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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是在元末顛沛流離中寫成這部具有歷史意義的專書的，這是我們不能不深表敬佩的。宋濂這部專書的出現，打破了古書辨偽的零散狀態，明代胡應麟作《四部正譌》、清代姚際恒作《古今偽書考》，乃至近人張心澂輯《偽書通考》，可以說無不以《諸子辨》為先導。

　 　元人辨偽成績還有第三個值得重視的地方，那就是陳應潤的《周易爻變義蘊》首發《易先天圖》之難。 《易先天圖》前人如邵雍、朱熹均尊信不疑，陳應潤認為先天諸圖雜以《參同契》爐火之說，非《易》之本旨。《四庫提要》認為：“自宋以後，毅然破陳摶之學 者，自應潤始。”《河圖》、《洛書》的偽案在辨偽史上僅次於《古文尚書》，而這一偽案的首訟者是元朝人。他們的貢獻不容低估。

　　明代的古籍辨偽在宋元基礎上得到更大發展，最值得強調的是胡應麟的《四部正譌》和梅鷟的《尚書考異》，這兩部各具特色的辨偽專著的出現，使古籍辨偽學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四部正譌》已不像《諸子辨》那樣限於一類圖書，而是把辨偽的範圍擴大到經史子集四部，這就使它成 為第一部綜合性的辨偽專書。《四部正譌》辨出的偽書共有九十七部（包括疑偽之書）之多，這在辨偽史上是空前的，即使後來姚際恒的《古今偽書考》也不過辨出 八十八部偽書。從辨偽理論上講，胡應麟更稱得上古籍辨偽史上的第一位專家。他在《四部正譌》卷首和卷尾系統提出了關於作偽的手段、作偽的動機、偽書的類 型、辨偽的方法等一整套辨偽學理論。尤其是他在自己堅實的辨偽實踐基礎上並大量借鑑歷代辨偽經驗而提出的辨偽八法，至今仍是辨識偽書的基本方法：

　　（一）核之《七略》以觀其源。（二）核之群志以觀其緒。

　　（三）核之並世之言以觀其稱。（四）核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

　　（五）核之文以觀其體。（六）核之事以觀其時。（七）核之撰者以觀其托。（八）核之傳者以觀其人。（《四部正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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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國古籍的辨偽一向以實踐為主，理論的闡發往往是零星的，缺乏系統，如梁釋僧祐、唐釋道世、智昇、宋儒 朱熹等都是如此。《四部正譌》的出現打破了這種只重實踐不重理論的格局，從此古籍辨偽學不但有大量的堅實的實踐，而且有了基本系統的理論。所以梁啟超針對 這一事實指出：“辨偽學到了此時才成為一種學問。”（《古書真偽及其年代》）

　 　梅鷟的《尚書考異》是現存最早的專辨一書之偽的專書。《古文尚書》之辨，前有吳棫、朱熹等，後有吳 澄、郝經等，但他們都沒專著一書仔細探究這個問題。梅氏在宋元人基礎上專門作了《尚書考異》和《尚書譜》兩書來解決這一問題，尤其前者，《四庫提要》認為 “指摘皆有依據”。梅氏最突出的方法是“參考諸書，徵其剽剟”（《古文尚書疏證》提要），雖然他“見聞稍狹，搜采未周”（同上），但這種方法卻對清代辨偽 學產生了直接影響，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惠棟作《古文尚書考》、孫志祖作《孔子家語疏證》、范家相作《家語正訛》、王國維作《今本竹書紀年疏證》 等，都以這種方法為主。梁啟超認為梅鷟“漸漸的用科學的方法來辨偽，開了後來辨偽的許多法門”（《古書真偽及其年代》），這是毫不過分的。

　 　清代是學術文化高度發達的朝代，古籍辨偽也是這樣，其成就遠遠超過前人。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 是考證精密，二是成果豐碩。清康熙中，山西太原人閻若璩以三十餘年之力作《古文尚書疏證》八卷，“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偽乃大明。所列一百 二十八條，毛奇齡作《古文尚書冤詞》百計相軋，終不能以強辭奪正理。”（《四庫提要》）雖然閻氏也偶有失誤，有的證據尚未掌握，但乾隆時官修的《四庫提 要》仍給他以崇高的評價：“反復釐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矣。”顯然，從梅氏到閻氏，最大的進步在於考證的嚴密。稍後，惠棟又作了一部 《古文尚書考》，“採摭《史記》、前後《漢書》及群經注疏以辨後出古文之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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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 羅剔抉，句梳字櫛，摘其偽之由來”（王昶《惠棟墓誌銘》）。惠氏此書創始於雍正十二年，至乾隆八年 他從友人處看到閻氏《疏證》，慨嘆“閻君之論可為助我張目者”（惠棟《古文尚書考》卷二識語），于是采閻氏精到之語附于己說之後，以“閻若璩曰”為識。惠 氏此書僅兩卷，不如閻書博贍，而考證更趨精密，所以錢大昕認為閻氏書“未若先生之精而約也”（《古文尚書考序》）。如果說閻若璩《疏證》還不夠精嚴，那 麼，自惠棟此書出，晚出的《古文尚書》的偽案便成了無懈可擊的定讞了。閻、惠之外，辨《古文尚書》之偽的還有姚際恒《尚書通論》、程廷祚《晚書訂疑》、丁 晏《尚書餘論》等，真按：中研院線上目有！ 據梁啟超統計，“這案的卷宗，或是專著，或是單篇，總計不下數百種，百數十萬字”（《古書真偽及其年代》）。

　 　《古文尚書》如此，《河圖》、《洛書》的辨識也是如此。北宋初陳摶推闡《易》理，創《先天圖》。由 於該圖據《易》而作，所以後人以《易》研究這個圖，無不符合。傳授的人便認為《易》是據《先天圖》繪出的。後又有人因為《易‧繫辭》有“河出圖、洛出書” 的話，便造出了《河圖》、《洛書》，其陰陽奇偶也與《易》一一相應。於是愈傳愈神，認為《河圖》、《洛書》上古已有，伏羲據以作《先天圖》，從而繪出八 卦。宋代邵雍、朱熹均承用其說，無人懷疑。朱熹還把《河圖》、《洛書》繪在他的《周易本義》卷首。元代陳應潤始疑《先天圖》是“道家假借《易》理以為修煉 之術”。至清，毛奇齡作《河圖洛書原舛編》、黃宗羲作《易學象數論》、黃宗炎作《圖書辨惑》，均旗幟鮮明地指出《河圖》、《洛書》之偽妄。但諸公未能窮原 竟委，一一指其來歷。至胡渭著《易圖明辨》十卷，“皆引據舊文，互相參證，以鉗依托者之口”（《四庫提要》）。該書考證之精，在清初與閻氏《古文尚書疏 證》、惠氏《古文尚書考》相頡頏，《河圖》、《洛書》之偽亦成定案。其他辨《河圖》、《洛書》之偽的還有李塨《周易傳注》、張惠言《易圖條辨》等，其群起 而攻之之勢亦與辨《古文尚書》相似。由此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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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辨識偽書來勢之猛烈，考證之精密，實在是前無古人的。

　 　清人辨偽的豐碩成果，前人往往語焉不詳，有的甚至根據《古今偽書考》估計清人的辨偽成果。《古今偽 書考》固然是清初唯一的辨偽專科目錄，姚際恒疑古的精神也是不同一般的。但這部書辨出的偽書只有八十八部，還不如明代胡應麟的《四部正譌》，而且多取前人 成說。因此，它不足以代表清前期辨偽的成果。真正能夠代表清代前期辨偽成績的是《四庫全書總目》。

　　《四庫全書總目》集我國古典目錄學之大成，是清代考據學興盛的產物。在辨偽學方面，它也同樣是集大成者。我曾將《四庫提要》中的辨偽資料勾稽出來，初步總結了《四庫提要》的辨偽成就，發現該書辨定或懷疑的偽書有五百七十餘部，真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辨偽成績 真按：杜澤遜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真按：杜澤遜與四庫學 而 朱熹、宋濂、胡應麟、姚際恒四家辨出的偽書總共也不過一百七十三部（除去重複）。由於《四庫提要》涉及偽書眾多，因此偽書的類型也複雜多樣，這就決定了它 的辨偽方法是多種多樣的。我曾把《四庫提要》的辨偽方法歸納為二十條（詳下文《辨識偽書的方法》），可以說歷代辨偽學家們創造的方法幾乎無一例外地被《四 庫提要》利用了。雖然《四庫提要》不是專門的辨偽目錄，但它在古籍辨偽學上卻是真正的集大成者，它無愧為清代辨偽學的代表之作。

　　在清初，值得一提的還有顧炎武，他在辨偽書方面並無驚人的成績，但在方法上卻對後人有相當的啟發，那就是從文字和詞匯上辨偽。真按：顧炎武的辨偽學 顧氏云：“‘相’之名不見于經，而《說命》有‘爰立作相’之文。劉氏勰謂《論語》以前經無‘論’字，而《周官》有‘論道經邦’之語，皆梅氏之漏義也。真按：梅賾 ”又云：“業”字在三代古書中只作“大板”或“敬謹”講，真按：語言時代的觀點 無 作“事業”講的，但梅賾所上《古文尚書》有“業廣惟勤”之語，因此絕非三代之書（惠棟《古文尚書考》卷一引）。近人吳世昌在那篇受過胡適表揚的論文《釋 〈書〉〈詩〉之“誕”》中，正是利用《今文尚書》、《詩經》之“誕”字均作“其也，當也”講，而《古文尚書》和《列子‧黃帝篇》之“誕”字卻截然不同，作 “大也”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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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詞匯上的矛盾，“替偽《古文尚書》找出了一個強有力的反證”，同時也證明《列子》一書，至少《黃 帝篇》是漢以後人的作品。因為“誕，大也”是漢人對《詩》《書》的一個誤解，而偽《古文尚書》和《列子‧黃帝篇》卻把這種誤解當作“誕”的本來含義用到行 文之中去了。吳世昌這種強有力的辨偽方法與顧炎武的方法顯然是一脈相承的。

　　在清代嘉、道以後以至民國，辨偽學又出現了新氣象，這種新氣象完全是今文經學復興和古史辨派勃起的結果。

　 　今文經學的先驅是莊存與、劉逢祿，繼之者魏源、龔自珍。劉逢祿作《左氏春秋考證》，主張《左傳》原 名《左氏春秋》，與《呂氏春秋》一樣，是獨立的史書。西漢末劉歆利用獨有的地位把《左氏春秋》篡改成為《春秋》的傳（即注釋），《春秋》中獲麟以後的事是 劉歆竄入的。魏源作《書古微》，不但認為梅賾所上《古文尚書》是偽書，而且認為西漢出現的《古文尚書》也是偽書，是劉歆一手偽造。至光緒間，康有為作《新 學偽經考》，進一步認為《周禮》、《逸禮》、《古文尚書》、《左傳》、《毛詩》、《爾雅》等古文經均係劉歆偽竄，目的是為新莽篡漢製造理論根據。康氏有兩 個弟子，一個是受業弟子梁啟超，一個是私淑弟子崔適。梁啟超在辨偽學史上是繼明代胡應麟之後又一個在理論上做出卓越貢獻的人。他在《中國歷史研究法》、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書的有關章節中對辨偽學方法進行過系統總結。1927年2—6月，他在燕京大學曾專門講授《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一課，對辨偽的必要性、偽書的由來、偽書的種類、辨偽的歷史、辨偽的方法等進行了非常簡明系統的分析總結。這部講義由弟子姚名達等記錄整理問世。真按：姚名達與梁啟超 這 是我國第一部古籍辨偽學理論專著。梁氏在辨偽學史上的地位不可磨滅，但他和他的老師康有為在辨偽學上的觀點，尤其是對劉歆的看法，是一脈相承的，他仍然認 為：“王莽謀篡，劉歆助之”，偽造了大量古文經。崔適本是古文經學家俞樾的弟子，但看了《新學偽經考》大受影響，於是大講今文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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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劉歆偽造《左傳》，為了讓人相信，又篡改了《史記》等書，《史記》中出於《左傳》的內容皆為劉歆 竄入，於是著《史記探源》一書，逐條進行揭示。崔氏在北京大學任教，影響了不少後進。對近代史學影響深遠的古史辨派的產生及發展與他關係密切。以最激進的 人物之一“疑古玄同”來說，他本出古文家章太炎門下，但後來轉而專宗今文。他在1921年3月22日致顧頡剛的信中說：“1909年細繹劉申受、真按：劉逢祿 龔定庵二人之書，真按：龔自珍 始‘背師’（章太炎師專宗古文，痛詆今文）而宗今文家言……尚未排斥古文。自1911年 讀了康、崔二氏之書，乃始專宗今文。康氏之《偽經考》本因變法而作，崔師則是一個純粹守家法之經學老儒，篤信今文過於天帝。他們一個是利用孔子，一個是抱 殘守闕，他們辨偽的動機和咱們是絕對不同的，但他們考證的結果，我卻認為精當者居多，此意至今未變。”（《古史辨》第一冊）由此可見其學術淵源。古史辨派 對古書真偽的考辨是對古史真偽考辨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固然有過於大膽的地方，但他們的發明也很多。例如在辨偽方法上，他們利用了古史進化的新思想，使 《周禮》、《爾雅》的托名周公獲得了新證。早在1921年 顧頡剛在致錢玄同的一封信中就指出了利用文章風格辨偽的流弊，並提出了利用文法辨偽的設想，他說：“這種‘文氣’、‘文格’似是而非之談，不說則覺得實有 這個意思，說則又是言之無物，這樣的辨偽是不確實的。先生對于音韻文字之學這般有研究，若是從文法上去考究，真不知道可以發現多少偽跡。”（同上）在辨偽 史上，顧頡剛當是較早提出從文法上辨偽的人。

　 　在今文經學派的對面是古文經學派，在辨偽方面較著名的有章太炎、符定一、錢穆等。章氏有《春秋左傳 讀》、《劉子政左氏說》，符定一有《新學偽經考駁誼》，錢穆有《劉向、歆父子年譜》，都是駁今文家言的。其他如顧實《重考古今偽書考》，往往否定姚際恒的 觀點，實際是與顧頡剛竭力表揚姚際恒的做法唱對臺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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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寬的《劉歆冤詞》也是專對今文家而發的。其中駁之簡明精切者似為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由於古文家的多方攻駁，今文家的不少不夠嚴密的地方被揭示出來了。1981年 問世的徐仁甫的《左傳疏證》一書，可以說是在竭力克服今文家們的疏漏之後做出的新成果，該書仿閻若璩、惠棟等辨《古文尚書》之法，列舉《左傳》採摭先秦至 西漢十六種古書的例證三百一十六條，並歸納出《左傳》採摭群書的公例。該書一反前人所謂劉歆遍改群書以助王莽篡漢之說，認為劉歆並未竄亂群書，只是遍採群 書中關於春秋的史料，加以別擇，創為《春秋左氏傳》，其目的僅僅是托古傳道。蘇淵雷先生認為：“其言至辨，可備一說。”（《讀史舉要》）關於《左傳》的真 偽之辨，在清後期及民國以還，其熱鬧程度過於清初《古文尚書》之辨，但由於證據薄弱，偽書之說迄無定論。

　 　晚近的辨偽著作或與辨偽有關的著作還有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黃雲眉《古今偽書考補證》、馬 敘倫《列子偽書考》、羅根澤《諸子考索》、郭沫若《青銅時代》、《十批判書》、瑞典高本漢《左傳真偽考》等。王國維的方法與閻若璩等一致，結論可靠。黃雲 眉主要是增加《古今偽書考》的證據，其中來自《四庫提要》的材料較多。馬敘倫辨《列子》之偽，列舉十二證，今天看來不出清人窠臼，所以日人武內義雄有《列 子冤詞》之作。郭沫若有不少新鮮看法，但武斷者太多，如以為《今文尚書》的《堯典》、《皋陶謨》、《禹貢》的偽托者“論理該是孔丘”（《中國古代社會研 究》），又說：“據我的看法，這人也就是思、孟一派的人。”（《十批判書》）其結論有相當的隨意性。高本漢是較早用文法辨偽的人，對近世辨偽有一定影響。 楊伯峻先生《從漢語史的角度來鑑定中國古籍寫作年代的一個實例——列子著述年代考》是運用文法辨偽較成功的一例，這種成功無疑是以顧頡剛、高本漢為先導 的。羅根澤《諸子考索》幾乎對所有子書（包括現存的和亡佚的）算了個總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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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證扎實細密，是一部很有價值的書。

　 　辨偽學到了近世，已積累了極其豐富的資料，絕大多數有問題的書都已被提出來了， 許多書都經過眾多學人反覆辨證。這些材料散在各處，顯然很不利於參考使用，於是張心澂用多年精力編成了《偽書通考》，匯集辨偽資料，共涉及經、史、子、集 及釋、道古籍一千一百零四部，網羅極富。近年臺灣的鄭良樹教授又編成《續偽書通考》三巨冊，搜集張書之遺及後出辨偽材料甚備。張、鄭二氏的書，為我們全面 總結古籍辨偽學的成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為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工具。

　 　古籍辨偽工作是否到此為止了呢？不，面對這一大筆遺產，新時期的古籍研究者們採 取了一種更新的態度，那就是冷靜地重新審視那些偽書或被懷疑的書。例如胡念貽先生《左傳的真偽和寫作時代問題考辨》一文，仔細審查了前人關於《左傳》真偽 的兩方證據，認為：“總之，關於《左傳》，我們所能知道的是：它作於春秋末年，後人雖有竄入，但它還是基本上保存了原來面目。傳說它的作者是左丘明，否認 他的人都提不出確鑿的證據材料，還是無法把舊說真正推翻。如果採取老老實實的態度，目前只能作出這樣的結論。”又如王洲明師，精研賈誼《新書》，作《新書 非偽書考》一文，證明《新書》不是偽書。鄭良樹認為：“這是一篇態度相當平實的論文，作者不但能夠冷靜地掌握問題爭論的癥結，而且也很能夠平心靜氣地搜存證據來解決問題。真 批：奇怪，這不是作為一個學者最起碼最基本的條件麼？沒有這種條件，還有資格做學者麼？學者專家都如此了，何況乎平民百姓．咱們的學位不但不考倫理道德， 連這麼起碼的學行也無法考核甄奪，真是可悲．無怪乎能來吾部落格能看這般資料的人，竟如是斯地冷漠與無情，絕大多數，千人一樣，唯寥寥者幾人類而已矣！可 不得接受的事實，這就是人境呀！還結廬咧.果然非得下句無車馬喧才然了.○日前讀楊晉龍先生于四庫學之評判，亦于心有戚戚.今所以反思重讀封建者，乃至戒嚴白恐者，其幾人能免斯累，其幾人能活出這個井中？強哉矯哉！ ”（《續偽書通考》）尤其值得我們重視的是考古的新發現，更為古籍辨偽提供了不少新證。例如《孫子兵法》，唐代杜牧《注孫子序》曾指出：“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真按：按：此猶贅也.○詞：剩1 〔shn ㄕㄥˋ〕〔《廣韻》實證切，去證，船。〕1.多餘，餘下。《魏書‧前廢帝廣陵王紀》：“剩員非才，他轉之。” 唐 元稹 《病醉》詩：“那知下藥還沽底，人去人來剩一卮。” 宋 晏幾道 《玉樓春》詞：“春來還為箇般愁，瘦損宮腰羅帶剩。”2.引申為盛。《敦煌變文集‧維摩詰經講經文》：“莫不剩裝美貌。” 蔣禮鴻 通釋：“‘剩裝’就是‘盛裝’。”3.更，更加。 唐 高適 《贈杜二拾遺》詩：“聽法還應難，尋經剩欲翻。” 宋 辛棄疾 《水調歌頭‧題趙晉臣敷文真得歸方是閑二堂》詞：“真得歸來笑語，方是閑中風月，剩費酒邊詩。” 柳亞子 《次韻和劉仁女士》之一：“驢背 陳摶 應撫掌，甕頭 李白 剩吟詩。”4.閹割。 北魏 賈思勰 《齊民要術‧養羊》：“擬供廚者宜剩之。剩法，生十餘日，用布裹齒脈碎之。” 繆啟愉 校釋：“剩是閹割，也寫作騬。” 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真批：然則劉向之時整理兵書之任宏乃未盡責耶？又杜牧何以知為曹操作也？ ”（《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三）姚際恒《古今偽書考》沿其說。日本漢學家齋藤拙堂《孫子辨》又認為今本《孫子》是孫臏所著，孫武與孫臏是一個人，孫武是名，臏是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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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位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雖然認為孫武、孫臏非一人，但仍認為《孫子兵法》為孫臏所作（詳江俠庵編譯《先秦經籍考》中冊武內義雄《孫子十三篇之作者》）。 金德建先生則主張孫武是傳說中的人物，“《孫子》這部書的作者，當為戰國時的孫臏無疑”（《古籍叢考》）。他們都提出了一系列證據，並非隨意立說者。但在1972年 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中同時出土了《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竹簡本。其中《孫子兵法》二百餘簡，就其與今本相應的部分比較，篇名和內容都與傳世的宋刻本 《十一家注孫子》基本一致，足以證明杜牧的說法是錯誤的。而兩部兵法同時出土則使種種舊說不攻自破。這就提醒人們，前人認為偽的不一定就偽，對於前人指為 偽書的，我們要以謹慎的態度作一番審查和考證，胡念貽先生、王洲明師等學者的研究代表了一種方向，李學勤先生近年根據出土文獻也在重新審視古書真偽方面作 了許多有益的探討。今後的辨偽工作恐怕要更多地朝這個方向發展，這種工作和揭示偽書的面目同等重要，其目的無非是求真求實。真按：人為什麼要謙虛！

　　（五）辨識偽書的方法

　　上面在談辨偽歷史時涉及到一些方法。我曾把《四庫提要》的辨偽方法總結為二十條，下面結合《四庫提要》以外的實例作簡要說明。真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辨偽方法論 真按：真批：此甚高明，以其方法卻不欲囿其成例，將欲明以示人以此方乃通行于天下而不端在乎一隅也.斯亦一隅三反之意乎！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辨偽學

　　1.從授受源流上辨偽

　　一部古書從產生那天起，總是一代一代地流傳下來，經過抄寫和刊刻，聚集和散亡，在其他古書中，尤其在歷代目錄中，會留下或多或少的記載。因此，查授受源流往往是古籍辨偽的入手方法。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舊題宋李燾經進。《四庫提要》云：“考《宋史‧藝文志》及燾本傳，惟載所著《續通鑑長編》，無此書之名。……亦當時麻沙坊本，因燾有《續通鑑長編》，托其名以售欺也。”此可謂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