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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文化的倒退。既要恢復生命的活力，又不要墮落為行屍走肉，這是沈從文這類小說從反面呈現出的道德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在第二類小說中得到了正面的顯現。

　 　在這類由鄉村和抹布階級構築起來的「湘西世界」中，沈從文正面提取了未被現代文明浸潤扭曲的人生形 式。作為對這種人生形式表現的極致的，便是對所謂「神性」的讚美。在沈從文的美學觀中，「神性」就是「愛」與「美」的結合，這是一種具有泛神論色彩的美學 觀念。他認為：「我過於愛有生一切。……在有生中我發現了『美』」；而「美」即「或由上帝造物之手所產生」，它就是「可以顯出那種聖境」的「神」⑧。既然 「愛⑧與「美⑧就是「神性」，因此可以說在沈從文作品中神性就是人性的最高表現。《龍朱》、《媚金‧豹子‧與那羊》、《神巫之愛》和《月下小景》以民間傳 說和佛經故事鋪衍成篇，從未有現代文明之前的歷史中尋繹理想的人生形式，借此讚頌了人性的極致——「神性」，這些作品中洋溢著外化民族青年男女真摯、熱 烈、活潑的生命活力，作者借此謳歌了浪漫的野性的原始生命形態。《龍朱》敘寫白耳族王子龍朱與黃牛寨公主的戀愛故事。龍朱是美的化身，他「美麗強壯如獅 子」，「是美男子中之美男子」；也是愛的載體，他愛得熱情，也愛得美麗。《媚金‧豹子‧與那羊》寫愛的英雄豹子與「頂美的女人」媚金約會，因發生誤會，先 後拔刀自盡，為「愛」和「美」雙雙殉葬。《月下小景》的男女主人公為了愛的本能發生兩性關係，又為反抗舊習俗服毒自殺。在這些小說中，沈從文借助於傳說、 故事的素材，用浪漫的手法表現了自己對人性真諦的思考，借「神性」宣揚了自己的生命哲學。這裡作者「蘊藏的熱情」是明顯可見的，但是，我們亦應看到「那作 品背後隱伏的悲痛」⑨。把健全的人生形式放到帶原始特微的文化環境中去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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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作者的睿智，也是作者的無奈。當他把這種原始的生命形態放到「地方的好習慣是消滅了，民族的熱情 是下降了」⑩的現代環境中來表現時，由這種生命形態所引發的人生悲喜劇就出現了。《柏子》、《會明》、《燈》、《丈夫》等篇，在對「鄉下人」性格特徵的展 現中，對湘西鄉村兒女人生悲喜劇進行了價值重估。這些作品中的「鄕下人」，其道德風貌與人生形式與過去的世界緊密相連，儼然出乎原始的文化環境，他們熱 情、勇敢、忠誠、正直、善良，德行品性純潔高尚，合乎自然。但是，與此相伴隨的理性的愚昧又使他們無法適應受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形態衝擊的現實環境，無法 把握自己的人生命運，從而導致其精神悲劇。這種精神悲劇不但表現在他們對悖於人性的僱佣制、童養媳制和賣淫制等醜陋社會現象的順應，更表現在對自我實存狀 態的無知和對自我命運的無從把握上。作者以悲痛的心情寫出了他們身上極其平凡、瑣碎的一面。無論是柏子的「從不曾預備要人憐憫，也不知道可憐自己」，會明 的為了「可以發三個月的津貼」而盲目「衝上前去」，還是老兵的奴隸式的忠誠，鄉下丈夫對失去丈夫權利的懵然，都反映了作者在價值重估中對鄉下人生存方式的 沉痛反省。在對鄉下人生存方式的價值重估中，較有深度的是《蕭蕭》。主人公蕭蕭的生命始終處在被動的人生狀態。作為童養媳，她沒有人身自由，也無法把握自 己的人生命運。在失身懷孕之後，面臨的將是沉潭或發賣的命運。只是因為偶然的原因，才倖免於難。作品結尾處，饒有深意地寫到蕭蕭的大兒子又在迎娶年長六歲 的媳婦。生命的悲劇在不斷輪迴，根因就在於鄉下人理性的蒙昧；作品中祖父對女學生的嘲弄、奚落正說明了這些鄉下人與現代文明的隔絕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理性缺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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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於對過去人生形式追憶的茫然和對現實人生形式探索的失落，沈從文在想像中（這應該算是「未來」） 用理想之光燭照湘西人生歷史圖景，再造了完美的人生形式，以《邊城》和《長河》唱出了理想的生命之歌。《邊城》是沈從文的代表作，也是支撐他所構築的湘西 世界的柱石。它通過一個古樸曲折的愛情故事表現了對理想的人生形式的追求。與《邊城》描繪的靜態畫面不同，寫於抗戰時期的《長河》（第一卷）是在動態的現 實中展現鄉野素樸的人生形式的。它描寫沅水辰河流域一個盛產桔柚的鄉鎮，鄉風淳樸，生活如一潭靜水。最初攪動這潭靜水的是傳聞中的「新生活運動」，天真單 純的人們把「新生活」與兵荒馬亂相聯繫，心理上罩上了一層陰影。真正威脅桔鄉寧靜的，是駐鎮的保安隊和強買強賣、為非作歹、對夭夭動了邪念的保安隊長。沈 從文在傾心營構理想的人生形式時，清醒地意識到了外在於湘西的現代世界的喧擾和威脅：「『現代』二字已到湘西」，湘西在變化中見出墮落趨勢：「最明顯的 事，即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素樸的人情美，幾幾乎快要消失無遺，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⑪小說在較《邊 城》更為廣闊的歷史背景中，寫出了社會歷史之變，以此映襯了鄉間素樸美好的人生形式之「常」；老水手的愚憨、質樸，滕長順的義氣、公正，三黑子的雄強、不 屈，夭夭的活潑、樂觀，都表現了美好人性面對生活劇變時的不同對應形式。雖然這裡的農民的性格靈魂在時代的大力擠壓下不能不失去原有的素樸所表現的樣式， 但人性之美好仍然令人神往，於此，《邊城》的神韻依然可見。這應該是沈從文為了「取得人事上的調和」而加上的「一點牧歌的諧趣」之所在。⑫他把對未來的希 望寄託在幾個小兒女性情的天真純粹上，希冀借此重新燃起年輕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力，重造民族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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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沈從文面對日益衰頹的現實所作的「莊嚴與認真」的生命思索，是一種伴隨著沉痛感慨和深切憂慮的理 想形式。作者就是這樣，通過對「這個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與『變』，以及在兩相乘除中所有的哀樂」⑬的描寫，謳歌了具有樸素道德美的人性，同時 也為在時代大力擠壓下美好人生的行為將失落唱出了一曲沉痛的輓歌。

　 　沈從文是一位有著獨立性的作家。他的小說在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歷史長河中，在鄉村和城市的題材空間 裡，通過人性世界（包括「神性」世界）和病態世界的對比，嚴肅地探討了人生，謳歌了健全的人生形式，從而構成了一個從倫理道德角度去表現人生之「常」的獨 立自足的藝術系統。他的文學理想不是從政治經濟角度探索社會進步的道路，而是從人性角度去尋求重造民族品德的門徑。在充滿血與火的「變」的時代裡有意迴避 從政治經濟角度去表現尖銳的社會鬥爭，既不可避免地與時代文藝主潮嚴重脫節，也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剖析人性的深度。單純的道德評價極容易導致對宗法式社會的 美化，對現代生活的否棄。從社會歷史的角度看，這不能不帶有一種落後的性質。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沈從文文學理想的積極的一面。這首先造就了作為文學家的 沈從文的為別人所難以替代的獨特性，使他在現代文學的交響樂中保持了自己的獨特的聲音。尤為重要的是，他的小說在探索理想的人生形式時貫注了關於人的改造 的思想，他繼承了「五四」時期「人的文學」的觀念和「改造國民性」的傳統，他所堅持的是現代意義上的人性立場和文化精神。雖然他借以展示自我現代理想圖式 的是一個文化不發達的鄉村世界，因而往往只能對照病象、探索病因而很難令人信服地直接化為變革現實的力量，但這觸及到了20世紀中國文學改造民族性格的基本命題。他企盼通過民族品德的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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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探索「中國應當如何重新另造」⑭。這是他作品中富於積極意義的現代思想。正是這一點在使其作品題材偏離時代文藝主潮的同時，又保持了它的現代品格。這正是沈從文小說意蘊的複雜性所在。

　 　儘管沈從文是一位從湘西山水中走出來的作家，他也一直自稱為「鄕下人」，但這並沒有影響他廣泛吸收 外國文學的汁液，豐富自己的藝術表現手段。他在談到自己所受外國文學影響時曾自述「較多地讀過契訶夫、屠格涅夫作品」，尤其對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把 人和景物相錯綜在一起」的手法頗為讚賞，「認為現代作家必須懂得這種人事在一定背景中發生」的情況⑮。如果說他對契訶夫的接受主要體現於對小人物、對平民 眾生的關注，那麼，他對屠格涅夫的接受則主要體現於他小說的抒情性與自然性。在一定程度上，屠格涅夫小說中表現出的那種自然與人相契合而散發出的濃郁詩意 激發了沈從文的創作衝動。正是湘西山水自然的孕育與外在因素的激發，才使沈從文建構了他的湘西世界，並逐漸形成了他獨特的藝術風格。他的小說呈現出一種溫 柔淡遠的牧歌情調。在題材的選擇上，他不願寫「一攤血一把眼淚」，而喜歡用微笑來表現人類痛苦⑯。即使寫國民黨政府的殺戮青年，如《菜園》、《大小阮》 等，也是把這一背景推遠，從側面寫去。他最擅長描寫的是本身就富有牧歌因素的愛情，如《雨後》、《三三》、《邊城》等。在描寫這類題材時，他又從「人與自 然的契合」的泛神論思想出發，故意淡化情節，以清淡的散文筆調去抒寫自然美。如《邊城》對酉水岸邊的吊腳樓，茶峒的碼頭、繩渡，碧溪的竹篁、白塔等都作了 細緻的描繪，精心勾畫出一幅湘西風景圖和風俗畫。加上作者在描寫時又喜歡用一種溫柔的筆調出之，這就創造出了獨特的審美意境，釀就了他的小說的清新、淡遠 的牧歌情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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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牧歌情調是對應於其理想的人生形式的。但是沈從文深知理想的人生形式只能存在於「理想」之中，現實中這種樸素的人性美正在日漸泯滅，因此在歌唱這些牧歌的同時，他又滲進了一絲沉鬱、一縷隱痛，致使其溫柔平和的牧歌中又混合著一層淡淡的悲愁。如《長河》在展現30年代初湘西社會的寧靜被打破的現實中，就帶上了一種感傷的情調。

　 　重視創作主體情緒的投入，追求小說的抒情性，也是沈從文小說的重要特色。沈從文非常重視創作主體的 情緒對於創作的作用，認為「真正搞文學的人，都必須懂得『五官並用』，不是一句空話！」作家應「習慣於情緒體操」⑰。沈從文的小說常常直截地把主體情緒投 注到人像和物像之中，使之帶上鮮明的情緒色彩；或者借助於記「夢」和象徵曲折地表達主體的情感評價，釀造濃郁的抒情性。沈從文在《燭虛‧小說作者和讀者》 中認為小說包含兩個部分：「一是社會現象」、「二是夢的現象」；寫小說「必須把『現實』和『夢』兩種成分相混合」。從總體上看，沈從文小說有很強的寫實 性。《柏子》、《蕭蕭》等對人生實存狀態的描寫，都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把握。在這些寫實性小說中，沈從文把自我情緒投注到柏子和蕭蕭等人物的身上，使之均著 我之色。同時，沈從文小說為了追求理想的人生形式又自覺地摻入了「夢」的成分，因而又具有鮮明的浪漫主義特徵。《月下小景》寫愛情悲劇，卻用男女主人公含 笑殉情作結；《邊城》將人物和環境部作了理想化的處理，都可以分明看出作者主觀理想的張揚。為了強化抒情性，記「夢」之外，沈從文小說還善用象徵。《菜 園》裡的菊花，《夫婦》中的野花，《八駿圖》中的大海，其涵義都超越了形象本身。至於《邊城》更是一種整體的象徵。不但白塔的坍塌和重修分別象徵著古老湘 西的終結和新的人際關係的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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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翠翠的愛情波折和無望等待從整體上成了人類生存處境的象徵。作者主觀情緒的投射，大大豐富了小說的抒情容量，使之具有了一種詩化效果。

　 　豐富多樣的結構體式，古樸簡約的語言風格，是沈從文小說的又一個顯著特徵。沈從文有文體作家之稱。 他文體不拘常例，故事也不拘常格。他的小說在結構上追求自由，隨物賦形，採用過對話體、書信體、日記體、童話、神話等多種體式。與結構上刻意求新相表裡 的，是講究「文字組織的美麗」，他因此被稱為「文字的魔術師」。他的小說語言具有獨立的風格，「格調古樸，句式簡峭，主幹凸出，少誇飾，不鋪張，單純而又 厚實，樸訥卻又傳神」⑱。他的小說很少用「的」、「了」等虛詞，既有淺近文言的簡約凝練，又有口語的生動活潑。例如《邊城》描寫翠翠的一段文字：「翠翠在 風日裡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隻小獸物。人又那麼乖，如山頭 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這段文字句式參差簡峭，繪形傳神，古樸清新，富有表現力。沈從文語言風格的形成受到古典文學的影 響，但根本上還是得力於豐富的湘西生活的經驗。他說：「我文字風格，假若還有些值得注意處，那只是因為我記得水上人的言語太多了。」⑲無論是敘述語言的流 動飄逸，還是人物語言的生動風趣，都源自於他湘西水上語言的積累。他的小說語言是在雜糅古典文學的句式，提煉湘西方言基礎上形成的。沈從文以其獨特的風格 為京派小說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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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邊城》

　　《邊城》是沈從文最負盛名的代表作，原載於1934年《國聞周報》第11卷中，1934年9月 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單行本。它是沈從文創作的一首美好的抒情詩、一幅秀麗的風景畫，也是支撐他所構築的湘西世界的堅實柱石。關於這篇小說的創作動機，沈從 文說得很明白：「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領導讀者去桃源旅行，卻想借重桃源上 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個小城小市中幾個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牽連在一處時，各人應有的一分哀樂，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⑳貫串在作品 中的「一件普通人事」就是湘西一個古樸的愛情故事，它構成了小說的情節線索。

　 　在小說中，地處湘川黔三省交界的邊城茶峒，青山綠水，美不勝收。秀麗的自然風光教化著茶峒白塔下兩 個相依為命的擺渡人。外公年逾古稀，卻精神矍鑠。翠翠情竇初開，善良而清純。他們依著綠水，伴著黃狗，守著渡船，向來往船客展示著邊城鄉民的古道熱腸。小 說在古樸而又絢麗的風俗畫卷中，鋪衍了一個美麗而又淒涼的愛情故事。小說所欲表現的卻是一種理想、一種健全的人生形式。作者無意開掘這一愛情故事的悲劇內 涵，刻畫悲劇性格，而是意在創造出一支理想化的田園牧歌。因此，作者以詩情洋溢的語言和靈氣飄逸的畫面勾畫出的這新奇獨特的「邊城」，是一個極度淨化、理 想化的世界。這裡最引人注目的是理想的人生形式和古拙的湘西風情的有機結合和自然交融。在端午節賽龍舟的盛會上，翠翠與外公失散，幸得奪魁少年、當地船總 的小兒子、被人譽為「岳雲」的美少年儺送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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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利地返回渡口。從此翠翠平添了一件不能明言也無法明言的心事。而儺送的哥哥天保也愛上了翠翠而虔誠 地派人說媒。此時，儺送也被王團總看上，他情願以碾坊為女兒的陪嫁與船總結為親家。在這樣的情況下，攤送不要碾坊要渡船，與哥哥天保相約唱歌讓翠翠選擇。 天保自知唱歌不是弟弟的對手，也為了成全弟弟，遂外出闖灘，不幸遇難。攤送因哥哥的死悲痛不已，他無心留戀兒女之情也駕舟出走了。疼愛著翠翠並為她的未來 擔憂的外公終於禁不住如此打擊，在一個暴風雨之夜溘然長逝，留下了孤獨的翠翠。翠翠守著渡船深情地等待著那個用歌聲把她的靈魂載浮起來的年輕人，「這個人 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

　 　在邊城明淨的底色中，作者把自己飽滿的情緒投注到邊城子民身上，重點描繪了鄉村世界中的人性美和人 情美，塑造了作為「愛」與「美」化身的翠翠形象。翠翠在茶峒的青山綠水中長大，大自然既賦予她清明如水晶的眸子，也養育了她清澈純淨的性格。她天真善良， 溫柔恬靜，在情竇初開之後，便矢志不移，執著地追求愛情，痴情地等待著情人，不管他何時回來，也不管他能不能回來。翠翠人性的光華，在對愛情理想的探尋中 顯得分外嬌艷燦爛。結尾處所狀白塔下綠水旁翠翠佇立遠望的身影，是具有著熠熠動人的人格力量的。作品中其他人物如老船工的古樸厚道，天保的豁達大度，儺送 的篤情專情，順順的豪爽慷慨，楊馬兵的熱誠質樸，作為美好道德品性的象徵，都從某一方面展現了理想人生形式的內涵。作為這些人物的活動背景，作者還濃墨重 彩地渲染了茶峒民性的淳厚：這裡的人們無不輕利重義、守信自約；酒家屠戶，來往渡客，人人均有君子之風；「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較之講道德知羞恥的城市中紳 士還更可信任。」總之，這裡的「一切莫不極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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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也莫不安分樂生」，儼然是一派桃源仙境。沈從文之所以對邊城人性美和人情美作理想化的表現，其意 就在於從道德視角出發，為湘西民族和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注入美德和新的活力，並觀照民族品德重造的未來走向。他在談到《邊城》的創作時說：「擬將『過 去』和『當前』對照，所謂民族品德的消失與重造，可能從什麼方面著手。」﹝21﹞他期待著將這種理想化的生命形式「保留些本質在年輕人的血裡或夢裡」，去重造我們民族的品德。作者的這一創作追求無疑是建立在批判現代文明扭曲人性的基礎之上的。聯繫沈從文全部小說來看，與《邊城》相對立的，正是那個物欲橫流、道德淪喪的「衣冠社會」。

　 　古拙的湘西風情既是健全的人生形式借以寄託的不可或缺的背景，又是這一理想本身有機的組成部分。小 說開頭三章集中筆力描繪了湘西山水圖畫和風俗習慣。幽碧的遠山、清澈的溪水、溪邊的白塔、翠綠的竹篁等山水風景與端午賽龍舟、捉鴨子比賽及男女唱山歌等民 俗事象相互交融，呈現出未受現代文明浸透的邊城整體生活風貌，既為故事的發展、人物的刻畫作了環境的鋪墊，又使邊城茶峒擁有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品格。整整三 章用萬字篇幅介紹湘西風情，而沒有進入情節敘事，使我們充分感受到了邊地的安靜和平、淳樸渾厚的文化氛圍。在作了充分的靜態描述之後，才在整體諧和的文化 氛圍中，較為集中地描寫了一個美麗得令人憂愁的愛情故事。面的渲染與點的凸現，故事的推進與情感的濃化，畫面的組接與意境的轉換，以及對樸拙的古語和流利 的水上語言的使用，共同推動著《邊城》走進圓熟靜穆、完美和諧的審美境地。《邊城》是一顆晶瑩圓潤的藝術之珠，其人性美與藝術美珠玉生輝，達到高度的一 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