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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直接鼓吹發起反抗清朝的活動。因而，康雍兩朝的文字獄，打擊的鋒芒大都指向當時當事之人。乾隆年 間，清朝的統治已歷百年，知識界普遍承認了清王朝統治的合理性，一度十分流行的反清復明、經世致用思潮漸趨消歇。但清統治者仍不放心，必欲“盡行銷燬”明 末清初以來一切具有反清意識和民族思想的著述文字，“以正人心而厚風俗”，防患於未然。這樣，追查禁燬前人的“違礙”著述，便成為禁書活動的重點，直接導 致了多起文字獄的發生。

　　屈大均詩文及雨花臺衣冠冢案，肇始於雍正年間，禁書初期舊事重提，成為此後嚴厲追查“明末國初悖謬之書”的先聲。屈大均，字翁山，廣東番禺人，曾參加抗清鬥爭，失敗後，拒不與清合作，“忽而為儒，忽而為僧，忽而為道，忽而還俗”①，往來於江南一帶，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 去世。他的詩文獨步一時，流露出強烈的反清思想，特別對清入關後實行的民族高壓政策多所指斥。雍正初年，曾靜、張熙投書案發生，經審問，他們除接受清初著 名學者呂留良的反清思想外，也受到屈大均著述中有關議論的影響，屈氏詩文因此而牽連被禁。乾隆三十九年，禁書諭令頒布伊始，兩廣總督李侍堯率先查出“久經 飭行銷燬”的屈大均詩文著述，當即“粘簽封固進呈”，並奏請將私自收藏“悖逆”書籍的屈氏族人屈稔湞、屈昭泗比照“大逆子孫及同居之人皆斬律擬斬立決” ②。但因禁書活動剛剛開始，真批：此推論全憑己臆，何足為信！ 為收拾人心，乾隆只得將屈稔湞、屈昭泗二人免罪開釋

　　①《清代文字獄檔》第2輯，乾隆四十年正月三十日兩江總督高晉奏摺。

　　②《清代文字獄檔》第2輯，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九日兩廣總督李侍堯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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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對屈大均的詩文著述及葬所遺跡，卻採取了極為嚴厲的手段。不僅銷燬其著述，看到其文內載有雨花臺葬 衣冠之事，還密諭兩江總督高晉“即行確訪其處，速為刨毀，毋使逆跡久留”①。高晉帶人“親詣該處，上下前後周圍履勘，將所有墳冢碑記及仆臥殘碑逐一洗刷查 驗”，又“傳集老僧老道細加查問”，終因年代久遠，“查無蹤跡”②。盡管如此，高晉仍不敢就此罷手，專文移咨廣東巡撫德保查察。德保召集屈氏後裔，“逐一 查問”，總算在其孫屈自睽的指認下找到屈大均的墳墓，具折“請旨刨毀，仍銼其尸”③。乾隆見屈氏墳墓已鮮為人知，才下令不再追究。

　　徐述夔《一柱樓詩》案，也是禁書前期發生的一起較大的文字獄。徐述夔原名賡雅，字孝文，江蘇揚州東臺縣人，約生於康熙中葉，卒於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 前後。徐氏生活的年代雖然較晚，但他熟諳明末清初史事，又深受宋明理學的影響，強調“華夷之別”，不滿清朝的民族壓迫。他以“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之義”，為 自己的生徒取名徐首髮；又以“明朝有頭髮，如今剃了頭，就是濯濯的意思”，而替另一生徒改名沈成濯。其詩文著述也多將“呂留良業經銷燬邪說引為宗據”，流 露出強烈的反清復明思想，如“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舊日天心原夢夢，近來世事益非非”，“重明敢謂天無意”，“乾坤何處可為家”等等

　　①《清代文字獄檔》第2輯，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己未諭。

　　②《清代文字獄檔》第2輯，乾隆四十年正月三十日兩江總督高晉奏摺。

　　③　《清代文字獄檔》第2輯，乾隆四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廣東巡撫德保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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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述夔去世後，其子徐懷祖於乾隆二十八年刊其《一柱樓詩》’等著述數種，徐首髮、沈成濯諸人均列名 校對。乾隆四十三年，同縣人蔡嘉樹因與徐懷祖之子徐食田“爭控田土，挾嫌告發”，遂釀成大獄。乾隆認為，徐氏為其生徒取名“首髮”、“成濯”，“四字合 看，明是取義《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詆毀本朝剃發之制”②；所作詩文則“繫懷勝國，暗肆詆譏”，特別是“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一句， “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言‘去清都’，顯有欲興明朝去本朝之意”③，指責其種種“狂誕悖逆，實為覆載所不容”④。為了殺一儆 百，乾隆還置前此“不過毀其書而止，並無苛求”的再三表白於不顧，以“其子徐懷祖孳種相承，真按：疑為孽種相承之訛！按此文與纂修四庫全書文本有異！ 輒 將伊父所著逆書公然刊刻流傳”的罪名，下令與徐述夔一併剖棺戮尸；其孫徐食田、徐食書因“將伊祖逆書匿不舉首”，生徒徐首髮、沈成濯因“聽其命取逆名，又 復列為校對”，均照“大逆知情隱藏律”，被判“斬監候秋後處決”⑤。甚至當年僅為徐氏作傳，稱其“品行文章皆可法”的沈德潛，也因此而被革去“官爵及官銜 謚典”，撤出“鄉賢祠牌位”，仆毀“所賜祭葬碑文”⑥。其餘經辦之幕僚、官員，或被指為“故縱大逆”罪論死，或以其“遲緩”、“怠玩”被革職“發往軍臺效力贖罪真按：亦可作軍台，見清史稿.

　　①《掌故叢編》第4輯，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學士阿桂等奏摺。

　　②《掌故叢編》第4輯，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諭。

　　③《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諭。

　　④《掌故叢編》第4輯，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諭。

　　⑤《掌故叢編》第4輯，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學士阿桂等奏摺。

　　⑥《掌故叢編》第4輯，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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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長齡等“憶鳴詩集”案，則是發生在禁書中後期的一起文字獄大案。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浙江仁和縣 監生卓汝諧挾嫌控告族人卓天柱、卓在璣父子等收藏其已故父祖所著“憶鳴詩集”合稿抄本。當地督撫立即飭令專人，查出卓天柱故祖卓長齡所著《高樟閣詩集》， 故叔卓敏《見山堂學裘詩》抄稿，卓征《高樟閣學箕詩》抄稿，故父卓慎《高樟閣學裘集》抄稿，故侄卓軼群《西湖雜錄》諸書。盡管查無“憶鳴詩集”名目，但 “因事關舉首悖妄詩集，虛實俱應嚴究”，地方官仍對所獲各項詩集“逐一親加檢閱”，結果發現其中“多有狂謬悖妄之語”。如卓長齡詩內，有“可知草莽偷垂 淚，盡是詩書未死心”，“楚衽乃知原尚左，剃頭輕卸一層氈”，“髮短何堪簪，厭此頭上幘”等句；卓敏詩內有“仁愛天心不見恩，藥煮君臣帶發僧”；卓慎詩內 有“種菜當年心自壯，輟耕爾日志難忘”；卓征詩內有“此日誰知嘆道窮”；卓軼群《西湖雜錄》序內有“彼都人士，痛絕黍禾，今此下民，甘忘桑椹”等語①。乾 隆對卓氏一家深惡痛絕，大罵其“生於本朝，食毛踐土，乃敢肆其狂吠，將本朝制度作詩指斥，不法已極”；至卓天柱等人“於此等悖逆詩集並不即行首繳，且挖去 違礙字跡，有心隱藏，自有應得之罪”，下令當地督撫“審明照例定擬”②。地方官唯恐“寬縱”受責，便有意從重定案，奏請將卓長齡等五人“照大逆凌遲律銼碎 其尸，梟首示眾”；其孫卓天柱“雖兩目青盲，未見詩集內悖逆語句，又曾出繼”，仍當與卓世恩、卓天馥一併“依大逆正犯之子孫年十六以上皆斬律擬斬立決真 批：此案據辦理四庫全書檔案內其諭後尚有「據奏監生卓汝諧曾盜賣祠堂門樓地基，查出控縣遊幕江南避匿挾嫌首告，是該犯計圖報復，亦非專為舉發悖逆起見，亦 當審訊明確，照例辦理。」何故不錄？乾隆審辨之心，何故避重就輕，實則取一己所欲論述者為辭爾！如此剪裁隨意，實在可恨！要不是為查卓征是否為卓徵，偶一 翻檢，如何知其另有隱情耶！

　　①《清代文字獄檔》第5輯，乾隆四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閩浙總督陳輝祖奏摺。

　　②《清代文字獄檔》第5輯，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十三日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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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曾孫卓連之於“此等悖逆詩集既經閱看，並不首繳”，亦“合依大逆知情隱藏律擬斬立決”，各犯“財產入官”，妻子均“解部給發功臣之家為奴”①。最後還是 乾隆以卓長齡等五犯“究係康熙初年之人，且物故已久”，總算“加恩免其戮尸，其餘緣坐各犯俱著一體寬免”②，才未造成更大的株連惡果。真批：筆墨之輕重，可鑑作者之居心矣！讀如是之文織者，可不慎儆哉！--語言與人生！○又此又疏漏，餘寬免以下，尚有：「至卓天柱於此等詩集，理應早為呈首，乃敢隱匿收藏，殊干例禁，該督等問擬斬决，固屬罪所應得。但據該督奏稱該犯兩目青盲，未曾見過詩集，著從寬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决。餘著照該督所奏完結。該部知道。摺并發。欽此。」.則正犯卓天柱者，自仍見處決矣.黃先生于此剪裁者，愚萬萬不敢苟同！

　 　在查繳禁書期間，類似上述由追查“明末國初悖謬之書”而引起的文字獄屢見不鮮，如明末遺民李驎所著 《虬峯集》內，有“杞人憂轉切，翹首待重明”，又“白頭孫子舊遺民，報國文章積等身，瞻拜墓前顏不愧，布袍寬袖浩然巾”③等詩句；清初祝廷諍所作《續三字 經》內有“髮披左，衣冠更，難華夏，遍地僧”④字樣；戴移孝、戴昆父子所著《碧落後人詩集》、《約亭遺詩》內有“長明寧易得”，“短髮支長恨”之句，等 等，均被視為“繫懷勝國”，“指斥本朝制度”而受到懲治，有的甚至其子孫也被株連。真批：這自是當時法律，又豈能枉髮.如此行文，要不是不知其法例云何，則故意為曲解也！

　　為了徹底泯滅清初以來一直“潛匿流傳”的反清復明思潮，乾隆在嚴厲追查前人著述，製造多起文字獄的同時，還採取了一些相應的措施。

　　其一，指斥明朝，為清朝統治辯護。針對明末故老遺少眷戀故國的“黍離之思”，乾隆對明朝政治大加撻伐，指責其“並無可以動民繫戀者”，“如洪武開基，嚴刑竣罰；永樂篡逆，瓜蔓抄誅，

　　①《清代文字獄檔》第5輯，乾隆四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閩浙總督陳輝祖奏摺。

　　②《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五日諭。

　　③《清代文字獄檔》第4輯，乾隆四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兩江總督薩載等奏摺。

　　④《清代文字獄檔》第4輯，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十四日江西巡撫郝碩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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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民無不含怨。又如洪武因蘇（州）、松（江）、嘉（興）、湖（州）各府為張士誠固守，遷怒及民，浮糧加 重。寖至末季，征斂日增，累及天下，民多愁苦嗟怨。此皆見於史冊者，有何可以繫感之處，而追念不忘乎”？對清朝統治則大加標榜，說“本朝列聖相承，愛養百 姓，賑災蠲緩，厚澤頻施”，認為“小民具有天良，豈有不知感戴，轉屬念於前朝全無恩德及民之理”①！對清初最遭時人詬病的一些制度政策，乾隆也竭力為之辯 護，稱“國家定制，損益從宜，即以薙髮而論，自較便於前朝”②。在這些問題上，乾隆不容許他人有任何一點不滿，企圖以專制皇帝的權威，箝天下人之口。

　 　其二，編纂書籍，杜絕傳聞私記。明末清初的有關史事，是當時許多漢族士大夫著述的重要內容，乾隆深 知，僅僅禁絕這類文字記載，並不能完全阻遏反清復明的思想“潛匿流傳”，還必須由官方出面，以“欽定”的姿態，壓制傳聞，統一記載，才能真正箝制天下士子 的思想，所謂“史臣據實纂錄備載，正無庸草野書生私行存紀”③。因此，乾隆十分注意編纂有關書籍。如南明王朝史事，乾隆即以“與其聽不知者私相傳述，轉致 失實無稽，又何如為之約舉大凡，俾知當日邊隅偷息不過若是之窮蹙無成，更可以正傳聞之訛異”為由，下令“將唐、桂二王本末撮敘梗概”，與福王史事一併“刊 附《通鑑輯覽》之末”④。又如滿族先世淵源事跡

　　①《掌故叢編》第4輯《徐述夔詩案》，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諭。

　　②《清代文字獄檔》第5輯，《卓長齡等憶鳴詩集案》。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十三日諭。

　　③《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六日廣西巡撫熊學鵬奏摺。

　　④《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四十年閏十月二十五日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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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也認為以往“傳聞不免失真”，“記載亦不能無誤”，下令纂修《滿洲源流考》，以“訂諸史之溈，而傳千古之信”①。這些與追查前人著述，大興文字獄“似屬並行不悖”，的輔助手段，反映了清統治者企圖泯滅漢民族的反清意識和民族思想，鞏固清政權統治的良苦用心。

　　（二）殘酷鎮壓時人觸犯專制權威的文字獄

　　乾隆時期，封建主義的專制政權發展到高峰，皇帝作為上天意志的體現者，要求世間的一切，包括人和萬物都必須匍匐在自己的腳下，絕不容許任何觸犯專制權威的現象存在。在查繳禁書期間，這類因冒犯皇帝尊嚴而造成的文字獄也不在少數。

　 　王錫侯《字貫》案，是較早發生的一起大獄。乾隆四十二年，江西新昌縣民人王瀧南挾嫌控告舉人王錫侯 “刪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貫》，與叛逆無異，請究治罪”。江西巡撫海成當即會同司道各官查閱《字貫》刻本，見其序文內除稱“穿貫之難”外，還有諸如 “詩韻不下萬字，學者尚多未識而不知用；今《字典》所收數增四萬六千有奇，學者查此遺彼，舉一漏十，每每苦於終篇掩卷而仍茫然”等“狂妄”字句，便以王錫 侯“逞其臆見，轉以《字典》為難以穿貫，且以《字典》收字太多，輒肆議論，雖無悖逆之詞，隱寓軒輊之意，實為狂妄不法”為由，具摺“請旨將王錫侯革去舉 人，以便審擬”②。不料乾隆翻閱《字貫》，發現其“凡例竟有一篇將聖祖、世宗廟諱及朕御名字樣悉行開列”，頓時大發雷霆，斥責“此實大逆不法，為從來未有 之事，罪不容誅，即應照大逆律問擬

　　①《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八，《滿洲源流考》提要。

②《掌故叢編》第5輯，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江西巡撫海成奏摺。真批：此摺纂修四庫全書似有漏收！ 真按：纂修四庫全書檔案所遺漏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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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來王錫侯編寫《字貫》意在“便於後學”，其凡例中列舉廟諱御名也不過因其“少年時未知廟諱御名，是後來科舉時才知道的，恐怕少年人不知避忌，故此於書內 開寫，使人人知曉”②。乾隆卻以“廟諱御名，凡為臣子者皆所敬悉”，而“該犯膽敢逐一羅列，筆之於書”，“此非大逆不道而何？其妄作《字貫》駁書之罪轉不 足論矣”③。結果，王錫侯慘遭斬首，子孫株連坐罪，曾為《字貫》“作詩讚美”的李友棠被革職，王氏托名作序的已故大臣史貽直、錢陳群兩家子孫也遭到查問。 而江西巡撫海成因未能看出書內“大逆之處”，僅奏請將王錫侯“革去舉人審擬”，被乾隆斥為“雙眼無珠，茫然不見”，“是直視大逆為泛常，全不知有尊君親上 之義，實屬昧盡天良”④，不僅被革去封疆大臣的職銜，還幾乎掉了腦袋。

　 　劉峨刷賣《聖諱實錄》案，是發生在《字貫》案之後，罪名亦與之相同的又一起大獄。乾隆四十三年，河 南巡撫查獲祥符縣民人劉峨刷賣《聖諱實錄》一書，其中“刊有廟諱御名，各依本字正體寫刻”。盡管地方官明知是書編纂者本意在於“敬錄歷代聖諱，俾天下之士 民咸知尊之”，並提醒“天下人之祖父為子孫命名，師長為弟子命名”時皆當避諱，以免誤犯而“獲罪於君上”⑤，而且其書“所刊廟諱御名凡上一字應書某字，下 一字應與書某字，查與科場條例所刊約略相同”，本無“悖逆”之處。但前此海成覆轍猶在，當地督撫唯恐“自蹈譴尤”，仍然昧著良心，真批：此真不通情理！若黃君在當時為督巡，又將怎麼辦呢？怎麼都喜歡用後設蓋前前的敍詞濫加形容也！這種情緒性的字眼，讀者實該小心！！ 給該書安上“既欲使人知諱避，乃敢將應避字樣各依本字正體寫刻，實屬不法”的罪名

　①《掌故叢編》第5輯，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諭。

　②《掌故叢編》第5輯，王錫侯供詞。

　③④《掌故叢編》第5輯，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諭。

　⑤《文獻叢編》第4輯，《聖諱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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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面嚴究書籍板片來歷，一面具摺奏聞。乾隆接到奏報後，當即斷言該書“實與王錫侯《字貫》無異”， 下令“根究刊著之人”⑥，並傳諭各省督撫“實力確查，解京銷燬”③。其後，雖然該書的編纂者因無從查究而作罷，但經手買賣書板的李伯行，刷賣書籍的劉峨等 人，盡管均屬“鄉愚無知”，“只想尊崇君上之書，人人皆當購備”，因此刷印出售，卻仍被指為“大逆案內知情隱藏者”④，慘遭殺身之禍。

　 　其他如山西靈石縣訓導王爾揚為別人父親作墓誌銘，用了“皇考”二字，被指為“於‘考’字上擅用‘皇 ’字，實屬悖逆”⑤；湖南臨湘縣監生黎大本將親友為其母親祝壽之文合刊為《資孝集》，其中有“女中堯舜”等頌詞，被斥為“擬不於倫，謬妄干分”⑥；江蘇贛 榆縣廩生韋玉振為父刊刻行述，內有“於佃戶之貧者赦不加息”、“並赦屢年積欠”等語，也被指為“身為廩生，乃敢竟用‘赦’字，殊屬狂妄”⑦。這類純屬羅 織，幾乎釀成冤獄的案件，都深刻地反映了乾隆時期專制君權的無限膨脹。

　　①《文獻叢編》第4輯，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河南巡撫鄭大進奏摺。

　　②《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諭。

　　③　《文獻叢編》第4輯，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山西巡撫巴延三奏摺。

　　④《文獻叢編》第4輯，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十六日河南巡撫陳輝祖奏摺。

　　⑤《清代文字獄檔》第3輯，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四日山西巡撫巴延三奏摺。

　　⑥《清代文字獄檔》第4輯，乾隆四十三年六月十日湖南巡撫李湖奏摺。

　　⑦《清代文字獄檔》第7輯，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四日江蘇巡撫楊魁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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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嚴厲禁止時人有涉“非分”著述的案件

　　乾隆時期，國家統一，政權穩固，專制帝王對一般民眾的控制也大大加強，要求他們絕對安分守己，逆來順受，不得怨望牢騷，不得指陳時政，總之，不得有任何越軌的舉動。這種情形，造成了另一類文字獄，即一般民眾由於著述文字有所謂“非分”之處而獲罪。

　　劉翱《供狀》案和龍鳳祥《麝香山印存》案，是這類文字獄的典型代表。湖南安化縣民人劉翱“曾費數年心力”，編成《供狀》一書，其中條列雍正年間“地方時事”，記載“故老傳述之言”及“辦過之案”，並述及對當時查繳違礙書籍之事的看法，有“自 古國運接續之際，妄生議論，何代蔑有”，又有“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等語①。劉翱本以為其書“或有可採”之處，能有裨於朝廷，特意至省城自行呈繳。不料卻 被斥為“以一介小民，輒敢妄談國政”②，實為“狂誕不法”，“不知安分守己”③，竟因此落得身首異處的結局。龍鳳祥則本係江西萬載縣人，因事獲遣，發配貴 州。由於“貧苦無聊，將舊存印出圖章粘貼成本，又將近日鐫成圖章數十方亦印成本，分作上、下兩卷，”題為《麝香山印存》，“希圖送人獲利，少資日用”。誰 知卻被指為“膽敢將怨望牢騷之語形諸圖章，以期泄憤”④，如此“不思守法”，該犯“必係疏狂浮薄之徒”，“不便存留內地

　　①《清代文字獄檔》第4輯，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湖南巡撫李湖奏摺。

　　②《清代文字獄檔》第4輯，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八日兵部侍郎顏希深奏摺。

　　③《清代文字獄檔》第4輯，乾隆四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湖南巡撫李湖奏摺。

　　④《清代文字獄檔》第3輯，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貴州巡撫圖思德奏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