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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une 23,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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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殷本紀》以太戊為中宗,王氏據卜辭“中宗祖乙牛吉”六字殘片證明《太平御覽》卷八十三引《竹書紀年》“祖乙勝即位,是為中宗”的記載是正確的,中宗當 為祖乙,而《史記‧殷本紀》以太戊為中宗的記載是錯誤的,古今《尚書》家以太戊為中宗的說法也是錯誤的。又《史記》以祖乙為河亶甲子真按:前有河亶甲城! 王氏據卜辭證明祖乙為中丁子,非河亶甲子。這些都說明,卜辭不僅可以補史書之空白,證史書某一部分之可信,而且還可以糾史書之誤訛,其在殷商史研究中的價值顯而易見。

   王國維的方法,他自己作了歸納:“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 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 為之。”(《古史新證》)這就是著名的“二重證據法”。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更簡要地歸納為“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這種方法在王國 維以前的金石學領域已經存在,但系統自覺地運用乃自王國維始。這種方法至今仍為學術界行用。王氏自覺總結這種方法,直接源於甲骨文的發現。所以甲骨文的發 現,不僅為考史提供了新材料,而且引起治學方法上的進步,其意義與影響是極其深遠的。

二、金文文獻

  (一)金文的出土

  金文主要指鏤刻或熔鑄在青銅器上的文字。以使用青銅器為標誌的時代被稱為青銅時代,全世界大都經歷了青銅時代,青銅時代上繼銅石並用時代,下接鐵器時代。大約在公元前4000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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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南部、土耳其、美索不達米亞一帶就開始使用青銅器。

  我國公元前21世紀開始使用青銅器,到公元前5世紀止,相當於夏、商、周三代。商代中期開始有銘文,大都較短。西周時期有銘文者多而且銘文長,著名的《毛公鼎》腹內有銘文32479字,又重文9合文9真按:詞無!待查!○此殆謂猶會意字之合體文字也. 總計497字(參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1999年文物出版社排印本第47頁),是現存銘文最長的一件青銅器。東周時期有銘文者減少,銘文變短,戰國晚期銘文多為物勒工名真按:疑有誤!-愚讀勒為動詞,刻鏤也. 字數更少,這時冶鐵技術已產生並普及,青銅時代最終被早期鐵器時代所取代。

   中國青銅器的重要特點在於大量的青銅禮器、樂器,這些青銅禮器、樂器主要用於貴 族的祭祀、朝聘、宴饗、喪葬等禮儀活動,是權力與地位的象徵,極為重要。《左傳‧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洛,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 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人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 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奸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 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傳說夏禹鑄九鼎,《史記‧武帝本紀》:“禹收 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因此九鼎是國家權力的象徵。失去鼎也就意味著失去國家最高權力,楚莊王問鼎的“大小輕重”,用心是極為明白的,所以王孫滿理 直氣壯地予以駁斥:“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九鼎的分量也就不同尋常,它早已超過了自身的重量,成了一種至高無上的力量。“定鼎”、 “問鼎”這兩個常見的詞也就來源於《左傳》的這則故事。由於禮器如此重要,所以貴族往往用來隨葬,以便到來世繼續掌握原來的大權,擁有生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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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受到外來突然侵略,來不及轉移禮器時,往往挖地窖把禮器集中隱藏起來。所以在商的統治中心河南安陽殷墟,周的統治中心陝西周原遺址和豐鎬遺址,出土青銅器特別集中,數量遠較其他地區豐富,層次也遠較其他地區高。例如周原遺址(位于陝西扶風、岐山兩縣的北部)從1890年到1981年發現窖藏青銅器近三十起計銅器千餘件。製作時代為西周中晚期,專家推測是平王東遷時埋藏的。

   由於青銅器埋于地下,水沖、施工或農耕都有可能露出來,至少從漢代已有青銅器出 土。《史記‧武帝本紀》:“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于眾鼎,文鏤毋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 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錦得鼎無奸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 之歌”。漢武帝的年號“元鼎”即因得寶鼎于汾陰而改的(詳參《資治通鑑》卷二十《漢紀》十二“元鼎元年”下《考異》)。這次所得寶鼎沒有款識(唐顏師古 曰:“款,刻也。識,記也。”款識即銘文)。漢宣帝時美陽(故城在今陝西武功城西南)得鼎,有銘文,《漢書‧郊祀志》:“是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 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案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於斄,公劉發迹於豳,真按:據瀚典文本定. 大王建國於梁,真按:支阝 文武興於鎬。真按:據瀚典文本定.○中華書局版點校本原書亦作酆. 由此言之,則■梁鎬之間周舊居也,真按:據瀚典文本定.○中華書局版點校本原書亦作豐,前文亦作酆. 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出於■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雕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跡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之於宮廟也。真按:據瀚典文本定. ’”張敞根據出土地點和銘文斷定這是周代之物。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序》:“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北宋初,歐陽修搜集金石拓本,裝裱成軸,多至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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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親題某碑卷幾,總名《集古錄》。其中加有跋尾四百餘篇(內銅器二十件,餘為碑拓),輯為《集古錄跋尾》(又名《集古錄》,係省稱)十卷,告其子歐陽棐曰:真按:歐陽修之家世 “吾 集錄前世埋沒缺落之文,獨取世人無用之物而藏之者,豈徒出于嗜好之癖,而以為耳目之玩哉?其為所得亦已多矣。故嘗序其說而刻之。又跋于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 六篇,序所謂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已粗備矣。”(歐陽棐《集古錄目記》)北宋劉敞知永興軍時,得先秦古器十一件,請人繪其圖像,摹其銘文,刻成石碑,名 《先秦古器圖》(已佚),並在《先秦古器記》中提出“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正其世謚”的古器研究方向。歐、劉對於金文研究均具開闢之功。北宋 李公麟博物精鑒,得一器捐千金不少靳,取平生所得及其聞睹者作為圖狀,名之曰《考古圖》。宋徽宗喜書畫古器,大觀初,仿李公麟《考古圖》作《宣和博古 圖》,凡所藏者為大小禮器,已五百有餘。政和間內府所儲多至六千數百餘器(參宋蔡絛《鐵圍山叢談》)。宋代又有呂大臨《考古圖》(成書於北宋元祐七年), 著錄官府及私人藏器234件,凡私人藏家38家, 可知一時收藏風氣頗盛。在這種風氣下,古器物價格日升,凡頹堤廢墓所出,紛紛雲集公私藏家,而鑑賞研究亦漸成專門之學。元明兩代金文研究消沉,至清代復大 興。乾隆間敕編《西清古鑑》、《西清續鑑甲編》、《西清續鑑乙編》、《寧壽鑑古》共著錄內廷藏器四千餘件。清中葉以來,私家藏青銅器及拓本者眾多,研究成 果大增,名家輩出。近世考古學從西方傳入,安陽殷墟科學發掘以來,所出青銅器數量激增,各種考古發掘報告著錄圖影、款識指不勝屈。

   青銅器之形制、紋飾均有時代風尚,並代表一定觀念,可供歷史研究者參證,但仍以 有銘文者價值更大。金文文獻伴隨青銅器而出土,所以,專門彙集銘文者固為金文文獻之正體,而諸家古器物圖譜、圖錄亦同樣保存金文資料,同樣應視為金文文 獻。銘文不可以孤立研究,必須與銅器形制、紋飾互相參證,與出土地域、地層及同時出土遺物互相參證,方可得出正確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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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確的年代才是探究銘文史料價值和文字價值的先決條件,這是必須注意的。到20世紀90年代初,出土的有銘文商周銅器已多達一萬二千件以上,《殷周金文集成》收有銘銅器(包括少量金銀鐵器)11983件,是迄今最豐富的金文總集。

(二)金文文獻的匯集及考釋

   宋以來研究青銅器及石刻並旁及貨幣、璽印、玉器、簡策等古代遺物的專門學問叫金 石學,宋曾鞏嘗擬作《金石錄》而未成,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下及清王昶《金石萃編》等均金石並載,不過大都以石刻文獻所占比例較重,今但就 專門匯集金文者擇要介紹三十種,以備查檢,並初見源流。歐、趙諸書則于石刻文獻類另行介紹。

  1.《考古圖》十卷

  宋呂大臨撰。成書於宋元祐七年(1092)。收錄當時官私藏器234器,皆依器形分類編排,摹繪圖形、銘文,記其尺寸、重量、容量、收藏者、出土地等,並有一定考證。卷一至六收商周禮器143件,卷七收樂器15件,卷八收玉器9件,卷九至十收秦漢器67件, 這是明清以來通行本的數量。清錢曾《讀書敏求記》謂嘗從無錫顧氏得宋刻本,為季振宜借去未還,後歸徐乾學,錢曾復從徐氏假歸影鈔一部。錢曾影鈔本后歸清內 府,見《天祿琳琅書目》卷四。《四庫提要》謂錢曾影鈔本與通行本頗多出入,而以錢本為優。今宋本、錢曾影鈔本不知何往,《四庫全書》本當據錢鈔本著錄,宜 珍視之。真按:四庫全書的版本價值 書中考釋多引《李氏錄》,即《鐵圍山叢談》所述李公麟《考古圖》。李氏博物好古,《宣和博古圖》即仿李書而成,則呂大臨此書多受李氏啟發,當為事實。另有《續考古圖》五卷,著錄古器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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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題撰人,《四庫提要》考為南宋人續呂大臨書。又《釋文》一卷,係取銘文古字按《廣韻》四聲編次而成,其有異同,各為訓釋考證,所舉古器皆在正編中,當亦呂 大臨所撰。呂氏《考古圖》體例謹嚴,分類與考證多有可取,保存了宋代存世的許多青銅器圖形、銘文、收藏、出土等資料,因此深為金石考古界所重。

  2.《宣和博古圖)三十卷

  宋徽宗命王黼編撰。創始於大觀初年,成書於宣和年間。收宋宮中宣和殿所藏商代至唐代銅器839件, 依器分類,每類有總說,每器繪摹圖形、銘文,附釋文,記尺寸、重量與容量,間附出土地點、收藏家,對器名、銘文有簡略考證說明。卷一至五為鼎、鼐,卷六至 七為尊罍,卷八為彝舟,卷九至十一為卣,卷十二至十四為瓶、壺、爵,卷十五至十七為斝、觚、斗、卮、觶、角、敦,卷十八為簠、■、豆,卷十九為鬲、真按:詞:鍑1 f ㄈㄨˋ〕〔《廣韻》方副切,去宥,非。〕〔《廣韻》方六切,入屋,非。〕釜屬。形制不一。《漢書‧匈奴傳下》:“ 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釜鍑薪炭,重不可勝。” 顏師古 注:“鍑,釜之大口者也。鍑音富。” 陸羽 《茶經‧器》:“鍑以生鐵為之,今人有業冶者,所謂急鐵。” 張世南 《游宦紀聞》卷五:“古器之名,則有……鍑。方宥切。《玉篇》云似釜而大,其實類小甕而有環。” 金農 《茶事八韻》:“鍑古交床支,甌香淨巾拭。” 卷 二十至二十一為盦、鐎斗、冰鑑等,卷二十二至二十五為鐘,卷二十六為磬,卷二十七為弩機、轅、輅等兵器、車具,卷二十八至三十為鑑。該書集中了宋代藏青銅 器的精華,繪圖精緻,規模較大,保存了大量北宋末年存世的銅器器形、銘文等資料,所定器名如鼎、尊、罍、爵等多沿用下來,考證雖不無疏漏,但也多有可取, 所以該書一向被認為是青銅器研究的重要著述。傳世版本以元刻《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三十卷為最早(天津圖書館、上海博物館有藏),嘉靖七年蔣暘重刻本亦 為世重。

  3.《嘯堂集古錄》二卷

  宋王俅撰。約成書於《宣和博古圖》之後。上卷載鼎、尊、彝、卣、壺、爵、斝、觚、卮、觶,下卷載角、敦、簠、■、印、鏡、洗等,共345器,各器只收銘文摹本,並附釋文。無圖及考證。真按:此字竟無簡化! 銘文、釋文常有刪節。但摹刻較精,保存了不少宋代傳世的金文資料。傳本以1922年商務印書館涵芬樓《續古逸叢書》影印宋淳熙刻本為佳。

  4.《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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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薛尚功撰。成書於宋紹興十四年(1144)。摹錄銘文511器,除石鼓、秦璽、石磬、玉琥共15件 外,其餘絕大部分為商周青銅器銘文。《四庫提要》云:“所錄篆文,雖大抵以《考古》、《博古》二圖為本,而搜輯較廣,實多出于兩書之外。”又云:“至其箋 釋名義,考據尤精。……蓋尚功嗜古好奇,又深通篆籀之學,能集諸家所長而比其同異,頗有訂訛刊誤之功,非鈔撮蹈襲者比也。”傳本以宋刻石本為最早且精,惜 拓本罕見,現存宋拓殘卷殘葉分散于上海圖書館、社科院考古所、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等處。刻本則以明崇禎六年朱謀刻本為佳,真按:詞:垔1 yn 〡ㄣ〕〔《廣韻》於真切,平真,影。〕1.堵塞。《說文‧土部》:“垔,塞也。《尚書》曰:‘ 垔洪水。’” 段玉裁 注:“古書多作‘堙’、作‘堙’,真字乃廢矣。”2.充實。《明史‧高明衡傳》:“ 開封 周邸 圖書文物之盛甲他藩,士大夫垔富,蓄積充牣。” 朱氏序稱:“《款識》則尚功手書,為山陰錢德平秘藏。神物流傳,不專一氏,庚午夏月,客有持以示余。余喜出殊異,不惜重貲購之,而不欲私為己寶也,爰授梓人,公諸同好。”唯以石本相校,篆法仍不無失真之處。《四庫全書》即據朱刻入錄。至萬曆十六年萬嶽山人刻朱印本,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暫以意定了! 則“訛舛最多,跋語亦刪節不全”(阮元語)。嘉慶二年阮元據袁廷檮影鈔舊本、自藏抄本與宋代石本、文瀾閣寫本互校重刊,亦為世重。

 5.宋王復齋鐘鼎款識》一卷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宋王厚之撰。嘉慶七年揚州阮元積古齋刻本。版心上刻“宋王復齋鐘鼎款識”,下刻 “積古齋藏宋拓摹刊”。阮元序云:“此冊款識五十九種,為王順伯復齋所輯,……裝成冊而釋之者也。……嘉慶七年,予得此冊于吳門陸氏,加以考釋,摹刻成 書,更因諸跋所未及者略識之。”此冊款識摹刻及釋文均精。

  6.《西清古鑑》四十卷《西清續鑑甲編》二十卷《西清續鑑乙編》二十卷《寧壽鑑古》十六卷

  清乾隆敕撰。《西清古鑑》,梁詩正等編撰,創始於乾隆十四年,成書於十六年,二十年內府刊版,刻印極佳,後收入《四庫全書》。是書收清宮藏商周至唐代銅器1529件,仿宋《宣和博古圖》,每卷首列器目,每器摹繪圖像,次圖說,注其方圓圍徑、高廣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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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銘文並附考釋。真按:應作摹字! 書後另附錢錄十六卷。本書所收不無偽器,容庚撰有《西清真偽存疑表》可資參考。又繪圖、模篆均不無失真之處。乾隆五十八年王杰等又奉敕編成《西清續鑑甲編》二十卷《乙編》二十卷,《甲編》收清宮藏商周至唐銅器944件,又唐宋以後銅器、璽印等31件,共計975件。《乙編》收盛京(瀋陽)清宮所藏商周至唐代銅器900件。乾隆時期還敕編《寧壽鑑古》十六卷,收寧壽宮藏商周至唐代銅器701件。此三種均未刊。《甲編》1910年商務印書館據清內府寫本縮小影印。《寧壽》1913年商務印書館據清內府寫本縮小影印。《乙編》1931年北京古物陳列所據清內府寫本縮小影印。以上四種合稱《西清四鑑》,共著錄銅器四千餘件,這樣龐大的青銅器圖錄無疑為研究我國古代青銅器提供了極為豐富的資料。原器除部分佚失外,現分藏臺北故宮博物院、臺北中央博物院真按:應係臺北中央研究院之訛! 北京故宮博物院。

  7.《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四卷

  清錢坫撰。收商器7件,周器22件,秦器1件,漢器15件,魏器1件,隋器1件,唐器2件,共49件。銘文均鉤摹原文,較為逼真,考釋精到。雖所收數量不大,但選擇頗精,久為世重。傳本以嘉慶元年九月自刻本為佳。

  8.《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十卷

  清阮元撰。收阮元積古齋自藏及友人孫星衍等所藏青銅器銘文拓片550件(自序謂560器),計商器173件、周器273件、秦器5件、漢晉器99件。 每件據拓本或摹本刊版,附釋文,並結合史事加以考證。阮氏此書是續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而作,在清代收錄考釋青銅器銘文諸書中成書較早,水平 亦較高。附有阮元《商周銅器說》上下兩篇,論述銘文的史料價值及歷代出土情況等,又《商周兵器說》一篇。此書由阮氏幕友朱為弼助編。有嘉慶九年阮元序,又 有朱為弼序。傳本以嘉慶九年阮氏刻本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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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金石索》十二卷

 清馮雲鵬、馮雲鵷兄弟撰。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成書於嘉慶末。分《金索》六卷、《石索》六卷。所收金石圖譜、文字除自藏外,還有友人黃易、葉志詵、桂馥等藏品,亦有取自前人著作者。每件器物大多摹有器形圖和銘文拓本,真按:此字又無「避諱」(簡化)! 加有釋文和考證,記器之來歷及考釋文字。《金索》卷一鐘鼎之屬(商至元),卷二戈之屬(商至後梁)真按:unicode字元,國無!待查! 、 量度之屬(秦至元),卷三雜器之屬(漢至元),卷四泉刀之屬(三皇至元、外國),卷五璽印之屬(秦至元),卷六鏡鑑之屬(漢至元、日本)。《石索》卷一至 五碑碣之屬(三代至元),卷六瓦磚之屬(周至唐)。此書彙刻銅器、石刻及其他器物于一編,內容豐富,取材較為嚴格,在清代金石學著述中成書較早,頗為世 重。有道光元年自寫刻本。

  10.懷米山房吉金圖》一卷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清曹載奎撰。收商周青銅器54件,秦漢銅器6件,共60件。每器繪其圖真按:此字又無「避諱」(簡化)!既可以選擇性簡化,則胡不于有礙讀處加以識別耶? 摹寫銘文,各記器名、尺度、重量、銘文位置,並加釋文。道光二十年刻石,鉤摹甚精。咸豐中為太平軍所毀,拓本傳世稀少。近人陳乃乾嘗據石本影印。

  11.《筠清館金文》五卷

  清吳榮光撰。收商周銅器銘文239件、秦漢唐銅器銘文28件,共計267件。 各附考釋。欲以補正《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初由龔自珍、陳慶鏞助編。復經作者與瞿樹振核訂。釋字訓讀,時有精義,唯過求新異,誤釋頗多。孫詒讓《古籀拾 遺》三卷即校正薛尚功、阮元、吳榮光三書者。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內有《談筠清館金文》一篇,評論此書優劣,足資參考。本書傳本以道光二十二年自刻本 為佳,書名《筠清館金石文字》,唯石文未刊,楊守敬重刊時改為《筠清館金文》。

  12.《長安獲古編》二卷

  清劉喜海撰。劉氏收藏金石拓本五千餘種,輯《金石苑》一百二十一卷(稿本六十三冊藏北京圖書館),為清中葉著名金石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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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八年輯刻《清愛堂家藏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一卷,仿薛尚功例,收銅器銘文35件。此《長安獲古編》收商周青銅器43件,秦漢及唐器36件,雜器42件,共121件,各記器名,繪刻圖像,摹錄銘文,無釋文考證及重量尺寸。劉氏生前刊刻未成,至光緒三十一年始由劉鶚補刻成書。

  13.《從古堂款識學》十六卷

  清徐同柏撰。收各家藏銅器款識365件,以藏家為次序,其中有重出,實351器。每器摹銘文,附考釋。劉節云:“嘉道之間考訂金文有心得者,學者皆推徐同柏,其所為《從古堂款識學》,全書雖刊行甚晚,而其說先已為吳氏《捃古錄金文》所採擇。”(《中國金石學——緒言》,載《圖書季刊》民國二十三年一卷二期)有光緒十二年石印本。

  14.《捃古錄金文》三卷九冊

  清吳式芬撰。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收商周銅器銘文1334器,各附釋文,間附考釋並採徐同柏、陳介祺、朱善旂、許瀚等人之說。全書依器分類,每類依銘文多少排列先後,屬於創例,為後來許多匯集金文者所仿效。吳式芬卒於咸豐六年,書未撰定,由其子重熹於光緒七年付刊。真按:吳重熹 書 中銘文由其孫吳豳手摹上版,十分逼真。此書網羅金文豐富,在阮元、吳榮光二家之後,新出金文大都收入,且作者為金石學大家,長於文字訓詁,故考釋亦精。吳 氏又有《捃古錄》二十卷,著錄商代至元代器物一萬八千餘種,並注明藏家,為清代金石目錄書中網羅最富者。《捃古錄金文》所錄各器之來源即見《捃古錄》中。 孫詒讓《古籀餘論》對此書有校訂。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15.《簠齋吉金錄》八卷

 清陳介祺藏,民國鄧實、褚德彝輯。陳介祺是清代著名金石學家,古器物收藏之富,一時無匹。所藏銅器以毛公鼎為最富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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