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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底本便集中起來存貯翰林院，同樣“依全書目次，四部編排，標籤安庋，置簿詳記，派本院辦事翰林誠 幹之員數人，公司其籍”①。乾隆也多次諭令：“嗣後詞館諸臣及士子等有願睹中秘書者，俱可赴翰林院白之所司，將底本檢出鈔閱”②，“掌院不得勒阻留難” ③。這樣，庋置在翰林院的底本，便與七閣《四庫全書》並立，成為供京師及北方士子抄閱的又一部全書。

　 　從最初計劃發還進呈書籍到最終庋置翰林院底本的全過程來看，完全發還的書籍，僅僅是各省書局挑剩後 留存的那一部分，而呈送至四庫館的數以萬計的書籍，除某些經乾隆題詠的珍本及少量存目書外，絕大多數都沒有發還。乾隆五十一年，吏部尚書劉墉奉令清查《四 庫全書》繕字總數及各省進呈書籍情形，曾據翰林院檔冊奏稱：“翰林院查明付覆收過各省採進及各家進呈各種書籍，共計一萬三千五百零一種。除送武英殿繕寫書 籍三千九十八種，又重本二百七十二種，已經發還各家書三百九十種外，現在存庫書九千四百十六種：內應遵旨交武英殿者六千四百八十一種，應發還各家者二千九 百十八種，軍機處及內廷三館移取者十七種，又銷燬書一百四十四種、抽燬書一百八十一種，均另行存貯”④。可見，直到乾隆五十一年，總共只發還了三百九十種 書籍，真批：此豈不是跟盜竊一般了！豈可出爾反爾，置藏書家於何地！ 真按：四庫全書館發還原藏書家藏書之數量 尚有近萬種存目乃至未入存目之書，仍貯於翰林院庫內，其後又移貯武英殿，堆置於書庫中。而那些曾經數次繕寫的三千餘種著錄書籍，也在七分《四庫全書》辦理完竣後被當作副本正式貯藏在翰林院，成為藏書家的“非常榮幸”了

　　①《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大學士舒赫德奏摺。

　　②《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諭。

　　③《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五年六月一日諭。

　　④《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十六日吏部尚書劉墉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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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以來，由於史料的缺乏，不少學者都把翰林院底本誤認為是另抄的一部副本，或言“以清秘堂辦事翰林”掌管副本抄寫之事，大約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 開始抄繕①；或謂“四庫館把著錄的書正副一式，抄寫成全書八部，分藏在翰林院及文淵閣等七閣”②。至於有關的進呈書籍的處置問題，學者更是異說歧出。有的 認為進呈書籍中的借鈔之書曾“原本付還本家”，“還書時，在外省者由各督撫派員領回，分送本家；在京者親赴書館領回”③；有的認為其中存目的六千多種書籍 “經過審查認為無礙”後“發回原藏書家”④；有的則認為四庫館將搜集來的書都“運到武英殿陳列”⑤，等等。現在這些問題基本得到了澄清，無疑是有助於我們 對《四庫全書》編纂過程的進一步了解的。真批：可見資料的有無至關重大了，而此豈在學問乎？在于人心與胸懷爾．若資料人人可讀，焉有舛駁歧異之見，又何來揣測臆度之詞耶？然則諸名家之所以蹉跎者無他，直以無資料可見而云爾。

　①楊家駱《四庫大辭典》、《四庫全書學典》。

　②《四庫採進書目‧出版說明》。

　③　任松如《四庫全書答問》。

　④　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

　⑤楊家駱《四庫全書學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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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四庫全書》的撤改與覆校

第一節　《四庫全書》的撤改

　　《四庫全書》陸續繕校完畢並庋置以後，乾隆仍察察為明，不時抽閱，對一些書籍中存在的訛誤，時時予以指責；對偶然發現的某些“違礙”之處，更是抓住不放，大做文章，從而導致在四庫書成之後，又發生了一系列撤燬改補的事件。真批：讀此行文，何似民進黨之批國民黨，不禁莞爾！

　　一、李清著作首遭撤燬真按：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 三月，續繕三分全書即將全部告竣，乾隆抽閱進呈書籍，發現李清所撰《諸史同異錄》一書內，竟有稱清世祖“與明崇禎四事相同，妄誕不經，閱之殊堪駭異”。在 乾隆看來，“李清係明季職官，當明社淪亡，不能捐軀殉節，在本朝食毛踐土，已閱多年，乃敢妄逞臆說，任意比擬，設其人尚在，必當立正刑誅，用彰憲典。今其 身既倖逃顯戮，其所著書籍悖妄之處，自應搜查銷燬，以杜邪說而正人心。乃從前查辦遺書時，該省及辦理《四庫全書》之皇子大臣等未經撤燬，今續辦三分全書猶復援例繕錄，真按：纂修四庫全書檔案援作一，撤作掣！ 方經朕摘覽而得，甚屬非是”，當即提取文淵、文源二閣書籍查閱，發現該書此條均已刪除，“係從前覆校官編修許烺初閱時簽出擬刪，是以未經繕入”。但乾隆仍不肯罷休，聲稱“此等悖妄之書，一無可採，既據覆校官簽出擬刪，該總纂、總校等即應詳加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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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奏明銷燬。何以僅從刪節，仍留其底本？其承辦續三分之侍讀恭泰、編修吳裕德雖係提調兼司總校，但率任 書手誤寫，均難辭咎”。他下令將“所有辦《四庫全書》之皇子大臣及總纂紀昀、孫士毅、陸錫熊，總校陸費墀、恭泰、吳裕德，從前覆校許烺俱著交部分別嚴加議 處”。甚至專司校對的議敘舉人藍桂、朱文鼎，也“著即斥革，以示懲儆”，並將“所有四閣陳設之本及續辦三分書內俱著掣出銷燬，其總目提要亦著一體查刪”。 ①於是，李清所著《南北史合注》、《南唐書合訂》、《歷代不知姓名錄》諸書，也一併遭到撤燬。軍機大臣還專咨江浙督撫，稱“李清係江南興化人，該省及浙江 各處收藏前項書本者必多，並李清此外有無別項書籍之處，希大人飭屬訪查，封送本處銷燬”。②

　　二、有關書籍的重校與撤改

　 　李清著作撤燬事件發生不久，乾隆翻閱文津閣《四庫全書》，又發現“其中訛謬甚多”，遂下令覆校內廷 四閣全書，並特別指出：“如有語句違礙，錯亂簡編，及誤寫廟諱，並繕寫荒謬，錯亂過多”之處，即“隨報進呈”。③嚴諭之下，覆校各員不得不格外用心，陸續 簽出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有引李清、錢謙益諸說未經刪削”；④陸隴其《松陽講義》“引呂留良語，未經刪削”；⑤周亮工《讀畫錄》內“人皆漢魏上，花亦 義熙餘”等詩句“語涉違礙

　　①《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諭。

　　②《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五日軍機大臣咨文。

　　③《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十九日諭。

　　④《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十二日諭。

　　⑤《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十八日軍機大臣和珅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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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其貞《書畫記》“所載春宵秘戲圖語涉猥褻”等等。①這些被指為有“違礙”之處的書籍，除《古文尚書疏證》和《松陽講義》二書經刪除“違礙字句”後仍得錄 存外，其餘二種均“奏明應燬”，甚至連周亮工所著《閩小記》、《印人傳》、《書影》、《同書》四種，也一概遭到撤燬。②

　 　與覆校各員陸續簽出“違礙”各書的同時，紀昀還專摺奏請重校文源閣明神宗以後各書。原來繼李清著作 遭到撤燬之後，覆校內廷各閣全書首先簽出的《古文尚書疏證》一書，當初便經紀昀辦理，乾隆曾專諭詰責紀昀“從前校訂時，何以並未刪去？”令其“刪改換 篇”，“自行賠寫”。⑧出現如此過失，紀昀難免坐臥不安，考慮到“《四庫全書》雖卷帙浩博，其最防違礙者多在明季國初之書。此諸書中經部違礙較少，惟史 部、集部及子部之小說、雜記易藏違礙。以總目計之，不過全書十分之一二。當初辦之時，或與他書參雜閱看，不能專意研尋；或因謄錄急待領寫，不能從容磨勘。 一經送武英殿繕寫之後，即散在眾手，各趲功課，臣無從再行核校。據今李清、閻若璩二書推之，恐其中似此者尚或不免。現在雖奉旨派員詳校，但諸書雜閱，不能 專力於明季國初，又兼校訛字、脫文、偏旁、行款及標記、譯語，亦不能專力於違礙。至交臣核定，臣惟查所簽之是非，其所未簽更不能遍閱，恐終不免尚有遺 漏”。於是，紀昀以“諸書曾經承辦，門徑稍熟，於違礙易於查檢

　　①《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十七日軍機大臣奏摺。

　　②參見《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一日諭；《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十日熱河總管董椿奏摺。

　　③《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六日軍機大臣和珅等致紀昀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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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奏請“將文源閣明神宗以後之書，自國朝列聖御纂、皇上欽定及官刊、官修諸編外，一概責臣重校。凡有違礙，即行修改，仍知會文淵、文津二閣詳校官劃一辦理， 臣俱一一賠寫抽換，務期完善無疵”。①對紀昀“奏請自行認勘”之舉，乾隆自然十分欣賞，下令將“現貯熱河之文津閣者，亦著陸續寄京，一併發交紀昀一體校 勘”。②經過數月的刻意檢校，紀昀查出潘檉章《國史考異》以下“應行撤燬及語意可疑”各書凡十餘種；又經軍機大臣“逐部詳細閱看”，分為“應行撤燬、刪削 及毋庸議燬”各項，開列清單如下：

　　一、《國史考異》係考訂明太祖、成祖兩朝國史之是非，其中引錢謙益之說甚多，而不著其名，且詞相連屬，難以刪削，應行撤燬。

　　一、《十六家詞》內紀昀所指鄒祗謨《滿江紅詞》一首辭意憤激，然並無謗訕之意，似可毋庸抽燬。惟書中有龔鼎孳所著詞一種，查龔鼎孳所著全集業經銷燬，不應復存此詞，應一律抽燬，改為《十五家詞》。

　　一、朱彝尊《曝書亭集》並無違礙，惟紀昀指出《譚貞良墓表》內所稱“貞良百折不回，卒保其髮膚其領，真按：辦理四庫書檔案作卒保其髮膚首領是也.其領之其涉上文誤也！ 從君父於地下”等語，似有語病，應一律抽燬。

　　一、吳偉業《綏寇紀略》、陳鼎《東林列傳》二書，均無違礙，而內外之詞稱謂有乖體制，應一律改正。

　　①《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十一日紀昀奏摺。

　　②《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史料》，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十二日軍機大臣致紀昀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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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多列已燬之書，應行一律刪削。

　　一、姚之駰《元明事類考》、仇兆鰲《杜詩詳注》俱襲引錢謙益撰著而去其名，真按：仇兆鰲與錢謙益 真按：仇兆鰲抄襲錢謙益？ 應一律刪削。

　 　一、朱鶴齡《愚庵小集》，紀昀所指《書元好問集後》一篇，意在痛詆錢謙益，持論未為失當，誠如聖 諭，若於推許錢謙益者既經飭禁，而於詆訾錢謙益者復事苛求，未為允協。惟朱鶴齡未與錢謙益絕交之先，往來詩文有《贈某先生詩》等作，又箋注《李義山詩注》 序內紅豆莊主人，皆係指錢謙益，應一律刪削，其全集仍應擬存。

　　一、吳綺《林蕙堂集》間有近於慨嘆興亡之語，多係文人習套，並無謗訕，仍應擬存。

　　一、葉方藹《讀書齋偶存集》語無違礙，紀昀指出《南海子詩》“何當小住三千歲，再見桑田變海時”二語，誠如聖諭，此係文人習用套語，仍應擬存。

　　一、王士正《精華錄》內《秋柳詩》所用白門、梁園、琅琊、洛陽、靈和殿、永豐坊，皆詠柳習用典故，似無所指，仍應擬存。

　　一、查慎行《敬業堂集》內《殿庭草》絕句“春風吹綠花磚縫，下有陳根幾百年，惆悵履綦行跡盡，雍和門外浴堂前”，詳其詞句，似係偶然寄托，尚無別意，仍應擬存。

此外，軍機大臣又查得“王士正集內有《贈一靈道人》絕句一首，查一靈道人即係屈大均；又查慎行集內有《清明後一日同戴田有游南池》一首，查戴田有即戴名世。其詩均不應存，應行挖改抽換，以昭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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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這樣，在撤燬、抽燬、刪削之餘，尚有部分書得以保存下來。

　　三、撤燬書籍的改補和襯紙

　 　在乾隆五十二年連續發生的撤燬、刪削書籍事件中，總計撤燬十一種，抽燬或刪改十二種。除抽燬和刪改 各書可以採取換寫或挖改的辦法加以掩飾外，撤燬各書也必須有所補救，特別是內廷四閣全書，早已裝潢貯閣，十餘種書一經撤出，就要造成空函現象，這不僅觀之 不雅，而且不啻留下撤燬之跡。因此，還在李清著作首遭撤燬之時，軍機大臣就與紀昀等人“公同商酌”，決定“補足空函”。根據“《四庫全書》每分六千餘匣， 均祇於匣面按次標刻第幾函字樣，其書則各自分部，不相連屬，並無通身流水卷數”的實際情形，真批：此即回答了前面黃先生所疑惑何無照當初擬定條例，題寫幾萬幾千幾百卷了. 再 查照撤燬書所屬部類，凡卷數較多，又有“備抄之書”者，均選擇別種補入，至於卷數略少，又“別無補抄之書”可增入者，則採取襯紙的方法，如“此次所燬李清 書四種，其《南北史合注》一種係在史部別史類中，《諸史同異錄》及《不知姓名錄》二種係在子部類書類中，此二類備抄之書尚多，均可按其時代，另檢別種約計 卷數多寡依次補入，不見抽換之跡。惟《南唐書合訂》一種，係在史部載記類中，此類書籍甚少，現在別無補抄之書，無可補入。查從前武英殿裝潢全書，向因冊 數、函數厚薄不勻，有奏定襯紙之例。現在四閣書內襯紙者甚多，今此書僅止六冊，為數無多，若將此匣前後相連之書酌量襯紙，以多出六冊，勻裝此空匣之內，即 可不必再補”。②於是，史部別史類補入李鍇《尚史》一種

　　①《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二年十月三日軍機大臣奏摺并清單。

　　②《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二年四月二日軍機大臣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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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部類書類補入潘永因《宋稗類鈔》一種，僅“略為挪移，匣面改刻無多”。①至於《南唐書合訂》以及其後被撤燬的幾種書籍，則均以襯紙方法勻出所缺冊數，未再增補。

　　四、撤燬各書存佚情形

　 　對先後查出“應行撤燬”各書，乾隆都一概諭令“所有四閣及江浙三分書均照此辦理”，軍機大臣還將翰 林院所貯各書底本，也一併檢出“交進銷燬”。但事實上，這些書籍雖從內廷四閣全書中撤出，卻一直堆置宮中，並未全部銷燬。北京故宮博物院至今尚存有寫本 《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南唐書合訂》二十五卷、《歷代不知姓名錄》十卷、《閩小記》四卷、《讀畫錄》四卷、《印人傳》三卷、《書影》十卷、《書畫 記》六卷、《國史考異》六卷、《同書》殘本二卷，僅缺《諸史同異錄》一種②。至於江浙三閣全書，由於其中一部分早在李清著作被撤燬之前已經發往江浙，其餘 部分雖經覆校完畢始陸續發往，但校勘各員也並未完全按照乾隆的諭令行事，因此撤燬各書實際上並未全部撤出。真按：乾隆諭旨並未被完全執行 如文宗閣《四庫全書》，便收有《書影》、《同書》二種③，文瀾閣《四庫全書》

　　①《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十五日軍機大臣奏摺。

　　②1927年，王重民最早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發現這些撤燬書的寫本，隨即抄出各書提要九篇（《諸史同異錄》原闕，《同書》存三、四卷，無提要），輯成《四庫抽燬書提要稿》印行。1964年，中華書局影印《四庫全書總目》，也從故宮博物院中把《南北史合注》等九篇提要補錄於後，題為《四庫撤燬書提要》，一併出版。真按：愚有此本，似為下載於國學數典者，好似乃sswzh兄所發者.今受益矣！版權頁題為1965年6年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末附有撤燬書提要無誤.作為附錄.

　　③參見《文宗閣四庫全書裝函清冊》，真按：參考書目-博士論文-翁方綱研究-次要參考書目 清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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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收有《讀畫錄》、《印人傳》、《同書》、《書畫記》四種①。其中，文瀾閣本《同書》四卷四冊至今保 存完好，每冊卷端印鈐“古稀天子之寶”白文，卷末印鈐“乾隆御覽之寶”朱文，書前尚有提要。據此可知，曾遭撤燬的十一種著作，尚有十種得以完整保存下來， 成為當年清統治者推行文化專制政策的歷史見證。

第二節　內廷四閣全書的覆校

　　《四庫全書》的覆校，是在七分全書纂修、繕寫完畢後進行的一項大規模的校勘工作。內廷四閣全書和江浙三分全書的覆校都先後進行過兩次，校閱出不少訛脫錯謬甚至漏寫、抵換之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四庫全書》的質量。

　　一、內廷四閣全書的初次覆校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五月，高宗因文津閣《四庫全書》“訛謬甚多”，再加上此前在續繕三分全書中又曾摘出“妄誕不經”之處，便下令重加校閱。於是，內廷四閣全書的覆校工作陸續開始。

　　（一）文淵、文源二閣書籍的覆校

　　乾隆發現文津閣書籍的錯謬後，除派隨從各員“詳加校閱改正”之外，首先想到“文淵、文源二閣所貯《四庫全書》，其訛舛處所亦皆不一而足”，因而諭令：“除年老大學士嵇璜不派外，著派科甲出身之尚書、侍郎、京堂，以及翰詹科道部屬等官，分司校閱

　　①　參見《文瀾閣志》卷上，孫樹禮紀文。並見吳恒聚《文瀾閣四庫全書書目清冊》，轉引自崔富章《四庫全書總目和四庫全書的關係》一文，載《圖書館研究與工作》，198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