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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四庫開館，拉開了中國文化史上既輝煌又沉重的一幕。四庫館臣，皆為一時之選，他們代表了一個時代， 他們形成了一大學派。他們中的佼佼者，又成為後人景仰不已的一代宗師。乾嘉諸老，雖然與我們相隔整整兩個世紀，但他們留給我們的是極為寶貴的精神遺產。他 們造就了文化長城——《四庫全書》，同時，留下了《四庫全書總目》這一座巍巍豐碑。一代知識精英，會聚四庫館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吞吐萬家，評騭古 今，草創之，討論之，潤色之。十年冷板凳，磨就一利劍。他們用心血和汗水澆鑄出一部跨越時空的皇皇巨著，留下了一把打開學術寶庫的金鑰匙。多少後來者利用 它步入神聖的學術殿堂。然而，這把金鑰匙是如何打造出來的？是紀昀一人所為嗎？是清高宗一人所定嗎？現在，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對諸色人等在《總目》編纂過 程中的貢獻作出評價，回到具體的歷史語境之中，以翁方綱還之翁方綱，以戴震還之戴震，以紀昀還之紀昀，以陸錫熊還之陸錫熊，以于敏中還之于敏中，以清高宗 還之清高宗。只有如此，才能談得上客觀公正。

　　本書的寫作，從選題、資料的搜集到某些具體觀點的形成，得到了許多專家的指導與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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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記2000年 秋天，筆者向戴逸先生匯報博士論文《〈四庫全書總目〉研究》的寫作情況，戴逸先生特地詢問了《總目》編纂中的一些問題。當時我想，戴先生站在總攬全局的高 度，拈出這一問題，意義肯定非同尋常。因此在博士論文中增補了《〈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略》這一章。盡管搜集了一些材料，但還遠遠不夠。進入復旦大學博士 後流動站之後，我很快將報告題目由原來的《中國古籍辨偽學研究》改為《〈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並得到章培恒先生、吳金華先生的認可。如果沒有三位先生 的啟發與支持，本書可能難以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問世。

　 　進行這一專題研究，採用了業師曹之先生傳授的“竭澤而漁”的方法，即研究任何一個問題，首先要把材 料網羅無遺，多多益善，然後各個擊破，進行由此及彼、由表及裡、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探究。這一方法看似笨拙，但卓見成效。遵照師教，我首先編製了一份四 庫館臣的著作目錄，然後踏上征程，按圖索驥，在上海、北京、南京、武漢等地的各大圖書館查閱館臣文集。一頁又一頁，一冊又一冊，一函又一函，透過泛黃的故 紙，企圖尋覓二百年前四庫館臣留下的點點滴滴的雪泥鴻爪。令人遺憾的是，絕大多數的館臣沒有留下蛛絲馬跡，成為名副其實的“沉默的大多數”。有時候，我一 連好多天都找不到一條有用的材料，也曾有過不少苦惱，甚至擔心能不能及時完成這一課題。尋尋覓覓，冷冷清清，然而探尋的結果並不都是“凄凄慘慘戚戚”，而 是大量的原始材料被淘了出來。伴隨著一次次的發現，也就有了一次次的驚喜。

　　本書將用材料說話，主要使用傳統考據學的方式、方法，不厭其煩地向大家展示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這些材料對於《總目》編纂研究也許是有用的。同時，我們也會透過材料，發現一些問題，解決一些難題，並試圖在學理上有所提昇，有所突破。

　 　近年來，筆者從事四庫學研究，得到了學術界前輩時賢的大力扶持和熱情鼓勵。除在本書後記中所提到的 各位先生之外，還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原總編輯王俊義教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宋月華編審，北京大學文獻學研究中心安平秋教授、楊忠教授、曹亦冰教授，日 本金澤大學李慶教授，復旦大學中文系傅杰教授，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董治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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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杰文教授、王承略教授以及武漢大學文學院楊逢彬教授、程水金教授，哲學學院吳根友教授等。也曾聽到了一些肯定的聲音，在歷次國家級、省部級項目的申報與結項過程中，同行評審專家大都給予本人以熱情而友好的評價。特別是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在《2004年10月份成果驗收情況報告》中稱：“復旦大學古籍研究所（按：2003年 上半年筆者以復旦大學古籍研究所名義申報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但同年下半年即離開該所。）司馬朝軍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四庫全書總目〉與文獻整理研 究》，是國內外第一部從文獻整理角度系統研究《四庫全書總目》的專著。成果資料豐富，方法科學，觀點多有創新，結論基本可靠，其學術價值和應用價值已得到 學術界權威人士的充分肯定。”這對筆者是莫大的鼓勵和鞭策。我將繼續努力，以嚴肅認真的學術研究報答學界！

　 　最後，我要感謝《武漢大學學術叢書》編審委員會的各位先生。他們的公正評選，使本書得以躋身這一代 表武漢大學學術水準的高品位叢書之林。我的許多師友正是通過這一窗口走向學壇，走向世界。我為能加盟這一方陣深感榮幸。感謝武漢大學出版社社長陳慶輝教授 對本人研究工作的熱情肯定和大力支持。感謝責任編輯陶佳珞編審、特約編輯張家彥老師為本書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勞動。

　　司馬朝軍

2005年4月30日于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