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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永樂大典》所見方志史料價值發微

中華書局編審　張忱石

內容提要：

　　《永樂大典》修纂於明成祖（朱棣）永樂年間，它是我國文化遺產中規模最為宏大、卷帙最為繁多的一部大型類書。自古以來經史百家之書經明末清初戰亂，存者更是寥寥，故不少亡佚的典籍，僅存於《永樂大典》之中。

　　乾隆年間修纂《四庫全書》時，從《永樂大典》輯出佚書385種。直至20世紀30年代，張國淦先生方對《永樂大典》中的方志作了較為全面系統的輯佚，惜其時不少《永樂大典》殘卷尚流散在異邦他域，難以得見，故輯本存在問題較多。筆者共掌握現存《永樂大典》殘卷813卷，《永樂大典方志輯佚》就是在這一基礎上產生的。

　　《永樂大典》中的方志有兩個明顯特點：首先是數量多。現存《永樂大典》殘卷方志901種，這是一大批早已亡佚的方志，僅存於《永樂大典》。其次是修纂時代早。今存的900種，其中可確定時代的宋元方志有170多種，即使是明志，也修於永樂三年之前。明中葉以後所修方志史料價值無法與《永樂大典》方志相匹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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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學術界未能對《永樂大典》方志進行過研究和利用，有的專門論述方志的文章，對此亦視而不 見。為此，筆者編輯整理了《永樂大典方志輯佚》，其史料包括：一、唐宋時期的科舉與教育制度史料，二、農田水利史料，三、倉廩史料，四、地震史料，五、礦 產資源史料，六、動植物資源史料，七、封建大家族史料，八、民俗史料，九、古籍版刻史料，十、補正清人方志輯本之遺闕，十一、名勝文物及石刻史料，十二、 文學藝術史料。

　　《永樂大典》修纂於明成祖（朱棣）永樂年間，它是我國文化遺產中規模最為弘大、卷帙最為繁多的一部大型類書。全書22877卷、目錄60卷，凡11095冊。因功費浩繁，從未刊刻。明時原有正副兩本，後正本不知去向，副本流傳至清初，已佚2000餘卷。因清代統治者保管不善，官吏偷盜，逐漸亡散。光緒二十六年（1900），慘遭八國聯軍焚劫，絕大部分被毀，今存於世約800餘卷，僅占原書百分之四。

　　《永樂大典》修纂之時，貫徹了明成祖“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各輯為一書，毋厭浩繁”的雄偉目標①，將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種書籍一併輯入。據估計，收入典籍達8000餘種。很可惜，這些典籍至明萬曆年間，“已僅有十分之一”②。經明末清初戰亂，存者更是寥寥，故不少亡佚的典籍，僅存於《永樂大典》。

　　最早知道《永樂大典》價值的是清代雍正年間的全祖望。他在翰林院得見《永樂大典》，贊其“或可以補人間之缺本，或可以正後世之偽書，……不可謂非宇宙之鴻寶也”③，認為可從中裒輯經、史、志乘、氏族、藝文五類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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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祖望輯出高氏《春秋義宗》等十種，其中有志乘類《永樂寧波府志》一種，這與他鍾愛鄉梓文獻有關。乾隆中修纂《四庫全書》時，從《永樂大典》輯出佚書385種。 由於清統治者修纂《四庫全書》的目的在於加強封建專制主義統治，對宋元藝文著力較多，而對志乘幾乎摒棄不顧，僅輯出《嘉泰吳興志》、《淳祐臨安志》、《嘉 定維陽志》、《嘉定鎮江志》、《至順鎮江志》五種，但亦未列入《四庫全書》。其後徐松又輯得《元河南志》，晚清文廷式、繆荃孫亦輯有《壽昌乘》、《永樂順 天府志》、《瀘州圖經志》等。總的來說，清代對利用《永樂大典》輯佚方志未能重視，尤其在修纂《四庫全書》之時，《永樂大典》尚為齊全，如果認真輯佚，至 少可輯得志乘1000餘種，可惜有清一代只輯出10種，其中《嘉定維陽志》、《永樂寧波志》輯出後又佚，今實存僅8種而已。

　　直至20世紀30年 代，張國淦先生方對《永樂大典》中的方志作了較為全面系統的輯佚，惜其時不少《永樂大典》殘卷尚流散在異邦它域，難以得見，故輯本存在問題較多。簡而言 之，缺點有三：一為應輯而未輯，如《金陵景定志》、《慶遠路志》、《雲南志略》等宋元古志，張氏皆遺闕未輯。其次漏輯嚴重，如《諸暨志》輯得6條，漏輯7條；《太平州圖經》輯得5條，漏輯4條；《東郡志》輯得4條，漏輯6條；《建安志》輯得36條，漏輯12條；《番陽志》輯得28條，漏輯19條； 《南雄路志》輯得兩條，今卷六六五、六六六雄字韻兩卷，保存甚多。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第三，張國淦先生對明洪武、永樂年間方志，一概棄之不輯，這也是美 中不足之處。盡管這樣，張氏是民國以來研究古方志最有成就的學者，惜其輯本未見刊刻，今天只能從他的《中國古方志考》得到一些綫索。

　　20世紀50年代後期，中華書局曾對現存於世的《永樂大典》殘卷作了認真細致的調查，分別於1960年和1984年兩次影印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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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797卷。1986年又將以上兩次影印本合併刊影成16開精裝本，10冊。近年來，筆者經多方調查，又得知美國、日本、英國等國家公私藏家亦有新藏《永樂大典》約16卷，這樣，筆者共掌握現存《永樂大典》殘卷813卷，《永樂大典方志輯佚》就是在這一基礎上產生的。

　　《永樂大典方志輯佚》共收900種，即總志7種，方志893種，依今日之行政區域，北京市13種，天津市3種，河北省29種，山西省24種，上海市6種，江蘇省68種，浙江省123種，安徽省56種，福建省51種，江西省143種，山東省12種，河南省35種，湖北省39種，湖南省63種，廣東省77種，海南省12種，廣西壯族自治區58種，四川省52種，雲南省3種，陝西省8種，甘肅省3種，不明地域者13種，外國5種。據《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現存於世方志有8000餘種，其中宋元方志僅40種（包括清人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8種），明志約800餘種，其餘全為清代和民國間所修。《永樂大典》中的方志有兩個明顯特點：首先是數量多。現存《永樂大典》殘卷方志900種，這是一大批早已亡佚的方志，僅存於《永樂大典》。一部類書能保存這麼多志乘，是絕無僅有的。正如全祖望所說：“宋元圖經舊本，近日存者寥寥，明中葉以後所編，則皆未見古人之書而妄為之，今求之《永樂大典》，釐然具在。”④其次是修纂時代早。今存的900種，其中可確定時代的宋元方志有170多種，遠遠超出今存宋元方志40種之數，即使是明志，也修於永樂三年之前。明中葉以後修志者皆未見《永樂大典》方志，無所依憑而“妄為之”，其修纂時間和史料價值無法與《永樂大典》方志相匹敵。

　　長期以來，學術界未能對《永樂大典》方志進行過研究和利用，有的專門論述方志的文章，對此亦視而不見。造成這種狀況，不外有兩個原因。一是中華書局未影印之前，一般學者難以得見《永樂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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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永樂大典》採取“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的編輯原則，往往將同一方志分裂散割於多處，不便閱讀和研究。為此，我們編輯整理了《永樂大典方志輯佚》，並對其學術價值，簡介於後。

一、唐宋時期的科舉與教育制度史料

　　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選拔官吏的基本制度，它肇始於隋代，此後各朝沿襲不廢。與科舉制度相應的《登科記》之類著作亦應運而生。唐代《登科記》亡佚已久，清人徐松曾廣採唐人科舉史實，撰成《登科記考》30卷， 其不少史料取之於《永樂大典》中的方志，今尋檢方志，尚有徐氏採擷未盡者。《古藤志》云：“李進士堯臣，藤之秦川人。登貞觀七年第，累仕至交州刺史。同榜 進士劉從仕知秦川縣，因率父老創橋南市，亦名登俊焉。”可知李堯臣、劉從仕皆為貞觀七年登進士第者。又如《南雄府圖經志》云：“孔閏少聰敏，嗜學，年十 九，唐景福初及第，官至朝散大夫、惠州司牧。”唐昭宗景福僅二年，“景福初”當指景福元年。今《登科記考》皆不載李堯臣、劉從仕、孔閏，可據補。

　　宋人《登科記》今僅存《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實祐四年登科錄》兩種，而《永樂大典》方志中宋人科舉史料極為豐富，《南雄路志》有“進士題名”一門，記宋仁宗天聖二年（1024）至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南雄路保昌、始興兩縣各榜進士田繼勛等45人，又“特科”欄有南宋淳熙戊戌（1178）戴晛以下62人。又如《臨汀志》“進士題名”下記宋太平興國三年戊寅（978）至開慶元年己未（1259）臨汀各縣進士及第者。其他方志《人物》門中所記宋人登科事蹟也極多，如《泉州清源志》陳豐條云：“陳豐字元齡。曾大父補，父騑，俱第進士。豐雖延賞入仕，少有場屋聲，銓闈廣漕俱魁選，兩試詞科，時輩稱之。……弟登、子■，亦第進士。”僅此一條，記陳豐四代登進士者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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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漳志》蘇竦一條，記蘇竦及其門生登第者楊志、李憼、郭宗復、梁傳、黃擇、黃敬、顏載、王度、林如安 等十人。像方志那樣專門列有“選舉”、“進士題名”等欄目，既集中又準確記敘一地科舉及第姓氏，是其他典籍所沒有的，也是無法取代的。假如編寫一部《宋登 科記考》的話，《永樂大典》方志中的科舉史料，無疑是重要的依據。

　　與科舉制度有關的學校，方志中記載亦較多，以福建等地最為突出。唐德宗之前，閩地因遠距中原，教育 極不發達。《唐語林》卷四云“閩自貞元以前未有進士。觀察使李錡始建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為新學記”云云。到了南宋，由於統治者對封建文化教育的注重，視 “學校為風教之本”，學風大盛，以致福州“城里人家半讀書”⑤，“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窗舊弟兄。最憶市橋燈火靜，巷南巷北讀書聲。”⑥《建安志》所收 王遂《重建府學記》云：“國朝人物莫盛於東南，學問之美亦未有盛於建安。”《莆陽志》有黃公度、王邁、張邦用、鄭子充、張如愚、顧若愚等人所撰學記，詳記 莆陽教學之普及。黃公度《興化府學記》云：“閩蜀相距各在西南一隅，而習俗好尚實有東州齊魯遺風。蜀由漢以來，號為文物善地，閩又其最後顯者。”張邦用 云：“衿佩鏘如，絃誦紛如，來歌來游。”由於教育普及，莆陽雖蕞葺小地，但“多出魁文韻士，為中州冠”。《新定續志》有南宋鄉飲儀式的詳細描述。諸如此 類，都是研究我國宋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資料，同時對今日推廣和普及文化教育事業和培育優秀建設人材也會得到啟益。

　　二、農田水利史料

　　農業的豐歉，直接影響到國家的賦稅和人民的生計，故農田水利建設歷來“牧民者以為重”⑦。南方丘陵地帶，“山澤相半，田依山者多高亢，依澤者多窪下”⑧，每逢久旱或霪雨，時有旱澇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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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肅宗時顏真卿官饒州刺史，根據丘陵地形，在臨川、崇仁等地“建上塍陂”，廣築陂塘。其後顏真卿外甥 韋丹官江西道觀察使，又“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竇以疏漲。凡為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⑨。陂塘使山區梯田“旱有水之利，澇無水之害”⑩，除江西 之外，在安徽、福建、湖南、浙江等地也普遍興建。《臨川志》記有陂塘800餘所，《宣城志》云“總一邑陂塘，幾八百所”。《涇川志》記有300餘所，《秋浦新志》記有400餘所，其他如《池州府志》、《清源志》、《章貢志》、《武陵圖經》均有記載，並兼敘修築人員、工費及溉田數字等。陂塘是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重要水利設施，也成為方志記述的一項內容。

　　除陂塘外，還有一種叫斗門的水利設施，具有“儲其不足，洩其有餘”⑪的功能，主要修建在沿海地區。 《溫州郡志》云：“溫地負山瀕海，水自渚山溪源達於河，合流江入於海。洩而不蓄則旱，蓄而不洩則澇，旱澇皆為民田害。故水勢大處則立斗門，小處則立水閘， 以時啟閉。”這種斗門和水閘，有“上蓄眾流，下捍潮滷”的作用。僅溫州一地，斗門達163處。福建莆陽一帶利用斗門控制江水與海潮，與海爭地，“埠海為田，頃以萬計”⑫，使這些耕地“雖水旱不能為沴，農甚便利之”⑬。在邊遠的廣東高州吳川縣，因“水道狹隘曲折，潮長則舟航可度，潮退則砂磧淺露”⑭，當地建立了海限門，提高水位，以便船隻航運。

三、倉廩史料

　　蔡邕《月令章句》云：“穀藏曰倉，米藏曰廩。”⑮我國古代從中央政府到地方基層政權，皆有倉廩，構 成一套完整的倉廩系統。今《永樂大典》“倉”字十餘卷中的方志，記自宋至明初州府縣各地倉廩甚多，有省倉、州倉、常平倉、州儲倉、平糴倉、均糶倉、支移 倉、轉般倉、州濟倉、都倉等等，它起著貯藏、運輸、平糴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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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大的作用在於平定糧食價格。每當“冬月穀賤之時，照時價收糴，春夏穀貴之時，從元價出糶”，“期 以平在市之米價，濟小民之艱食”⑯。每遇水旱災害，亦“賑糶及月支貧民之闕儲”。除貯藏糧食的倉廩外，還有貯存茶葉、食鹽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倉廩，同樣起 著“賤而糴，貴而糶”，平定市價，安定百姓生活的作用。

　　以上倉廩為國家所有，未經允許，不准動用，必須“有請於朝於部使者而後得之”，而“涸澈之民”“一日不得食，皆將索之枯魚之肆矣”。故當地百姓又集資合辦社倉、義倉、舉子倉等，“遇歉發以予民，如探篋筍中物，隨取即獲”，“官不干預”⑰，以便及時賑濟災民。

　　倉廩制度既是國家財政系統的重要措施，也是統治者緩和階級矛盾的工具，它對宋代以後社會發展商品經 濟起過良好的作用，但也存在不少弊病，“歲久弊生，或散而不可收，或積而不敢散”⑱，更有甚者，“鄉官非人，與吏為奸，冒佃隱輸，虛支詭貸，色色有之，民 始不沾實惠者矣”⑲。反而淪為壓榨掠奪人民財產的工具。

　　倉廩制度時興時廢，延綿千載，而史學界研究與論述甚少，對唐代倉廩制度的研討尚有張弓同志的《唐朝 倉廩制度初探》，自宋之後，其尚屬史學領域里的荒園，有待墾耕。《永樂大典》方志除記倉廩作用外，像《宣城志》、《建安志》，《延平志》、《宜春志》、 《瑞陽志》、《新安志》等還記有倉廩的地址、方位、貯藏數量、管理規則、興廢經過等，它對研討宋以後倉廩制度和救荒史是不可多得的寶貴史料。

　　四、地震史料

　　地震是最大的自然災害，我國是最早用科學儀器觀察和記錄地震的國家。為更好地掌握地震規律，預報地震，發展工農業生產和保障人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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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院先後彙編了《中國地震年表》、《中國地震資料彙編》，其史料主要取之於正史《五行志》及明 清方志，而未利用《永樂大典》。其實《永樂大典》方志中也保存著有關史料，如《清漳志》云：“雙門……淳熙十二年地震，門壞。宋黃啟宗重建七間，去中亭及 翼樓，揭州額於樓前欄。”這次發生在漳州的地震，《宋史‧五行志》卻沒有記載。

五、礦產資源史料

　　我國礦產資源豐富，古代勞動人民很早就對各種礦產資源開發利用，方志中記載較多。地質學家章鴻劍先 生曾據方志史料輯為《古礦錄》，地質部也編有《祖國二千年鐵礦開採和鍛煉》、《中國古今銅礦錄》等，但亦未利用《永樂大典》。今《永樂大典》方志記載了礦 產的分布並兼敘宋、金、元、明初對礦產的開採、質量、產量、廢棄等，內容十分豐富。僅以《太原志》所載為例：

　　金礦：“金冶一處，在繁峙縣東北義興嶺，中統二年水淹沒，今摧塌。”

　　銀礦：“銀洞在代州南六十里，今已摧塌，有宜同冶，洞眼自屬於官，不曾與煽。”

　　銅礦：“銅出州南六十里鳳游谷，今已摧塌。”

　　錫礦：“錫出縣一百三十里。”

　　鐵曠：“鐵在縣東五十里出寶山前。元係坑首周子貴自行煽煉，認辦課程，自壬辰離亂後荒廢。洪武二年，周宗仁等赴官供報，認辦課程三千文。洪武五年，知縣郭進赴省府計稟，增辦冶事，隨地之利，分置爐辦生鐵七十餘萬斤解官。”

　　而《晉陽志》則云：鐵“在縣東北皇陵上莊，今無”。

　　“青鐵，出交城縣西北大通冶。”

　　“黃鐵，出於縣北一百二十里，元朝不曾煽煉，亦不知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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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鐵冶，在靜樂縣北六十里雁門村，今摧塌。”

　　“鐵冶一處，在榆次縣罕山南，金末時煽煉，元廢，今微有遺蹟。”

　　“鐵冶一處，在平定州西南二十五里，久廢無蹟。”

　　《太原志》記載煤炭資源最為詳盡，共記明初之前煤礦太原縣有57座，陽曲縣有三處4座，清源縣、盂縣各3座，平定2座，榆次及交城各1座。現存《太原志》的最早刊本為明嘉靖間所修，卻沒有以上內容。

　　此外《建武志》、《湟川圖志》等還有水銀、珠砂、信石、蘆甘石、礬等礦產的記載。

　　有關礦泉的記載亦甚多。有適合於飲用的，如《古藤志》云：“注玉泉，在州城西南間，埇水味清冷，甘 香可愛。”《臨汀志》云：“東庵泉，在清流縣庵山之麓，清冽勝於他泉，最宜烹茗。”有適合於釀酒的，如《臨汀志》云：“桂山泉，在州東山下，自石竇出，色 白如乳，味甘若飴，最宜釀酒，清味倍於他水。”有適合於治療疾病的，如《南雄路志》云有暖水二，“一在保昌縣西二十里，源出楊歷山，四時常溫，以為名；一 在始興縣躍溪團，其水如湯沸，大寒亦暖，以生物投之即熟”。《臨汀志》云：“湯泉，在長汀縣南四十五里，曰何田市，周數十丈，能熟生物。……又疏寒泉以破 其烈；異向為兩浴室，使男女有別。”《臨川志》亦云：“天禧五年，撫州言臨川縣有古溫泉一穴，積歲堙涸，今忽流涌，民沐浴者，有疾皆愈。”還有一種因季節 而變的冷熱泉，如《赤城志》云：“黃赤湖，在天台縣東南二十里。修廣皆數丈，水四時如沸，夏飲毛骨涼凜，冬飲則如湯。”

　　諸如此類記載，既是中國古代礦冶史的寶貴資料，又為今日普查和勘探礦產資源提供了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