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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湖北《竹溪縣志》有關極光的一段記載就非常珍貴：“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 八月十九日夜，東北有星火如月，色似爐鐵，人不能仰視。初出，聲則凄凄然，光芒閃爍。頃之，向北一瀉數丈，欲墜復止，止輒動搖，直至半空，忽然銀瓶乍破， 傾出萬斛明珠，繽紛滿天，五色俱備，離地丈餘沒，沒後猶覺餘霞散彩，屋瓦皆明。”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台組織人力，參考大量中國古代方志編寫了《中國天象記 錄總表》。他如河南省水利局從嘉靖《太康縣志》等十六部方志中找到了四百多條旱澇資料，水利電力部華東勘測設計院從浙江、福建、江西三省的方志中輯錄了不 少洪旱災害資料。江蘇農學院查閱了方志中有關畜牧的文獻。杭州大學數學系從方志記載的“橋梁”等類目中發掘蘊藏在裡面的數學史資料。上海博物館和江西景德 鎮陶瓷研究所先後從正德《瑞州府志》等志書中查到了有關瓷器發展史資料。還有人從方志中輯錄了大量的礦藏資料。而沒有發掘的資料當然更多。

　 　在社會科學方面，瞿宣穎《方志考稿‧序》總結了方志的六點作用：“社會制度之委 曲隱微不見於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得其梗概，一也；前代人物不能登名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存其姓氏，二也；遺文佚事散在集部者，賴方志然後能以地為綱有 所統攝，三也；方志多詳物產、稅額、物價等類事實，可以窺見經濟狀態之變遷，四也；方志多詳建置興廢，可以窺見文化升降之跡，五也；方志多詳族姓之分合、 門地之隆衰，往往可與其他史事互證，六也。”譬如羅爾綱、朱子爽等研究太平天國，就從地方志中找到許多有關資料；吳晗撰《江浙藏書家史略》大部分傳記資料 都錄自方志；研究福建印刷史的，從《建陽縣志》中找到了建陽書坊書目；研究《紅樓夢》的，也從《上元縣志》中發現了曹雪芹的家世資料。這樣的例子舉不勝 舉，而有待發現的寶藏則更多。譬如有關階級鬥爭、民族鬥爭的資料，有關中外文化交流的資料，有關名勝古跡的資料，有關民俗民風的資料，有關方言土語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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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中還保存著大量的文學作品，不少都是稀見和難得的。

　　如果要檢索地方志，可以利用朱士嘉編的《中國地方志綜錄》，該書由商務印書館于1935年出版，其《凡例》稱：“著錄方志五千八百三十二種，九萬三千二百三十七卷，以現存者為限。”1958年，商務印書館又出了《中國地方志綜錄》的增訂本，使用起來更加方便。1978年9月， 中國天文史料普查整編組編印的《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共著錄現存方志約八千五百種，反映的館藏有一百八十餘家。該目錄已正式出版，朱士嘉也參加了該目錄的 編寫工作。此外，還有一些有提要的方志目錄可供參考，如瞿宣穎的《方志考稿》、張國淦的《中國古方志考》、洪煥椿的《浙江方志考》、上海師範學院圖書館編 的《上海方志資料考錄》。各圖書館編的館藏方志目錄就不一一列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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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類書與《中華大典》

　　我國文化典籍浩如煙海，為了充分發揮它們的作用，向有編纂類書的優良傳統。所謂類書就是將原有圖書中的資料按分類或按字順編排起來的書。

　 　正因為類書分門別類地匯編了許多資料，所以至今仍有很高的實用價值。其最大作用 就是可以從中找到所需資料，譬如我們想找歷代詩人詠黃河的詩，只要翻一下《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河部即能發現不少有關作品；我們想了解古書中有關牙齒的論 述，最簡便的方法就是先翻一翻《古今圖書集成》人事典齒部。類書還能起索引作用，因為類書已按類或按主題將某一方面的資料匯編在一起了，我們通過類書所提 供的線索再去查找與核對原文，效果自然大不相同。此外，我們通過類書來查找詩文出處往往也能奏效。

　　古書在流傳過程中亡佚的情況十分嚴重，古類書中所引用的古書多已不存，如《藝文類聚》引書1431種，現存不到200種，所以可利用類書來為古書做輯佚工作。最突出的例子是《永樂大典》，張忱石編《〈永樂大典〉中輯出的佚書書目》共收590種附錄44種（其120種沒有傳本）。

　 　類書，特別是編纂較早的類書，引用資料多為古本，且多標明出處，所以也可用作校 勘之資。宋王應麟、明楊慎等都曾利用類書做過校勘工作，而尤以清乾嘉時期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等成就為最突出。近人利用類書從事校勘也頗多收獲，如魯迅在所 校《嵇康集》的序言中就提到他曾利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類書所引而著其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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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垣在《影印冊府元龜序》中說他從《冊府元龜》中校補《魏書》一頁，彌補了此頁《魏書》湮沒八百年之遺憾。

　　《中華大典》是繼宋《太平御覽》、明《永樂大典》、清《古今圖書集成》發展起來的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巨型類書，是我國建國以來最大的一項文化出版工程。同傳統類書相比，《中華大典》在各方面都呈現出了嶄新的面貌。

　 　就收錄範圍而言，傳統類書中的巨著，如《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等是利用 宮廷圖書館的豐富藏書編成的，因此取得了輝煌成就。在取材方面，《中華大典》與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它既可以充分利用公共圖書館、大專院校、科研院所的 豐富藏書，又可以採錄清代乾嘉時期以後新產生與新發現的資料。全書共收各類漢文古籍三萬餘種，字數約七億字，其規模也遠遠超過了歷代類書。

　 　就分類編排體例而言，《古今圖書集成》所創造的用經目與緯目相交織的方法來組織 資料是相當嚴密的，但是如何確定經目、緯目，今天看來則不夠科學。它不是按學科，而是按天、地、人、事、物、文這一類書分類的傳統模式，將全書分為六匯 編、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有些類名的含義，今天看來也不夠明確，如三十二典中的乾象、歲功、庶征、皇極、官常、人事、藝術、學行、銓衡等；至於神異 典歸入博物匯編，學行典歸入理學匯編，銓衡典、禮儀典歸入經濟匯編，也頗令人尋思。由於類目界義不夠清晰，這就給資料歸類與檢索造成了很大困難。而《中華 大典》參照現代科學的學科、目錄分類方法，真批：焉知今之現代不為後之古代！ 並根據各類學科內容的實際情況，共分哲學、宗教、政治、軍事、經濟、法律等二十一典，典之下再以分典、總部、部、分部等分級，是為經目。緯目有題解、論述、綜述、傳記、紀事、著錄、藝術、雜錄、圖表等九項。可謂條分縷析，一清二楚。經目與緯目交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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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每一條材料在《中華大典》中有一個恰當的位置。這樣當然既便於歸類，又便於檢索。

　 　就引文而言，不少類書採用了從類書到類書的編纂方法，如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指出：“《太平御覽》一千卷，翰林學士李昉、扈蒙等撰。以前代《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及諸家參詳條次修纂。”在轉錄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 以訛傳訛的現象，所以劉文典說：“類書引文，實不可恃，往往有數書所引文句相同，猶未可據以訂正者，蓋最初一書有誤，後代諸書亦隨之而誤也。”（《三餘札 記》卷1《類書》）而《中華大典》直接從原書中摘錄資料，並且強調在選用版本時盡量採用古人的精校精刻本，亦採用部分學術界公認的近、現代整理圈點本及現代學者校點整理本。這就大大減少了出現錯誤的可能性。真批：邏輯敘述上有誤！當說減少因類書相襲而衍生的謬誤，至於其他可能的錯誤，又何相干耶？何必然耶！則未充分矣！ 傳統類書引文刪節從不標明，而且有撮述原文大意的做法，而《中華大典》對古籍的省略處用[略]標出，這就避免了類書引文中的上述缺點。

　 　就注明引文出處而言，傳統類書的問題也不少，有的類書不注明出處，如《白氏六 帖》、《冊府元龜》。有的類書部分引文不注明出處，如《北堂書鈔》。一般類書引文只注明書名，檢索起來仍然不便。有的類書所注書名極不規範，同一部書竟注 好幾個不同的書名，給讀者造成了許多麻煩，還有引文出處注錯了，弄得張冠李戴。而《中華大典》則強調“資料標明出處，包括書名或作者名、篇名或卷次。對卷 帙浩繁、編制複雜之巨著，可兼標卷次及篇名，以利讀者查核。為避免混淆，對異書同名者，兼標作者名。對作者、書名皆同，而內容不同者，兼標編纂者名。一書 之前刻後刻內容不同者，則標明刻本”（《文學典‧凡例》）。從已出版的《中華大典‧文學典‧宋遼金元文學分典》來看，每條資料的開頭均以黑體字標明了出 處，充分體現了編者嚴謹求實的學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