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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眾志所趨，雖聖人有所弗能禁。其可通者存其理，其不可通者姑存其說可也。①

　 　即使術數一類看來荒謬絕倫的東西，只要它具有一定社會文化功能，具有“眾志”亦即社會大眾心理作為 存身基礎，便在學術文化的大千世界中據有理所當然的一席之地。聖人縱然德行智慧無與倫比，也不能漠視和否認“眾志所趨”的社會文化具象的合理性與正當性， 即使它屬於“下三流”行列。這確是閃爍智慧光芒的見解。

　 　我們不必把紀昀的學術文化多樣觀念視為一種不可理喻的怪胎。假如我們深入堅硬的歷史外殼，理應看到 文化之力的不可壓抑的湧動。由於單一文化樣式無法滿足社會心理的多方需求，單一學說不能解釋豐富多彩的社會現象，因此，即使在文化獨斷論控制整個文化意向 的時代，人們也有著各各不同的精神追索。在一元獨斷文化政策統治長久、漸趨僵化的情況下，文化獨斷的格局更會處處表現出破綻和不足。即使在那些基本上信奉 文化獨斷論的人們中間，也會自發地產生出修正它、違悖它、乃至反叛它的意念。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這種現象以不同形式層次不窮地表現著。

　　我們也不可對紀昀以及與紀昀近似的學術文化多樣論估計過高。它固然閃爍著中國古代思想家的慧識，隱蔽著哲人智者為文化開闢廣泛創造空間亦即文化場的努力，但是它所倡言的“兼收並蓄，如渤澥之納眾流”，歸根結底只是封建制度和體系大框範內的多樣並存

①《總目》，卷一○八，子部，《術數類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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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博收而不悖聖賢”①正有力地顯示著文化的多樣性最終統一於聖賢文化或正統文化獨斷的一元。更何況，學術文化的繁榮與萬紫嫣紅的盛象終究只能由充滿活力的社會來創造。因此，盡管文化多樣論承認學術文化多樣存在的合理性與正當必要性，但卻無力兌現這一文化論上的承諾。

二、“公之學在於辨漢、宋儒術之是非”——紀昀的經學思想

　 　“聖人之志藉經以存，儒者之學研經為本。”②自漢武帝用董仲舒言，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獨尊儒 術，訓解或闡述儒家經典的專門學問——經學便成為中國古代學術的主體。在漫長的二千年間，經部書籍“只就量說，也可以配得稱‘汗牛充棟’。不說別的，我們 只要一看納蘭性德匯刊的《通志堂經解》、阮元、王先謙匯刊的《正續清經解》，也幾乎使你目為之眩；至若列舉朱彝尊《經文考》的書目，那真所謂‘更僕難數’ 了”③。龐大的經說和經解，是前賢留給後世的重要文化遺產。無論誰想深入中國古典文化的堂奧，都無法拒絕利用它的研究成果。

　　紀昀審視古代學術，首先著力處自然在於經學。《總目》中所涉及的經部書籍總計一千七百七十三部

　　①《總目》，卷首，《進四庫全書表》。

　　②《紀文達公遺集》，卷八，《詩序補義序》。

　　③《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經學歷史〉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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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萬零四百二十七卷，其範圍可謂空前廣闊。在規模宏大的經學批評中，紀昀以古典文化穴結時代的第一等學力與眼力，對紛然雜陳的經說與經論加以悉心濾析，力圖修正傳統經學中的種種流弊與缺失，為經學的完善化拓進道路。

（一）“學凡六變”與“學派二分”

　　紀昀鳥瞰經學之流，首先著眼於它的學術思潮演遷。

　　所謂學術思潮，即某一特定時期席捲一批人乃至一代人的具有普遍性的學術思想傾向。其特質正如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所精闢議論：

　　凡文化發展之國，其國民於一時期中，因環境之變遷與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進路，同趨於一方向，於是相與呼應洶湧如潮然。始焉其勢甚微，幾莫之覺，浸假而漲——漲——漲，而達於滿度。

　 　在文化史的研究中，對學術思潮的把握具有提綱挈領的意義。學術思潮誕生於一代現實土壤，它以傳統的 或當時的某種思想方法為範模，糅合了本民族文化或異源文化的成分以及新的社會信息，受時代變遷和社會政治、經濟諸種矛盾的衝突影響而引發，它一旦產生，又 具有自身相對獨立的發展歷程，深刻地作用於社會心理與哲學致思趨向。因此，從學術思潮入手，往往直接觸及到時代文化精神的內核。

　　由文化特質所決定，學術思潮的演遷往往與文化演進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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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因為，學術思潮的變遷，歸根結底是一種價值觀念或價值傾向性的躍遷。這種躍遷，正是文化結構從深層發生演變的重要表徵。而一代又一代價值取向的疊變相與推引，終構成中國文化起伏跌宕、氣象萬千的歷史運動。

　　作為從中國傳統學術圈中生長起來的學者，紀昀不可能對經學思潮展開嚴格意義上的理論把握，但他以敏銳的洞識，注意到“儒者沿波，學凡六變”，每一特定歷史時期自存在具有一定傾向性與普遍性的學術思潮。這就是：

　　東漢古文學的篤實謹嚴，恪守師承；

　　魏晉——宋初經學的“各自論說，不相統攝”；

　　洛閩經學的“擺落漢唐，獨研義理”；

　　元明經學的“見異不遷”，恪守宋儒；

　　晚明經學的“激而橫決”，“各抒心得”；

　　清代經學的“徵實不誣”，細碎繁瑣。

　　如上學術思潮雖然價值取向與風格各異，但在紀昀的視野中，它們絕非各自孤立生長，而是通過一系列互救互補的反向性運動構成一個動態的辯證統一體：

　 　由魏晉發端的經學新說是對兩漢“詁訓相傳，莫敢同異”學術風氣的抗拮。洛閩經學則從魏晉——宋初多 元化經學研究中汲取營養，走向懷疑論高潮。“盛極或伏其衰，變極或失其正”。元——明初的經學一味恪守宋儒，從而失去了宋學懷疑論的勃勃生氣，陷入僵化泥 淖，進而激起正德、嘉靖以後的異說紛呈、各抒心得。“空談臆斷，考證必疏”。清初學術從晚明空疏學風中返虛歸實，真批：當作反虛歸實！ 但卻流於繁瑣細碎，其間又蘊藏著經學思潮變異的新契機。由於紀昀抓住學術思潮演遷這一中心環節，他的筆鋒得以瀟洒自如地展現二千年來經學流變大開大合、大起大落的規律性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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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傳統經學研究中，紀昀對經學流變的總體性把握，別開生面並相當出色。

　　紀昀從思潮的遷變中去把握經學的總體輪廓，又細心辨析形形色色的經說與經論，進而將散殊之百家“分源別派”，提出著名的“二派”說：

　　自漢京以後，垂兩千年。……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①

　　這是中國經學史上較早的分派說。其後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阮元的《國史儒林傳序》都沿襲此說。真按：宋學與漢學二分的由來

　　平心而論，紀昀的經學二派說失之籠統。

　 　就漢學而論，兩漢學術本身就不是一個統一體，而是存在西漢今文學與東漢古文學之爭。“今文學以孔子 為政治家，以六經為孔子治致之說，偏重於‘微言大義’，其特色為功利的。古文學以孔子為史學家，以六經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書，偏重於名物訓詁，其特色為 考證的。”②東漢末又崛起以鄭玄為代表的“通學”派，將今、古文學加以混合。以“漢學”二字涵蓋漢代經學各派，甚或摒棄西漢今文學，專指東漢古文學，確實 有大大不妥之處。其舛誤正如晚清龔自珍所言：“漢人與漢人不同，家各一經，經各一師，孰為漢學？”③清學雖然以漢學相標榜

　　①《總目》，卷首，《凡例》。

　　②《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經學歷史〉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③《定盦文集補編》，卷三，《與江子屏書》，《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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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清學”卻並非“漢學”。龔自珍對清代經學與東漢古文學亦有明白辨別：“本朝自有學，非漢學。有漢人稍開門徑而近加邃密者，有漢人未開之門徑者。謂之漢學，不甚甘心。”為此，他建議改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為《國朝經學師承記》，龔自珍的這些論說顯然富於見地。

　　與“漢學”情形相似，宋學學術體系內也存在以朱熹為領袖的“歸納派”和以陸九淵為領袖的“演繹派”。前者主演繹，真批：以前文觀，當作後者主演繹！大抵未細心再通讀全稿之故也！ 執簡取繁；後者主歸納，由博反約。路數頗有差異。

　　由於紀昀的經學二派說過於籠統，未為嚴密。抵紀昀之隙，近人葉德輝、劉師培相繼提出經學四派說。葉氏四派說即今文學、古文學、鄭氏（玄）學、真按：鄭玄 朱子（熹）學。真按：朱熹 劉氏四派說則是“兩漢為一派，三國至隋唐為一派，宋元明為一派，近儒別為一派”。今人周予同亦提出三大派說，即西漢今文學、東漢古文學與宋學。經學分派顯然是一個有待進一步開拓的課題。

　　紀昀的經學二派說誠然大可商榷，但他畢竟開啟了關於中國經學派別的討論，這是一個頗為重要的貢獻。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就人類認知趨向的普遍規律而論，紀昀漢、宋二學派的劃分，含有一定的合乎真理的成分。

　　人類對外部世界的認識，大體上呈現兩種趨向。英國學者柏爾林形象地將它們喻為“狐狸型”和“刺猬型”。

　 　“狐狸”與“刺猬”之喻來自古希臘詩人阿契羅恰斯：“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是刺猬則只知道一件大 事。”柏爾林借用此語將思想家和文學家分為兩大類型：刺猬型學者慣於將所知、所思、所感納入一個一貫而明確的系統。而狐狸型學者則從事多方面追逐。他們知 識淵博，但對於各式各樣的經驗和外在對象，僅僅採取一種嚴肅的就事論事的認知態度，並不企圖把它們納入一個無所不包的思想體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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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柏爾林的“狐狸”、“刺猬”論揭示出學術認知方式的規律性走向。在不同時代，“狐狸型”與“刺猬型”的認知方式或許以不同面貌出現，但它們在思想史上卻是永久存在。歐洲哲學史上的唯名論與唯實論、經驗論與理性論便分別具有“狐狸型”與“刺猬型”認知方式的特質。

　 　伯爾林的學說曾給予臺灣學者余英時以啟示，他借用“狐狸”與“刺猬”二型來分析章學誠的“朱陸同異 論”。其實，紀昀的漢、宋二派說又何嘗不是一種跡近於“狐狸型”與“刺猬型”的認知類型的劃分：漢學學者恰似“狐狸”，他們博學多識，注重徵實性的、就事 論事的瑣碎考證，但卻不存在一個一貫性的中心體系。宋學學者恰如“刺猬”，他們以“性”、“理”的思索與追尋貫穿學術研究，從而將所思、所知、所感統統歸 結於倫理學本體論。從這一意義上言，紀昀的漢、宋二學分派，可視為對學術認知類型的頗富啟發性的劃分，其間包蘊著中華文化特有的直覺體悟的睿智識力。

　　“遠山無皺，遠水無波，遠樹無枝。”紀昀的經學六變論與學派二分說也具有這種整體清晰、細節模糊的特徵。對於文化史學家來說，這恰是必具的眼力和視角。

（二）漢、宋二學總批判

阮元在論紀昀學術時指出：“公之學在於辨漢、宋儒術之是非

　　①康德也有相類似見解。他在《純理性批判》中指出：“理性”具有兩種傾向，一種按照萬殊的原則，喜歡繁多；另一種按照合併的原則，喜歡一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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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確實，對漢學、宋學兩大學派進行理論上的總結與評判，是紀昀一生中最為重要的學術工作之一，其間所蘊藏的學術思想豐富而又斐然可觀。

　　1.兩漢經學批判

　　“兩漢經學，號為極盛。”②正是自西漢始，經學君臨於思想文化領域，開始了它長達二千餘年的流轉運行。

　　兩漢經學的首唱是今文經學。在朝廷的扶助下，今文經學立於學官，鼎盛一時。西漢末年，古文經學開始崛起，至東漢中葉，其勢扶搖直上，從而激發激烈的今、古文之爭。直至東漢末鄭玄網羅眾家，遍注群經，才泯棄了今、古文爭論，使今、古文經得到統一。

　 　對於兩漢經學，紀昀首先從學術淵源上認同其價值，這就是所謂“去古未遠”，對產生於前經學時期的經 典，在理解上較少時代隔閡。如在《易》學上，“《左傳》所記諸占，蓋猶太卜之遺法”。“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③。在《春秋》學上，“左氏身為國史，記錄 最真。公羊、穀梁去聖人未遠，見聞必近”④。毫無疑義的是，所謂“去古未遠”，“得聖人之意最真”，其實是一種失真的認識。正如黑格爾所言：“一個灰色的 回憶不能抗衡‘現在’的生動和自由。”⑤理論的傳承從來依治術的需要而發生變形。先秦諸子皆言必稱堯舜，但是，“儒家之堯舜美備，墨家之堯舜質野，道家之 堯舜天神，農家之堯舜並耕，兵家之堯舜戰爭

①阮元：《紀文達公遺集‧序》真按：缺句號！如此細故不再一一計校矣.

②總目》，真按：標點有誤! 卷三十三，經部，《駁五經異議》條。

③《總目》，卷一，經部，《易類小序》。

④《總目》，卷二十八，經部，《春秋三傳辨疑》條。

⑤　黑格爾：《歷史哲學》，三聯書店1956年版，第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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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家之堯舜明察”。“各執一偏，言人人殊，皆非真堯舜也”①。孔學一系也同樣如此，孔子去世未久，他 的門徒就迅速發生分化，“儒分為八”。據稱是孔子三傳弟子的孟軻，自命為孔子、子弓一系傳人的荀況，各立門戶，馳騁己說。孔子不愛談性與天道，孟軻卻偏熱 衷於辯人性論天道。孔子主張聽天由命，荀子則主張人定勝天。真孔學的傳人尚且背離孔子教義，他們的後學更無可避免地步其後塵，依所處時代、階層、學派的不 同，對經典作出歧義紛紜的解說，形成對歷史的特殊測度。正如朱維錚所指出的：“學（經學）隨術（治術）變的傳統，這是經學作為封建主義統治學說的必然命 運。”②兩漢經學盡管“去古未遠”，但各派秉承的決非初始涵義的孔學，其理論研究的取向其實是實際政治進程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反射和回聲。

　 　漢人傳經，嚴守師法和家法。西漢重師法，東漢重家法。師法者，溯其源；家法者，演其流。先有師法， 而後成一家之言。如《易》之有施讎、孟喜、梁丘賀之學，是為師法；施家又有張禹、彭宜之學，孟氏又有翟牧、白光之學，梁丘氏又有士孫張、鄧彭祖、衡咸之 學，是為家法。紀昀悉心分析兩漢經學恪守師法、家法傳統在經學史上的意義。他認為，“專門授受，遞稟師承”的治學方式，使漢代學者的學問“專而不雜，故得 精通”③。“其學篤實謹嚴”④。但是，一味恪守師承，必然造成學者視野的狹窄

①廖平：《書經大統凡例》。

②朱維錚：《中國經學與中國文化》，《復旦學報》1986年第2期

⑧《總目》，卷三十三，經部，《經稗》條。

④《總目》，卷一，經部，《經部總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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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師承以外，罕肯旁徵，故治此經者，不通諸別經。即一經之中，此師之訓故，亦不通諸別師之訓故。” ①其思維方式也必然拘泥僵化，誠所謂“師所不言，則一定不敢更”②。“非惟訓詁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紀昀因此總結道：“及其弊也 拘”③。這確是鞭徹入裡的品騭。

　 　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爭是中國經學史上的一樁大公案。今文經學的特點是政治的，講陰陽災異，講微言 大義。古文經學的特點是歷史的，講文字訓詁，明典章制度，研究經文本身的涵義。前者主合時，後者主復古。前者政治上得勢，後者一直在野。今文經學與古文經 學的對壘頗類似於古代基督教安提阿學派與亞歷山大里亞學派的對立，安提阿學派主張從字面和歷史意義上詮解《聖經》，亞歷山大里亞學派則主張對《聖經》詞義 作諷喻性的解釋，亦即今文經學所謂微言大意。這種不謀而合的文化現象顯示出東西方聖典詮釋學存在著共通的思維規律和表現方式。

　　在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兩大營壘之間，紀昀一如清代樸學家，明確站在東漢古文學一邊，其間起決定性作用的乃是那一時代流行的“崇實黜虛”的價值取向：

　　劉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詞徵實而難巧。儒者說經論史，其理亦然。故說經主於明義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訓詁，則義理何自而推？……今所錄者率以考證精核，辯論明確為主

①《總目》，卷三十三，經部，《經稗》條。

②《總目》，卷三十二，經部，《孝經問》條。

③《總目》，卷一，經部，《經部總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