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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une 16,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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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剖析條流,斟酌古今,辨章學術,高挹群言”——紀昀的學術論及其對學術文化的大總結  

紀 昀畢竟是一位博洽經史、飽學多識的大學者,他更突出的貢獻是在學術上。余嘉錫在《四庫提要辨正‧序》 中指出,《總目》“剖析條流,斟酌古今,辨章學術,高挹群言,尤非王堯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項背”。而這種斟酌古今、高挹群言的關於學術文化運行規律的思 考以及對學術文化的大規模總結乃是紀昀畢生精力聚注所在。也正是在這宏富的學術論中,紀昀以睿智的眼力與精闢的議論顯示了高度成熟的學術水平以及十八世紀 中國文化反省傳統、修正傳統、完善傳統的精神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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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術理念與文化保守意識的二重變奏——紀昀關於學術文化運行規律的思考

  人類總是在文化史的進程中塑造自己的心靈,同樣,人類的歷史文化理念也在歷史文化的回顧中得以鑄造。

  當紀昀得時代惠賜,“貫徹儒籍,旁徹百家”,學術文化運動的規律性潛則在他的學者慧心中激起意味悠長的回響。然而,朝廷高官的身份和傳統觀念的深入浸潤,又使他在闡述學術理念的同時,往往糅雜入文化保守意識,從而顯示出一種悖謬的文化心態。

(一)“推陳出新”與“極而將返”

  當哲人學者驀然回首,反省人類文化演進的歷程,文化歷史的流變性往往引起他們極大的關注。孔子“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的精闢議論,捕捉到自然宇宙和人類歷史永恒運轉流逝的本相。

  肯定歷史的變動性,幾乎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的共識,但是,文化歷史究竟在流逝的時間長河中呈現何種態勢,卻是思想家們眾說紛紜的論題。

  在這場恒久的論爭中,一部分思想家揭張起“文化進化”的旗幟。《易傳‧十翼》釋“易”為“變化之總名”,誠所謂“易之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生生之謂易”。而這種“生生”之變動是向著新的方向發展,此即“日新之謂盛德”。結合文化歷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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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傳》對“日新”作了具體的詮釋,它把以往的歷史分為“上古”與“後世”兩個階段。在居住上,“上 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在葬禮上,“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 槨”;在社會管理上,“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察”。文明的“日新”顯然是愈往後世愈為完備。《易傳》以後,文化進化觀一直承傳不 墜。其總的觀念是“世愈降,物益備”①。

  在中國思想史上,尚有另一支大軍與“文化進化論”對壘,這就是“文化退化論”。

   在文化退化論者的心目中,上古有一個黃金時代,而歷史文化的發展,也就意味著黃金時代的失落,其淪 降程序在老子那兒是:“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②。在莊子那兒則是:“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 “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③。從此以後,“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④。中國古代的非君論、無 君論者,也大都認同歷史退化觀,其要諦在於反抗君主專制,對亂世提出嚴重抗議。

  紀昀承襲從《易傳》到王夫之一系的文化進化觀並加以進一步發揮。假如說,《易傳》、墨子以及王夫之的文化進化論更偏重於“社會進化”

①王夫之:《讀通鑑論》,卷十九。

②《老子》,三十八章。

③《莊子》,外篇中,《天運》。

④《莊子》,雜篇,《庚桑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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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紀氏的文化進化論則偏重於精神文化方面,亦即“學術文化進化”。

  紀昀首先體認文化歷史的恒變性與“日新”性。他指出,文化歷史如江河之流,變動不居。而這一生生不息的進程,是一個“新陳代謝”的過程,誠所謂:

推陳致新……正造化新新不停之義。①

   指認“新新不停”為宇宙運動的永恒規律,指認文化學術的“推陳致新”為宇宙運動規律所賦予的應然之 義,這是一個斐然可觀的動態歷史觀念。然而,在紀昀的視野中,文化歷史不僅是變動不居、勃勃充滿生氣,而且是一個日臻豐富,從單色調走向多色調的漸進過 程:“衣裳製而纂組巧,飲食造而陸海陳,踵事增華,勢有馴致”②。所謂“馴致”,正是漸進之意,誠如《易‧坤》所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 堅冰也。”文化的漸進不僅體現於物質文明的“踵事增華”,而且表現為精神文明的長足進展。在思維能力上,“算數心計之事,大抵皆後勝於前”③。在科學技術 上,天文算法“愈闡愈精,後來居上”④。在學術上,考證之學“大抵後密於前”⑤。在文學領域,

①《總目》,卷一○四,子部,《景岳全書》條。真批:周氏因前主張提要乃可謂紀昀一手所成,可謂其思想所蘊故此多直以總目為紀氏說矣!

②《總目》,卷一一二,子部,《藝術類小序》。

③《總目》,卷一一四,子部,《棋訣》條。

④《總目》,卷一○六,子部,《古今律歷考》條。

⑤《總目》,卷一一八,子部,《清康緗素雜記》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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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流別,歷代增新”①。詩家“詠歌漸盛,工巧日增”②。立足於文化進化的觀念,紀昀在《總目》中以文化進化之“勢”去揭示清代刁包奉載道之文為正統的謬誤:

  三代之前,文皆載道。三代以後,流派漸分。猶之衣資布帛,不能廢五采之華;食主菽粟,不能廢八珍之味。必欲一掃而空之,於理甚正,而於事必不能行。……其勢然也。⑧

   文化演進的“踵事增華”是一個生動複雜的進程,而大文化與小文化的周行流轉,本土文化與外域文化的 融會交流便是它日臻豐饒的重要機制。紀昀對這樣一種動態有較為周密的關注:“琴本雅音,……後世俗工撥捩,率造新聲,復非清廟生民之奏。”…這是雅文化向 俗文化轉化的一個範例。“摹印本六體之一,自漢白元朱,務矜鐫刻,與小學遠矣。”這是文字從指事表意符號趨向藝術化的一個側影。“聲音之學,西域實為專 門。……婆羅門書以十四音貫一切字,漢明帝時與佛經同入中國。”⑤這是南亞次大陸文化對中國文化的滋潤。“自漢以迄元、明,皆主渾天。明萬曆中歐羅馬人入 中國,始別立新法,號為精密

①《總目》,卷首,《凡例》。

②《總目》,卷八十七,集部,《回文類聚》條。

⑧《總目》,卷一九四,集部,《斯文正統》條。

④《總目》,卷一一二,子部,《藝術類小序》。

⑤《總目》,卷四十一,經部,《重修玉篇》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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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考驗天象,實較古法為善”②,“其製器之巧,實為甲於古今”③,“(國朝)取其精密有據之術”。這是歐洲文化對中國文化的補益。紀昀對大文化與小文化、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周行流轉的種種考察,揭示出中國文化日臻豐富多彩、充溢無限生力的本源所在。

  在宏觀考察歷史文化“日新”演進的軌跡之際,紀昀還對人類精神文化增長“後勝於前”的現象作了較為細密的分析。紀昀獨具慧眼地注意到,文化的累積是人類潛能或能力迅速增長、文化日臻進步的重要基因:

  前人智力之所窮,正後人心思之所起。④

  蓋因所已至從而更推所未至,有所藉,易為力也。⑤

  他進而指出:如果無前人的文化創造“肇啟其端,雖有善悟之人,亦無自而生其智”⑥。

  這是充滿睿智的文化觀念。

  文化累積是文化發展的堅實根基。正如蘇聯學者貢恰連科所指出:“繼承性為文化的發展保證了初始的基礎,即為新的一代人,為人類發展每一個新的階段積累物質的和精神的癩碔

①《總目》,卷一○六,子部,《周髀算經》條。

②《總目》,卷一○六,子部,《天問略》條。

③《總目》,卷一一五,子部,《奇器圖說》條。

④《總目》,卷一一四,子部,《棋訣》條。

⑤《總目》,卷一○六,子部,《古今律歷考》條。

⑥《總目》,卷一○六,子部,《大統曆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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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把人類文化的過去、現在和將來聯成一個整體。”①在文化累積的進程中,文化越來越完美,其發展亦呈 現出“加速度”態勢。摩爾根認為,人類是“通過經驗知識的緩慢積累,才從蒙昧社會上升到文明社會的”②。進入文明時代以後,由於人類有了相當的文化積累, 只用了幾千年時間就達到了現代文明階段。十七、十八世紀以後,人類“坐集千古之智”,其智慧和能力更在短短幾百年內就達到驚人程度。這種加速發展的基因, 就是紀昀所指出的:“前人智力之所窮,正後人心思之所起。……有所藉,易為力也。”在中國古代思想家中,紀昀關於文化累積性的論斷富有獨到眼力。

   文化累積推引文化進化發展的規律,使昨天和今天有著渾然一體的聯繫,紀昀將這種關係喻為“子孫之如 祖父,血脈相通”③,這確乎是頗為精當的見解。但是,文化的發展既具延續性又具非延續性,心靈場和歷史場之間始終存有一個“不重合的圈”。因此,每到一定 的歷史文化階段,總有新的學說或新的流派崛興,變更前人課題,刷新前人風格,開創出別有洞天的新生面,紀昀對這種動態十分注意,在文學史論、經學史論中, 他屢屢指出,“一變必有一弊,弊極而變又生焉。互相激,互相救”④是“理勢之必然”⑤的運動規律。如“宋代詩派凡數變,西崑傷於雕琢,一變而為元祐之樸 雅。元祐傷於平易,一變而為江西之生新

①貢恰連科:《精神文化》,第49頁。求實出版社19882月第1版。

②摩爾根:《古代社會》(上),第3頁,商務,1983年版。

③《總目》,卷四十三,經部,《六書精蘊》條。

④《紀文達公遺集》,卷九,《冶亭詩介序》。

⑤《總目》,卷一七○,集部,《懷麓堂集》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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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洪永以後,真按:洪武 永樂 文以平正典雅為宗,其究漸流於庸膚。庸膚之極,不得不變而求新。正嘉以後,真按:正德 嘉靖 文以沈博偉麗為宗,其究漸流於虛驕真按:疑當作虛矯!下同. 虛驕之極,不得不返而務實。”②正是在這種否定之否定的演進過程中,學術文化才流派紛呈,日臻豐饒多彩。

   紀昀關於學術文化否定之否定運行態勢的觀察固然深蘊慧識,但其思維方式並未越出“窮極而變,乃復其 始”的循環論的大圈子。在紀昀的筆下,北周一代文章之所以“黜雕尚樸”,具“漢魏之遺風”而“無齊梁綺艷之習”。是因為“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六朝靡麗之 風,極而將返”,北周文風遂向漢魏復歸。他論宋元間詩風的演變也突出“極而將返”的命意:宋初西崑體以講究典麗矯正晚唐詩風的猥瑣之弊。“西崑過於雕 琢”。歐陽修、梅堯臣以樸雅矯之。“元祐傷於平易”。蘇軾、黃庭堅變而為姿逸。“南渡以後,江西宗派盛極而衰”。於是,“窮極而變,乃復其始”。元初楊載 詩作,又開始“風規雅瞻真按:疑當作雅贍! 雍雍有元祐之遺音”真按:缺句號!

   紀昀的學術文化循環發展觀深深扎根於民族思維的深厚土壤中。自《周易》以降,中國哲學多以變易為事 物之常則,但變化觀念終至未越出循環的怪圈。中國文化的原典——《易經》既有“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精彩見解,又有“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的循環論 命題。《老子》所謂“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亦從運動發展回歸起點。秦漢以降的歷史學家也莫不在“通古今之變”的歷史考察中提出“盛衰循環”、“亂治 循環”的結論

①③《總目》,卷一六七,集部,《楊仲宏集》條。

②《總目》,卷一七○,集部,《懷麓堂集》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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