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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為博 士，門徒聚眾，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於後。文儒為華淫之說，于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 讀此可以知漢以後著作，亟亟于自顯姓名之故矣。而遂以此例古之作者，必求其人以實之，又從而辯其某書非某人所撰。此乃執曹公之律令以案肅慎氏之不貢楛矢，真按：教育部國語辭典【楛矢】 注音一式 ㄏㄨˋ　ㄕˇ 解釋：以楛莖為箭桿的箭。國語˙魯語下：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 先零之盜蘇武牛羊也。不知古人著述之體例，而欲論古書之真偽，其弊往往似此。

古書書名之研究

　　古書之命名，多後人所追題，不皆出于作者之手，故惟官書及不知其學之所自出者，乃別為之名，其他多以人名書。真按：摘要 今列舉古人名書之例，敘之如左：

　　一曰：官書命名之義例。　　章學誠曰：“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義‧易教》上。其說樹義甚精。《漢志》謂“諸子出于王官，皆起于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說，蜂出并作”，是則春秋以前，並無私人著作，其傳于後世者，皆當時之官書也。其他諸子在三代以前者，多出依托，詳見後。其書不作于一時，不成于一手，非一家一人所得而私，不可題之以姓氏，故舉著書之意以為之名。如“‘連山’似山出內云氣；原作出內氣變，據阮氏《校勘記》改。‘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于其中”，《周禮‧春官‧大卜》注。“生生之謂易”，《繫辭傳》。“‘乘’者興于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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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檮杌’者，嚚凶之類，興于記惡之戒，因以為名”，《孟子》趙岐注。“《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杜預《春秋序》。此其命名皆有意義。至於《詩》、《書》、《禮》、《周官》之類，尤為顯而易見。《六經》之外，《爾雅》之名最古。《大戴記‧小辯篇》云：“子曰：‘《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辯言矣。’”魏張揖以為即今之《爾雅》，又云“周公著《爾雅》一篇”，《上廣雅表》，《經典釋文序錄》云：《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其言雖不知信否，要是古之官書，後人遞有附益耳。詳見後。《漢志‧六藝略》中之書。如《司馬法》，《國語》，《世本》，《戰國策》，太古以來年記，儒家中之《周政》，《周法》，大抵源出古史，故皆舉所記之事以命其書。若漢著《記》，漢《大年紀》之類，真按：標點疑有誤！ 蓋亦漢史所記。即《楚漢春秋》，亦不在陸賈二十三篇之內。蓋記事之書，與立言之體，固自不同耳。

　　二曰：古書多摘首句二字以題篇，書只一篇者，即以篇名為書名。　　程大昌曰：“《蕩》之詩，以‘蕩蕩上帝’發端。《召旻》之詩，以‘旻天疾威’發端。蓋采詩者摘其首章要語，以識篇第，本無深義。”《考古編》卷一《詩論》九。顧炎武曰：“《三百篇》之詩人，大率詩成取其中一字二字三四字以名篇，故十五國并無一題，《雅》、《頌》中間一有之。《頌》為宗廟之樂，出于士大夫之手，故另命名，非民間歌謠。五言之興，始自漢、魏，而《十九首》并無題，《郊祀歌》、《饒歌曲》各以篇首字為題。”又曰：“古人之詩，有詩而後有題；今人之詩，有題而後有詩。有詩而後有題者，其詩本乎情；有題而後有詩者，其詩徇乎物。”《日知錄》卷二十二。王國維曰：“詩之《三百篇》、《十九首》，詞之五代、北宋，皆無題。非無題也，詩中之意，不能以題盡之也。”《人間詞話》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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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謂不獨詩詞也，古人之著書作文，亦因事物之需要，而發乎不得不然，未有先命題，而強其情與意曲折以赴 之者。故《詩》、《書》之篇名，皆後人所題。諸子之文，成于手著者，往往一意相承，自具首尾，文成之後，或取篇中旨意，標為題目。至于門弟子纂輯問答之 書，則其紀載，雖或以類相從，而先後初無次第。邢昺《論語疏‧學而》第一，《正義》曰：“其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為義例，亦或以類相從。”故編次之時，但約略字句，斷而為篇，而摘首句二三字以為之目。葉夢得曰：“古書名篇，多出後人，故無甚理，老氏別《道》、《德》為上下篇，其本意也。若逐章之名，則為非矣。惟《莊》、《列》似出其自名。”《避暑錄話》卷一。此言是也。按《莊子‧內篇》諸篇目，雖皆有意義，而《外篇》、《駢拇》、《馬蹄》之類，仍是摘字名篇。《孝經》之名，見於《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曾參作《孝經》。”邢《疏》引《鉤命決》：“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緯書之言，恐不可據。其源甚古。《漢志》云：“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則此書亦是摘篇中字句以題篇。邢《疏》云：“《易》有《上經》、《下經》，《老子》有《道經》、《德經》，孝為百行之本，故曰《孝經》。經之創制，孔子所撰也。”阮福《義疏》，因謂“以經為書之名目，實自《孝經》始”，其說皆不免於穿鑿，非是。因 書只一篇，故即以篇名為書名也。王國維曰：“《詩》、《書》及周、秦諸子，大抵以二字名篇，此古代書名之通例。字書亦然。《蒼頡篇》首句雖不可考，然《流 沙墜簡》卷二第十八簡上，有漢人學書字中有‘蒼頡作’三字，疑是《蒼頡篇》首句中語，故學者書之。其全句當云‘蒼頡作書’。《爰歷》、《博學》、《凡將》 諸篇，亦有首二字名篇，今《急就篇》尚存，可證也。”《觀堂集林》卷五《史籀篇疏證序》。接今《急就篇》首句云：“急就奇觚與眾異。”按《漢志》，《蒼頡》、《凡將》諸書，皆只一篇，故摘字名篇，別無書名也。《史記‧孔子世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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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作《中庸》。”沈約曰：“《禮記‧中庸》取子思子。”見《隋書‧音樂志》。《漢志》儒家有《子思》二十三篇，此篇蓋在其中。使其單行，則只名《中庸》，不名《子思》矣。蓋書只一篇，篇名即書名也。儒家有《王孫子》一篇，注云：“一曰《巧心》。”嚴可均以為未詳。《鐵橋漫稿》卷五《王孫子敘》。愚謂《漢志》諸子，除不知作者外，皆只以人名書。其只一篇者，蓋別無篇題。獨《王孫子》又別題其篇曰《巧心》，故注為“一曰”也。《尹文子》一篇，令本作二篇，曰《大道》上，《大道》下，此為有書名又有篇名者，或為漢以後人所題，或班固略之，皆不可知。

　　三曰：古書多無大題，後世乃以人名其書。　　古人著書，多單篇別行；及其編次成書，類出于門弟子或 後學之手，因推本其學之所自出，以人名其書。《史記‧韓非傳》云：“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孟子傳》 云：“騶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漢書‧董仲舒傳》云：“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 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史記》、《管子傳》、《莊子傳》、《商君傳》、《屈原傳》、《漢書‧東方朔傳》，引其所著書，亦只有篇名。此所敘諸子著書，皆只有篇名，無書名；又因全書不可勝舉，故只隨舉數篇，以見其大凡。蓋由古人著書，其初僅有小題，謂篇名。並無大題也。謂書名。餘 若《史記‧老子傳》云：“于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孟子荀卿傳》云：“慎到 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荀卿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漢書‧賈誼傳》云：“凡所著述五十八篇。”《公孫賀傳》云：“賀 祖父昆邪，著書十餘篇。”《王貢兩龔鮑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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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有嚴君平，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此所敘諸子著書，只云若干篇若干言，初不云所著為 何書，蓋其書本無大題，後人始以人名名之也。《史記‧孟荀傳》云：“趙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此特敘其著書之意，猶之荀卿推 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云耳，非其書名堅白同異及盡地利也。《漢志》，《公孫龍子》十四篇，《李子》三十二篇。《史 記‧虞卿傳》云：“不得意，乃著書，上采《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 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然則《虞氏春秋》之名，乃世之傳其書者名之耳，非卿所自名也。《晏子》之名《春秋》，亦同此例。《司馬穰苴傳》云：“齊威王 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陸賈傳》云：“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 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真批：愚謂不只如此，則此書者與今日所謂book書者亦不同.書乃書寫也，其本義亦不在典冊也.謂其書，猶言稱其所著，則不必指實體書名是矣！ ” 是則《司馬穰苴兵法》，乃齊威王之大夫號之；《新語》之名，亦高帝之所號也。此古人著書不自命名之證也。推之《申子傳》云“著書二篇號曰《申子》”，《漢 書‧蒯通傳》云“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嶲永》”。亦當是時人號之矣。《史記‧孫武傳》云“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 篇”，《信陵君傳》云“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索隱》云，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恕也。故 世俗稱《魏公子兵法》”，此亦是世俗之人所稱，與世傳《虞氏春秋》同。獨《孟子傳》云“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 篇”，與他傳但言著書若干篇者不同。蓋史公率爾言之，非作書之時已名《孟子》也。《司馬相如傳》云：“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 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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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此亦古人著書不自編次之證也。蓋因事作文， 不自收拾，後人取而編輯之，因以人題其書。故《漢志》諸子詩賦二略，題某人或某官某者，居十之九。古人之學，專門名家，所作雜文，皆在諸子，獨于詩賦，別 為一略。及至東京專家之學衰，而後別集興，《隋志》云別集之名，蓋漢東京之所創也。又追為西漢以前人編集。《隋志》自楚蘭陵令《荀況集》以下，凡四百三十七部，皆題某官某人，與《漢志》諸子詩賦之例同；其別為集名者只數部耳。見後。《隋志》經子史三部撰人，皆用雙行注於書名之下，獨集部因以人名書，故不別注撰人。漢、 魏以後，學者著書，無不自撰美名者，獨至文章，多由後人編定。故別集直書姓名者，至宋猶多。元、明以後，此風漸寡。然文集之不必手定，則今人尚多有之。古 之諸子，即後世之文集也。出于門弟子所編，其中不皆手著，則題為某子。出于後人所編，非其門弟子，則書其姓名。漢武以後，傳記不立博士，專家之學衰，故書 名無稱子者，考之《漢志》可知也。漢人書稱子者僅有蒯通一家。東漢以後人著書，皆手自編定，其稱某子，乃其人自子之耳。而《論衡‧案書篇》乃曰：“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此由不知古人著作體例，故有此傅會之說矣。真按：王充之誤

　　四曰：《漢志》于不知作者之書，乃別為之名。　　古之諸子，皆以人名書。然《漢志》中，亦有別題書 名者，則大率不知誰何之書也。如儒家有《內業》十五篇，注曰：“不知作書者。”《讕言》十篇，《功議》四篇，《儒家言》十八篇，陰陽家有《雜陰陽》三十八 篇，法家有《燕十事》十篇，《法家言》二篇，并注曰：“不知作者。”道家有《道家言》二篇，陰陽家有《衛侯官》十二篇，并注曰：“近世不知作者。”雜家有 《雜家言》一篇，注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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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注“師古曰：言王伯之道。”不知作者。”此皆《數術略序》所謂雖有其書，而亡其人也。《內業》、《讕言》之屬蓋皆後人之所題，或即用其首篇之名以名書。《管子》有《內業篇》。《儒家言》、《雜陰陽》、《法家言》、《雜家言》，則劉向校讎之時，因其既無書名，姓氏又無可考，姑以其所學者題之耳，皆非其本名也。此條當與“古書不著撰人篇”第十三條參看。

　　五曰：自撰書名之所自始。　　古書自六經官書外，書名之最早而可據者，莫如《論語》。《坊記》出于子思，《隋書，音樂志》沈約曰：《坊記》取子思子。已 引《論語》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則當時已謂之《論語》矣。蓋他書多散篇單行，後人編次，獨《論語》則門人論纂之時，已勒為成書。既裒然巨 帙，不可無大名以總匯之也。《史記‧呂不韋傳》云：“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 《十二紀》，十二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此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則《春秋》之名，出于不韋之意，與他書為時人所號者不同。自著書而自命之名，始見於此。不韋之舉，純出于好名。又其書成於眾人之手，非所自撰，與他人著書以傳後學者不同，故亟亟焉表章之。蓋古以學術為公器者，至是始為私人爭名之具矣。真按：學術公器 其始已有《魏公子兵法》，亦賓客所進。不韋之養士，即係效法四公子，故亦有此舉。其後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見《漢書》本傳。高誘《淮南鴻烈解敘》云：”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于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著此書。”其事與呂不韋正同，故亦自號曰《鴻烈》。《淮南‧要略篇》云：“此《鴻烈》之《泰族》也。”高誘《敘》云：“鴻，大也；烈，明也。”《西京雜記》卷三云：“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其《要略篇》即全書之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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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列篇目與其所以作文之意，前後兩言故著二十篇，是其書已自行編定矣。司馬遷作《史記自序》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是遷書亦出手定，且自名為《太史公》也。王 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謂史公原書本有小題，而無大題。然此語明見於《自序》，今案《孝武本紀集解》引韋昭說，謂“《史記》稱遷為太史公，是外孫楊惲所 稱”。《索隱》引桓譚《新論》，以為“太史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朔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東方朔所加之也。”此二說蓋謂于每卷篇目之下，別題太 史公三子，所謂小題在上，大題在下，非謂《自序》中之書名也。至遷書在漢時只名《太史公》，不名《史記》，則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十二《答問》九已發其 端，王氏《行年考》引證尤為詳盡。其說固確不可易。蓋自撰書名，萌芽于《呂氏春秋》，而成于武帝之世。適當罷黜百家之後，文儒著書，無人可傳，不能不自行編次。專門之學衰而後著述之界嚴，於此可以知體例變遷之故矣。其後宣帝時則有桓寬之《鹽鐵論》，西漢末則有劉向、揚雄所序書。東漢以後，自別集之外，幾無不有書名矣。

漢志著錄之書名異同及別本單行

　　《漢書‧藝文志》著錄之書，其名往往與今本不同，亦或不與六朝、唐人所見本 同，並有不與《七略》、《別錄》同者。其故由於一書有數名，《漢志》只著其一也。古書書名，本非作者所自題。後人既為之編次成書，知其為某家之學，則題其 氏若名以為識別；無名氏者，乃約書中之意義以為之名。所傳之本多寡不一，編次者亦不一，則其書名不能盡同。劉向校書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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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斟酌義例以題其書。至漢人著述，頗有自題書名者矣，而劉、班牽于全書著錄之例，雖其本名，或不盡用； 《別錄》中蓋詳著之。《七略》、《別錄》既亡。班固之自注甚略，書名異同，不盡可考，又有古書之名，為後人所改題，出于向、歆校書以後者。故雖其書真出古 人，求之《漢志》而無有，則辯論紛然，疑議蜂起矣。今于其有可考者，旁引群書，為之疏通證明之；其無可考者，不敢強為之說也。試條舉其例如左：

　　一曰《七略》之書名，為班固所改題。如《子夏易傳》，即《韓氏易傳》是也。此謂《七略》著錄之《子夏易傳》。若《隋》、《唐志》之書，張惠言疑為晉以後人作。至北宋人所見，據《通考》引晁說之說，乃唐張弧偽撰。今所傳十一卷本，據《經義考》及《四庫提要》，乃宋以後人偽作，不可混為一書。　《漢志》易家有《易傳》、《韓氏》二篇，注云“名嬰”，按《唐會要》司馬貞引《七略》有“《子夏易傳》，劉向云：韓氏嬰也”，是其書初名《子夏易傳》，不名《韓氏易傳》。班固因諸家易傳至丁氏以至周氏，皆題某氏《古五子》及《淮南道訓》以不知作者，故為例外。欲使先後一律，遂採《七略》之語，題為韓氏。但《儒林傳》不言韓嬰字子夏，後人誤以為是孔子之弟子卜商，因疑子夏並不傳《易》。而韓嬰之《易》，又不詳其所從受，何以嬰作《易傳》，題子夏之字？遂不信劉向之說，別自以意推測，云或丁寬所作，或馯臂子弓所作。均見後。蓋 謂子弓、丁寬之《易》，均傳自商瞿，宜得接聞子夏之緒論也。是已鄰于想當然矣。至《隋志》遂從而實之曰：“魏文侯師卜子夏傳。”于是劉知幾、司馬貞皆以為 疑。夫疑當時傳本之非真，可也；并疑《七略》之題韓嬰，而斤斤致辨于非卜子夏，則非也。宋人乃別求漢人之字子夏者以當之，孫坦以為杜鄴，見《書錄解題》卷一，《玉海》卷三十五。《經義考》卷五。趙汝楳以為鄧彭祖，見《經義考》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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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崔應榴亦以子夏為彭祖，見《吾亦廬稿》卷一。以 二人皆字子夏也。其說均不免於無徵不信。至清儒張惠言，始信《七略》之《子夏傳》為韓嬰所作，而又以為韓氏之學，或出于子夏，則仍以子夏為卜商矣，不如臧 庸直謂韓嬰字子夏，掃昔人之所疑而空之，可謂痛快。然謂嬰為幼孩，故字子夏，夏，大也，其解釋猶不免迂曲。惟宋翔鳳據《儒林傳》韓嬰之孫名商，謂子夏當是 商之字。與卜子夏名字正同。此說文義既協，又與《七略》、《漢志》及《儒林傳》均無不合，千古積疑，至斯可釋。韓嬰之傳而題以韓商之字者，蓋商又有所附 益，古人家法相傳，固多如此。其後弟子題其親師，因曰子夏矣。《七略》說之不詳，班固又不云“《易傳》韓氏，一曰子夏”，遂使後人附之魏文侯師，而異說紛 然并作，古書之不易讀如此。

　《唐會要》卷七十七　　開元七年詔：《子夏易傳》，近無習者，令儒官詳定。劉知幾議曰：“按《漢志》 《易》有子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韓易》十二篇，《丁易》八 篇’。求其符會，則事殊乖剌者矣。夫以東魯服膺，文學與子游同列，西河告老，名行將夫子連蹤；而歲越千齡，時經百代，其所著述，沈翳不行，豈非後來假憑先 哲。必欲行用，深以為疑。”司馬貞議曰：“按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今所有多失真本。又荀勖《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 丁寬所作’，是先達疑非子夏矣。又《隋書‧經籍志》云：‘子夏傳殘闕，梁六卷。’今二卷，知其書錯謬多矣。又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 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又今秘閣有子夏傳，薛虞記，其質觕略，皆趣非遠，真按：疑當作旨趣非遠！ 無益後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