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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禮記音》（S.2053）殘卷，僅存181行，為晉人徐邈撰，可以訂補馬國翰輯本。

　　鄭玄注《論語》久佚，在敦煌發現有殘卷約五十件，合計得原書十之七八，篇目中僅缺《微子》、《子張》、《堯曰》三篇。吐魯番墓中亦發現殘篇約二十餘件。這方面的輯校與研究專著有日本金谷治《唐抄本鄭氏注論語集成》、我國王素《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

　　鄭玄注《孝經》亦係久佚古注，敦煌遺書中發現有《孝經》鄭注殘卷，據陳鐵凡《孝經鄭氏解斠銓》（1977年燕京文化事業公司出版）輯校，約得原書十分之九。另有P.3274號殘卷，為《孝經》鄭注之義疏，疏者不詳，亦係佚書。鄭玄注《論語》和鄭玄注《孝經》的發現，都有較大影響。

（三）語言資料

　　敦煌遺書中語言資料相當豐富。其中有正統語言學資料，最引人注目的是久已亡佚的隋陸法言《切韻》及《切韻》系統韻書殘卷的發現，為我們認識《切韻》原貌、研究《切韻》到宋陳彭年《廣韻》的過渡軌跡，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這類韻書在敦煌以及吐魯番發現的有26種， 據專家研究，其中陸法言《切韻》有六種傳寫本，唐長孫訥言箋注本《切韻》有三種傳寫本共六件，唐佚名增字加訓本《切韻》有八種寫本，唐王仁煦《刊謬補缺切 韻》有寫本二種，唐孫愐《唐韻》寫本一種，五代韻書六種十餘件（內四件寫本，餘為刻本）。姜亮夫《瀛涯敦煌韻輯》、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存》已收入並有考 釋。

　　屬於正統語言學資料的還有古籍的音注，其中有陸德明《經典釋文》的《周易釋文》、《尚書釋文》、《莊子釋文》，有《毛詩音》二種、《禮記音》、隋釋道騫《楚辭音》、《文選音》、《一切經音義》等。以上兩部分語言資料可供研究傳統音韻學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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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一種語音材料也很重要，那就是敦煌發現的俗文學作品當中的韻文，包括通俗詩、曲子詞、變文、俗講、押座文、解座文、詞文、俗賦等。利用這些俗文學作 品中押韻用字（韻腳）進行系聯，可總結出它們的用韻系統，這個系統和《切韻》系統有不少出入，據專家研究，其中保存了唐五代西北方音的成分，這對研究古代 方言是有價值的。同時，《切韻》作為文人詩歌創作用韻的標準，它與當時的口語是否存在差別，也值得研究，敦煌俗文學作品的用韻資料也未嘗不可以作為從事該 項研究的參考。

　　另有一種啟蒙識字用書《開蒙要訓》，敦煌所出約三十幾件，P.2578號首尾完整，有注音，保存了大量西北方音材料，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主要據此撰成。

　　在文字方面，敦煌文獻中也有豐富的資料。敦煌發現的韻書，其實也有字書的功能，因為韻書也是以字帶韻的，同時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韻》在注中增入了異體字、俗體字，也是重要的文字資料。敦煌還發現了一些字書，有《新集時用要字一千三百言》、《字寶》、《諸難雜字》、《新商略古今字樣撮其時要並行正俗釋》、真按：中研院線上目作新商略古今字樣提其時要並行正俗釋.撮作提字！已去函指正. 《正名要錄》、《俗務要名林》、《大寶積經難字》、《大般涅槃經難字》等。這些字書中保存了大量唐五代時期常用俗字，對文字學研究作用很大。同時，字書也要注音、釋義，其中也同時保存了大量唐五代方音材料和唐五代俗語詞匯。

　　敦煌寫卷多達數萬件，這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字庫，尤其漢文寫本，占絕大多數，其中既有正體字，真批：可見大陸也不諱言有正體字嘛！唉 也有俗體字，更有許多訛體字，是研究唐五代時期漢字字形取之不盡的源泉。杭州大學張涌泉先生《漢語俗字叢考》就利用了敦煌資料。

　　敦煌發現的儒家經書中有《古文尚書》殘卷，即所謂“隸古定《尚書》”。據專家研究，大約在東晉初年，出現了一部58篇本的《古文尚書》，其中33篇與漢代傳下來的相同，另25篇則出於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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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25篇也是利用當時所能見到的一些古文寫成的，與33篇真古文《尚書》相似，所以當時58篇本《古文尚書》統統被稱為“隸古定《尚書》”。這個58篇本還有偽撰的孔安國的傳（即注釋）。南朝時期陳朝陸德明撰《經典釋文》、唐貞觀中顏師古定《五經定本》、孔穎達等撰《五經義疏》，均採用58卷本及偽孔安國傳，漢魏以來，其他不同系統的本子逐漸失傳。由於古字不易辨認，唐玄宗天寶三年又命衛包把隸古定《尚書》中的古字改成當時通行的字體，這樣隸古定《尚書》中的古文就逐步失傳了。唐朝的《開成石經》所收《尚書》就是衛包改定的本子。

　　敦煌所出《尚書》殘卷即屬於58篇本《古文尚書》系統，約有20多件寫本。其中一部分屬於衛包改定以前的隸古定本，其中的古文有用今文注出的，說明衛包以前已有今字夾注於古文當中。有些是衛包改字以後的寫本，如P.2643號卷子尾題：“乾元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義學生王老子寫了故記之也。”這時已在衛包改字後15年， 而隸古定本仍在傳寫。這些隸古定《尚書》的發現，首先使我們認識到隸古定本的面貌，證明隸古定本的絕大部分文字是通行字，只有少部分古文參雜其中，陸德明 《經典釋文敘錄》說：“今齊、宋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基本符合衛包改字以前的隸古定《尚書》的實際情況。隸古定《尚書》的發現還為 我們提供了不少古文字體，對研究文字學有一定價值。即使其中偽古文《尚書》25篇 的隸古定本，由於其古文有一定來歷，也仍可作為研究文字學的材料。劉師培說：“雖孔書偽托，未可據依，然傳者欲托之壁經，則採輯古文之字，必非盡與古違， 故與《說文》及《三體石經》多相符合。”（《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正是指這種情況。敦煌發現隸古定《尚書》殘卷的第三個用處是可以考辨宋人所見古文《尚 書》的真偽。五代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曾定古文《尚書》刻版，宋代曾有隸古定《尚書》，當出郭忠恕系統，其書已佚，但郭忠恕《汗簡》曾收錄其中的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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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薛季宣《書古文訓》經文亦用古文奇字書寫。羅振玉說“今以《汗簡》所引《古文尚書》校薛氏《書古文訓》，合者十九”，可見郭、薛所據古文《尚書》出同 一系統。羅振玉又取敦煌所出隸古定《尚書》殘卷與薛季宣《書古文訓》相校，發現“違者十八九”，“乃知郭氏所定全是摭拾字書以成之，宋世所傳，皆承其謬” （《雪堂校刊群書敘錄》卷下）。《尚書》在流傳中經歷了極為曲折的歷程，單就其文字問題而言，亦十分複雜，敦煌發現的隸古定《尚書》殘卷提供了《尚書》文 字演變過程中一個環節的實物，無論在經學上還是文字學上，都是富有意義的。日本吉川幸次郎《尚書正義定本》、我國顧廷龍先生《尚書文字合編》都收入了敦煌 所出《尚書》殘卷，並有所論定。

　　在詞匯方面，敦煌所出俗文學作品相當豐富，其中有相當多俗語詞，蔣禮鴻先生撰有《敦煌變文字義通釋》，是這方面的名著。蔣氏還主編有《敦煌文獻語言詞典》，收詞條1526個。一方面，弄懂俗語詞是讀懂敦煌文獻的前提之一，另一方面，敦煌文獻也為中古漢語詞匯研究提供了活材料，這就決定了敦煌俗語詞的考釋既是敦煌學的一個分支，也是漢語詞匯史的一個分支。

　　敦煌文獻中的非漢文文獻，是研究各少數民族文字的基本材料。敦煌出土的少數民族語言文獻有古藏文、粟特文、于闐文、回鶻文等，是研究這些語種語言文字的重要資料。

（四）史籍地志

　　敦煌發現的傳世史書寫本殘卷有《史記》、《漢書》、《晉書》、《國語》等。這些殘卷有校勘價值。例如《晉書‧苻洪載記》：“世子健收而斬之。”敦煌所出P.3813《晉書》殘卷無“世”字。王重民謂健為洪第三子，非世子也，世字衍（詳《敦煌古籍敘錄》）。王說是。中華書局點校本《晉書》於此處未予改正，亦未出校記，不妥。真按：點校本廿五史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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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還發現了一些已亡佚的史籍殘卷，有晉人蔡謨《漢書集解》、晉人孫盛《晉陽秋》、晉人孔衍《春秋後語》、唐虞世南《帝王略論》、李荃《閫外春秋》等，都是重要的史書。

　　敦煌除發現史書外，還有大量文書檔案。這些文書檔案分寺院文書、世俗文書。世俗文書又分官文書、私文書。是研究中古社會政治、經濟、法制、風俗及地方史的第一手資料。

　　寺院文書約500餘件，其中有僧官告身、度牒、戒牒、僧尼籍、邈真贊、轉經歷、追福疏、燃燈文、行城文、願文、諸色入破歷、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 借貸契、器物名簿、寺戶名籍、算羊契等。對研究中古時期寺院經濟、寺院生活、寺院儀軌等都有極重要的價值。

　　官私文書約一千件。官文書有符、牒、狀、帖、榜文、判辭、公驗、過所、告身、籍帳及官府往來文書等。私文書有契券、轉帖、書牘等。還有一種社邑文書，包括社司轉帖、社司牒狀、社條、納贈歷、社齋文等，是研究社會史的珍貴史料。

　　敦煌在張氏、曹氏歸義軍統治下幾乎長達200年，是敦煌歷史上的重要時期。敦煌文書中有《張議潮進表》、《沙州進奏院上本使狀》、《歸義軍上都進奏院賀正使押衙陰信均狀》、《涼州節院使押衙劉少晏狀》、《曹元忠獻硇砂狀》、真按：unicode字元，國無！待查！ 《曹 廷祿上表》等，都是關於歸義軍的史料。加上敦煌所出史傳性質的《張延綬別傳》、《張淮深碑》、《張淮深墓誌銘》及文學作品《張議潮變文》、《張淮深變 文》、《龍泉神劍歌》以及敦煌石窟供養人題記資料等，基本可以理清歸義軍的歷史，從而彌補唐五代各史對歸義軍記載過簡的遺憾，並訂正記載的錯誤。關於歸義 軍歷史可參看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一書。

　　敦煌所出地志有《沙州都督府圖經》等，上文談王仲犖《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時已羅列其名。王氏《考釋》第一種即敦煌縣博物館所藏第58號地志殘卷，該卷係天寶初年地理通志，其中可糾正史書之誤者：武峨郡武峨州，楊守敬據兩《唐書‧地理志》繫於安南府管內，定點在今越南北太省之太原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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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地志殘卷則繫於桂州管內，地點在今廣西宜山縣境內，可正舊志之誤。《西州圖經》、《壽昌縣地境》、《沙州地志》、《燉煌錄》、《沙州都督府圖經》等則是有關西北邊地的地理資料，《沙州都督府圖經》意義最大。

　　敦煌所出的地理書中還有《大唐西域記》寫本，存1—3卷（S.2659存卷1及卷3首段，P.3814存卷2），約抄於公元8世紀中葉，為此書最早的本子，對該書校勘意義甚大。另有新羅（朝鮮古國）入唐僧人慧超《往五天竺國傳》，與《大唐西域記》可相互補充。這裡舉季羡林先生等《大唐西域記校注》（校勘記出范祥雍手）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一例，以見以上兩件文獻的用處：

　　《大唐西域記》卷一《迦畢試國》：“王，窣利種也，有智略，性勇烈，威懾鄰境，統十餘國。”

　　校記：“原本窣利作剎利，今從敦甲本（即S.2659號殘卷）、石本（日本石山寺藏古寫本）、中本（日本松本初子所藏中尊寺金銀泥經本）改。向達云：‘慧超《往五天竺傳》罽賓國條云：“此國土人是胡，王及兵馬突厥，衣著言音飲食與吐火羅國大同少異。”（澤遜按：此段原標點有誤，引文有脫，今改正。）真按：大唐西域記校注之誤 按罽賓即迦畢試，7世 紀末始為突厥所滅，慧超云“其國土人是胡”，則《西域記》敦煌本及日本古本謂“其王窣利種也”，作“窣利”，不作“剎利”，的有所本也。’按上文‘素葉城 ’條云：‘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地名窣利，人亦謂焉。’此處作‘窣利’是。若作‘剎利’，乃印度四族姓之一‘剎帝利’之舊譯（見卷二‘印度總述’內）， 與此不侔矣，今正。《慈恩傳》亦誤作‘剎利’。”

　　從上面這條校記看，糾正“剎利”為“窣利”，主要靠敦煌本和慧超《往五天竺國傳》，尤其是後者，在判定是非上提供了有力證據，而敦煌本作為最早的本子，較日本古寫本更具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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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子部圖書

　 　敦煌發現的子部圖書有《孔子家語》、《說苑‧反質》、《劉子新論》、《太公六 韜》、《列子》張湛注、《莊子》郭象注等傳世古籍殘卷。又有《白澤精怪圖》、《瑞應圖》等有圖有說的圖讖類圖書。還有《兔園策府》、《籝金》、《語對》、 《類林》、《事林》等小類書。另有《古賢集》、《太公家教》、《新集嚴父教一本》、《辯才家教》、《蒙求》、《千字文》、《百行章》等童蒙讀物。

　　其中《劉子新論》敦煌殘卷約有六件，總計約存全書之半，可校正今本處頗多，林其錟、陳鳳金合著《敦煌遺書劉子殘卷集錄》、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劉子集校》二種，均係利用上述材料寫成。

　　《太公六韜》殘卷，王重民謂其篇目《舉賢》、《利人》、《趨舍》、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不知是否為捨之簡化字！ 《禮義》、《大失》、《動應》、《守國》、《守土》、《六守》、《事君》、《用人》、《主用》、《大禮》、《啟明》、《達觀》、《明傳》、《大誅》、《美女破國》、《假權》、《距諫》共20篇，多為今本所無，推測今本為宋人刪本，非完書，其原書面貌可借敦煌殘卷知其梗概。

　　《說苑》當中《反質篇》是宋末自高麗本中補入的，共25章，敦煌所出唐寫本存20章184行，現藏敦煌研究院，其時代早於高麗本，保存該篇更多的原貌。李永寧撰有校勘考證文章，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收入《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文史‧遺書編下》。另外1990年江蘇美術出版社、甘肅人民出版社合出《敦煌》一書，收有書影。

　　《列子》敦煌發現殘卷多件，其中S.777號存《楊朱篇》十八行，“民”字不諱，當是唐前寫本。這十八行殘卷與傳本有不同者八處，其中一處事關重大，因為這一處傳本脫掉十四個字，賴敦煌寫本補完：

　　傳本原文：“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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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湛注文：“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者，唯聖人可也。”

　　注文與正文意思相反，互相矛盾。而且“聖人”應是無私的，正如下文所說：“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這個“至人”是比“聖人”更高一步的人物，聖人無私，而至人大公。這才是楊朱的原意。

　 　敦煌寫本作：“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不橫私天下之 身，不橫私天下物者，其唯聖人乎！”這樣意思就完整了，而且與注文正相符合，與下文也正相銜接，這十四個字是不可缺少的。從注文看，張湛所據底本有此十四 字。王重民先生校出了這十四個脫文，但在《敦煌古籍敘錄》中卻誤為“宋本衍此十四字”。楊伯峻先生《列子集釋》已據敦煌本補入了這十四個字，指出：“各本 無此十四字，今從敦煌殘卷增。”

（六）考古與藝術

　　考古資料主要是敦煌石窟建築，敦煌石窟數量大，莫高窟已編號的有畫、塑洞窟有492個，開造時代上起北涼，下至清代，歷一千數百年，各時期石窟建築風格都有特色，是研究中國建築史的重要實物。同時，壁畫中有大量建築物形象，也是建築史研究的重要資料。

　 　藝術資料則主要是敦煌壁畫、彩塑、敦煌石室所出絹畫、紙畫、書法、樂譜、舞譜等 殘卷。其中壁畫、彩塑、絹畫、紙畫都有不少圖冊可以欣賞研究。書法，敦煌發現有王羲之《瞻近帖》、《龍保帖》、《旃罽胡桃帖》的臨本，又發現唐代蔣善進臨 智永《真草千字文》，以及歐陽詢書《化度寺邕禪師塔銘》、柳公權書《金剛經》、唐太宗書《溫泉銘》三件拓本，都是名貴書法資料。同時，數萬件敦煌漢文寫本 中，書法精好的也數量可觀，是研究六朝隋唐五代北宋書法史的資料寶庫。饒宗頤編著有《敦煌書法叢刊》共29冊，係從伯希和劫去敦煌文獻中選取寫本、拓本140餘件按原大影印而成，每種均有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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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石室發現有《敦煌曲譜》，書寫於P.3080《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的背面，全譜有三種不同筆跡，錄譜字2700多個，是珍貴的音樂史料，許多中外學者對它進行研究，並譯成五線譜。敦煌壁畫中有十分豐富的音樂史料，壁畫中有音樂內容的達236個窟，繪有各類樂隊500組，有各種類型樂伎約4000身，出現各類樂器44種4500餘件，是研究音樂史的資料寶庫。

　　敦煌石室也發現有《敦煌舞譜》2件（P.3051、S.5643），共錄24譜，為中外學者重視，許多學者進行研究。敦煌壁畫中有樂舞場面和內容的也非常多，其中有十多幅壁畫中出現了“反彈琵琶”的優美舞姿，這種舞姿特色鮮明，成為敦煌的標誌圖案。

（七）文學作品

　　敦煌石室所出文學作品可分為文人創作和通俗文學兩部分。

　 　文人創作有文學總集《文選》、《玉臺新詠》、《珠英學士集》、《唐人選唐詩》 等，又有別集《東皋子集》、《李嶠雜詠》、《高適詩集》、《故陳子昂遺集》、《白香山詩集》、《甘棠集》等。另有單篇長詩韋莊《秦婦吟》。還有文學理論著 作《文心雕龍》。這些都屬於傳統的“集部”。其作用大抵不外兩條：一是校勘，二是輯佚。敦煌遺書之校勘功能前已舉例多條，這裡僅以《文選》殘卷再舉二例。 其餘《玉臺新詠》、《文心雕龍》等不復詳舉。

　　《文選》殘卷敦煌所出有29件，其中白文本19件、李善注本6件、《文選音》2件。其可校正今本者如（以胡刻李注《文選》為底本）：

　　（1）《王文憲集序》：“太祖崩，遺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敦煌白文本作“鎮軍將軍”。按：“鎮軍將軍”為魏晉南北朝時將軍名號，而“鎮國將軍”則是明清時期宗室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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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時曾有“鎮國大將軍”，金元時曾有“鎮國上將軍”，王儉在南朝，自以“鎮軍將軍”為是。考《四部叢刊》影印宋刊《六臣注文選》亦誤為“國”，而注云“五臣本作軍字”，是五臣本同敦煌寫本，尚未誤作“國”。

　　（2）《演連珠》第十首：“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乃縈弦所思。”敦煌白文本（P.2493）“難”作“嘆”。王重民曰：“嘆、思對文，難字當誤。”按：王說是，此蓋謂幽蘭不慕充堂之芳，縈弦乃思繞梁之音。

　　至於輯佚，則為用尤大。例如《珠英學士集》敦煌所出寫本兩件（P.3771、S.2717），王重民謂“筆跡相同”。S.2717王無競詩與馬吉甫詩之間頂格題“珠英集第五”，王重民據《新唐書‧藝文志》、《玉海》、《唐會要》考定為崔融編《珠英學士集》殘卷。原收26人詩276首，此存沈佺期、李适、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不知是否為李適之簡化！ 崔湜、劉知幾、真按：此字竟無簡化！ 王無競、馬吉甫、喬備、元希聲、房元陽、楊齊哲、胡皓11人詩59首，又佚名7首，合66首。經王重民核對，有27首不見於《全唐詩》。

　　《唐人選唐詩》敦煌所出兩件（P.2567、2552），書法相同，內容相接，實為一卷裂開者。存李昂、王昌齡、孟浩然、荊冬青、丘為、陶翰、常建、李白、高適9人詩122首（包括殘詩），王重民據以補《全唐詩》未收者11首。另外，可校正《全唐詩》者亦不少。如高適《贈李太守詩》即《全唐詩》卷二百十四《奉酬睢陽李太守》詩，是一首五言長詩，在“詩題青玉案，衣贈黑貂裘”之後，敦煌《唐人選唐詩》有“應接來何幸，栖遲庶寮尤。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不知是否為棲之簡化！ 揚雄詞為訥，王粲體偏柔”四句，可補《高常侍詩集》及《全唐詩》之脫文。

　　其餘唐詩選本有《唐人詩抄》（P.3812，收詩32首又2句）、《唐人選唐詩》（P.3619，收詩43首）、《唐人絕句匯抄》（S.555，收詩38首）、《唐人詩文選》（P.2555，收詩189首、賦1首、文2篇）等，均有相當數量的佚詩，可補《全唐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