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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魏晉南北朝之文學思想（一）

　　　　　第一節　建安時代（一）

　 　建安時代，乃文學自覺之時代，亦文學思想轉變之樞鍵也。前乎此者為周秦兩漢，文學依附學術，為扶翼 道德、維繫彝倫之工具，固無獨立生命可言。洎乎建安，時移世異，文運大昌，在自由空氣之彌漫下，文士乃驟然覺醒，以為文學自有其崇高的價值與無窮的生命， 亟宜革除儒家實用之觀念，突破倫理道德之藩籬，而勇向藝術至上的唯美主義之路邁進。加以名士標榜之習，漸染九州，人倫月旦之風，扇揚天下，載筆之倫，乃與 之步調一致，臧否黑白，陟黜篇章，遂使文壇上洋溢蓬勃之朝氣，呈現往古得未曾有之壯觀。文學思想自此而日趨複雜，文學批評亦自此而益臻美備，著其先鞭者， 其魏文帝曹丕乎。《四庫提要‧集部‧詩文評類敍》云：

　　　文章莫盛於兩漢，渾渾灝灝，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

蓋曹氏之前，有論文之實，而無專篇之作，專篇論文，實始曹氏。其論文雖寥寥不及千言，而文學之不朽論、鑑賞論、批評論，以至文體論、文氣論、文德論等，無不畢具，多能言前人之所未言，發前人之所未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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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後世之文學思想、文學創作、文體區分，有極深遠之影響，故曹氏此作，實綰千數百年文學轉移之紐者也。玆將建安一代及稍後文學思想之有關文運升降者，述於左方。

　　一　曹丕典論論文

　　曹丕之文學思想，分見於所著《典論‧論文》、〈與吳質書〉、〈與王朗書〉諸文中，而以《典論‧論文》為最要，此篇為中國文學批評之嚆矢，自是以後，始見專門論文之篇章，故曹氏實魏晉文學自覺時代之先驅者。

　 　曹氏雅好文學，以著述為務，《三國志‧魏書》謂其所勒成垂百篇，《隋書‧經籍志》有《魏文帝集》十 卷，《典論》五卷。《典論》原書凡二十篇，據卞蘭〈贊述太子表〉（見《藝文類聚》卷十六），知是書成於為太子時，乃曹氏所精心結撰，故嘗以素書《典論》及 詩賦餉孫權，又以一紙寫一通與張昭，其自喜可知。惜其書久已散佚，今全篇存者，僅《文選》所載之〈論文〉，及《三國志》裴松之注所引之〈自敍〉而已。其他 篇名見於羣書所引者，有〈論太宗〉、〈論孝武〉、〈論周成漢昭〉等十一篇，清嚴可均《全漢文》輯為一卷。

　　《典論‧論文》雖僅六百餘言，而涵蓋至廣，首先指出古今文人相輕之通病，次言論文應持之態度，次評建安七子詩文之長短，次論文體各有所宜，次論才性各有所偏，末贊文章之不朽，而以成一家言之可貴終焉。今特摻入他文，分加論述。

（一）文學不朽論

　　曹丕之中心思想，在於確認文學有獨立之生命，與永恆之價值。《典論‧論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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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 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 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 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視文章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此意漢末王充已數數言之，其論大抵見於《論衡》之〈超奇〉、〈佚文〉、〈書解〉、〈案書〉、〈須頌〉、〈對作〉、〈自紀〉諸篇。〈佚文篇〉云：

　　　文人之休，國之符也，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

〈書解篇〉云：

　　　案古俊乂，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儒（按指說經著）當時雖尊，不遭文儒（按指著作者）之書，其跡不傳。

然 當時文學猶附麗於學術之中，故王充所論，初不專在文學。曹氏觀念中之文章，雖仍不脫漢人窠臼（如文王 演《易》周公制禮皆以為文章之事），然已賦予獨立之價值，不朽之生命，且能一洗儒家氣味，隱然有取代儒家地位之意圖，以視王充，進步已多，蓋新觀念之建 立，要難一蹴而幾也。《三國志‧魏文帝紀》裴注引《魏書》云：

　　　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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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春秋叔孫豹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曹氏生丁亂世，兵疫踵起，生命無常，德功難立，故退而著書立說，庶垂休名於後世，與前論相發明。近儒王國維氏頗能推闡曹氏之意，持論甚精，其言曰：

　 　　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學家。何則，政治家與國民以物質上之利益，而文學家則與以精神上之利 益。夫精神之與物質，二者孰重，物質上之利益，一時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前人政治上所經營者，後人得一旦而壞之。至古今之大箸述，苟其箸述一日 存，則其遺澤，且及於千百世而未沬。故希臘之有荷馬也，意大利之有但丁也，英吉利之有莎士比亞也，德意志之有哥德也，皆其國人人之所尸而祝之，社而稷之 者。而政治家無與焉，彼等誠與國民以精神上之慰藉，而國民之所恃以為生命者。若政治家之遺澤，決不能如此廣且遠也。（靜庵文集敎育偶感）

又曰：

　 　　世人喜言功用，我姑以其功用言之。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豈不以其有純粹之知識，與微妙之感情 哉。至於生活之欲，人與禽獸何以異。後者政治家及實業家之所供給，前者之慰藉滿足，非求諸哲學及美術不可。就其所貢獻於人之事業言之，其性質之貴賤，固以 殊矣。至就其功效之所及言之，則哲學家與美術家之事業，雖千載以下，四海以外，苟其所發明之真理，與其所表之記號之尚存，則人類之知識感情，由此而得其滿 足慰藉者，曾無以異於昔。而政治家及實業家之事業，其及於五世十世者希矣。此又久暫之別也。（靜庵文集論哲學家及美術家之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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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王氏之意，以為文學上可華國，下可榮身，極具崇高之價值。又以為文學家、哲學家、美術家皆優於政治家，若律以叔孫豹之三不朽，則立言遠在立功之上。其重視文學，可以概見，溯厥淵源，則猶曹氏之遺意也。

（二）文學批評論

　 　昔人每以功利或教化之眼光觀察一切文學作品，如詩經與楚辭，乃先秦南北文學之名著，而卜商則謂：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毛詩關雎序）王逸亦稱：『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 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嫓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凡不合於『文以載道』之旨者，非遭曲解，即遭擯棄，其阻礙純文學之發展，何可勝言。至於曹氏，乃一掃 前習，還我真面，品騭文學，率以氣勢與個性為標準。其評鄴下諸子之作品云：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巵、圓 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 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典論論文）

　　　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與吳質書）

一再強調氣勢在文學上之重要性，又反覆說明作家個性與文學風格之關係，在文學批評史上誠屬首見。嗣是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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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遂逐漸清除倫理色彩，遠離教化立場，而蓬勃發展，芳香四溢矣。

　　曹氏固以新觀念品評同時作家，而品評前代作家，則猶是儒家本色。如較論屈原司馬相如作品之優劣云：

　　　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優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託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味矣，長卿子雲意未能及已。（北堂書鈔一百引典論論文）

又評賈生過秦論云：

　　　余觀賈誼過秦論，發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義，洽以三代之風，潤以聖人之化，斯可謂作者矣。（太平御覽五百九十五引典論論文）

儒家教化與致用之文學觀，依稀騰躍紙上，此非曹氏自相矛盾，良以飫讀經書者，要難脫然自外於儒家，而不受絲毫影響，矧儒家學術思想又素為統治階級所喜愛乎。

（三）文學鑑賞論

　　文學鑑賞帶有批評之成分，衡文必須公正，態度貴能客觀。好異甘酸，是丹非素，固非所宜。文人相輕，貴遠賤近，尤為文學鑑賞之蔽障。曹氏以為非掃除此種蔽障，不足以言鑑賞。玆分論之：

　　（１）文人相輕　文人相輕之習，無時無之，無地無之，蓋詞壇之通病也。曹氏嚴加指斥曰：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閒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典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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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又揭舉文人所以相輕之故曰：

　 　　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 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 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同上）

夫文體繁夥，兼善為難，而褊狹文人，每以己之所長，譏人之短，是不識文章之大體也。劉勰嘗申述其意而慨乎言之曰：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 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 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歎以為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文心雕龍知音篇）

似此作消極之慨歎者實繁，而為積極之建議者蓋寡。獨曹氏云：

　　　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典論論文）

謂可以正『文人相輕』，『敝帚千金』之習也。蓋文學鑑賞之頗平，惟有深於此道者始優為之。易言之，惟有高明作家始有此識見，有此資格，而不流為個人之好惡。劉氏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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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文心知音篇）

謂所以袪『賤同』之方也。要之，文學鑑賞必出以至公至正之態度，恢廓宏大之器量，乃可以料正創作上偏頗之失。若暗於自見，明於燭人，但知『賤同』，一味『相輕』，則必流於謾罵而非鑑賞，其貽害文壇，寧有紀極耶。

　 　（２）貴古賤今　崇古抑今、貴遠賤近之惡習，貽害文壇，尤甚於文士之相輕。蓋文人相輕之習，只限於 少數成名作家，而貴古賤今之習，則凡載筆之倫均受沾染。以為前人之作，句句珠玉，今人之作，字字糞土，無視於事理之有殊異，質文之有代變，擧今人鏤肝鉥 腎、嘔心瀝血之創作，不問良莠，不別雅鄭，一筆而抹殺之，長此以往，後人將永難超軼前人，而文化亦將停滯而不能進步，固不止文學一端已也。故曹氏云：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典論論文）

此項見解，漢陸賈、桓譚、王充已屢言之（詳見新語新論論衡），初非曹氏之創獲。如桓譚云：

　　　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新論）

王充云：

　　　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後人新造，蜜酪辛苦。（論衡超奇篇）

又云：

　　　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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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真偽，無有故新。（論衡案書篇）

儒家信而好古之精神，所予文學界之影響至大，王充為突破傳統之大思想家，反抗之情特著，故不恤與此立異。

　　經過陸桓王曹諸子之大肆抨擊，文壇上貴古賤今之習，依然如故，及至唐代，且有變本加厲之勢焉。下列三事，可當一臠。

　　劉知幾史通鑒識篇：

　　　若乃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值嵇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故曰廢興、時也，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勢將煙燼火滅，泥沈雨絕，安有歿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

白居易與元九書：

　　　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之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淡，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不甚愛重。必待身後，人始貴之。

柳宗元與友人論為文書：

　　　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平，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眉疊跡。大抵生而不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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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則垂聲者眾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子，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

或歎知音之稀，或悲時運之移，雖遭遇不同，窮厄各別，所以興慨，其致一也。千載以後之章實齋，更為之扼腕太息曰：

　 　　莊子曰：『天下之治方術者，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夫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而皆以己 之所治為不可加，是不自知之過也。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相知者少也。……凡受成形者，不能無殊致也，凡稟血氣者，不能無爭心也。有殊致，則入主出奴、黨同伐 異之弊出矣，有爭心，則挾恐見破，嫉忌詆毀之端開矣。……人之所以異於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貴者，相悅以解也。賢者不得達而相與行其志，亦將窮而有與 樂其道，不得生而隆遇合於當時，亦將歿而俟知己於後世。然而有其理者不必有其事，接以迹者不必接以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嗟乎，此伯牙之所以絕絃不鼓，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號者也。（文史通義知難篇）

千古一例，文士同慨，蓋成見已深，積習難改歟。

（四）文體論

　　昔孔門論詩有四始六義之目，是為文章辨體之權輿。漢揚雄評賦有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法言吾子篇）然滄海片鱗，難窺全貌。蓋古人辨析文體，概以根本思想為主，而不拘於形式故也。至明言文體與內容之關係，則首推曹氏。其典論論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