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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縣范氏《天一閣目》亦然。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十五《文淵閣書目提要》：“今以《永樂大典》對勘，其所收之書世無傳本者往往見于此目，亦可知其庋藏之富。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載國初曹貞吉為內閣典籍，文淵閣書散失殆盡。貞吉檢閱，見宋槧歐陽修《居士集》無一完者，今閱百載，已散失無餘。”

孫 承澤《春明夢餘錄》卷十二：永樂辛丑命修撰陳循將南內文淵閣書各取一部至京，計取 書一百櫃，又遣官四出購買，故閣中所積書計二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嘉靖中閣災，書移通積庫及皇史宬。又正德間，閣學士楊廷和請令中書胡 熙、典籍劉偉與主事李繼先查校書籍，由是盜出甚多。

王 肯堂《筆麈》卷二：文淵閣藏書皆宋元秘閣所遺，雖不甚精，然無不宋版者。因典籍 多，貲生既不知愛重，閣老亦漫不檢省，往往為人取去。余嘗于溧陽馬氏樓中見種類甚多，每冊皆有文淵閣印。己丑，既入館典籍，以書目來，僅四冊，凡余所見馬 氏書，已去其籍矣。及按目而索，則又十無一二，又多殘缺，訊之，則曰丙戌館中諸公領出未還故也。試以訊院吏，院吏曰今在庫中。余大喜，亟命出諸庫，視之， 則皆易以新刻本書，非復秘閣之舊矣！亟以交還典籍，典籍亦竟朦朧以入。今所有僅千萬之一，然猶日銷月耗，無一留心保護者，不過十年，必至無片紙隻字乃已， 甚可惜也！

又《筆麈》卷四：我太祖克燕，首命大將軍收秘書監圖書典籍，既又詔求遺書，永樂移都北平，命學士陳循輦文淵閣書以從，購遺書四出，所蓄甚富。正統六年大學士楊士奇言“臣逐一打點清切，編置字號，寫完一本，總名曰《文淵閣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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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詔從之。然自是而後閣臣既鮮省核，典籍又多竊取，而秘府書籍往往散逸于民間矣。嘉靖中御史徐九皋建言，欲將歷代藝文志書目參對今貯經籍，凡有不備者，令行 中外士民之家，借本送官謄寫，原本給還，量優賞賚。其有志所不載及近世中外文僚山林碩學記著撰述有裨治理者，并令搜采，解送禮部，發史館看詳校正，藏諸中 秘。而又乞上處分政事之暇，時賜召見講讀侍從諸臣，從容諏訪，辨析經旨。尋得旨：書籍充棟，學者不用心，亦徒示虛名耳。苟能以經書躬行實踐，為治有餘裕 矣。此心不養以正，召見亦虛應也。都罷。是時上漸廢朝，而請不時召見文學之臣為忤旨，知并求遺書亦報罷。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九《跋文淵閣書目》：“此目不過內閣之簿帳，初非勒為一書如《中經簿》、《崇文總目》之比，必以撰述之體責之，未免失之苛矣。”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三十二：《文淵閣書目》二十卷，《讀畫齋叢書》本。明楊士奇編。《四庫全書》著錄作四卷，《焦氏經籍志》、《千頃堂書目》俱作十四卷，疑十字誤衍。此本因依元編字號而分之，故有二十卷也。其書以《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二十號，五十櫥，共貯七千二百九十七種，每種但著書名冊數，而無撰人卷數。案原書于撰人姓名亦間有著者，但缺者居多耳。甚至于往字三櫥之新志大半并其冊數而不著，致覽者茫然自失。如此著錄，從來官撰私著所未有也。

　　至神宗萬曆時，中書舍人張萱等取閣中書重加檢校，編為《內閣藏書目錄》，分為部類，并注撰人姓名。亦間有解題。然其文甚略，于原書卷數不盡著，體例亦未盡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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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較之楊士奇目，差可備考。今欲窺有明一代之儲藏，惟此二書而已。若焦竑之《國史經籍志》，抄撮史志，多非實有其書，不足據也。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十四：《內閣藏書目錄》八卷。抄本。右目略注撰人姓名、官職、書之全闕，而部類參差，殊鮮端緒。末葉記云：“萬曆三十三年，歲在乙巳，內閣敕房辦事大理寺左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秦焜、郭安民、吳大山，奉中堂諭校理并纂輯。”

　　案此書《四庫》不著錄，近人張鈞衡刻入《適園叢書》第二集。

　　清至康熙時，天下大定，留意文籍，內廷新藏之書，多由儒臣摘敘簡明略節，附夾本書之內，見《四庫提要》卷首上諭。但 未編成目錄。乾隆三十七年，詔求遺書，四方之書既集，乃開館編纂，分為應刻應鈔應存目三種，并從朱筠之請，于《永樂大典》內搜輯佚書。于流傳甚罕者，則刻 板，編為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于有裨實用者，則皆繕寫校讎，匯為《四庫全書》，貯之文淵閣。于俚淺訛謬無可採者，則只存書名，注出略節，謂之存目。每書 皆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敘于本書卷首，此亦朱筠所奏請。名曰提要，綜各書之提要，合為《四庫全書總目》。又因卷帙太繁，翻閱不易，另輯《簡明目錄》一編。至四十六年，全書告成，藏其底本于翰林院。真按：四庫全書之成書時間 書 復別鈔數部，建閣于圓明園、瀋陽、熱河及江、浙兩省，與文淵閣而七。在鎮江金山者曰文宗，揚州大觀堂者曰文匯，杭州西湖者曰文瀾。士子有願讀中秘書者，在 京許赴翰林院，在外許赴三閣閱覽傳鈔，頗與今之圖書館相似。諸藏書家鈔本多出於此，好事者往往取以刻入叢書。于一代文化，不為無助焉。惜乎于四庫失收之 書，未能續加搜求，隨時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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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較唐、宋之屢次修纂者，猶不能無愧色耳。

　 《清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四《經籍考》：《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簡明目錄》二 十卷，乾隆四十七年奉敕編。臣等謹案乾隆三十七年，詔求遺書。四方大吏悉心採錄。江南、浙江好古之士各以其藏書來獻。旋因安徽學政朱筠言，《永樂大典》中 多人間未見之本，命開四庫全書館于翰林院，遴選儒臣，詳審編核。又設局于武英殿，專司繕錄之事。凡經史子集條分得失，其善本則著錄，其外間所稀覯者，則以 聚珍版廣厥流傳，其餘則附見存目。每校一書，進呈乙覽，館臣次第甄錄。四十六年，編定全書三萬六千冊。真按：四庫全書之成書時間 從古圖書之備，未有盛於此者。復綜各書提要，合為總目。又專輯著錄各書，括其簡要，為《簡明目錄》。

　 　以上所言，大抵為公家藏書目錄。漢楊僕、劉向之著錄，乃起于奉詔校書。魏、晉、 南北朝，則大抵為秘書監丞之職掌。其以處士而著書者，阮孝緒一人而已。宋、齊以後，王公搢紳之名錄，梁任昉之目錄，史皆不載，然可見私家藏書之目，六朝已 有之。但自唐以前，書既不傳，體制不可復考。宋以後作者甚多，別具專篇論之，此不復詳。真批：則前言本篇者，是余氏茲作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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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目錄類例之沿革

　 　自漢以上固已有目錄，《隋志》舉《詩》、《書》之序以為源起，此如太史公之《自 序》，但為一書之篇目而已。一書之中，簡篇既宜有先後，則其次序自當有義，不可隨意信手，如積薪然也。故必分別部居，不相雜廁。於是《書》有虞、夏、商、 周，《詩》有風、雅、頌，而史有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以為全書之綱領。作序之時，舉當篇之小題納之于總稱之下，而屬之以大名，然後誦讀有倫，取攜甚 便。此大名總稱小題者，猶之後世之部次也。

　《詩‧國風疏》：“《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總稱。”

　《禮記‧曲禮疏》：“《禮記》者，一部之大名，《曲禮》者，當篇之小目。案大名小目又謂之大題小題，見詩《釋文》。”

　　漢韓信、楊僕始校兵書，其次序之法，不可得而考。至劉向合天下之書為之校讎定著，作為《敘錄》，然只載在本書。及子歆卒父之業，始奏《七略》，等次群書為六略三十八種。後漢、三國承之，無所改易。至晉荀勖作《中經新簿》，始變《七略》之法，為甲乙丙丁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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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後齊王儉又依《七略》作為《七志》，梁阮孝緒復斟酌劉王之間，以撰《七錄》。而自晉宋至今官撰目錄，則皆用四部。凡每略分為若干種，每部分為若干類，每 類又分若干子目，即所謂類例也。但漢晉齊梁尚無此名。惟《隋書‧許善心傳》言“善心更制《七林》，區分類例”，類例之名，蓋起于此。真按：類例

　 　鄭樵《通志‧校讎略》有編書必謹類例論六篇，謂“學之不專者，為書之不明也；書 之不明者，為類例之不分也。類例分則百家九流各有條理，雖亡而不能亡。”又曰：“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以其先後本末具在。”蓋古之編書目者，無不有類例。 然特以為部次之法而已，未嘗言其重要。言類例之重要者，自樵始。焦竑《國史經籍志》，更奉其說而推演之，以為“類例不分則書亡”。夫書亡不亡，非盡關於類 例不明。觀牛弘所言五厄，大抵以兵火為最多。然編撰目錄必明類例，則固不易之說也。

　 　大凡事物之繁重者，必馭之以至簡，故網有綱，裘有領。書之類例，文字之部首，皆 綱領也。漢許慎《說文解字敘》曰：“其建首也，立一為耑，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牽條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据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此分類之 法也。《說文》以九千三百餘字，而統之以五百四十部，《七略》以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而屬之以六略三十八種，此《七略》總數，見《七錄》序。其 意相同，皆所以便檢查也。既欲分門類，固不可無義例，於是《說文》以形旁相同者歸于一部，《七略》以學出某官者歸于一家。使知其意者因以求其字，通其學者 可以求其書，而檢查乃益便。然《說文》之字，盡于部中，雖以一二字為一部無害也。若書則除目錄之外，別有物在。其庋藏也，有閣有殿，有館有庫，分屋列架， 故各類相較，不能過多，亦不能過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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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志》言“隋煬帝秘閣之書，于東都觀文殿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唐會要》言開元時集賢院書，分經史子集四庫。度荀勖之分四部，其義不 過如此。甲乙丙丁者，其藏書之處所用之標題符號耳。即劉歆之六略，何獨不然。章學誠謂“古人著錄，不徒為甲乙部次計”，《校讎通義互著篇》。又曰“《藝文》一志，實為學術之宗，明道之要，而後人著錄，乃用之為甲乙計數而已矣”，其陳義甚高。實則目錄之興，本以為甲乙計數，而“學術之宗，明道之要”，特因而寓之而已。譬之《易》本為卜筮，而以寓事物變易之理；《春秋》本為記事，而以寓褒貶之義。古今學術，其初無不因事實之需要而為之法，以便人用，傳之久，研之精，而後義理著焉。必欲以《易》為卦歌，《春秋》為朝報，固未可，而謂其始本不為此而作，則亦非也。真按：摘要 夫 言理者必寓于事，事理兼到而後可行。故類例雖必推本于學術之原，而于簡篇卷帙之多寡，亦須顧及。蓋古之著目錄者，皆在蘭臺、秘閣，職掌圖書，故必兼計儲藏 之法，非如鄭樵、焦竑之流，仰屋著書，按目分隸而已也。故如《文淵閣書目》但以《千字文》編號，每號為若干櫥，《李蒲汀書目》，羅振玉玉簡齋刻本。但分房屋朝東朝西，一屋幾櫃，一櫃幾層者，固絕不足以語類例，而于劉、班之著錄，求之過深，或責之過苛者，亦未達古人之意也。

　 　鄭樵、焦竑之論類例，皆取義于兵法，樵譬之以部伍，竑喻之以進退，其說甚精。書 之有部類，猶兵之有師旅也。雖其多寡不能如卒伍之整齊畫一，而要不能大相懸絕，故于可分者分之，可合者合之。《七略》之變為四部，大率因此，不獨為儲藏之 不便也，即其目錄之篇卷，亦宜略使之相稱。蓋古書既用卷軸，則不宜于過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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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歆《七略》即為七卷，而宋、梁、陳、隋之四部目錄皆四卷，故胡應麟曰：“自唐以後，四部卷數相當。”《經籍會通》卷二。《七略》、四部之分合，可因此而得其故矣。

　 《通志‧校讎略‧編次必謹類例論》：“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書籍之亡 者，由類例之法不分也。類例分，則九流百家各有條理，雖亡而不能亡也。巫醫之學，亦經存沒而學不息，釋老之書，亦經變故而書常存。觀漢之《易》書甚多，今 不傳，惟卜筮之《易》傳。法家之書亦多，今不傳，惟釋老之書傳。彼異端之學能全其書者，專之謂矣。”

　又：“類書如持軍也，若有條理，雖多而治，若無條理，雖寡而紛。類例不患其多也，患處多之無術耳。”

　《國史經籍志》卷三：記有之，“進退而度，出入有局，各司其局”，《禮記‧曲禮注》云：局，部分也。疏云：明君以軍行之禮。書之有類例，亦猶是也。故部分不明則兵亂，類例不立則書亡。向、歆剖判百家，條綱粗立，自是以往，書名徒具，而流別莫分。官縢私楮，喪脫幾盡，無足怪者。嘗觀老釋二氏，雖歷廢興而篇籍具在，豈盡其人之力哉？二家類例既明，世守彌篤，雖亡而不亡也。

　　以上總論類例

　　劉歆《七略》，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阮孝緒云：“其一篇即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略為名。”蓋《輯略》即班志之小序，實只六略。故《論衡》云“六略之書，萬三千篇”。《對作篇》。其中又分六藝為九種，諸子為十家，詩賦為五種，兵書為四種，數術為六種，方技為四種，故《漢志》云“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然當劉向校書時，已分為六部，歆特因其成例序次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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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書‧劉歆傳》曰：“歆乃集六藝群書，種別為七略。”種別者，謂書之部次，即類例也。又贊曰：“《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剖判者，取古今之藝文分析 之也，蓋亦即指類例而言。《隋志》曰：“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語意尤為明白。知編書必謹類例，固非鄭樵之創論。特漢時尚無 類例之名，又古人言簡，說之不詳耳。

　 　向、歆類例，分為六略，蓋有二義：一則因校書之分職，一則酌篇卷之多寡也。所謂 因校書之分職者，《七略》著錄之書，雖只一萬三千餘卷，然一書有數本，則篇卷增多，如《荀子》僅三十二篇，而中書乃三百二十二篇，其多乃至十倍，則合各書 複重之本，少亦當有四五萬卷。一一為之刪除定著，又須字字刊其訛謬，然後作為書錄，自非一人之精力所能辦，故向歆相繼領校秘書，又謂之領主省。其下所置官 屬，謂之校秘書，又謂之校治。以後世之制明之，領校者，蓋全書之總裁而兼總纂，而校治則分校官也。領校之下，又有任宏等三人分任一門，以為之輔，其職頗似 後世之總校，皆各用其所長。任宏為步兵校尉，故校兵書；尹咸為太史令，故校數術；李柱國為侍醫，故校方技。以向本儒者，此類或非其所長，而技術之書，非深 通其學者不能校也。

　劉秀《上山海經表》：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校秘書言，校秘書太常屬臣望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中略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中光祿勳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主省。

　《校讎通義‧校讎條理篇》（七之五）：《七略》以《兵書》、《方技》、《數術》為三部，列于《諸子》之外。至四部而皆列子類。然列其書于子部可也，校書之人則不可與諸子同業也。必取專門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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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如太史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之例，乃可無弊。否則文學之士但求之于文字語言，而術業之誤或有因而受其累者矣。

　　案向校書時之官屬，除劉歆外，可考者有劉伋、見《七錄》序。班斿、《漢書敘傳》云：斿與劉向校秘書。杜參。見《漢志‧詩賦略》師古注引《別錄》。《晏子書錄》云“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列女傳錄》云“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初學記》卷二十五引。知參、歆二人，皆助向校諸子者。若太常屬臣望、光祿勳劉龔龔，向曾孫，見《董仲舒傳》。校《山海經》，見劉秀《進山海經表》。則在向死之後。楊宣與劉歆共校書在平帝時，見《華陽國志》卷十。蘇竟與歆校書，更在王莽時矣。《後漢書‧蘇竟傳》，王莽時與劉歆等共典校書。

　 　所謂酌篇卷之多寡者，史出于《春秋》，後為史部；詩賦出于《三百篇》，後為集 部，乃《七略》于史則附入《春秋》，而詩賦自為一略者。因史家之書，自《世本》至《漢大年紀》，僅有八家四百一十一篇，不能獨為一略，只可附錄。附之他略 皆不可，故推其學之所自出，附之《春秋》。詩賦雖出自《三百篇》，然六藝詩僅六家四百一十六卷，而《詩賦略》乃有五種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如援《春秋》 之例附之于《詩》，則末大于本，不得不析出使之獨立，劉勰所謂“六藝附庸，蔚成大國”也。《史心雕龍‧詮賦篇》。阮孝緒《七錄》序于《七略》分合之故言之甚明。後世如馬端臨胡應麟猶能知此意。而鄭樵乃謂《世本》諸書不當入《春秋》類。然樵又嘗曰：“《月令》乃禮家之一類，以其為書之多，故為專類。”夫可以書之多而分，獨不可以書之少而合乎？樵之予奪不一，宜其為章學誠之所譏也。真按：章學誠與鄭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