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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此種分類法，見諸於其總目提要凡例之第二則：

　　是書以經史子集提綱列目。經部分十類、史部分十五類、子部十四類、集部分五類。或流別繁碎者，又各析子目，使條理分明，所錄各書，各以時代為次，其歷代帝王著作，從隋書經籍志例，冠於各代之首。（註二十一）

同一類中，部次圖書之秩序，也仿前人之例，以撰人時代為先後，而箋釋之作，則從所註之書，而不論作註之人。至於御製之書，館臣原擬冠於各部類之前，以示尊崇之意，清高宗則以為不妥，於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下詔曰：

　 　四庫全書總裁奏進所辦總目提要，內請於經史子集各部冠以聖義、聖謨等六門，恭載列聖欽定諸書，及朕 御製、御批各種，所擬殊屬紛繁。從前開館之初，曾經降旨以四庫全書內，惟集書部應以本朝御製詩文集冠首，至經史子三部仍照例編次，不必全以本朝官書為首。 今若於每部內，又特標聖義諸名，雖尊崇起見，未免又多增義例。朕意如列聖御纂諸經，列於各本經家之前，御批通鑑綱目等書，列於各家編年諸書之前，五朝聖 訓、硃批諭旨、方略等書，列於詔令諸門之前，御注道德經，列於各家所注道德經之前，其他以類仿照編次，俾尊崇之義，與編纂之體，並行不悖，至閱其總目，特 載朕前後修書諭旨，及御題四庫諸書詩文為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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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辦未為盡協。四庫全書體大物博，將來書成之日，篇帙浩繁，舉何為序，所有歷次所降諭旨，列之總目首 卷以當序，事屬可行，且官撰諸書，亦以諭旨代弁言者，自不得不如此辦理。至朕題四庫諸書詩文，若亦另編卷首，將來排列轉在列朝欽定諸書之前，心尤未安。雖 纂校諸臣，尊君之意，然竟似四庫全書之輯，端為朕詩文而設者，然朕不為也。將所進詩文六卷撤出，仍分列入朕御製詩文集內俾各為卷首，則編排在列朝欽定諸書 之後，而四庫書內朕所題各書詩文，列在本集卷首，庶眉目清而開帙了然，將此諭令館臣遵照辦理。（註二十二）

纂校之臣，尊君之意，列御製諸書於各部類之首，在不為清高宗所接受後，遂恪遵清高宗意旨，僅將高宗所頒各修書諭旨，列在總目首卷，此即今日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之聖諭。而其他御纂諸書則示意列於各本類之前。然事隔兩日之後，清高宗又頒令曰：

昨據四庫全書總裁奏進總目，真按：原訛作作，徑改！ 請於經史子集各部，冠以聖義、聖謨等六門，業經降旨，令將列朝御纂、御批、御製各書，分列各家著撰之前，不必特標名目，並令將卷首所錄御題四庫諸書詩文撤出，分列御製詩及各集之前，所以示大公也。朕一再思維，四庫全書之輯，廣搜博採，彙萃群書，內以昭垂久遠，真按：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作用，是也.此據陳垣辦理四庫全書檔案，故訛作內爾. 公之天下萬世。如經部易類，以子夏易傳冠首，實為說易家最古之書，允宜弁冕羲經，若以欽定諸書，列於各代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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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為纂修諸臣尊崇本朝起見，而於編排體例，究屬未協。況經史子集各部內，尚有前代帝王論著，以本朝欽 定各書冠之，亦有未合，在編輯諸臣，自不敢輕議及此。朕則筆削權衡，務求精當，使綱舉目張，體裁醇備，足為萬世法程，即後之好為論辨者，亦無從置議，方為 盡善。所有四庫全書經史子集各部，俱照各按撰述人代先後，依次編纂，至我朝欽定各書，仍各按門目，分冠本朝著錄之上，則體例精嚴，而名義亦秩然不紊，稱朕 折衷詳慎之至意，將此諭令館臣遵照辦理。（註二十三）

清高宗此諭旨，即為四庫全書館臣日後部次群書的準繩。惟四庫全書薈要完成於乾隆四十三、四十四年間，未克遵循此項上諭辦理，是以在部次群書方面略有不同，集部之首冠以清帝諸撰述，而在卷首凡例亦云：

　……惟集部則恭載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及我皇上御製纂定諸書為冠，以志載道之文，君師統合，非古今著述家所能比擬也。（註二十四）

　第四節　四庫館去取圖書之概況

　清高宗修纂四庫全書，雖以稽古右文為標示，實則寓深遠的政治目的，圖欲藉修機會，澈底審查古今一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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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不利於清室統治之文字，率以「語涉詆觸」、「肆言狂吠」等罪名，盡加摒撤，而此項政治意圖所涉及之範圍極為廣泛，將另闢篇章討論。茲專就清高宗個人所持學術理念之影響及於館臣編輯方針上，加以探述。

　　清高宗素來重視於「闡明性理，潛心正學」的書，並曾明白表示：

　　予蒐羅四庫之書，非徒博右文之名，蓋如張子所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胥於是乎繫。（註二十五）

強列顯示修纂全書，乃在賡續聖賢的道統。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十月七日曾諭令館臣曰：

　　朕御製詩文內，如周程張朱皆稱子，而不斥其名，又如韓昌黎、蘇東坡諸人，或有用入詩文者，亦只稱其號而不名，乃千古以下之臣，轉將千古以上之君稱名不諱，有是理乎？……諸臣辦理四庫全書，見有不協於理者，……隨時釐正。

清高宗從對先賢及千古以上之君的推崇，目的無非期望能延及到對清室帝王本身的尊敬。真批：妄自測他人的心意.所以謂小人心以度君子者也！既無實憑，則由人分說，伊于胡底！高宗所言亦不過君權至上，誰都一樣，為貫徹尊君之念，嚴君臣之別，制尊卑之禮故爾。白紙黑色，明白至此，而但自由心證，若一旦誤冤枉人，負何言責哉！ 所以館臣選書，處處含有強烈的君師統合的理念。而為貫徹此項理念，乃不得不從端正學術思想方面入手，於是對釋、道之書，便特別慎加擷擇。所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凡例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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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流別，歷代增新，古來有是一家，即應立是一類，作者有是一體，即應備是一格，斯協於全書之名，故釋道外敎，詞曲末技，咸登簡牘，不廢蒐羅。然二氏之書，必擇其可資考證者，其經懺章咒竝凜遵諭旨，一字不收。（註二十六）

清高宗既特別表示修書本意在崇經遵儒，真按：疑當作崇經尊儒. 於是對於歷代著作人之人品，橫加評斷，當日主要負責選書的總纂官紀昀即曾說：

　　文格遞變，偽體日生，凡不軌於正者，悉從刪汰。

繼而紀氏又標舉出：

　　明之宋濂、高啟、李東陽、吳寬、王鏊、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高叔嗣、唐順之、王慎中、歸有光、李攀龍等，均以正派相承，為一代冠冕，悉宜並存。（注二十七）

對 作者人品的重視，必然影響到收書的標準。然而為顧及「全書」，又不能不擷擇百家之書，而百家之書的選 擇，卻又在不能違悖衛道的原則下進行。清高宗特別指示「百家近正言方取」，亦就是足以「羽翼群經」、「增廣見聞」，有助於弘揚經史，並可作為研治之旁參 者，才加以收錄。這樣一來，清高宗自誇四庫全書所說：「古今數千年，宇宙數萬里，其間所有之書雖夥，都不出四庫之目。」的話，（註二十八）已大打折扣了真批：他說的是目又不是書！ 真按：四庫全書並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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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高宗崇儒遵經的理想，真按：疑當作崇儒尊經，前同！ 館臣選書時曲意附和，於是對許多古籍中的文篇，採「權為去取」的方式，對於部分圖書中的一些青詞、疏語或神仙家言等文字，概從刪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即明白標示：

　　今所採錄，惟離經畔道，顛倒是非者，掊擊必嚴，懷詐挾私，熒惑視聽者屏斥。真按：下脫必力二字！

又云：

　　宋人朱表青詞，亦槩從刪削。其綺聲填調之作，如石孝友之金谷遺書，張可久之小山小令等，臣等初以相傳舊本，姑為錄存，並蒙皇上指示，命從屏斥，仰見大聖人敦崇風敎，釐正典籍之至意，是以編輯雖富，而謹繩墨，去取不敢不嚴。

館臣在「仰見大聖人敦崇風敎」的結果，乃於編輯全書時，對若干著作，採去取不敢不嚴的態度，因而影響到許多文獻的完整及真實性，四庫全書之最為後人垢病者，真按：當作詬病！ 此亦是中之一端。

　第五節　敕令收錄大量欽定圖書

　清高宗修纂四庫全書，一方面在稽古右文。藉修大書以求垂萬世之芳名，一方面則在推廣政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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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昭示來嗣。既為稽古古文，則若干足以收錄的典籍，均經其敕令收入全書之中。而為昭示來嗣，坐收政敎目的，乃大量編纂欽定之書，備供四庫全書採錄，俾垂敎後世。茲例舉高宗敕令收錄欽定圖書數則於后：

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八月十二日館臣奏云：

　　臣等遵旨將滿洲蒙古字合璧清文鑑寫入四庫全書。謹擬繕款式進呈，恭候欽定發下，臣等即交館遵照辦理。（註二十九）

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三月十六館臣奏云：

　　臣等遵旨將編修陳淦伊父陳世侃所進編輯賦彙題注一書，詳加閱看，尚屬簡當，應請旨交四庫館抄入全書（註三○）

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四月十七日高宗上諭云：

　　昨于養心殿存貯各書內，檢有明朝宮史一書，其中分類敘述宮殿樓臺，及四時服食宴樂，并內監職掌宮闈瑣屑之事，卷首稱蘆城赤隱，呂毖較次，真按：當連讀.蘆城赤隱即呂毖也. 其 文義猥鄙，本無足觀，蓋明季寺人所為。原不堪採登冊府，特是有明一代粃政多端，摠因閹寺擅權，交通執政，如王振、劉瑾、魏忠賢之流，俱以司禮監秉筆，生殺 予奪，任所欲為，遂致阿柄下移，乾綱不振，每閱明代宦官流毒事蹟，殊堪痛恨，即如此書中所稱司禮監掌印秉筆等，竟有秩尊視元輔，權重視摠憲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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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朝廷大政，付之刑餘，俾若輩得以妄竊國柄，奔走天下，卒致流寇四起，社稷為墟，伊誰之咎乎？著將此書交該總裁等，照依原本抄入四庫全書，以見前明之敗亡，實由於宮監之肆橫，真按：於下原衍一於字，徑刪！ 則其書不足錄，而考鏡得失，未始不可藉此以為千百世殷鑑，並將此旨錄冠簡端。（註三十三）

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六月□日館臣奏云：

　　遵旨查張靄生所著河防述言一書，並未寫入四庫全書，亦未列入存目，且書甲鄂敦他腊等地名，誤寫處頗多，應請旨將此書交四庫館照新定河源圖內，一律更改繕入四庫全書。（註三一）

以上諸例，可見若干圖書之入四庫全書，均秉承皇上旨意。而清高宗為「藉以為千百世殷鑑」，曾在修纂四庫全書之同時，敕令編纂有關清室文治武功之書，備採入四庫全書之中。茲亦舉數例如下。

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十月十九日上諭云：

　　朕歷覽前代建儲諸弊及我朝家法相承，於立儲一事之不可行，已明降諭旨，宣示中外，至史冊所載，因建立儲貳，致釀事端者，不可枚舉，自當勒成一書，以昭殷鑑 真按：原訛作似昭，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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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皇子等同軍機大臣，及上書房摠師傅等，將歷代冊立太子事蹟，有關鑑戒者，採輯成書，陸績進呈。即著皇孫之師傅為謄錄。書成名為古今儲貳金鑑。（註三十四）

乾隆四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上諭云：

　　國史之修，所以彰善癉惡，信今傳後。我國家凝承景貺，垂裕萬年，真批：此則任真萬歲必亡定律也 前承降旨，將開國以來王公大臣及滿漢文武，真按：原訛作滿滿文武，徑改！ 內 自卿貳以上，外自將軍督撫提督以上，並綜核生平事蹟，各為立傳。蓋因前代諸史，皆由後世史官編纂，勝朝事蹟，歷年久遠，湮沒失傳，以致網羅散佚，采及裨 官，褒譏好惡，任意軒輊，率無定評。何如及早裒集，免致聞見失真，傳疑襲訛乎！茲國史諸臣列傳，進呈皆經朕親覽詳加核定，公是公非，不少假借，以期徵實垂 信。但國史體例與歷代史不同，館臣纂輯，惟應據事直書，無庸分別各門。至若忠烈廉孝，以及奸臣宦官，歷代皆附入列傳。我朝百代昇平，並無此等事也，惟貳臣 傳一門，前經降旨為編甲乙，乃我朝開創所有，此實扶植綱常，為世道人心之計，自應另立專門，以存直道。至叛逆之臣，如吳三桂等，亦應明正罪狀，另立一門， 用昭斧鉞之嚴。所有現辦滿漢臣工表傳、蒙古王公事蹟，其在乾隆四十年以前者，俱著該總裁等，董飭纂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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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限五年，陸續進呈，候朕欽定成書頒行，真按：原訛作侯朕，徑改！ 并寫入四庫全書，垂為信史。（註三十五）

修纂四庫全書之同時，由於另頒修纂其他欽定之書為量甚多，為能順利完成，以便配合採入四庫全書，不致擔誤全書之修纂進度，故當日另設許多書館，負修纂全責，並仿四庫館有考成及期限之規定，而由四庫館監督之。茲以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元月十七日館臣之奏摺為例：

　　查各館依限完竣各書及逾限未完各書，真按：原訛作愈限，徑改！ 業 於上年七月內查明具奏，奉旨分別議敘、議處在案。茲自上年查辦以來，臣等節次嚴催各館，將逾限各書加緊趕辦，務期一律迅速完竣。現在各書內，如盛京通志、 職官表，續通志，俱經依限完竣，至大清一統志，因有增纂之卷，曾經聲明展限，今奏明於三月內辦竣，又蒙古王公表傳亦有增纂之卷，並經聲明展限各在案。惟開 國方略、宗室王公表傳二書，因逾限未完，經臣等於上年奏請議處，並勒限於本年四月內全竣。其三通館所辦之皇朝通典、通志、通考各書，原限乾隆五十一年完 竣，現在該館亦上緊趕辦，按卷呈進，所有上年查辦各書原限清單，謹粘貼黃簽一併進呈，（註：三十六）真按：標點有誤!

遲至乾隆五十年尚有未修纂完成之欽定圖書，可見四庫全書完成之時，對若干欽定之書，尚不及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