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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古籍校勘

　 　《呂氏春秋‧察傳》說：“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古代泛稱記載歷史的書） 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于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因為史記書寫有誤，而那 位讀史記的人又不注意校勘，這才出現了“晉師三豕涉河”的笑話。讀書不注意校勘鬧出笑話是屢見不鮮的。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篇》也提到一件事：“江南有 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為‘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跡，方知如此。”

　 　所謂校勘就是校正書籍中的錯誤，那麼書中常會出現哪些錯誤呢？王念孫《廣雅疏證 ‧序》說：“是書之訛脫久矣，今據耳目所及，旁考諸書，以校此本，凡字之訛者五百八十，脫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後錯亂者百二十三，正文誤入音內者十 九，音內字誤入正文者五十七。”可見書面材料在流傳過程中大致會出現四種錯誤：一是訛，就是將原稿的字弄錯了。顧炎武《日知錄》說山東人刻《金石錄》，不 知道李清照《後序》所署寫作時間中的“壯月”出於《爾雅》，是八月，而改為“牡丹”。把“壯月”改成“牡丹”就屬這種情況。真批：此應係篡改或臆改原書，而非一般之訛誤也！ 二是脫，就是將原稿的字句漏掉了。有時漏掉個把字，有時因脫簡脫頁漏掉很多字。如《漢書‧藝文志》談到：“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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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衍，就是竄入原文沒有的字句。例如《史記‧司馬相如傳贊》有“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諸句。司馬 遷去世三十三年，揚雄才出生，司馬遷寫《史記》怎麼會引用揚雄的話呢？原來這幾句是《漢書‧司馬相如傳贊》中的話，後人不慎，將其竄入《史記》。四是錯 亂，就是將原文字句弄顛倒了。如清俞樾《古書疑義舉例》談道：“《論語‧季氏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按：寡、貧二字，傳寫互易，此本 作‘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貧’以財言，‘不均’亦以財言；不均則不如無財矣，故‘不患貧而患不均’也。‘寡’以人言，‘不安’亦以人言； 不安則不如無人矣，故‘不患寡而患不安’也。《春秋繁露‧度制篇》引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可據以訂正。”

　　為了克服書面材料中所出現的這些錯誤現象，學者們都特別強調在讀書時要進行校勘。如清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自序中說：“嘗謂好著書不如多讀書，真批：此愚心有戚戚焉也.今之好以論文著作為衡者，可以鑒焉.前此有徐氏師程千帆所謂者，亦近于是.然終不著書固是可鄙，但以著書為衡亦流弊爾.所謂硜硜小哉，又何足以為學，矧適道者. 欲讀書必先精校書，校之未精而遽讀，恐亦多誤矣。”“既校始讀，亦隨讀隨校。”現代著名學者陳垣也在《通鑑胡注表微‧校勘篇》中指云：“校勘為讀史先務，日讀誤書而不知，未為善學也。”

　 　那麼怎樣校勘呢？最可靠的方法是對校，也即把所要校的內容同有關的文獻資料進行 比勘。如清吳承志《校管子書後》所說：“有可據善本校改者，有可據古本校改者，有可據注文校改者，有可據本書校改者。”總之，採用對校需要有文獻依據。王 鳴盛在《十七史商榷》自序中談到自己校勘時說他“購借善本，再三讎勘。又搜羅偏霸雜史、稗官野乘、山經地志、譜牒簿錄，以暨諸子百家、小說筆記、詩文別 集、釋老異教，旁及于鐘鼎尊彝之款識，山林冢墓祠廟伽藍碑碣斷闕之文，盡取之以供佐證”。宋代洪邁《容齋四筆》卷二曾舉一例：“曾紘所書陶淵明《讀山海 經》詩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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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上下文義若不貫，遂取《山海經》參校，則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下句相應。五字皆訛。”還有一種方法是理校，即未用文獻資料作為依據，而用推理方法來進行校勘。王國維採用過這個方法，他在讀《李文饒文集》的題跋中說：“辛酉（1912年） 冬日讀一過，恨無別本可校，以意改正訛字數百，又更定錯簡兩處，至為快意。”採用這種方法最有名的例子當推清段玉裁校《說文解字》。張舜徽曾經取段氏沒有 見到過的唐寫本《說文》木部殘卷同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相校，發現段氏所改的字十之八九同唐寫本相符。但是正如陳垣《校勘學釋例》所說：“此法須通識為 之，否則鹵莽滅裂，以不誤為誤，而糾紛愈甚矣。故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舉個例子說吧，宋黃朝英《靖康緗素雜記》記載韓愈的兒子韓昶見到史傳中有 說金根車處，以為一定是金銀車，便把“根”字全改為銀字。真批：好似今日的「全部取代」功能也. 其實《後漢書‧輿服志》寫得很清楚：“金根：車名。殷名乘根，秦改曰金根。真按：疑為避嬴政音諱也. ”所以說學力不夠，採用理校的方法，往往會產生新的錯誤。宋彭叔夏在《文苑英華辨證》的自序中說：“叔夏年十二三時，手鈔太祖皇帝實錄。其間云：‘興衰治□之源’，闕一字，意謂即是‘治亂’。後得善本，乃作‘治忽’。三折肱為良醫，信知書不可以輕改。”真批：愚所以在電子化時，非不得已，不輕易改原文者如此.且即便改之，亦必著案曰徑改以標明也！（如近所讀吳哲夫氏書訛誤太甚明顯，故多有徑改者，以便檢索）

　　可見，我們讀書既要注意校勘，又不可輕意妄改，沒有把握的就只得暫付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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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古書的辨偽

　　偽造古書，乃昔人之常事。明胡應麟《四部正譌》說：“余讀秦漢諸古書，核其偽幾十七焉。真按：謂十之七也. ”清張之洞《輏軒語‧語學》亦云：“一分真偽，而古書去其半。”可見，在讀書治學的過程中，辨偽應當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那麼什麼是偽書呢？如果書的實際責任者與所署的責任者相符，則真；如果全書或書中一部分的實際責任者與所署責任者不符，則全偽或部分為偽。其它文獻的真偽問題也可以這麼看。

　 　偽書的形成原因可以大致分為有心作偽與無意致偽兩類。有心作偽約有以下幾種情 況：一是迎合社會需要以牟利。如漢成帝時的張霸偽造了一百零二篇《尚書》，獲得了一個博士職位，後來事情敗露，差一點被處死。再如書商出書改題書名與作 者，基本上也是為了賺錢；二是托名人以提高書的身份。如《漢書‧藝文志》著錄《神農》二十篇，附注云：“六國時，諸子疾時怠于農業，道耕農事，托之神 農。”再如《晉書‧陸機傳》談到了陸喜的著述情況，指出：“其書近百篇。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借稱諸葛亮孔明，以行其書也。”三是出於政治鬥爭 的需要，例如中晚唐，以牛僧孺為首的牛黨與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之間，黨爭非常激烈，當時出現了一篇嫁名牛僧孺的小說《周秦行紀》，寫牛僧孺與唐代以及前代 已故后妃幽會的故事，甚至有王昭君為牛僧孺侍寢的情節。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指出這篇小說係“唐牛僧孺自敘所遇異事。賈黃中以為韋瓘所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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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瓘，李德裕門人，以此誣僧孺”。近代詩人高天梅也曾發表過一組詩歌鼓吹革命，卻托名《石達開遺詩》。四是剽竊或偽造以炫名。例如《四庫全書總目‧全唐詩 話》提要稱其皆與計有功《唐詩紀事》相同。“考周密《齊東野語》載賈似道所著詩書，此居其一。蓋似道假手廖瑩中，而瑩中又剽竊舊文，塗飾塞責。後人惡似道 之奸，改題袤名，以便行世，遂致偽書之中，又增一偽撰人耳。”偽造的突出例子是明代的豐坊，他是藏書家，又是書法家，他偽造的《子貢詩傳》、《申培詩說》 是用篆書寫的，附以楷書音注，但是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出：“二書皆以古篆刻之，不知漢代傳經，悉用隸書，故孔壁科斗，世不能辨，謂之古文，安得獨 此二書，參用籀體。”顯然，豐坊等人偽造古書的目的在於矜奇炫博，欺世盜名。此外，有的人為了泄私憤，撰文施行人身攻擊。而又害怕暴露自己的真姓；自認為 所作內容有傷大雅，不願署真名實姓；有憾于古書亡缺，予以補輯而又未加說明，皆造成了一些偽書。無心致偽也有幾種情況，一是古人著述初不署名，後人追題有 誤；二是後學記述先師言行之書，被誤認為先師所作。在流傳至今的先秦著作中，這兩種情況較多。三是有些古書在流傳過程中每有續作，如宋葉大慶《考古質疑》 指出：“《藝文類聚》唐太宗時歐陽洵所編也，而有蘇、李、沈、宋之詩，是皆後人所加。”並自注曰：“正月十五日有蘇味道《夜游詩》，洛水門有李嶠《游洛 詩》，寒食門有沈佺期、宋之問詩，四子皆後人，歐陽安得預編之也。”四是編輯整理者的疏忽或無識而混入了他人作品。例如杜牧的《樊川文集》相當可靠，但是 後人又貪多求全編成《樊川外集》、《樊川別集》、《樊川續別集》，就難免混入偽作。宋劉克莊《苕溪漁隱叢話》已云：真按：疑當作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 “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之八九皆許渾詩。”

　　關於辨偽方法，明胡應麟《四部正譌》指出：“凡核偽書之道：核之《七略》以觀其源，核之群志以觀其緒，核之並世之言以觀其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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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核之文以觀其體，核之事以觀其時，核之撰者以觀其托，核之傳者以觀其人。核茲八者，而古今贗籍亡隱情矣。”簡言之，有以下數端：一、 查目錄。這種方法的主要任務是查一下書的源流。葉德輝《藏書十約》云：“鑑別之道，必先自通知目錄始。目錄以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阮文達元《揅經室 外集》（原注：即四庫未收書目，茲從全集原名）為途徑，不通目錄，不知古書之存亡；不知古書之存亡，一切偽撰抄撮、張冠李戴之書，雜然濫收、淆亂耳目，此 目錄之學，所以必時時勤考也。”二、查稱引。這種方法的任務是查一下前人有沒有見到過某書。如果無人稱引；所稱引的內容與傳本不合，或傳本沒有；所稱引的 詩文別題作者；書中稱引後人作品，可定其書為偽或可疑。如《直齋書錄解題》著錄《詩格》一卷，陳振孫指出：“題魏文帝，而所述詩或在沈約後，其為假托明 矣。”三、查史實，這種方法的任務是查一下書中提到的歷史事實，作者是否有可能遇到。如果不可能遇到則其書或書中的某一部分為偽或可疑。如宋嚴羽《滄浪詩 話》云：“孟浩然有《贈孟郊》一首，按東野乃貞元、元和間人，而浩然終於開元二十八年，時代懸遠，其詩亦不似浩然，必誤入。”此方法可以從書中提到的人 物、時間、地點、事件入手。四、查語言，這種方法的任務是從文字、詞彙、音韻、語法、語言風格等角度查一下書中的語言是否符合其時代特徵。如馬敘倫《列子 偽書考》指出：“《周穆王》篇記儒生治華子之疾，儒生之名，漢世所通行，先秦未之聞也。”僅抓住“儒生”一詞，就把偽作《列子》的時代之限，斷在漢代以後 了，此外，我們還可利用查體裁、查思想等其他方法。當然，可用於實踐的辨偽方法不止於此，而重要的是在實踐中靈活運用，並進行綜合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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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古書的輯佚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序云：“漢、隋、唐、宋之史，俱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真按：斷句不當！-當予連讀！「以《宋志》考之隋、唐」也. 亦 復如是。”可見書籍的亡佚現象是十分嚴重的。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云：“書籍遞嬗散亡，好學之士，每讀前代著錄，按索不獲，深致慨惜，於是乎有輯 佚之業。”所謂輯佚，就是為亡佚的書籍做復原工作，舊無其書，人們搜輯資料，編輯成一部新書，嚴格地說不能算作輯佚書。

　　輯佚的意義在於恢復和保存古代文獻，為人們讀書治學提供了一些難得的資料。如乾隆三十八年，朱筠《清開館校書摺子》云：真按：當作請開館校書摺子！ “臣在翰林常翻閱前明《永樂大典》，其書編次少倫，或分割諸書以從其類。然古書之全而世不恒觀者，輒具在焉。臣請敕擇取其中古書完者若干部，分別繕寫，各自為書，以備著錄。書亡復存，藝林幸甚。”清高宗接受了這一建議，組織人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佚書387種，真按：四庫全書輯自永樂大典諸佚書之數量 後來《永樂大典》絕大部分亡佚了，而這些書卻保存著。再如近人錢南揚的《宋元戲文輯佚》，郭紹虞的《宋詩話輯佚》，他們廣搜博採，雖然花費了不少心血，卻為讀者提供了不少難得的資料。

　　輯佚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鄭樵《通志‧校讎略》有《書有名亡實不亡論》一篇，指出：“書有亡者，有雖亡而不亡者。有不可以不求者，有不可求者。《文言略例》雖亡，而《周易》具在。漢、魏、吳《鼓吹曲》雖亡，而《樂府》具在。《三禮目錄》雖亡，可取諸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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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代史目錄》雖亡，可取諸《十三代史》……凡此之類，名雖亡而實不亡者也。”章學誠《校讎通義》雖然批評此論“有發言太易者”，但是也充分肯定“其言 甚卓”。明祁承■《澹生堂藏書約‧藏書訓略》也指出：“書有著于三代而亡于漢者，然漢人之引經多據之，書有著于漢而亡于唐者，然唐人之著述尚存之，書有著 于唐而亡于宋者，然宋人之纂集多存之。每至檢閱，凡正文之所引用，注解之所證據，有涉前代之書而今失其傳者，即另從其書各為錄出，如《周易坤靈圖》、《禹 時鉤命訣》、《春秋考異郵》、《感精符》之類，則于《太平御覽》中間得之；如《會稽典錄》、張璠《漢紀》之類，則于《北堂書鈔》間得之，如《晉簡文談 疏》、《甘澤謠》、《會稽先賢傳》之類，則于《太平廣記》間得之，諸如此類，悉為裒集。又如漢唐以前，殘文斷簡，皆當收羅，此不但吉光片毛，自足珍重，所 謂舉馬之一體而馬未嘗不立于前也。”

　　可供輯佚的資料來源有：一、類書，如庾信的《愁賦》亡佚已久，倪璠注《庾開府全集》，嚴可均輯《全後周文》都沒有收這篇《愁賦》，但是宋葉廷珪《海錄碎事》卷九卻引用了一部分。二、古書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裴松之《三國志注》“網羅繁富，真按：原訛作纲，徑改！ 凡 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于陳 壽本書焉。”三、書鈔。如宋黃伯思《東觀餘論跋慎漢公所藏〈相鶴經〉後》云：“按《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相鶴經》皆一卷，今完書逸矣，特 自馬總《意林》及李善《文選》注《舞鶴賦》鈔出大略，今真靜陳尊師所書即此也。”四、總集，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談到《文苑英華》的輯佚價值時說： “迄今四五百年，唐代詩集已漸減于舊，文集則《宋志》所著錄者殆十不存一。即如李商隱《樊南》甲、乙集，久已散佚。今所存本，乃全自是書錄出。又如張說 集，雖有傳本，而以此書所載互校，尚遺漏雜文六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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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考唐文者，惟賴此書之存，實為著作之淵海。”此外還可以利用史書、方志、金石等文獻資料來從事這一工作。

　 　輯佚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書目索引，像《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 《太平廣記》等類書，《三國志》、《世說新語》、《水經》、《文選》等古書注皆有引書索引，可直接為輯佚服務。當然在搜尋資料的過程中，也離不開其它書目 索引。對輯得的資料還應做辨偽與校勘工作。例如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已著錄李清照《漱玉集》一卷，然此集已佚。清以後輯本頗多，而有些輯本卻混入了一些 偽作，其中遺誤較多的為李文■輯《漱玉集》。真按：礻奇 真按：疑為李文裿之訛！未敢定也！ 譬如有首《點絳唇》：“蹴罷秋千，起來慵整纖纖手。露濃花瘦，薄汗輕衣透。見客人來，襪剗金釵溜。和羞走，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1961年版《中國文學發展簡史》將之誤認為李清照的作品，評價頗高，恐未詳考。如果某段佚文，見於好幾個地方，還應當做校勘工作，選取最符合原書的文字。劉咸炘《目錄學》云：“輯書，非易事也。非通校讎、精目錄，則偽舛百出。”總之，輯佚書應當盡量符合佚書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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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方志

　　從事科學研究的人都非常重視發現新資料，而方志可以說是蘊藏科研資料的寶庫。

　 　所謂方志就是地區史，實際上也就是某一地區的小百科全書。朱士嘉在《中國地方志 淺說》中指出：“它既反映了各該行政單位的天文、氣候、地形、自然資源、自然災害，以及動物、植物、水族等的生長、遷移、滅絕的過程，又反映了我國各族人 民不同時期的社會生活，尤其是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的情況及其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所以科研工作者越來越重視整理和使用方志中的資料。

　 　在自然科學方面，中國科學院地震工作委員會歷史組的同志曾翻閱五千六百餘種地方 志，編輯了《中國地震資料年表》。許多資料都極有價值，如寧夏《隆德縣志》歸納的“地震六端”：“一、井水本湛靜無波，倏忽渾如墨汁，泥渣上浮，勢必地 震；二、池沼之水，風吹成荇交縈，無端泡沫上騰，若沸水煎茶，勢必地震；三、海面遇風，波浪高湧，奔騰泙洶，此常情。若風日晴和，台颶不作，真按：疑為颱之簡化！ 海 水忽然繞起，洶湧異常，勢必地震；四、夜半晦黑，天忽開朗，光明照耀，光異日中，勢必地震；五、天晴日暖，碧空清淨，忽見黑雲如縷，蜿如長蛇，橫亙空際， 久而不散，勢必地震；六、時值盛夏、酷熱蒸騰，揮汗如雨，驀覺清涼，如受冰雪，冷氣襲人，肌為之栗，勢必地震。”這些經驗總結，直到今天也還有現實意義。真批：疑上述非都是經驗總結，而乃多有想當然爾！ 地方志中所保留的天文資料也特別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