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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經》，理而辭者也；兩漢，事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自儒林、道學歧分，而經義、帖括為剝啄之亙，賢者舍經而樓上駕樓，以講道高自標目，而不肖者滉洋自恣，莫可窮詰矣。”８０

這段文字，分明抄自前引錢謙益〈新刻十三經注疏序〉中“漢儒謂之講經”一節，因此方以智所謂“聖人之經即聖人之道”，實際上祇是沿襲錢謙益的說法而已８１。真按：方以智受錢謙益影響 不過，方氏也把錢氏的論說加以發揮，提出“藏理學於經學”的口號，引錄如下：

　　　“《易》統三才萬法，而此中之秩序、變化具焉，太枯不能，太濫不切。使人虛掠高玄，豈若大泯于薪火？故曰藏理學於經學。”８２

他 不是要推翻宋明理學，祇是補救“尊德性”和“道問學”兩派的偏頗。所以指出陸九淵“求心，而其徒棄經 典”；朱熹“窮理，而其徒泥章句”的傾向，都是“學者之失”。他認為“學者優游漸漬”於四張六藝中，“上者達，次者立”，才是“萬世不易”的法則８３。因 此，王學欲虛，卻有“空疎不學以為靈”的弊病８４；朱學欲實，但“教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同樣有“錯行之用”的偏差８５。這都是因為不明白“德性、學 問本一”，反而“專門偏重”８６，“專門深入，一切且置，而執藥者懲咽廢食”８７，於是“尊德性”和“道問學”“自成兩路，不到化境”８８。方以智認為 “學必悟而後變化，悟必藏於學而後善用”８９，才是虛實互交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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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他提出“藏理學於經學”說的理論根據。

　　總括來說，方以智主張恢復尊經的傳統，融會“尊德性”和“道問學”的途徑，把理學藏於經學，以經典作為義理的依歸。

　 　方以智提出“藏理學於經學”及“聖人之經即聖人之道”的口號，與費密所說的“舍經無所謂聖人之道” 主張大致相同，代表明末清初學術界一種趨勢。但在否定宋、明理學的立場上，方以智並不如費密堅決。如方氏有取於朱熹尊經之意，僅非議他偏重“道問學”，所 以未臻化境。而費密則把王安石、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陸九淵，朱熹、陳獻章、王守仁之說，同視作“偏浮為道大害”，如魏、晉清談毫無分別 ９０。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

　　　“（方）以智崛起崇禎（1628-1644）中，真按：方以智 考校精核，迥出其（楊慎，1488-1559）上。真按：楊慎之生卒 風氣既開，國初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1629-1709）等沿波而起，真按：朱彝尊之生卒 始一掃縣揣之空談，雖其中千慮一失，或所不免，而窮源遡委，詞必有徵，在明代考證家中，可謂卓然獨立者矣。”９１

方以智除了主張“藏理學於經學”來補救王學末流掠虛之弊外，更進一步提出考據的建議：真按：考據學興起的原因 真按：考證學興起的原因

　　　“辨名當物，未有離乎聲音文字而可舉以正告者也，真按：聲韻學 真按：真按：見註９２ 文字學 《爾雅》之始於〈釋詁〉，而統當名物也。《十三經》從之博而約。”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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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明道而窮經，因窮經而考據，可說是自然而然的趨勢。

丁、顧炎武——“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

　　凡討論顧炎武學術思想的學者，大都會提到他的名言”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這句話出自〈與施愚山書〉，徵引如下：

　　　“理學之傳，自是君家弓冶。然愚獨以為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沒身而已矣。’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而但資之語錄，校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 《論語》，聖人之語錄也。’舍聖人之語錄，而從事於後儒，此之謂不知本矣。真按：知本 ”９３

雖 然“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這個命題在顧炎武的著述中僅出現過一次，但論者大都認為這是顧氏思想的精 義，例如全祖望撰〈亭林先生神道表〉，稱述顧氏的學說，便特別轉述這一命題說：　　　“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是舍經以言理學者，而邪 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９４

顧炎武說“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並不是說“理學”等於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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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理學”為經學的一部分，言理應本之於經而已，全祖望所述“經學即理學”，則把二者混一，所以受 到後世的批評９５。雖然，全氏所說未合顧炎武本意，但從清初去虛就實、反對宋、明理學的大前提來說，並沒有完全違背了顧氏的意思。可是後來有些學者，竟把 全氏所述，當作顧炎武的本意９６。

　 　顧氏“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一命題，乃針對“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的現象而來。他認為宋、明儒 所談的理學為禪學：是因為他們不取資於《五經》，《論語》等儒家經典，而“言學者必求諸語錄”９７。他譏諷他們謂：“孔門弟子，不過四科”，但“自宋以下 為之學者，則有五科”，這第五科就是“語錄科”９８。他指出儒家“語錄之書，始于二程”，真按：探始 而到了他的時代，可說是汗牛充棟了。然而儒家的語錄，“淫于禪學者實多”，而這類學說也是出于程門的。例如謝良佐（1050－1103）、張九成（1092－1159）就是“學程子而深于禪者”及“以禪而入于儒”的人物。又如陸九淵，雖然能“自立一說，以排千五百年之學者”，但他主張“收拾精神，掃去階級”，亦無非是“禪之宗旨”。後來的學者“遞相演述”新的學說，大抵也不超越上述範圍９９。

　　既然“今之所謂理學”祇是“禪學”，所以顧炎武呼籲學者“知本”，真按：探始 真按：知本 真按：探本 所謂“知本”，就是要明白孔門學說的本旨。他慨歎百餘年以來的學者，“往往言心言性”，其實“茫乎不得其解”。他指出“命與仁”，是孔子所罕言的；“性與天道”，是子貢（端木賜，前520-？）所未得聞的。雖然“性命之理，著之《易傳》”，卻“未嘗數以語人”。孔子答問士時，僅說“行己有恥”，答問為學時，則說“好古敏求”；又教誨弟子時，祇說“允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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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海固窮，天祿永終”，而沒有舉出甚麼“堯、舜相傳‘危微精一’之說”。因此，顧炎武認為“聖人之所以 為學者”，是“平易而可循”的。可惜當時的“君子”卻“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祇和他們“言心言性”，舍棄“多學而識、以求一貫”的方法，又“置四 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１００。顧氏認為這樣以孔、孟之說來講論道德性命，不外是清談孔孟，而它的流禍比魏、晉時清談老、莊而引致五胡 亂華的禍患更甚。他批評“今之清談談孔、孟”的學者，“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不問孔子“論學論政之大端”，無疑是“以明心見性之 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是促成“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廟丘墟”的根源１０１。由此可見，他抨擊理學的空疏，實有感於明朝的覆 亡而發。而他對“永嘉（307－313）之亡，太清（547－549）之亂，豈非談空空、覈玄玄者有以致之”的感歎１０２，同樣是以古諷今，控訴宋明理學的空言，為明亡的因素，所以又有“濂、洛言道學，後來者借以談禪，則其害深矣”的歎息１０３。

　 　由於空談天道性命之學的禍害無窮，所以他要糾正今世之非，回復古人之是，主張從“古之理學”──經 學──中求道，推翻宋，明儒從“今之理學”──禪學──中求道的歪風。他指出“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用心於內”，不過是“近世禪學”的說法而已。從經 典所見，“古之聖人所以教人之說，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洒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禮》、《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交 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其中雖有“體用之分”，卻沒有“用心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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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法１０４。

　 　總括來說，顧炎武認為古人沒身於經世致用的學問而明理，而今人則舍棄《五經》中所載的典章制度和當 世之務而空談道德性命；前者的用心在治國平天下，後者的措意專用心於內。顧氏“古之理學，經學也”的命題，即強調道在經中，明經就能明道，而明道則能救 世。這亦是他辨析經學和理學之間不同的旨要。

　　顧炎武的經學與理學辨，和費密、方以智的觀點十分接近，但在否定宋明理學的立場上，顧炎武和方以智相似，而和費密斬釘截鐵的態度不同。顧氏所針對的主要是王學，他依然推崇程、朱，不但為朱熹建築祠堂１０５，而且稱許程、朱學派的羅欽順、陳建（1497－1567）以至後人所鄙視的貳臣孫承澤（1592－1676）１０５。誠如章炳麟（1869--1936） 指出，雖說顧炎武“深懲王學”，其實“所惡於王學者，在其末流昌狂浮偽而已’，在他的朋友中，也不乏提倡王學的人１０７。其次，因通經而提倡考據，是顧炎 武和方以智所走上的同一道路，而顧氏提出“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之說１０８，推進了因窮經而考據的趨向。

　　　　　（三）

　　上文討論過一些明末清初反理學（或反王學）的思想家從經學和道學之辨的角度檢討宋明理學的意見，現在談談學宗王守仁的思想家本身對理學的醒覺和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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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陳奕禧、黃宗羲——“理學不本經術，非矜《集注》為秘錄，則援作用為軻傳”真按：真按：孟子 四書集註

　　黃宗羲（1610-1695）在《明儒學案‧凡例》中指出，真按：黃宗羲之生卒 明 代的文章和事功都不及前代，獨於理學，為前代所不及。他說明儒“牛毛繭絲，無不辨晰，真能發先儒之所未發”。相反，程、朱闢佛的論說雖然繁複，可惜“總是 祇在跡上”，對於那些“彌近理而亂真”之說，“終是指他不出”；而“明儒于毫釐之際”，都能“使無遁影”１０９。表面上，黃氏是在推崇明儒精於理學，為前 代之所不及，而且流露出尊明而抑宋的態度。但從他整體思想考究，這段說話不過為明儒的學問提挈綱領，並無尊崇之意１１０。

　　黃宗羲論學，重視整統，不主分析，認為“學問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他指出三代以上，祇有“儒”這個名稱，所以司馬遷（前145或前135─前87？）創立了〈儒林傳〉。真按：司馬遷之生卒 及漢代衰落，才有“雕蟲”，這是“壯夫不為之技”，為了不和“儒”混淆，於是又設立了“文苑”一目。到了宋代，有些儒者不再從事“事功經制”，《宋史》便立“道學”一門來識別他們。但後來，“道學之中又有異同”，如鄧元錫（1529-1593）“又分理學、心學為二”。真按：鄧元錫之生卒 黃 氏對這種發展深表不滿，他指出把“一儒”“裂之為文苑，為儒林，為理學，為心學”，原意應是“析之欲其極精”罷，為甚麼“今之言心學者”，卻不再“讀書窮 理”呢？至於“言理學者”，“所讀之書不過經生之章句”，“所窮之理不過字義之從違”。他們“薄文苑為詞章，惜儒林於皓首”，真按：皓首窮經 而他們則“封己守殘，摘索不出一卷之內”，他們的“規為措注”，與“纖兒細士”毫無分別。就是“天崩地解”，亦以為“無與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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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說這是“說同道異”，而“自附於所謂道學”之中。黃氏指摘這是“逃之者之愈巧”的弊病１１１。 由此可見，明儒雖然“牛毛繭絲，無不辨晰，真能發先儒之所未發”，實祇足以令到“逃之者愈巧”而已。所以他指斥“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 根抵，束書而從事于“游談”的不當１１２，而且提倡通經的重要說：

　　　“學必原本于經術，而後不為蹈虛，必證明于史籍，而後足以應務。真按：史學 真按：黃宗羲 真按：重效驗 ”１１３

當黃宗羲在海昌講學時，有從學者十餘人，其中陳奕禧主張：

　　　“學問不本之經術，非矜《（四書）集註》為秘經，則援作用為（孟）軻傳。真按：孟子 真按：四書集註 真按：孟子 ”１１４

於是和“同志創為經會，以崇實學”１１５。後來黃宗羲為甬上的講經會的弟子陳赤衷（1627-1687）撰寫壽序，引錄了陳奕禧的說話，稍作更易（如本節題目中所引），作為學術宗旨１１６。

　　至於通經的方法，黃宗羲有取於萬斯大（1633-1683）提出的“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真按：萬斯大之生卒 非悟傳註之失則不能通經”及“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註之失”。真按：黃宗羲學術淵源 真按：黃宗羲與萬斯大 甚麼是“通諸經以通一經”呢？黃宗羲指出“經文錯互”，每“有此同而彼異”的地方，學者應當勘比諸經，“因詳以求其略，因異以求其同”。所謂“非悟傳註之失則不能通經”，是因為傳註繁多，如果“學者入傳註之重圍”，真按：皓首窮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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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不能思考經文，“經既不思”，便無從辨析傳註有沒有缺失，不明悟傳註的得失，自然不能通經。至於需要 “以經釋經”，為的是一般學者“信傳註者過於信經”，例如八卦的方位已載於經，但邵雍提出“離南坎北之臆說”，就有人附會其說，對經的記載產生懷疑 １１７。黃氏提出通經的方法，雖不及方以智、顧炎武的具體而著明，畢竟也能“指斥純主觀的王學不足為學問”及“指出客觀方面許多學問途徑”，梁啟超指他 “純為明學餘波”１１８，豈是知人之論？

　　黃宗羲主張理學必須本於經術，目的亦在回復儒家“通經致用”的傳統。真按：通經致用 他 指出“儒者之學，經緯天地”，可惜“後世乃以語錄為究竟，僅附答問一二條於伊、洛門下，使廁儒者之列”。他們視治財賦的人為聚斂，視開閫扞邊的人為麤材， 視讀書作文的人為玩物喪志，視留心政事的人為俗吏。但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的闊論來“鈐束天下”，一旦國家危亡，便不知所措。黃宗羲認為 這是世道“潦倒泥腐”的原因。由於他們“以為立功建業，別是法門”，不是“儒者之所與１１９，所以他提倡“事功、節義，理無二致”；“事功必本於道德，節 義必原於性命”１２０。使理學本乎經學，通經以達致用，道德不離事功。

乙、邵廷采——“經學與心性之學本出一原”

　　自從歸有光開啟了經學與道學之辨，得到明末清初思想家的響應，以經學取代理學的主張愈來愈明確，而提倡通經必須考據的論說也相繼出現。真按：考證學興起的原因 真按：歸有光對後世的影響 邵廷采（1648-1711）卻對經學與道學之辨促成的考據作風有所顧慮真按：邵廷采之生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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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廷采出身於姚江書院，篤信良知學說，但能突破王學的門庭，提倡體用兼備的儒學，針砭南宋以來理學家重體而輕用的偏失；同時提倡殊途同歸之說，平息“尊德性”與“道問學”的紛爭。

　 　邵廷采論學，也重統整而不主分析。他認為“道固一貫，其流則萬，析焉既精，支離是患”。其次，“儒 者之學”，是“以經世務為驗”的，如果“天下見儒者經綸，無施不可”，這是因為他們學問的“厚積”而施發出來的１２１。至於“學”的範圍，廷采指出“人 情、物理、事勢”，都是“聖人之學”。所謂“道一以貫之”、“合外內之道”的法理甚寬，執著便有不是。又“務要隨處體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然後可 加篤行”１２２。上述對道為一貫的看法、對儒學結合世務的主張，以及對學的範圍的界定，實為糾正南宋以來，儒學規模墮斁，儒者簡遺世務、固步自封的惡風而 發。真按：「固步自封」固字應作故！ 也可以說是作為一個王學傳人，對宋、明理學加以修正。

　　他曾引申陳亮“學者當學為人，不當專學為儒”之說，批評宋代的理學家實拘限了儒學的範圍。真按：人情練達即文章 真按：學術 他指摘“程、朱之門”，“將宇宙大事業，私占自家門戶”，而他們的“用處，亦每受道理拘縛，鮮所變通”，所以施行的時候使遇到障礙。如果他們真的“有道濟天下之心”，是不“可以孤立行意”的１２３。

　　他又贊同顏元“學術至宋儒而歧”，的說法，批評宋儒“中體落于偏枯，混入佛、老，而不自知”。又斥責宋儒“所云問學，又止于誦讀訓詁”，舉凡“禮樂兵屯、經世實用，一切蔑略，動而輒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