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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年三月韓氏帶李鼎進京拜壽，想必旨在活動把兒子留在皇帝身邊當差的，但是顯然沒有成功。所以八月 間韓氏在蘇州病歿後，李煦才有代韓氏奏說「不及親見兒子以鼎當差效力，我死了魂魄是不安的」的話。韓氏在死前半年，這麼不辭長途跋涉到宮中去賣老臉活動， 垂危時又那麼掛念李鼎的前程，看來李鼎應是她親生的兒子。

　　李煦在康熙五十五年十一月間，有一個《進御制詩集五十部並羅紋紙摺》，摺尾附有一筆說：

　　　所有蘇州十月晴雨錄，一併附呈。此錄係奴才之子李鼎繕寫，理合奏明。伏乞聖鑒。１５

　 　李煦、曹寅大約每個月均要進呈當地的晴雨錄，（有時候稱晴雨冊）以反映是否風諷雨順，有時還要詳細 報告收割情形及米價。但這一次特別說明是李鼎繕寫的晴雨錄，是前所未見的。這年照我們的推算，李鼎已二十二歲了，韓氏已死了兩年。早一年「黃口無知」的曹 頫在李煦推荐之下，過繼到曹寅名下，繼死去的曹顒而任江寧織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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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康熙偏偏好像忘記了李鼎。讓李鼎抄錄晴雨冊，（大約李鼎的一筆字很拿得出來），顯然是李煦的特意安排，等於是提醒年已六十三歲的康熙，別忘了照顧這個「包衣之子」。

　　很遺憾的，從李煦相當頻繁的奏摺中，看不出康熙對李鼎有任何安排。康熙為怕曹寅、曹顒死後，後繼無人，「一家散了」，極為破例的安排了曹頫去維持曹家，前車可鑒，為什麼不稍稍對李鼎作一些安排？

　　到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李煦甚至親自帶兒子進京，想把李鼎留在皇帝身邊當差，可是硬是被婉拒了。看下面兩摺就能夠知道：

　　　《北直山東莊稼都好摺》（康熙五十八年四月十二日）

　　　竊奴才差竣復命，仰瞻聖躬萬安，奴才犬馬私情，曷勝忭慶。奴才之子，理該在京當差效力，復蒙萬歲殊恩，念奴才病尚未經全癒，奴才母親年老，須得照攝，仍命一同回蘇。荷蒙聖恩高厚如天，真令感激無地。……

　　　《由京返蘇並謝命李鼎隨行南來照顧摺》（康熙五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竊奴才進京復命，蒙軫念病體初痊，弘慈垂憫，既賞賜之頻頒，復溫顏以下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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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犬馬感激之切，口不能以形容。即奴才之子李鼎，天語諄諄，特賜訓誨。奴才父子俱荷聖主隆恩，而且李鼎 分應當差效力，乃又蒙萬歲深仁，念奴才病後弱軀，須子幫助，並蒙聖心察知奴才邁母在堂，喜於膝下有孫，因將李鼎不留當差，命隨奴才回蘇。在奴才一家老幼， 無一不蒙深仁體恤，下懷感悚，真覺無地可容。

　　　奴才四月二十三日回至蘇州，九十二歲邁母，方喜子之旋蘇，更訝孫之速返。奴才敬以萬歲殊恩，細細稟明，邁母文氏輒為感泣。……１６

　 　這年李煦本人已是六十五歲的高齡了，親自帶兒子進京，而且也見到皇帝了，可是李鼎仍未被留下來當 差。康熙婉拒的理由是李煦病弱，又有年邁祖母，所以不留當差。其實康熙比誰都知道，留李鼎當差，才更使李煦一家感懷深仁。此中原委，我們或可從康熙對李鼎 「天語諄諄，特賜訓誨」八字中，了解到他知道李鼎是怎樣一個人，留李鼎當差，只怕不能服他人之心。李煦雖是康熙的心腹耳目，常以密摺打漢滿官員的小報告， 但康熙耳目眾多，打人報告者，人亦打其報告。李鼎若不是被確認為不成材，康熙斷無不留下來當差之理。以李家兩代同康熙的關係，難怪文氏老祖母也會「更訝孫 之速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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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康熙處理這種小事，仍有一定的原則。

　　但李煦畢竟是康熙多年最得力的家奴，康熙在晚年也曾偶然差遣李鼎一下，以免李煦難堪難過，康熙五十九年五月初二日李煦有《遵旨送丹桂至熱河摺》：

　　　竊奴才家人曹三齎摺南回，於四月十八日到蘇州云：四月初一日魏珠傳萬歲旨意，著奴才兒子李鼎送丹桂二十盆至熱河，六月中要到，欽此欽遵。奴才即督同李鼎挑選桂花，現在雇覓船隻裝載，即日往水路北行，李鼎遵旨押送熱河。理合奏聞，伏乞聖鑒。１７

　 　李鼎這次押送去的桂花康熙大約很喜歡，七月初五召見了他，並問及李煦及文氏。八月六日又特准李鼎隨 駕出口去參觀圍獵。這些事，在李煦九月初八日的《謝召見李鼎摺》中有所敍述。李鼎這次在「行在」停留約四個月之久，直到十月間皇帝回京，他才回返蘇州。李 煦在十月二十三日又有《李鼎蒙允追隨哨鹿謝恩摺》：

　　　竊奴才之子李鼎，於十月二十二日回到蘇州，奴才即敬問聖安。李鼎喜動顏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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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歲聖躬極其強健，精神極其充足，行圍哨鹿時節，如何騎馬，如何射箭，如何打槍，如何射鹿，奴才為之狂喜。……

　　　再，奴才之子李鼎，蒙允追隨哨鹿，因未得見所見（民案，此句似當作「因得見所未見」）且蒙賞賜克食（編者原注：克食，滿語，原意是恩賜。後來所謂賞克食，就是賞賜茶果一類的食品。）思榮已極。奴才九十三歲之老母，復蒙萬歲垂慈訊及，一家老幼疊受聖主天恩。……１８

　 　此後再過兩年，康熙帝卒。這兩年中李煦奏摺再未提到李鼎。通過李煦的歷年奏摺，我們所了解的李鼎， 他只是蘇州織造的大少爺，他沒在康熙跟前當過差，蘇州地方似乎更沒有他屑於去當的差，他唯一可能扮演的角色，就是個正事下幹的紈袴子弟。通過李煦歷年的奏 摺，我們只看到一個望子成材的父親，怎樣苦心孤恉的想扶持他的兒子，又看到一個雖年老而仍很精明的皇帝，他做事有原則，有分寸，而又不失人情味。我們也留 下一個疑問，以李鼎的條件，不但祖母是皇帝的褓姆，父親是皇帝長期得力的奴才頭子，甚至母親也可能服侍過主子，為什麼康熙就是不喜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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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抄家後的李氏父子

　　康熙一死，江寧、蘇州、杭州三處織造即刻有「山雨欲來」的感覺。雖說是康熙時代一榮俱榮，雍正時代一損俱損，然而還是有先後和輕重之分，蘇州李家就是首當其衝，在雍正元年就被抄家，而且抄得非常徹底。雍正六年，曹頫與孫文成同時被罷去織造之職，但曹家被抄，孫家幸免。

　 　雍正為什麼登基不久就迫不及待的要抄李煦的家？若說是為了虧空公款當抄，那麼曹、李兩家應該同時遭 殃才對，難道不怕曹家警覺而「轉移財產」嗎？曹李兩家雖云揮霍無度，但大宗的銀子是花在康熙幾次南巡上，雍正豈會不知道？雍正五年四月在孫文成的奏章後 面，有他的朱批：「凡有奏聞，若稍有不實，恐爾領罪下起。須知朕非生長深宮之主，係四十年閱歷世情之雍親王也。」其實他也不在乎那幾個錢，要以抄家方式來 賠償公款，李家被抄後，房地人口隨手就賞了年羹堯，曹家的房地產也賞了隋赫德。但為什麼要抄家呢？我的看法是因為要抄家才能徹底搜查。

　　當雍正元年總管內務府衙門奏請咨行蘇州巡撫去查抄李家時，雍正特批示「著將交付該巡撫及地方官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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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總督查弼納」。為什麼抄家的事雍正要指定兩江總督親自來辦呢？看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六日查弼納「親筆繕摺」的奏章就知道了：

　　　為遵旨事。查抄李煦家產，查出李煦奏摺送來後，臣查得有聖祖皇帝朱筆諭旨一件，已奉朱批摺四百零六件，未奉朱批摺一百五十三件。臣已分別將朱筆諭旨及已奉朱批摺裝入四匣，恭謹密封。……

　 　李煦曾任暢舂苑總管，是康熙身邊的紅人，諸王子他必然是從小看著長大的，他既不是雍正的人，雍正難 免懷疑他同其他王子有瓜葛。抄家就是想從那些奏章，函件中找證據。然而李煦是個老練又細心的人，縱然有這類「敏感」的東西，也絕不會留下把柄的。當年康熙 廢了太子，諸皇子結黨營私，康熙命李煦打聽外邊有何流言等事，李煦在回奏的摺子中，甚至懇請康熙閱後將摺子毀去，以免貽禍，那他自己手中又怎麼會留下痕跡 呢。所以抄家的結果，雖然李家在京、在蘇兩地都抄到一絲一縷都開出了清單來，仍未發現什麼，特別是雍正竄改遺詔，奪得大位，做賊心虛，很怕康熙曾在批示奏 摺時，和親信們談過傳位的事，那這種密摺，就是他改詔的罪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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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非毀去不可。所幸李家存摺與此無關，因此李煦和家人算是保全了性命。李煦虧空四十五萬兩的案子，就在「家產抵十五萬兩，又兩淮鹽商代完庫三十餘萬兩」（李果《李公行狀》）的情形下，暫告一結束。

　 　當雍正元年李家被抄時，曾擬將其家人僕佣等二百餘口，在蘇州變賣，但當地人知道這些人身份是「旗 人」，所以無人敢買。到雍正二年十月，送到北京，「在途中病故男子一，婦人一及幼女一不計外，現送到人數二百二十七名口，其中有李煦之婦孺十口，除交給李 煦外，計僕人二百十七名，均交崇文門監督五十一等變賣」。１９這時李煦和李鼎都已在北京押訊了，所以由蘇州送來的家屬只有「婦孺十口」。但有一點弄不清楚 的是，《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附錄—《有關蘇州織造李煦被抄家及審擬史料》中，雍正元年在蘇州時，一再稱「李煦之家屬十四名口」、「李煦家屬十五名 口」，僅一名之差，可能是李鼎已調去北京，但到第二年十月送去北京時，家屬少了四名，不知是死，是逃，還是別的原因。這十名婦孺中，相信至少有三人是李煦 的妾，一人是年已七歲的李鼐，此時李鼎已二十九歲左右，十名婦孺中一定有他的妻妾在內，李鼎有沒有小孩，不得而知。

　　雍正二年時，因未查出李煦在奪謫事件中有任何的罪證，因此以皇舅隆科多等大臣會辦李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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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能賣點交情，例如提到李煦虧空三十七萬八千餘兩公款時，說「此項銀兩，均係由兩淮鹽綱等向鹽商湊 取，繳給李煦時，即少繳拜銀，以致李煦虧空，理宜向鹽商追賠，償還李煦所欠。」可是到雍正五年，查出了李煦曾經買過蘇州女子送給阿其那（雍正提到胤禩之名 即討厭，故改其名為阿其那，此為滿洲語，意思是討厭。）情況就不同了，案子由內務府移送刑部，結果是「本部依例將奸黨李煦議以監候，秋後斬決。」

　　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如果雍正元年抄家時「果然」發現李煦有牽連或知內情，必然沒命。但此時強鋒已過，所以雍正的批示是：「李煦著寬免處斬，發往打牲烏拉。」

　　抄家北返後，李煦的日子當然已不好過，不意雍正五年更進一步被發遣關外，李果《李公行狀》形容他最後的情形是：

　　　方行，牛車出關，霜風白草，黑龍之江，彌望幾千里。兩年來僅與佣工二人相依為命，敝衣破帽，恆終日不得食。

　　　公卒之日，囊無一錢，韓夫人已先數年卒，二子又遠隔京師，親識無一人在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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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正七年（一七二九）李煦以七十五歲高齡，病卒於打牲烏拉。

　 　李鼎在雍正元年被抄時，就在蘇州被逮捕，以備查明李家家產、店鋪，放債銀兩等事。在以隆科多為首的 會議奏摺中，曾轉述到查弼納追查財產隱匿時，提到審訊李鼎的情形：「李鼎稱：郭茂之長子郭蒼書現住京城，問我的父親李煦，就知現住何處。」李鼎雖然被捕受 審，但在《有關蘇州織造李煦被抄家及審擬史料》的許多奏摺文件中，提到李鼎的地方只此一見，而且還是一問三不知，推到父親身上去，這或許是李煦怕他講錯 話，要他這樣答的。

　 　雍正五年李煦被充軍時，只有他一人去，家人均留在北京。七年煦卒，沽息傳到京城後，李果《李公行 狀》說：「公之子李鼎聞之，哭失聲，不敢乞言於顯者。」這是我們在各種資料中看到的有關李鼎的最後消息。照筆者的估計，李鼎此時約為三十四歲，是家中唯一 的成年男丁，須由他去支持尚有十口婦孺老弱的破落之家。

　　　　（八）李鼎「不肖」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