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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辭是：

　　　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刄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

純然是首當時流行的楚辭體，而歌辭內容與李陵的處境，正相脗合。所以何以李、蘇二人未有五言作品這一疑點，劉勰早已發現。他在文心雕龍明詩篇說：「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

　　　（2） 　文選中所收有關李陵、蘇武的詩，內容上本有問題。清梁章鉅文選旁證引翁方綱語說　　　史載陵與武別，陵起舞作歌『徑萬里兮』五句，此當日真詩也，何嘗有 『攜手上河梁』之事乎？即以河梁一首言之，其曰：『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此云離別之後，或尚可冀其會合耳。不思武既南歸，決無再北之理；而陵曰： 『丈夫不能再辱。』亦自知決無生還之期。此則『日月』『弦望』為虛辭矣。又云：『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蘇、李二子之留匈奴，皆在天漢初年，其相別則 在始元五年，是二子同居者十八九年之久，安得僅云三載嘉會乎？

而且蘇軾答劉沔都曹書（東坡全集）中也說：「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儇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

　　（3） 　洪邁容齋隨筆卷十四李陵詩說：「文選李陵、蘇武詩，東坡云後人所擬。余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盈，惠帝諱。漢法觸諱有罪。不應陵敢用。東坡之言可信 也。」日知錄卷廿三，已祧不諱條也說：「李陵詩『獨有盈觴酒』，枚乘詩『盈盈一水間』，二人皆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又可知其為後人之擬作，而不出於西京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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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班婕妤的怨歌行，通篇五言，技巧已經十分成熟。文選及玉臺新詠中均有載錄；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而 且徐陵王臺新詠所收詩的前面，有一篇短序說：「昔漢成帝班婕妤失寵，供養於長信宮，乃作賦自傷，并為 怨詩一首。」其時代已屬成帝，較之枚、李為晚。但李善注引歌辭時但稱「古辭」，而劉勰也表示懷疑，恐怕也為後人擬作。其他如卓文君的白頭吟，宋書樂志、太 平御覽和樂府詩集都只說「古辭」，至西京雜記始首記其事，但亦未著其辭。至宋末黃鶴註杜詩，才以雜記之事，傅會宋志之辭，後來馮惟訥的古詩紀因之，當然它 也是偽託了。

　　　　　　　二、五言詩醞釀於西漢

　　以上二說既不能成立，那五言詩究竟應當起於何時？必當據可信的史料重新推斷與觀察。於是我們發現可確定為西漢時代而類似五言詩的作品，都不純淨，也乏韻味，無論在技巧與情境上，都依然幼稚。可見西漢時代，五言詩還是在醞釀、試驗的時期。今就史料中所見，抄錄於下：

漢書五行志所載，成帝時的歌謠：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又漢書所載，永始、元延間的尹賞歌：

　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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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禹貢傳中所載，武帝時的俗諺：

　　　何以孝悌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

又外戚傳中的李延年佳人歌：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顯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又戚夫人歌：

　　　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

這些詩或為童謠，或為格言，嚴格地說是不成其為詩的。這些資料使我們發現，在成帝時代的五言詩，尚且停留在這種草創的狀況，而竟然要去相信文、景時代就能產生像枚乘，五言詩，豈非自欺！

　　　　　　　三、五言詩歌成立於東漢

　　一切新文學的來源，似乎都來自民間，到了東漢，由於樂府、民歌的盛行，在這種活潑生命的激盪下，使五言詩的發展，得到了不少助益。若把樂府與古詩作個比較，其道理就不難明白。例如相和歌辭瑟調曲西門行的本辭是：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逮為樂，逮為樂，當及時。何能愁怫鬱，當復待來茲？釀美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憂愁。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畫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遊行去去如雲除，弊車羸馬為自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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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中雖然三、四、五言雜用，但仍是以五言為基礎，結構內容上純然是民歌本色。但一經文人之手的潤飾，就把長短句式改成整齊句法的五言詩了。如古詩十九首中的第十五首，顯然就是從樂府中脫胎而出的，今也抄錄於下：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齊。

姑不論樂府與五言詩的演變情形，就這二首詩內容中所反映出的思想，也該是東漢時歷經喪亂後的作品了。

　　再就遠溯漢代樂府詩發展的情形看，漢樂府略可分為三組；第一組是貴族特製的樂府，如郊廟歌，燕射歌與舞曲等。它的時代較早，其中五言的成分，幾乎沒有。第二組是外國輸入的樂府，如鼓吹曲和橫吹曲等，時代較第一組為晚，已經頗雜有不少的五言詩句。如上陵：

　　　上陵何美美，下津風以寒。問客從何來？言從水中央。桂樹為君船，青絲為君笮，木蘭為君櫂，黃金錯其間。

第三組是民間採來的樂府，如相和歌、清商曲與雜曲等。此組時代最晚，絕大部分是東漢的作品。而五言的成分也最多。例如相和歌中的雞鳴：

　　　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鳴聲何啾啾，聞我殿東廂。

又如清商曲中的飲馬行：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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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將樂府詩中五言詩演進的歷程，與樂府範圍以外的演進作一比較，就不難論定五言詩成立於東漢是較可信的。

　　五言詩發展到東漢時，作品中有姓名可考的。其中應亨是第一位，他是汝南（今河南汝南附近）人。作品存者有贈四王冠詩，前有自序說：

　　　「永平四年，外弟王景系兄弟四人並冠，故貽之詩。」詩的內容是；

　　　濟濟四令弟，妙年踐二九。今月惟吉日，成服加元首。人咸飾其容，鮮能離塵垢。雖無兕觥爵，杯醮傳旨酒。

雖全篇五言，內容卻十分空洞，離成熟顯然有一段距離。直到班固的詠史，才代表着五言詩的正式成立。其詩說：

　　　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少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椎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

這是首歌詠孝女緹縈救父的故事詩。鍾嶸詩品批評它：「質木無文」。許學夷詩源辨體也說：「班固詠史，質木無文，當為五言之始；盖先質木，後完美。」可見在藝術技巧方面，它的成就並不高，與古詩十九首相比，還差了一大截。不過它畢竟具有文學發展上的價值，開未來風氣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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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固以後，五言詩的創作，逐漸風靡。有張衡的同聲歌，秦嘉的留郡贈婦詩，趙壹的刺世疾邪賦末所附的 秦客之詩與魯生之歌，蔡邕的飲馬長城（此篇或作無名氏古辭）及翠鳥，酈炎的見志，孔融的雜詩，繁欽的定情詩，高彪的清誡，蔡琰的悲憤詩等。在技巧上都是超 過詠史的成功五言詩作品。其時代已屆東漢末期。今舉數例如下：

　 　　「邂逅承際會，得充君後房。情好新交接，恐慄若探湯。不才勉自竭，賤妾職所當。綢繆主中饋，奉禮 助烝嘗。思為莞蒻席，在下蔽筐牀。願為羅衾幬，在上衞風霜。洒掃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重戶結金扃，高下華燈光。衣解巾粉卸，列圖陳枕張。素女為我師，儀態 盈萬方。衆夫所希見，天老教軒皇。樂莫斯夜樂，沒齒焉可忘。」（張衡同聲歌）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念當奉時役，去爾日遙遠。遣車迎子還，空往復空返。省書情悽愴，臨食不能飯。獨坐空房中，誰與相勸勉。長夜不能眠，伏枕獨展轉。憂來如循環，匪席不可捲。」（秦嘉贈婦詩）

由這些成功的詩篇再承續下去的，就是建安時代前後，五言詩的成熟時期，發揚出了耀眼的光采。然其醞釀時期不得不推及西漢，而成立期則應歸之於東漢末年。

　　　　　　　四、五言詩的巨製—古詩十九首

　　最能代表東漢後期五言詩成熟期的作品，當首推古詩十九首。。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說：「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詩品也說：「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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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批評都著重在十九首文字的樸實與情感的淳厚，完全表現了一種純樸自然的藝術造境。

　　推究這些作品的著成時代，把它列為東漢的理由很多，歸納資料，重要的有下列數端；

　　（1）西漢遺留下來的作品中，絕少成熟的五言詩。故十九首這般成熟的作品，應非西漢人之作。（見文心雕龍）

　　（2）十九首用字，有觸西漢皇帝的諱。如詩中「盈」字為孝惠帝諱。而詩中有「盈盈一水間」，「盈盈樓上女」，「馨香盈懷袖」等處犯諱，知其為後人擬作。（見顯炎武日知錄）

　　（3）　十九首中有檃括樂府詩而成的作品，如西門行，當然就不該是西漢之作品。（見玉臺新詠跋朱彝尊說）

　　（4）　「促織」之名，不見於爾雅、方言等書，到漢末的緯書中始見此名。故十九首不是西漢人之作。（徐中舒說見五言詩發生時期的討論）

　　（5）　西漢時有「代馬」、「飛鳥」對舉的成語，但並不工切。東漢則有「胡馬」、「越鳥」、「胡馬」、「越燕」對舉者，均較工穩，而十九首中既用「胡馬」、「越鳥」為對，知其非西漢人作品。（同上）

　　（6）　洛陽的「洛」，在西漢人書中多作雒。據魏略及博物志謂，漢於五行屬火，故改「洛」為「雒」。魏屬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又復原字。則「洛」字為兩漢人所諱，不應用，而古詩有「遊戲宛與洛」，可知必作於漢魏。（胡懷琛說見古詩十九首志疑）

但也有人懷疑古詩十九首中之「明月皎夜光」一首是西漢人的作品。現引該詩於下：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爽壁。玉衡指孟多，衆星何歷歷？白露沾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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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我同門友，高擧振六翮；不念携手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

詩 中有「玉衡指孟多」之句，文選李善注：「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淮南子曰：『孟多 之月，招搖指申。』然上云促織，下云秋蟬，明是漢之孟多，非夏之孟多矣。漢書曰：『高祖十月至覇上，故以十月為歲首。』漢之孟多，今之七月矣。」後人往往 就此定該詩為西漢太初改曆以前的作品。

　　然據近人辨析，李善的見解，實在犯了兩大錯誤。

　　（1）　　王先謙於漢書高祖本紀補注中說：「秦二世二年及此元年，皆先言十月，次十一月，次十二月，次正月，俱謂建寅之月為正月也。秦曆以十月為歲首，漢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漢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歲首雖異，而以建寅之月為正月則同。太初元年正曆，但改歲首，未嘗改月號也。」

從王先謙的辯證可知，所謂改曆，只是歲首不同而已。十月雖為歲首，論季節仍是孟冬，改曆前的孟多十月，改曆後仍為孟多十月，不但月號不改，四季也不移。

　　（2）　詩中「玉衡指孟多」句既與「衆星何歷歷」連文，顯然應是指時辰而非時令。因為此首詩的時令已在「秋蟬鳴樹間」句中指明。所以近人金克木根據天文常識，認為「斗綱」既在不同時間以北斗的三個不同星為指針，自然可以反過來從不同星宿所指的方位去看夜間的時刻。所以他說：

　　　「玉衡指孟多」正是用這種指時刻的說法。詩已經一再明白說是秋天，又說半夜該指秋（申酉、西）的已指到冬（亥、北）了，這不是已過了夜半的兩三時辰之後麼？若指孟秋（申）這時已經天明了；若是季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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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離夜半不久（一個時辰）；若是仲秋，就剛在夜半與天明之間，所以看來仲秋說似較為近理。

又說：

　　　「我的結論是：由全詩已說秋天，可知『玉衡指孟冬』是說一日的時刻而不是說一年的節令。就時刻說，孟秋或仲秋的下弦月時（陰曆二十二、三日）或後一、二日，夜半與天明之間，玉衡正指孟冬（亥、西北），同時月皎星明。」（見國文月刊六十三期古詩「玉衡指孟多」試解）

從以上二條論見看，這首詩與太初改曆毫無關係，當然更不能藉改曆來推斷它為西漢之作了。由此益證古詩十九首自當為作於東漢後期無疑。

　 　再就古詩十九首的內容看，它代表了東漢末葉一群無名作家所反映的時代苦悶心聲。東漢末年，時局動盪 不安，人民生活艱困貧瘠，加上內有宦官、外戚的爭權，外有黃巾、黑山的肆虐，連年不斷的兵禍、屠殺、饑荒、瘟疫，使百姓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對人生感到幻 滅與無常，對思想信仰，傳統的維繫力量，一概否定。誠如沈德潛說詩晬語所說：

　　　古詩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辭，一時之作。大率逐臣棄婦，朋友濶絕，遊子他鄕，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顯言，或反覆言。初無奇闢之思，驚險之句，而西京古詩，皆在其下。

所以古詩十九首，就其內容大致可以分成二類：一是敘述亂離現象的詩，有夫婦的分離，遊子他鄕、朋友濶絕等，畫面極為悽涼、悲慘；一為剖露個人信仰及理想的詩，從虛無幻滅中，透露出求神仙長生，講藥石導養的暫時解脫與麻痺。第一類的作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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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己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這是一首思婦之詞。先追敘初別，再說路遠會難，以傾訴相思之苦，末段更強作解慰語。陸時雍說：「此詩含情之妙，不見其情；畜意之深，不知其意。」對詩中含蓄淳厚之美，一語點破。又如：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

這是一首寫一倡家出身的思婦，在春日寂寞時，登樓遣悶的作品。首二句寫春天景色，次四句寫女子的容態姿首；末四句寫女子的身世和愁怨的情緒。詩人對倡女的身世十分同情。又如：

　　　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鄕，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這又是一首描寫游子思鄕的詩。描述客居遠方，思念親友而不得見，想採芙蓉芳草以見贈，但路途遙遠，連這一分思念之意也不易表達，繼為憂傷終老而已。又如：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這也是首思婦懷念遊子的詩。佈局與前一首相同，全詩通過庭樹開花，攀枝折花而含蓄地寫出女子心中強烈的思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