十八，經部，《春秋經傳闕疑》條。

④《總目》，卷三十五，經部，《論語義疏》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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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儒標榜門戶，以劫制天下之異端。①

　 　堅守門戶，必然毒化學術氛圍。學術論辯中的意氣用事便是其突出表現。紀昀在《總目》提要中多次批評 宋儒“於一字一句之異同，務必極言辯難，斷不肯附和依違。中間筆舌相攻，或不免於激而求勝”②，從而造成學術批評中惡性循環的不良風氣。堅守門戶更不可免 地湮沒、壓制門戶外的學者與學術之見。對於這種情形，紀昀有廣泛揭示。如宋代《春秋》學的前導人物劉敞，“在北宋閉戶窮經，不入伊洛之派，講學之家，惡其 不相攀附，遂無復道其姓名”。真按：閉門造車 朱熹《章句集注》雖引劉敞《七經小傳》之說，但只含糊將他稱為劉侍讀，以至元人胡炳文讀《章句集注》時終不知劉侍讀為何人③。真按：朱熹的小心眼 再如宋人林栗“與朱子論《易》及《西銘》不合，遂上疏論朱子”，“後人以朱子之故，遂廢栗書”④。

　　無論是“激而求勝”的意氣之爭還是“鏟除異己”的堅守門戶都根植於一種學術上的不寬容。而所謂“寬容”是一種高層次的文化境界，它意味著“容許別人有行動和判斷的自由，對不同於自己或傳統觀點的見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真批：這些話是寫給中共看的麼？拿來台灣用也還適合。 盡管“寬容一統天下的日子”正如房龍所言，“可能需要一萬年，也可能需要十萬年”⑤。但富於良知的人類從古希臘時代起，便開始為寬容而鬥爭。真批：我想不是為寬容，而是為人性. 紀昀反對宋儒的門戶之見，也是在一定的意義上提倡學術上的寬容

①《總目》，卷三十七，經部，《聖門釋非錄》條。

②《總目》，卷三十五，經部，《癸巳論語解》條。真按：原文作癸已論語解，徑改！

③《總目》，卷三十六，經部，《四書通》條。

④《總目》，卷三，經部，《周易經傳集解》條。

⑤房龍：《寬容》，第388頁，三聯書店1985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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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目‧〈周易會通〉提要》贊賞元人董真卿雖受學於胡一桂，卻“兼搜博採，不主一說”，“即蘇軾、朱 震、林栗之書為朱子所不取者，亦并錄焉”，從而使“先儒諸說……見智見仁，各明一義”。并著意指出，這樣一種氣度，“視胡一桂之排斥楊萬里《易傳》，不肯 錄其一字者，所見之廣狹，謂之青出於藍可也”①。真批：謂之背師亦可矣，而有叛道乎哉？則道1與道2自不同矣。（x1<>x2也） 顯然，董真卿的學術風格正是紀昀倡言和張揚的範型。

　　《清儒學案‧獻縣學案》在談到紀昀的學術思想時說：紀昀“欲矯宋明末流之弊，頗有所抑揚”。他對宋學的主體——洛閩經學的批評正流溢出濃烈的貶抑意向。

　　（3）宋學末流——元明經學批判

　　越過洛閩時代的高峰期，宋學進入元明的低潮階段。元明經學有兩大走向，一是元—明中葉恪守宋學的保守主義。二是晚明“鶩於玄虛”的心學思潮。

　　元—明中葉經學保守主義的衍生與宋以來的學術文化演遷的態勢有著緊密聯繫。

　　中國經學史的發展，呈現出一種近似圓圈式的運動表象。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說：

　　漢學至鄭君而集大成，於是鄭學行數百年；宋學至朱子而集大成，於是朱學行數百年。……鄭學、朱學皆可謂小一統時代。

①《總目》，卷四，經部，《周易會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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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朱子“致廣大，盡精微，綜合百代”①，在集大成的基礎上建立起理學龐大而完整的體系，他亦以好 學深思、左右採獲、融會貫通的努力，對儒家經籍展開自成系統的整理，形成集大成的經說。於是魏晉以來異說并起、新見迭出的經學諸說，終至在朱子手中歸於一 統，從而導出從元代至明中葉的經學“小一統”時代，而這種“小一統”正是元明經學保守主義所滋生的土壤。

　 　元—明中葉的經學統一，既是思想史整合運動的規律性產物，又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發跡於漠北”的 元蒙貴族對於南宋以來大為盛行的程朱理學十分尊奉，將它作為“有國家者”務必通曉的學說。仁宗延祐年間，元代統治者採納儒生士大夫建議，頒定科試程序，這 就是“主以明經試士，汰去漢唐專尚詞賦取士之法”。“明經內四書五經，以程子、朱晦庵注解為主”②。“非程朱之學，不試於有司”③。於是，從鄉學到太學， “咸尊以為師者，唯朱文公”④。“明初定科舉之制，大略承元舊制，宗法程朱”⑤。既曰“大略”，便稍有不同，這就是科舉程式更加朱學化。正如紀昀所指出 的，“明代之制，惟限以程朱，後并祧程而專尊朱”⑥。於是，“天下之士，一尊朱氏為功令”。“非朱氏之言不尊”⑦。

①黃宗羲：《宋元學案》，卷四十八，《晦翁學案》。

②《通制條格》，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卷五，《科試》。

③歐陽元：《圭齋集》，卷五，《趙鼎祠堂記》。

④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十八，《鄮山書院記》。

⑤《總目》，卷二十七，經部，《春秋傳》條。

⑥《總目》，卷四，經部，《周易本義集成》條。

⑦何喬遠：《名山藏‧儒林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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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的一元化，從來只能禁錮思維的活性。紀昀對元明經學的呆滯與僵化深有洞察。他以“見異不遷”四字來總概這一時期的學風，更在《總目》中對這種“見異不遷”的固陋加以譏諷的揭示：

　　元人陳櫟著《尚書集傳纂疏》，“每條之下，必以朱子之說冠於諸家之前。……自序謂聖朝科舉興行，諸經四書一是以朱子為宗”①。

　　元人董養性著《周易訂疑》，“其說皆以朱子為宗，不容一字之出入”②。

　　元人朱公遷，“其說墨守朱子，不逾尺寸”③。

　　尊朱的無限膨脹使元明儒者對朱子著述奉若神明。紀昀尖銳批評他們，“以一字一句皆朱子所手錄，遂尊若六經”④。即使“剩語殘編”，亦“無不奉為球壁”⑤；真按：疑當作無不奉為球璧！ 即使朱子著述中的失誤昭然若揭，也一定諱莫如深。真按：教育部國語辭典【諱莫如深】 注音一式 ㄏㄨㄟˋ　ㄇㄛˋ　ㄖㄨˊ　ㄕㄣ 解釋 隱瞞國家重大的醜聞。語出穀梁傳˙莊公三十二年：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後比喻隱瞞的非常嚴密，不為外人所知。如：他可是諱莫如深，想從他那裡套出一點口風，恐怕比登天還難！　　 “如（朱熹）《論語集注》誤引包成、夏瑚、商璉之說，張存中《四書通證》即闕此一條，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以諱其誤”⑥。尊朱之極，不僅朱子的“一字一句奉為經典”⑦，而且朱子曾表彰過的學者也不敢相疑。如朱子作《詩集傳》，採用宋人吳棫的《毛詩叶韻補音》，“儒者因朱子而不敢議棫，又因《毛詩叶韻補音》，並不敢議其《韻補》

①《總目》，卷十二，經部，《尚書集傳纂疏》條。

②《總目》，卷七，經部，《周易訂疑》條。

③《總目》，卷十六，經部，《詩經疏義》條。

④《總目》，卷九十二，子部，《小學集注》條。

⑤《總目》，卷三，經部，《朱文公易說》條。

⑥《總目》，卷一，《經部總敘》。

⑦《總目》，卷三十六，經部，《四書管窺》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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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莫敢異同”的宗朱學風，勢必使學術陷入深刻的危機。紀昀在元明經學論中一一揭示出“一以朱子為宗”風氣所產生的一系列弊害：

　　活力的弱化

　 　學術是一種在多元中生長的文化活動。任何一種學說和理論，都自有其相應的缺陷，只有多種學說與思潮 並存，相互競爭、相互補充、相互激蕩，學術才可能具有勃勃活力，飛速進步。元明時期一味宗朱的經學保守主義，卻反其道行之，它劃出一個統一僵硬的規格，迫 使學者們犧牲自己的才智和對世界的獨立思考，“不必自有所見”地去將就失去生氣的“朱學”框子，這只能從根本上弱化文化群體的力量。紀昀所論：“（元明儒 者）不免固陋”②，“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③，正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元明時期學術機制僵化的要害。

　學術的庸俗化

　　學術自具有其主體性和自身的尊嚴。然而，一旦它受到政治的任意操縱，便不可免地發生蛻變，墮入淪落。元明時期的“一尊朱氏為功令”，雖然使朱學躍居至尊地位，但實際上卻蝕去朱學固有的學術尊嚴，將它變成一塊仕途上的敲門磚，進而造成學術的庸俗化。真批：愚於馬列主義亦云. 紀昀在《總目》的諸多提要中揭示出元明學術庸俗化的趨向。如《總目‧〈書義卓躍〉提要》：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①《總目》，卷四十二，經部，《韻補正》條

②《總目》，卷五，經部，《周易大全》條。

③《總目》，卷一九七，集部，《詩話》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