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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啟超積極主張學習外國，進行變法，以便使中國富強。他認為，學習外國的主要途徑是讀外國書籍，尤其是社科方面的書籍，所以他在編製的《西學書目表》中， 將所收書分為“學、政、雜”三大類，即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綜合性三方面圖書。這是中國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圖書分類法，其目的是讓國人更方便地檢閱西方社 會科學方面的圖書，以便學習西方，推動變法。康有為編的分類目錄《日本書目志》，也是為其宣傳變法服務的。

　　清儒認為，分類目錄還有收書、整理文獻等方面的功能，不再分說。

　　二、編製的圖書分類目錄數量龐大

　 　圖書分類目錄，顧名思義，是以圖書為對象的。也就是說，圖書越多而且收藏的單位 也多，編出的圖書分類目錄才能多。清時，由於科學文化的發達，產生了大量著述，加之印刷條件的改善，清代共出版新老圖書十二萬六千六百四十九部，占歷代出 書總數的六成多，是歷代中出書最多的一個朝代。真按：清代出版品的總數 清代出書如此之多，就為清代藏書事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所以清代公、私藏書很盛，其中私藏之數量又遠超公藏。筆者據吳晗《江浙藏書家史略》一書統計，這兩省清代藏書家有六百六十八人，以此可窺清代人藏書之盛之一斑。真按：重出,重複, 清代藏書家之多和公、私藏書之多，皆為其以前各代遠所不及。

　 　對每位藏書家來說，當其藏書達到一定數量時，若不將其排架，既不方便管理，也不 方便使用，還容易丟失。為此，清代藏書家中，不少人都將自己藏書分門別類地排在架上，當然，也有人是按書名的漢字筆畫等形式排架的。要分類排架，就要事先 編好分類目錄，以便據其排放。所以清代藏書家中不少人編有分類排架目錄。另外，在清儒編的其他類型目錄中也大多兼有分類，也是分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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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清代公藏也多，而且不只藏在一處，也多編有分類目錄。

　 　清儒除為藏書編有很多分類目錄外，編的更多的是史志中的圖書分類目錄。史志圖書 分類目錄又分兩大類型，一是史書中的，包括補志；二是方志中的。清儒所編，明史藝文志有五種，所補藝文志有五十五種，均為分類目錄。清代編修地方志達八千 多種，超過歷代編修的方志總和。方志中的省志、府志、州志、縣志中多含有書目藝文志。筆者據現有資料抽樣調查和不完全統計，清方志中有書目藝文志達二千一 百種。這些書目藝文志具有一般目錄的基本屬性，其中兼有分類者達一千八百種左右，也就是說，清編方志中圖書分類目錄有一千八百種左右。

　 　除此之外，清儒還編有反映域內藏書總況的大型分類目錄《四庫全書總目》和《四庫 全書簡明目錄》。另外，他們還編有大量專科目錄、特種目錄。這些目錄收書也多分了類，只不過有極個別的不單是只憑書之內容分類，而是先按其版本分類，後按 其內容分類。如在官目《天祿琳琅書目》中，其收書先按宋版、元版、明版等分類後，各版本下再分經、史、子、集。

　　總之，清儒所編的圖書分類目錄數以千計。他們付出了大量的勞動，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三、改進了圖書分類法

　　清儒在編製分類目錄的大量實踐中，不斷改進原來的分類法。他們或增或改類目，或調整類目結構，最終編製出了嶄新的圖書分類法。

　　（一）採用四分者

　　1.增改大類者。經、史、子、集為四分法之四個大類目，且歷史悠久。清儒分類時，一些人雖採用四分法，但不死守之。他們或在原來四大類目前後增加大類，或調整四大類目的原來次序，使其更加適應當時圖書分類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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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在四部之後增設了“叢書”類等，使四分變成了五分。為叢書列類，明人編的分類目錄中也曾有過，但出現很少，又不固定。清儒經研究 後，將其重列，幾成定式。在《光緒續廬州府志》書目藝文志中，編者增設“經史總部”一類，置于經、史、子、集四部之首。而在黃慶澄編的《普通學書錄》中， “中學于經、子、史、文、叢刻書之外，又立‘入門書’一類”（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此目既改了四分中一大類之名，又調整了其次序，還增設了兩個大 類，使其變成了六分。但其增設的“入門書”一類，僅為便於諸生初學，從分類角度看，沒有什麼學術意義。還有的書目先以書之版本時代分類，各代之下再據書之 內容進行四分，與傳統的四分法也不一樣，如上面曾經提到的《天祿琳琅書目》等。

　　2.增 改小類者。清儒編目採用四分時，不僅增改大類，更多的是增改調整其小類。如清姚際恒的《好古堂書目》，該目在史部中增加了“集古、時政、蟲魚、方物、名 勝”等類。這是姚之獨創，他目中從未見過。與此同時，他還調整了一些上下位類的關係。如他將地理類的下位類“川瀆”等類，提為地理類的同位類；把食貨類的 下位類“器用、蟲魚”類，提為食貨類的同位類。這種改法，也屬鮮見，但多數比原來更為科學。還有的在四部之下，其小類按書之著者所處時代先後順序排列，如 《嘉慶涇縣志》中的書目藝文志等。

　　另外，在清丁國韻、黃虞稷、江人度、章學誠等所編的目錄中，也有增改類目之現象。以上所說，多為清儒增改和調整一、二級類目。他們增改和調整三級類目者也很多，實不能一一列舉。

　　（二）不用四分者

　 　在古代學者分類中，四分法歷史悠久，一直佔有重要地位，有人認為其是永制的。但 清儒編目分類，有些人已經不用四分，清末編出的目錄表現得更為明顯。清儒突破四分的書目不少，其突出者當推孫星衍編的《孫氏祠堂書目》、康有為編的《日本 書目志》、梁啟超編的《西學書目表》、徐樹蘭編的《古越藏書樓書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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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目》將收書分經學、小學、諸子、天文、地理、醫律、史學、金石、類書、詞賦、書畫、小說十二大類。該書目雖有個別類目名稱沿用四分的，但與四分已有很 大的區別。該目已經預示，四分不是不能打破，類目應根據圖書的實際情況而設，其意義確為不小。康《日本書目志》收書共分農業、工業、商業等十五大類。該書 目已向人們展示，類分譯書時，可以不用四分法。梁《西學書目表》將收書分為學、政、雜三大類二十八小類。其大小類目完全是根據當時西書的需要而設的，已無 四分法的一點痕跡，意義極為深遠。在梁《西學書目表》的啟發下，徐樹蘭編的《古越藏書樓書目》將古今中外之書混為一編，分學、政兩大類四十八小類。徐《古 越藏書樓書目》又給人以重要啟示，那就是不僅新學書和譯書可以用新分類法分類，就是古籍圖書也可用新分類法分類。

　　（三）設立懸目

　 　清儒編目，有時個別類目的書估計有，而暫時又未收到，於是就將其類目列出空著， 以便日後收到補上。梁啟超《西學書目表》說：“官制、學制、農政諸門，竟無完帙，今猶列為一門……懸其目，以俟他日之增益。”顧燮光《譯書經眼錄》中也設 有懸目。通過懸目可以再次看出，清儒在類目設置方面眼光遠大。

　　另外，在清儒編的書目中，有的類目設置很細，達到四級；在他們補修的史志中，大小類目的增改調整也有之。總之，他們對分類法的改進，表現在不少方面，不再舉例說之。

　　四、發展了圖書分類理論

　　關於圖書分類，清儒多有研究，真批：此處清儒不如說以章學誠為例！ 理論較為系統，歸納起來，主要有十點。

　　1.圖書分類的性質。真批：這一點的名稱定得有點怪！ 關於圖書分類的性質，章學誠在《校讎通義》序言中說：“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他認為，對圖書進行分類，就是為了分清學術流別，考鏡學術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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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科分類上賦予目錄的內容之中。“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是章學誠目錄學思想的核心，也是我國古典目錄學的精華，它標誌著我國古典目錄學已發展到成熟階段。

　　2.圖 書分類的原則。關於圖書分類的原則，章學誠是將其與著錄一起論述的。其《編修史籍考要略》說：“古逸宜存，家法宜辨，剪裁宜法，逸篇宜採，嫌名宜辨，經部 宜通，子部宜擇，集部宜裁，方志宜選，譜牒宜略，考異宜精，板刻宜詳，制書宜尊，禁例宜明，採摭宜詳。”在這段論述中，有分類、有著錄，因為分類大多只有 通過著錄才能表現出來，如分類目錄就是這樣。

　　3.圖書分類的作用。關於這個問題，在“一”中已經論述，這裡從略。

　　4.圖書分類的依據。根據什麼類分圖書，章學誠《校讎通義》強調：真批：怎麼講清儒都只舉章學誠一說？不充分也！ “書當求其名實，不以人名部次。”“部次群書，所以貴有知言之學，否則苟于其名，而不考其實。真批：句意未完，疑斷句不當也！ ”他認為，類分圖書的主要依據是其內容；並提醒大家，不能依書名或其著者分類。

　　5.多主題圖書如何歸類。多主題圖書情況比較複雜，歸類較為困難。清儒主要論述了其中的兩種類型：第一，並列關係的多主題圖書。梁啟超指出，真批：終於有章學誠之外的清儒了.然其實不外乎章、梁二家罷了. 當這些主題不能被其上位類包括時，就要“因其重”，即要按其重點主題歸類。第二，應用關係的多主題圖書。梁啟超指出，對於這類圖書，應該按接受應用的主題歸類。

　　6.關 於譯書和新學書分類。對於這些書如何分類，梁啟超從實踐和理論兩個方面都解決得比較好。梁啟超在自己編製的《西學書目表》中，將所收譯書和數十種中國人著 的言外事書分為西學、西政、西雜三大類二十八小類。西學大類下設有算學、重學等十三個小類，皆為自然科學圖書；西政大類下設有史制、真按：下文作史志.此既為政類，應屬制為正字.俟考！ 官制等十個小類，皆為社會科學圖書；西雜大類下設游記、報章等五個小類，皆為綜合類圖書。這是一種全新的圖書分類法，與以往所有的圖書分類法都有著本質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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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梁氏分類實踐和理論的啟發下，徐樹蘭1904年編出的《古越藏書樓書目》收錄當時古今中外圖書，分為學、政兩大類四十八小類，共三百三十二個子目。徐樹蘭在該目“釋義”中說：真批：于章梁外又增徐氏，則略可謂清儒矣！ 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學問必求貫通……博求之古今中外。”“不談古籍，無從知政治、學術之沿革；不得今籍，無以啟借鑑變通之途徑。”這就是他編此分類法的主導思想。在收書方面，徐《古越藏書樓書目》比梁《西學書目表》又進了一步，即收有古籍。這就說明，古今中外之書皆可用新分類法分類。

　　7.關於互著與別裁。真批：果然與前文重複了！此書成編時未能統合之病也！ 互 著與別裁，即我們今日正在使用的附加分類和分析分類。關於使用互著與別裁的方法與好處，若該用而不用它們，對揭示圖書內容有何影響，清儒都論述得較為清楚 詳細。關於互著，章學誠在《校讎通義‧互著》中說：“理有互通、書有兩用者，未嘗不兼收並載，初不以重複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檢而 已。”“如避重複而不載，則一書本有兩用，而僅登一錄，于本書之體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書，而缺而不載，于一家之學也有所不備。”“部次群書，標目之 下，亦不可使其類有所缺。故詳略互載，使後人溯家學者，可以求之無弗得。”他在本書中又論說道：“書之易淆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免後學之抵牾；書之相 資者，非重複互注之法，無以究古人之原委。”他認為，在部次群書時，遇有理有互通之書、易淆和相資之書，都要不怕重複，進行互著。若該用互著而不用，就會 “類有所缺”、“一書之體不全”、“一家之學不備”；若遇有兩歧牽制之處，還會出現“抵牾錯雜”、“百弊叢生”等現象。

　 　別裁，又叫裁篇別出，章學誠在《校讎通義‧別裁》中說：“古人著書，有採取成 說、襲用故事者。其所採之書，別有本旨。或歷時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于全書之內自為一類者。並得裁其篇章，補苴部次，別出門類，以辨著述源流。 至其全書，篇次具存，無所更易，隸于本類，亦自兩不相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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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在分類時，對於一書中個別篇章，不論其是採取成說也好，襲用故事也好，只要它們與所在之書不屬一類，就要將其裁篇別出，歸入相應類中。其作用是，可使書中重要篇章在目錄中反映出來，可以盡可能多地把同類資料集中在一起，便於讀者查考。

　 　關於分類時使用互著與別裁總的好處，章學誠在該書中說道：能“敘列九流百氏之 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也就是說，分類時使用這兩種方法，能最大限度地把同類圖書資料集中在一起。同時又能起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作用，便 於學者“究古人之源委”，“求其學術源流，皆可無遺憾”；也便於學者“即類求書，因書究學”。

　　8.關 於同類號書的區分問題。在分類時，因為相同內容的書有時較多，就會造成多種書同一類號，這還要進一步將它們區分開來。如何區分，清儒也有論說。章學誠指 出，區分同類號書的方法主要有兩種：“或從人次，或從時次。”即：或以書之著者加以區分，或以書之寫作時間加以區分。當多種書同一類號時，若在其類號後加 上各自的著者，或加上各自的寫作時間，就可以把它們區分開來。若兩書類號及著者都相同，或兩書類號及寫作時間都相同，再附用一標記，也可區分開來，真按：標點有誤!

　　9.設 置類目的根據。要類分圖書，就要有分類法。對於分類法中的大小類目如何設置，有什麼根據，清儒在設置新類目的同時也多有論說。如張之洞在四分法四大類之後 增設了“叢書”類，使其變成了五分，在當時頗有影響。他在《書目答問》中說：因為在叢書中，“經、史、子、集皆有，勢難隸于四部，故別為類”。其《書目答 問》對四部之下的小類和子目也改動不少，並多能說明其理論根據。如他在史部列有“古史”類，其《答問》說：“古無史例，故周秦傳記體例，與經、子、集相出 入，散歸史部，派別過繁，今匯聚一所，為古史。”他在子部專立“周秦諸子”類，在集部把清人別集按學派分類，如理學家集、考訂家集、古文家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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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多同時說明改動的道理。還有清朱彝尊、謝啟昆、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汪憲、姚際恒等。很多學者在分類時對類目都有增設和改動，其中不少人同時附有論說，如上面提到的梁啟超編的《西學書目表》等，不再舉例論說。

　　10.分 類法應隨著學術的發展而不斷修改和完善。清儒認為，任何分類法編成後都不能一勞永逸，都要隨著學術的發展而不斷修改和完善。章學誠《校讎通義‧原道》舉例 論說道：在春秋以前，“私門無著述文字，則官守之分職，即群書之部次”。當時書少，分別由官員保管，因他們官職不同，圖書也就隨之分了類。這在當時，尚可 行得通。到了漢代，書籍增多，就無法分別由官員保管，也就不能隨之分類。章學誠《和州志‧藝文書‧序例》說：“《七略》能以部次治書籍。”他認為，漢時用 《七略》部次群書，較為可行。章學誠《校讎通義‧宗劉篇》又說：“《七略》之流為四部，如篆隸之流而為行楷，皆勢之所不容己者也。真按：當作皆勢之所不容已者也，前亦曾訛！可見都不省誤！或所據本已誤？ ”“凡 一切古無今有、古有今無之書，其勢判若霄壤，又安得執《七略》之成法以部次今日之文章乎？”隨著時代和學術的發展，學科越分越細，書籍大量增加，內容更為 廣泛，其中有很多內容的圖書為漢代所無，所以用《七略》部次它們已不適用，於是又出現了四分法。即使這樣，有的書仍難配類，比如叢書，於是又出現了五分 法。從六分法到四分法再到五分法的過程中，還出現了一些其他類型的分類法，如孫星衍的十二分法等。到這時為止，這些分類法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皆為部次古 籍圖書而用。

　 　時至清後期，隨著科學和教育的發展、中外文化交流的擴大，新學書和譯書大量出 現。據上述那些分類法來部次這些“古無今有”之書，深感無能為力，因為在那些分類法上根本找不到這些書的類目。所以清末學者江人度上書其師張之洞論之曰： “東西洋諸學子所著，愈出愈新，莫可究詰，尤非四部所能範圍，恐四庫之藩籬終將沖決也。蓋《七略》不能括，故以四部為宗；今則四部不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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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以為當？”針對當時書籍情況，江氏斷言，四分之籬“終將沖決”，此眼光不可謂不遠，此看法不可謂不準。

　　從章、江二人論述可以看出，他們認為，分類法應隨著學術的發展而要不斷修改和完善，只有這樣，才能適應圖書分類的需要。

　　關於部次圖書的注意事項，一些新學書如何歸類等，清儒也有論述，這裡從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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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葉樹聲。論章學誠對目錄學的貢獻。四川圖書館學報，1986，（2）。

[4]葉樹聲。論維新派對目錄學的貢獻。四川圖書館學報，1998，（6）。真批：此皆本書所收，亦在編輯時未加以互參也！

（原載《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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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學書目表》對分類的突破及其影響

　　梁啟超既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有影響的目錄學家。他對圖書分類方面的研究，主要表現在他所著《西學書目表》一書中。

　　在《西學書目表》中，梁啟超將所收的西書分為三大類、二十八小類：①西學大類。在該大類下設有算學、重學、電學、化學、聲學、光學、汽學、天學、地學、全體學、動植物學、醫學、圖學十三個小類。②西政大類。在該大類下設有史志、真按：據前文所述，應係史制之訛！ 官制、學制、法律、農政、礦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十個小類。③西雜大類。在該大類下設有游記、報章、格致、西人議論之書、無可歸類之書五個小類。

　 　梁啟超指出：“西學各書，分類最難，凡一切政皆出於學，則政與學不能分，非通群 學不能成一學，非合庶政不能舉一政，則某學某政之各門，不能分。今取便學者，強為區別。”①他認為，政出於學，所以學在前，政在後，雜類要收二者不錄之 書，故置于最後。這也是出於為變法服務的需要，因為這樣分類，便於讀者檢閱西政書和西學書。那麼，三個大類中二十八小類為什麼這樣安排呢？他說：“門類之 先後，西學之屬，先虛而後實，蓋有形有質之學，皆從無形無質而生也。故算學、重學為首，電、化、聲、光、汽等次之，天、地、人（謂全體學）、物（謂動植物 學）等次之，醫學、圖學全屬人事，故居末焉。西政之屬以通知四國為第一義，故史志居首；真按：據前文所述，應係史制之訛！ 官制學校政所自出，故次之；法律所以治天下，故次之；能富而後能強，故農、礦、工、商次之，而兵居末焉。農者，地面之產；礦者，地中之產；工以作之，作此二者也；商以行之，行此三者也。此四端之先後也。

①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冊三）。上海：中華書局，192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