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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清初曹溶編的《學海類編》和陸烜編刻的《奇晉齋叢書》都收有《平巢事跡考》一卷，題宋人撰。陸烜還寫了跋，說這部書是元人抄本。《四庫提要》指出：“今考其書，即明茅元儀之《平巢事跡考》，但削去元儀原序耳。蓋溶為狡黠書賈所紿，烜又沿溶之誤也。”

　　4.偽撰序跋

　 　這個手段與割去原有序跋相互補充，有時單獨出現，也有時同時使用。例如《兩宋名賢小集》三百八十 卷，共一百五十七種，很有價值。舊題宋陳思編、元陳隆補。有宋魏了翁序、清朱彝尊跋。《四庫提要》指出：“考所載了翁序，與《寶刻叢編》之序字句不易，惟 更書名數字。其為偽托無疑。”《寶刻叢編》是宋陳思所編，魏了翁為之序。作偽者為了證明《兩宋名賢小集》是宋人陳思編的，就把陳思《寶刻叢編》的魏了翁序 稍加改動移弁卷首。另外，朱彝尊跋也不見於《曝書亭集》而且與朱氏《宋高菊磵遺稿序》矛盾，所以《四庫提要》認為“當由近人依托為之”。又如《家禮儀節》 一書，有的本子題明楊慎編，前有楊慎序。《四庫提要》指出：楊慎序“詞極鄙陋”，“核其書，即邱濬之本，改題慎名。”楊序當是偽撰的。

　　5.沿襲舊名而作新書

　 　有些古書久佚不存，但書名、著者仍然留在史志中，甚至見于古書傳注中。後人借舊名作新書，并托名原 作者，號稱舊本復出，炫人耳目。例如《關尹子》，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說：“《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及《國史》志皆不著錄。意其書 亡久矣。徐蕆子禮得之于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篇末有葛洪後序。未知孫定從何傳授，殆皆依托也。序亦不類向文。”宋濂《諸子辨》進一步分析說：“間讀 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而藉吾儒言文之。如‘變識為智’、‘一息得道’、‘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誦咒土偶’之類，聃之時無 是言也。其為假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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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無疑也。”《四庫提要》推測：“《墨莊漫錄》載黃庭堅詩‘尋師訪道魚千里’句，已稱用《關尹子》語，則其書未必出于定，或唐五代間方士解文章者所為也。”他如《無上秘要》，《四庫提要》疑為“後人襲原書之名，剿他書以成編”。《孔子家語》也被認為是沿舊名而作偽。

　6.節採某書，更易新名

　把某一部書的一部分獨立出來，換上新書名，《四庫提要》認為是作偽行為。例如《前定錄》，題明蔡善繼編，《四庫提要》指出：“細核所錄，乃全剽《太平廣記》第一百四十六卷至第一百六十卷《定數》一門之文，名姓次序，一字無異。真按：古人抄襲劣行 惟上卷之末增延陵包隰一人，下卷之首增竇易直至劉逸二十人，為原書所無。然亦自《廣記》他門移掇竄入者。《廣記》為習見之書，乃取其中十五卷別立書名，攘為己有。真按：古人抄襲劣行 作偽之拙，于是極矣。”又《誠齋揮麈錄》一卷，舊題楊萬里撰，《四庫提要》說：“左圭收入《百川學海》中。今檢其文，實從王明清《揮麈錄話》內摘出數十條，別題此名。凡明清自稱其名者，俱改作萬里字。蓋坊刻贗本，自宋已然。”

　7.綴合群書，造為新編

　 從古書中廣泛裁取資料，巧加連綴，造成一部新書，而號稱古書。最著名的例子是偽《古文尚書》。現行的 《十三經注疏》中的《尚書正義》，是孔穎達以南北朝時期流行的《古文尚書》五十八篇及偽孔安國注為底本作的疏，陸德明《經典釋文》中的《尚書音義》也是以 此本為據的。唐、宋、元、明、清歷代都把它視為經典，科舉考試，往往從中命題。其實，所謂《古文尚書》五十八篇，有二十五篇是假的，另三十三篇是真的。對 這二十五篇古文《尚書》，東晉至北宋無人懷疑，南宋吳棫開始懷疑，朱熹開始指出其文風不似，至明梅鷟撰《尚書考異》、《尚書譜》，才深入揭示二十五篇古文 採掇群書、巧為連綴的痕跡，到清初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才真正使二十五篇之偽成為定案。之所以如此難以發現，發現了又如此難以定案，就是因為二十五篇 《古文尚書》是精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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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魏諸儒所稱引的“佚《書》”零句幾乎都被納入，連綴得文從字順，加上偽撰的孔安國注又多本故訓，就 更不易被察覺。大經學家孔穎達是這樣評價偽《古文尚書》的：“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尚書正義 序》）二十五篇偽古文之一《大禹謨》中有這樣四句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四句被宋儒認為是《書經》中的精華。事實上，《荀子 ‧解蔽》有“人心之危，道心之微”的話，《論語‧堯曰》有“允執其中”的話，《大禹謨》即據二書連綴改寫而成。二十五篇偽古文，幾乎都能找到其來源。所以 清初以後，很少有人再相信二十五篇古文了。用這種手段偽造古書，當然是難度較大的，猶如採花釀蜜，不是尋常之輩能辦的。也正因為這樣，這類偽書辨識起來也 極難。

　8.變亂舊例，以充新編

　此種手段往往伴隨其他手段而施行，不外乎割裂、刪削、顛倒、分析諸技。如《筠軒清秘錄》，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四庫採進書目有筠軒清閟錄，豈閟亦可簡化作秘耶！然則原為祕或閟終乃不得知矣！○中研院線上目亦無筠軒清秘錄，唯有筠軒清閟錄！ 舊題董其昌撰，實即把張應文《清秘藏》二卷析為三卷，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中研院線上目亦有作清祕藏者. 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然後改個書名、著者。再如《群賢梅苑》，舊題朱鶴齡撰，《四庫提要》指出：該書實“取宋黃大輿《梅苑》一書而顛倒割裂之”，顯然不出朱鶴齡之手。

　　9.自著自注

　　自己偽造古書，又自為作注，以增加可信度。《孔子家語》王肅只承認是作注的，其正文號稱孔子二十二代孫孔猛所傳先人之書。從三國時馬昭以來不斷有人指出正文也是王肅作的。真按：此句不通！-與上文不銜！ 再如《玉照真定經》，題郭璞撰，張顒注。但自隋至宋從未有人說郭璞有此書。《四庫提要》說：“勘驗其書，多涉江南方言，疑書與注文均出自張顒一人之手，而假名于璞以行。”

　10.書以篆籀而充古本

　這是從書寫形式上作偽，是一種輔助手段。明代豐坊是個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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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坊偽撰《石經大學》、《子貢詩傳》、《申培詩說》，都以篆籀書寫，聲稱古代祕本。豐坊是個進士，家 有萬卷樓，藏書極富，多儲閟本，加上工于書法，所以騙了不少人。《四庫提要》駁斥說：“二書皆以古篆刻之。不知漢代傳經悉用隸書，故孔壁科斗世不能辨，謂 之古文。安得獨此二書參用籀體？郭子章、李維楨皆為傳刻釋文，何鏜收入《漢魏叢書》，毛晉收入《津逮秘書》，並以為曾見宋拓，皆謬妄也。”（《詩傳提 要》）

　　11.以假攙真竄亂舊帙

　 　這種現象一般叫竄亂。如元代陳誠中為盧琦編《圭峰集》，竟把薩都剌的詩三十二首有意攙入。說他是有 意，是因為他做了手腳。如薩都剌《溪行中秋玩月》一首有序云：“余乃薩氏子。”陳誠中就把這首詩的題目改為《儒有薩氏子》。序末“至元丁丑仲冬書”七字被 刪去。《四庫提要》認為這“不得謂之誤收”，而是有意作偽。

（四）我國辨偽的歷史

　 　中國古籍之富世界罕見，但由於種種原因，出現了大量偽書，宋代學者朱熹曾慨嘆：“天下多少是偽書！ 開眼看得透，自無多書可讀。”（《朱子語類》卷八十四）清人張之洞也指出：“一分真偽，而古書去其半。”（《輶軒語‧語學》）為了使學術研究建立在可靠的 基礎上，我國歷代學者用了大量的精力考辨這些為數眾多的偽書，確定其真正的時代和作者。無論在實踐上，還是在理論上，都積累了豐碩的成果，逐步形成了一門 學科——古籍辨偽學。20世紀20年代梁啟超講授《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一課，其中第三章《辨偽學的發達》專講辨偽學的歷史，是富有開闢意義的。這裡吸取了梁氏的正確主張，也有所補充和訂正。

　　我國古籍辨偽工作，見諸記載的，要以西漢成帝時辨張霸所上《百兩尚書》為較早。《漢書‧儒林傳》：“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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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 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引作：“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與今本 《漢書》不同。考成帝河平三年，劉向奉詔校書，《百兩》之進于朝廷，正當劉向奉詔校書時，因此陸德明所謂“劉向校之”當有依據。

　 　劉向、劉歆父子的辨偽成績主要見於《別錄》、《七略》二書。二書已佚，但班固《漢書‧藝文志》是據 《七略》“刪其要”而成的，保存了劉氏父子辨偽的部分材料。從《漢書‧藝文志》看，劉氏父子辨定或懷疑的古書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文子》九篇、 《力牧》二十二篇（道家）、孔甲《盤盂》二十六篇、《大■》三十七篇、《神農》二十篇、《伊尹說》二十七篇、《鬻子說》十九篇、《師曠》六篇、《務成子》 十一篇、《天乙》三篇、《黃帝說》四十篇、《封胡》五篇、《風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兵陰陽）、《鬼容區》三篇，共十六部。另外劉向《晏子書錄》有 云：“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為一篇。”是懷疑《晏子春秋‧外篇》非晏子所作，而是後來辯士所作而托名于晏子。

　　劉氏父子的辨偽方法，可總結為四條：

　　（1）從文辭方面辨偽。如《伊尹說》二十七篇，《漢書‧藝文志》說：“其語淺薄，似依托也。”（2）從事實方面辨偽。如道家《文子》九篇，《漢書‧藝文志》云：“老子弟子，與孔子并時，而稱周平王間，真按：瀚典作而稱周平王問！ 似依托者也。”（3）從因襲上辨偽。上面所舉辨《百兩尚書》之偽即用此法。（4）從思想體系辨偽。上面所舉辨《晏子春秋‧外篇》為依托，即是其例。

　　繼劉氏父子以後，東漢又有不少學者做過零星的辨偽工作。例如史學家班固，有感於當時好事者取奇言怪語附會為東方朔作品，便在《漢書‧東方朔傳》中羅列了東方朔的所有作品，並且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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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從而以劉向《別錄》為依據，將東方朔作品的真和偽劃清了 界限。從辨偽的方法來說，班固開創了“從舊志不著錄而定其偽或疑其偽”的辨偽方法，這對後代影響很大，明代胡應麟提出的著名的“辨偽八法”第一條就星“核 之《七略》以觀其源”，應當說這是對班固辨偽方法的繼承。再如經學大師馬融，對當時流傳的《泰誓》從三個角度進行了有力的揭露。第一個角度是文章淺露，第 二個角度是《泰誓》中有的內容與孔子思想不合，第三個角度是前人引用《泰誓》而不見於今本《泰誓》者較多。其原文如下：

　 　《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文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复于上，至于 王屋，流為雕。至五，以谷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秦誓》曰：“朕夢協朕 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 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 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孔穎達《尚書正義》卷十一引馬融《書序》）

就 辨偽方法來說，馬融的第三個角度當是他的發明，即“從古書佚文不見於今本來辨偽”，這也是後代辨偽的 一個基本方法。至於清人孫志祖《讀書脞錄》主張漢代出現的今文《泰誓》不偽，只是由於中、下二篇亡佚，才出現了《左傳》、《國語》、《管子》、《墨子》、 《荀子》、《孟子》等所引《泰誓》多不見於其中的現象。那是另一個問題，不在本文探討之列。又如經學大師鄭玄，辨《禮記‧月令》非周公所作，理由是“其中 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孔穎達《禮記正義》卷十四引鄭玄《三禮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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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開創了從典章制度辨偽的方法。還有趙岐，他在注《孟子》時，發現《內篇》七篇外，還有《外書》四篇，經過研究認為：“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真按：依瀚典定. ” （《孟子題辭》）這就繼承了劉向從文辭上辨偽的方法。還有一位學者林孝存，不同意《周禮》作於周公的說法，專門作《十論七難》與鄭玄辯論，認為“武帝知 《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公羊學家何休也認為《周禮》是“六國陰謀之書”（賈公彥《周禮疏‧序》）。這都給後人以不同程度的啟示。兩漢的辨偽成績很 大，尤其劉、班、馬、鄭，在方法上均有發明，他們奠定了古籍辨偽學的基礎。

　 　兩晉以降，至於隋代，佛門高僧的辨識偽經使古籍辨偽工作出現了新局面。東晉道安《綜理眾經目錄》有 “疑經錄”一門，梁代僧祐《出三藏記集》也有“新集疑經偽撰雜錄”一門，隋代法經《大隋眾經錄目》進一步把“疑惑”和“偽妄”分為二錄。他們使辨偽在目錄 學中有了獨立的一席地位，使辨偽學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不但如此，僧祐還從抽象的角度提出了辨偽的理論，他說：“昔安法師摘出偽經二十六部，又指慧達道人以 為深戒。古既有之，今亦宜然矣。祐校閱群經，廣集同異，約以經律，頗見所疑。夫真經體趣融然深遠，假托之文辭意淺雜，玉石朱紫，無所逃形也。今區別所疑， 注之于錄，并近世妄撰，亦標于末。”（《出三藏記集》卷五）僧祐在這段文字中指出了佛經辨偽的起源、佛經辨偽的基本方法和著錄疑偽佛經的基本原則。其中從 理論上提出辨偽的方法，在劉向之後還是首次，值得充分肯定。

　　在此期間，研究普通典籍而能辨識真偽且于方法上有一定發明的，南有劉勰，北有顏之推。劉勰針對當時流傳的李陵、班婕妤的五言詩指出：“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真按：瀚典本亦作遺.蓋此遺乃遺墨、遺書、遺集之遺也.故非為遣字. 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文心雕龍‧明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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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便開了從文體上辨偽的法門。顏之推在《顏氏家訓書證篇》中指出《山海經》、《本草》、《爾雅》、 《春秋》、《世本》、《汲冢瑣語》、《蒼頡篇》、《列仙傳》、《列女傳》九部書中均有後人羼入的內容。其中《山海經》舊說夏禹及益所記，《本草》舊說神農 所述，但《山海經》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等秦漢地名，《本草》中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等漢代地名。顏氏據此懷疑為後人竄入。這顯然開創了從地理 沿革上辨偽的方法。

　　唐代辨偽更趨自覺，其最有影響者，前有高僧道世、真批：道世既為高僧則何故辨者為道教書也（據下文）？ 智昇、真按：昇字又無簡化作升！ 史學家劉知幾，真按：幾竟無簡化！ 後 有柳宗元。道世是《法苑珠林》的編者，生活在唐高宗時期，他的貢獻在於從理論上揭示作偽的手段和辨偽的方法，這主要表現在他的《辨道經真偽表》裡面。他這 樣歸納道書作偽的手段：“增加卷目，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或言名山唱出，或云仙洞飛來。”道世的這一揭露不但可用於辨道書之偽，而且可用於辨一 切來歷不明的偽書，梁啟超曾提出“從書的來歷曖昧不明”來辨偽，應當說這與道世的理論是合拍的。道世還針對這種作偽手段進一步指出：“何乃黃領獨知，英賢 不睹？書史無聞，典籍不記？”（《全唐文》卷九百二十）明代胡應麟曾提出“核之《七略》以觀其源”的辨偽方法，班固就已經用“劉向所錄”作標準劃分東方朔 作品的真偽，道世所謂“書史無聞，典籍不記”，實際上是把班固的方法進一步發展並理論化了，這是值得重視的。道世的言論與初唐時期異常激烈的佛、道之爭關 係密切，不無感情色彩，但卻道出了道教徒為戰勝佛教徒而偽造道書的事實。另一位高僧智昇的貢獻在於從理論上確立了辨偽在目錄學中的重要地位，他說：“夫目 錄之興也，蓋所以別真偽，明是非，記人代之古今，標卷部之多少，摭拾遺漏，刪夷胼贅。欲使正教綸理，金言有緒，提綱舉要，歷然可觀也。”（《全唐文》卷九 百十四《開元釋教錄序》）智昇的這一觀點與東晉以來佛經辨偽在佛經目錄中的較高地位是分不開的，智昇把道安、僧祐、法經等高僧的實踐進一步理論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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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知幾的辨偽活動表現在辨《孝經》鄭玄注、《老子》河上公注、子夏《易傳》之偽。開元七年，玄宗令 諸儒討論《孝經》鄭注、《老子》河上公注、子夏《易傳》之短長。劉知幾於是年四月七日上《孝經老子注易傳議》（《唐會要》卷七十七，《全唐文》卷二百七十 四）。對《孝經》鄭注，劉知幾認為“《孝經》非玄所注，其驗十有二條”，其十二條證據是：（1）鄭玄《自序》備言所注，獨不及《孝經》。（2）鄭玄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之語作《鄭志》，言鄭所注者唯有《毛詩》、三禮、《尚書》、《周易》，都無注《孝經》之文。（3）《鄭志目錄》記鄭玄著述，寸紙片言莫不記載，而無《孝經》之注。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4）鄭玄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唯載《詩》、《書》、《禮》、《易》、《論語》，不及《孝經》。（5）趙商《鄭先生碑銘》具稱諸所注箋駁論，不言注《孝經》。《晉中經簿》于《周易》、《尚書》、《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玄”。至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玄”二字。（6）《春秋緯演孔圖》云：“康成注三禮、《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則有評論。”宋均《詩緯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玄之傳業弟子，師所著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唯有評論，非玄之所注，於此特明。（7）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玄又為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令予昏惑。”（8）宋均《春秋緯注》云：玄“為《春秋》、《孝經》略說”，則非注之謂。所言“玄又為之注”者，泛辭耳，非其實。其序《春秋》亦云“玄又為之注”也，寧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9）後漢史書存於當時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俱為鄭玄作傳者，載鄭玄所注皆無《孝經》。（10）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云：“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為長。”若有鄭注，亦應言及，而都不言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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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肅著書發揚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若《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煩多，而肅無言。（12） 魏晉朝賢論辨時事，鄭氏諸注無不撮引，未有一言引《孝經》之注。劉知幾這十二條證據，就其辨偽方法而言，不外兩途：一是查文獻記載，二是查前人引用。劉知 幾在這篇奏議中探賾索隱，引據甚博，在開元時代可謂絕無僅有。對此，他本人也毫不隱諱，他在《重論孝經老子注議》中說：“臣才雖下劣，而學實優長。竊自不 遜，以為近古以來未之有也。真按：劉知幾之為人 ” （《全唐文》卷二百七十四）所以，對於《孝經》鄭玄注，後人多尊劉知幾說。例如清代阮元《孝經注疏校勘記序》說：“鄭注之偽，唐劉知幾辨之甚詳。”當然清 儒主張《孝經》鄭玄注非偽者亦大有人在。這個問題還可進一步研究，但劉知幾的考辨能力確是不可輕視的。劉知幾辨《老子》河上公注、子夏《易傳》也是遵循這 種原則。他的貢獻不在於辨出了多少偽書，而在於他的方法和勇於懷疑的精神。昔人論劉知幾的辨偽主要是以《史通》的《疑古》、《惑經》為立論依據，事實上 《疑古》、《惑經》不過是辨偽事，屬於史料的鑑別，並非辨偽書。真正代表劉知幾在古籍辨偽學方面成就的仍當推《孝經老子注易傳議》，這篇辨偽論文可以與馬 融《書序》相媲美。宋邢昺作《孝經注疏》全錄此文之論《孝經》者，益可見其久為學界所重。

　 　柳宗元在辨偽上的貢獻有三：一是指明作偽的重要手段——剽掇群書而作偽。如《辨文子》云：“凡《孟 子》輩數家，皆見剽竊。”二是發明從學術源流辨偽的方法。如《辨晏子春秋》云：“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 喪者，是皆出《墨子》。”三是發明從稱謂上辨偽的方法。如《辨論語》上篇，柳宗元認為儒者以《論語》為孔子弟子所記是不對的，理由是《論語》中對孔子弟子 都只稱字，唯獨有子、曾子尊稱子。有子是因為像孔子，孔子去世後，孔子弟子們想立他為師，因他不能回答弟子們的疑問，沒有立成。可見有子稱“子”是有來歷 的。而曾子在孔門年齡較小，稱“子”是說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