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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顧炎武與清初考據學風的形成真按：真按：清學開山 真按：顧炎武對後世的影響 顧炎武與考證學

　　明清之際，在政治上固為一變動之時代，在學術上亦為一轉變之時期。殘明遺老鑒於明末王學之無補時艱，士人高談性命，而乏經世濟民之術，終於導致明朝之滅亡與清人之入主中國，因之群起講求經世致用之學，而學風為之一變。

　　其後，因滿清統治權之趨於穩固，文字獄的屢興，士大夫緘口不敢談現實問題，而埋首於故紙堆中；加以 「理學爭論的戰火蔓延到文獻研究方面」，（註八○）反陸、王與反程、朱之學者，皆企圖藉辨偽的方式，以尋求推翻敵對派理學的經典根據，（註八一）因此，清 康熙中葉之後，考據之學代之大起，「一時聰明才智之士，咸趨此途。」（註八二）考據之學乃成為有清學術的代表。

　　顧炎武為一講求經世之學的大儒，他極力排斥晚明王學末流的空疏浮偽，提倡「博學於文」，教人學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之事，原為經世之目的，而無意以考據名家，然因其學之博大精深，其治學方法之合乎科學方法，其治學精神與態度之值得後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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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世人群推為清學－考據之學的開山大師，誠如梁啟超所謂的：「論清學開山之祖，舍亭林沒有第二個人。真按：清學開山 」（註八三）

　　炎武治學範圍極為廣博，他在經學、史學、音韻訓詁學、地理學、金石文字學等，皆有極大之成就，而為 清初考據學開闢新的途徑。炎武研究經學，探求先民制作之原意，而一以致用為歸。他對周易、尚書、詩經、禮經、春秋、春秋三傅等之研究，散見於其「日知錄」 上篇（經術）各卷，以及「左傳杜解補正」等專著之中。清人阮元編「皇清經解」，且列炎武之「左傳杜解補正」於全書之首，真按：見《一代儒學顧亭林》；關鍵字：於全書之首 以炎武長於經史，雖未足以盡炎武學問之全貌，而炎武開有清漢學之先河，則為至論。又炎武「不惟為清代經學之建設者，亦為清代史學之建設者」，真按：史學,顧炎武的 真按：顧炎武對後世的影響 （註 八四）其論史事，每能發覆前人記載之疏漏與謬誤，有補於完整史學觀念的建立，其說以「日知錄」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各卷為多。他如炎武的「天下郡國 利病書」與「肇域志」二書，願力宏偉，規模博大，後來治掌故地理學者，多感受他的精神；其「音學五書」，係炎武自認「深有所得」（註八五）之作，其古音古 韻之研究，激起後來學者深入研究之興趣，清儒之嗜音韻學，實由炎武發其端緒；其「金石文字記」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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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輯碑版，寫其文字，議論金石文例，亦為清代金石學之嚆矢。（註八六）真按：真按：顧炎武對後世的影響 金石學,顧炎武的

　　炎武之治學，極合於科學精神。真按：顧炎武與近代科學精神 真按：顧炎武與近代科學精神 他最為注重證據，以證據之普遍歸納、反覆批評、確切提出、審慎組合、蒐尋與應用，（註八七）為其經史考證之主要方法。真按：顧炎武的考證方法論 真按：舉證方法 其法流傳既廣，效法者多，遂啟開清初之考據學。（註八八）如炎武一生勤於鈔書，鈔書、作劄記即今之製作卡片，是蒐尋證據之工夫，其「日知錄，」一書之完成，即得力於鈔書。真按：鈔書方法論，顧炎武的 乾嘉時代考據學派之史學家，如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錢大昕之十駕齋養新錄、廿二史考異等書之作，皆賴鈔書，為作劄記之結晶品，炎武治學，先求其廣博，然後繼之以精研深入，此法亦為清初考據學家所師法。真按：治學方法 真按：顧炎武與乾嘉學派 真按：顧炎武與乾嘉學派 馴至乾嘉時代之考據學家，皆重博雅，廣泛地利用輔助科學，以考史治經。如錢大昕之以經學、小學、輿地、金石、板本、音韻諸門之學，真按：版本學 以 助考史，兼通數藝，而不專主一家，故能成就史學名家，此則受炎武「博學」之教之啟示，有以致之。他如炎武主張「創造發明」、「探求本原」、「實地考證」等 治學方法，亦皆為當時與後世所取法。梁啟超說：「亭林所以能在清代學術界占重要位置，第一在他做學問的方法，給後人許多模範；真按：典範 第二在他所做學問的種類，替後人開出路來。」（註八九）梁氏之論，真按：典範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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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稱中肯。炎武治學範圍的廣博與治學方法的富於科學精神，實為啟開清初考據學風之濫觴。

　　就治學精神而言，清初以下之考據學家治學最勤且專，每以一生之精力，以完成一、二著作，如趙翼之陔 餘叢考、廿二史劄記，錢大昕之十駕齋養新錄、廿二史考異等皆是如此。其為學問而學問，「治一業終身以之，銖積寸累，先難後獲。」（註九○）之專業精神，實 皆紹承炎武「君子之學，死而後已」（註九一）始終不懈之治學精神。真批：這種繼承，實不敢茍同，沒有充分證據下，斷不可如是說，有亂攀關係之嫌 如汪容甫之自稱：「少日問學，實私淑顧亭林處士。」（註九二）即可作如此解釋。真批：承上而言，此真乃不相干的謬誤，舉汪中以證趙翼，錢大昕，何謂也？ 真按：不相干的謬誤

　　至於治學態度，清初以下之考據學家，其治學態度力求謙和，人皆保持祥和之氣，殊少暴戾之氣，如王鳴盛所說：「大凡人學問精實者必謙退，虛偽者必驕矜，生古人後，但當為古人考誤訂疑。若鑿空翻案，動思掩蓋古人，以自為功，其情最為可惡。」（註九三）又如錢大昕所說的：真按：治學態度 真按：可惡 真按：學者的嘴臉 真按：真按：驟下結論之謬誤 謙虛 「學問乃千秋事，真按：謙虛 訂譌規過，非以訾毀前人，真按：治學態度 實以嘉惠後學。但議論須平允，真按：方法論的謬誤 詞氣須謙和，一事之失，無妨全體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則餘無足觀耳。」（註九四）其態度之與宋儒大相逕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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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應溯自炎武的謙虛胸懷敘起。真按：不充分的謬誤 （註九五）而其引用舊說，必注明出處之忠實態度，如王鳴盛：真按：註明出處 「不特注所出，並鑿指第幾卷某篇某條。且必目睹原書，佚者不列。」（註九六）；其審慎嚴謹之治學態度，不輕言著書、出書，一書之成，必至數年，乃至數十年，或以臨終絕筆而定者，實皆受炎武之影響激蕩，有以致之。真按：此但可說有關，不可說必有關，或受其影響，由其所出 清人張穆說：「本朝學業之盛，亭林先生實牖啟之。」（註九七）洵為至論。真按：這叫偏論，不叫至論。非全然性，也非必然性（全然性必然性見《思想方法導論》），則何來『至』耶？

　　附註

註一：根據容肇祖的說法，明初朱學的博學致知派以宋濂、王禕與方孝孺為代表，涵養躬行派以薛瑄與吳與弼為代表。見容肇祖，明代思想史，頁七－二三，民國六十二年六月台三版，台灣開明書店。

註二：顧炎武抨擊明代的八股取士制度，不遺餘力。他曾有「愚以為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之語。（見原抄本顧亭林日知錄卷十九。「擬題」條，頁四七七）我國科舉制度，自隋唐施行以來，歷代學者提出改進意見者，代不乏人。見Wolfgang Franke，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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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ChII：Criticism of the System，P16-27。

註三：見陳獻章，白沙子全集，「與張廷實主事」卷二，頁三七。

註四：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三。

註五：同前註。

註六：見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九卷第一期，頁一八。

註七：見Wm. Theodore de Bary ，Individualiam and Humanitarianism in Late Ming Thought，in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P145-222。又參閱拙著，「評介狄別瑞『晚明的個人主義與博愛主義思潮』」，食貨月刊復刊第四卷第十一期，民國六十四年二月，台北。

註八：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引論」，頁九，民國六十一年十月台五版，台灣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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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九：見顧憲成，「小心齋劄記」卷十一，頁三，收在「顧端文公遺書」，光緒丁丑涇里宗祠重刊本。

註一○：今人錢穆亦有「即謂清初學風盡出東林，亦無不可。」之語。見錢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引論」，頁二○。

註一一：見陳叔諒、李心莊合編，重編儒學案冊一，真按：參考書目 「導言」。

註一二：見亭林文集卷三，「與友人論學書」，頁四三。

註一三：顧炎武生平不喜講學，認為聚徒講學，係「專以聚徒立幟為心，而其教不肅，方將賦茅鴟之不暇，何 問其餘哉？」（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八）而於性命之理，尤不願講。他嘗嘆論：「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嘆夫百餘年以來之為學者， 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亭林文集卷三，「與友人論學書」，頁四三）然講學之於世道人 心，實亦良有裨益，故炎武之深斥講學，亦有商榷之餘地。真按：反對講學 炎武嘗以「與友人論學書」示張爾歧，張爾歧頓持異見，謂：「論學書特拈博學行己二事，真足砭好高無實之病。愚見又有欲質者，性命之理，騰說不可也，未始不可默喻真按：顧炎武與張爾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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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侈言於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驗之己；真按：經世之學的對象 真按：經己與經世 強 探力索於一日不可也，未始不可優裕漸漬，以俟自悟。如謂於學人分上，了無交涉，是將格盡天下之理，而反遺身以內之理也。」（蒿菴文集卷一，「答顧亭林 書」）其言極足箴砭炎武之說。炎武摯友歸莊亦有「以講學為諱，而人心日喪矣。……以講學為事，……人心正而天下知學術，人才出而天下有事功。氣運之亨，國 家之興，恒必由之。然則講學又曷可少哉？」（歸玄恭遺書，真按：講學之必要 真按：歸莊 「靜觀樓講義序」）之語。張、歸二氏對於講學之看法，實較炎武平正。

註一五：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頁九）中，根據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之語，讜論炎武以經學代理學，是推翻一偶像而別供一偶像。其實，炎武僅反對王學，而於朱學則甚推崇，真按：顧炎武與朱子 真按：顧炎武與理學 其著作「日知錄」、「亭林文集」諸書，僅有「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不能通也。」之語，而未斷言「經學即理學」。真按：經學即理學的爭議 真按：經學即理學 又炎武嘗撰「華陰縣朱子祠堂上梁文」（亭林文集卷五），表示其對朱子的崇敬；而於程朱以外的宋代理學家，如蔡沈、胡安國、呂祖謙、張載、邵雍等，亦極稱道（原抄本顧亭林日知錄卷十八，真按：原誤作題 「嘉靖更定從祠」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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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炎武並未反對宋人之理學。見杜維運，「顧炎武與清代歷史考據學派之形成」（上），故宮文獻第三卷第四期，頁二○，民國六十一年九月，台北。真按：參考書目-碩士論文 又柳詒徵在「顧氏學述」一文中，對此亦有辨正，見學衡第五期，頁四－五，民國十一年五月，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真按：參考書目-碩士論文

註一五：炎武係一講求經世致用的儒家學者，真按：顧炎武的經世之學 真按：顧炎武的經世之學 他一本傳統的眼光，痛斥李贄為「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於叛聖人者，莫甚於李贄。」（見原抄本顧亭林日知錄卷二十，頁五四○）實未瞭解李贄擺脫聖賢的藩籬，追求個人思想與行為自由的時代意義。真按：顧炎武對李贄的解讀 真按：顧炎武與李贄 至於炎武本著「博學有恥」二語，排斥王守仁的「心即理」與「良知」之說，認為王守仁的學說，與王夷甫的清談及王介甫的新說，同是「以一人而易天下」的禍首，亦未免失之嚴厲，而未能認識王學之真價值。炎武對王學的態度，係一值得探討的問題，當另撰專文，以為討論。真按：值得研究的題目 真按：顧炎武與王學

註一六：見張舜徽，顧亭林學記，頁一－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參考資料，存萃學社編集，一九七一年五月，香港崇文書店印行。

註一七：見亭林文集卷三，「與友人論學書」，頁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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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八：見原抄本顧亭林日知錄卷九，「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頁一九五。

註一九：同前書卷九，「博學於文」條，頁一九七。

註二○：同前書卷九，「致知」條，頁一八三。參見華山、王賡唐，「論顧炎武思想（下）」，頁七，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參考資料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論集三編，存萃學社編集，香港崇文書店印行，一九七二年三月。

註二一：見石錦，「顧炎武經世思想的界限」，史原雜誌第三期，頁一三七－一三八，民國六十一年九月，台大歷史研究所。

註二二：見潘耒，「日知錄序」。

註二三：見張舜徽，顧亭林學記，頁四－九。

註二四：參見杜維運，顧炎武與清代歷史考據學派之形成（上）」，故宮文獻第三卷第四期，頁二九－三七。

註二五：見潘耒，「日知錄序」。

註二六：見胡適，戴東原的哲學，「引論」，頁一七，民國六十年三月台三版，台灣商務印書館人人文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