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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人文最盛的東南地區，列為訪求重鎮，其地區之官員，自不敢搪塞敷衍。而直接指名各大藏書家及著有名望的書商，那些人更不敢不以書獻。由於清高宗採訪遺書，辦法周密完備，政令嚴厲，故能收到極好的效果。在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五月十七日的上諭中（註廿五）已曾云：

據 江浙督撫及兩淮鹽政等奏到購呈送之書，已不下四五千種，並有稱藏書家願將所有舊書呈獻者，固屬踴躍奉 公，尚未能深喻朕意。……今外省進到之書，大小短長，參差不一，既無當於縹緗，而業已或刻或鈔，其原書又何必復留內府，……所有各家進到之書，俟校辦完竣 之日，仍行給還原獻之家。但現在各省所進之書籍，已屬不少，向後自必陸續加多，其如何分別標記？俾還本人，不致淆混遺失之處，著總裁等妥議具奏，仍將此通 諭知之。

從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限期嚴飭購求圖書以後，不及二個月，僅江浙督撫及兩淮鹽政呈送之書，已不下四、五千種，可知其成效。

　　其實，當日所謂「予以半年之限」的採訪遺書限令，並未遵行，反而愈演愈烈，到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八月五日訪書運動變質為止，各地呈進之書，頗為可觀，以「曠古所未有」形容之，應不為過。茲摘錄幾則清宮原始呈報訪書成效檔案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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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見一班：

1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貴州巡撫覺羅圖思德奏云（註廿六）：「黔省……僻處邊徼，代無宿學撰述，……且黔省舟楫不通，書賈艱於運售，再四嚴為查查，委無遺書可採。」

2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一日，浙江巡撫三寶奏云（註廿七）：「續收存貯在局書三百二十七種，……茲據各屬暨教官書賈，於遐陬僻壤，廣為尋訪，又零星覓獲書二百二十種，交收到局，恭呈御覽，共計在局書五百四十七種，好為收貯，俟明春一併彙解四庫全書處查收。」

3.乾 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廿七日，安徽巡撫裴宗錫奏云（註廿八）：「茲據太平府知府沈業富又購得遺書二百餘種，呈送前來，臣逐加檢閱，擇其可採者，計有一百七十七 種。內前代流傳舊書一百五十九種，國朝儒林著述一十七種，年代無考者一種，……再查第二次購送書一百十種，准辦理四庫全書處行知有重複七十一種，應行扣除 外，統計前後四次，實共應解書五百一十六種，現在委員解送辦理四庫全書處查收。」

4乾隆三十九年元月二十八日，江蘇巡撫薩載奏云（註廿九）：「江淮各屬所繳書一千三十餘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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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松各屬先後購得遺書共一千五百二十種，又得書共二百五種，現委便員解送四庫全書處交收，聽候採擇，真按：原訛作聽侯採擇，徑改！ 臣謹開列目錄清單。」

5.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六日，兩江總督高晉奏云（註卅）：「欽奉諭旨採訪遺書，前經十次，購覓書籍一千三十二種，恭摺奏明，並委員解送四庫館交收在案，……嗣臣督所屬加意蒐羅……又集有三百種，……即委令該員順解四庫館交收。」

6乾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日畢沅等奏云（註卅一）：「計今歲陝甘各屬詳解及生童所獻刻本、鈔本，可備抄錄者共得六十二部，合以上年入奏之四○部，共成一百二部。」

7.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六日湖南巡撫覺羅敦奏云（註卅二）：「查湖南省地處偏隅，藏書不及湖北，……據各屬呈到書部，率多習見，具有殘闕，僅選二十四種，內有應行抄，委員設局監抄錄者，……又據各屬購覓，續得六種，共三十種，會同學臣褚廷璋，磨對清楚，裝潢成帙，現將各書齎送四庫全書館查收，真按：原誤作齋送，徑改！ 以供採擇。」

8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四日，浙江巡撫三寶奏云（註卅三）：「浙省次第購獲遺書，已委員解交過四庫全書處三千七百七十一種。並又陸續覓獲五百四十七種，……現又零星覓獲書二百零五種，交收到局，……合計連前存局共七百五十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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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各書好為包裹裝盛，沿途小心加意照料，解赴四庫全書處查收。」真批：此處竟似資料的堆砌！本書撰作似甚草草，殊不足以大觀矣.

9.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三十日直隸總督周元理奏云（註卅四）：「計自設局以來，共據各府廳州縣陸續呈送五百餘種，經臣三次奏明，由辦理四庫全書處取進二百餘種，尚有揀存重複淺陋及坊肆習見之書二百八十三種，……立限三日內全數給還各家查收清楚，取具領狀及印結，申送存寄。」

10乾 隆三十九年八月一日李質穎奏（註卅五）：「查奴才於上年閏三月奉旨訪覓遺書，當即欽遵聖訓，將素有藏書之商人馬裕，傳至詢問，據該商即將書自呈出，共計一 千三百八十五種。奴才擇其中未嘗經進目者，具摺進呈三次，共送過七百七十六種，下剩六百九種，俱係通行共見之書，無可採選，隨即查點明晰，一一當面發還。 又選派曉事總商八人，令其因親及友，廣為訪覓。……覓得書籍，陸續持來，奴才隨到隨閱，將流傳尚少之書，開單進呈五次，共送過九百三十二種。」

11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六日山西巡撫覺羅巴延三奏云（註卅六）：「查晉省各屬送到之書，除瑣屑重複之本，當隨即飭發各本家具領外，所有奏進之書，共一百二十七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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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乾 隆三十九年九月初八日雲南巡撫李湖奏云（註卅七）：「據各屬節次稟覆，……武定州知州明安呈到玉海一部八十本，雲州知州饒學曦呈到畫史一部八十本，尚可備 採，并將臣自帶抄錄方輿紀要一部六十四本，宋版六經正誤一部六本，當經開單奏明，咨送禮部，轉交總理修書處查收在案。滇省未經設立收書公局，並無揀存未還 之書。」

13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日河南總督何煟奏云：（註卅八）：「查豫省設局購買遺書，共收過四百一十三種外，尚餘揀存之書三百六十種，當經按照原單造冊，檄飭各州縣，陸續差役具領，俱經給還。」

14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閩浙總督鍾音奏云（註卅九）：「查閩省前奉諭旨採訪遺書，當即欽遵，廣為蒐羅，先後共得四百四十四種，……逐一復檢，內有稍堪備採者，計二百三種，節次開單，恭摺具奏。」

以 上所舉，皆在清高宗訪書意態還未變質，或已變質而政令尚未到達之前的實例。從之已不難看出當日全國各 地反應激烈之一斑情形，及各省進呈之書，數量極為可觀。清高宗於乾隆三十八年徵書之主要目的，本在備四庫全書處修書採擷之用，故當時對重複本，都採給還原 收藏人的方式。其審查重複本的方法是由各省開單進呈，候四庫全書處核定後，再將需呈進之書，派員解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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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恪遵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十月七日的規定，因在訪書行動一開始不久，清高宗即曾指示：（註四○）

　　各督撫等，其即恪遵前旨，飭催所屬速行設法訪求，無論刊本、鈔本，一一彙收備採，俟卷帙所積稍充，即開具目錄，附摺奏明，聽候甄擇移取。

第四節　訪書政策之變質

　 　清人以外族入主中原，忌諱極多，對漢人行諸抄書籍上之不利於統治的文字，素來視同在背之芒刺。故康 熙帝時，即曾下令（註四一）：「民間藏書秘錄，務期搜訪罄盡，以免異端偽說，流播民間。」進行異端偽說的撲滅工作，在康、雍二朝，即屢興文字大獄。清高宗 嗣統，既不忘祖訓，又想到個人肩負子孫萬年帝業傳承的重責大任，乃不得不在奉行祖訓之外，更加奮發，努力於不利統治文字之剷除。乾隆三十七年大規模徵書運 動開始之際，高宗雖故示寬大，屢次指示「書中即有忌諱字面，並無妨礙」、「或有妄誕字句，不應留以貽惑後學者，亦不過將書燬棄，轉諭其家不必收存」等語。 話雖動聽，目的則在誘出有「忌諱字面」之書，同時也顯示清高宗心坎深處，忌諱文字的陰影，總是揮之不去。真批：真是褒貶由佗！ 經過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至三十九年七月將近二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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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四庫全書的修纂，大力推動徵求遺書之後，古今重要著述，大都已掌握於四庫館中，於是政令突然改變，真批：此於是二字的因果關係甚不審諦也！ 明目張膽指向忌諱之書。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八月五日頒令曰：（註四十二）：

前 曾諭令各省督撫，採訪遺書，彙登府冊，下詔數月，應者寥寥，彼時恐有司等，因遺編中或有違礙忌諱字 面，懼涉干礙，而藏書家因而窺其意旨，一切祕而不宣。因復明切宣諭：即或字義觸礙，乃前人偏見，與近時無涉，不必過於畏首畏尾。朕斷不肯因訪求遺編，於書 中尋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若仍似前疑畏，不肯盡出所藏，將來或別露違礙之書，則是有意收存，其取戾轉大，所降諭旨甚明。並寄諭江浙督撫：以書中或有忌諱 妄誕字句，不應留以貽惑後學者，進到時亦不過將書燬棄，轉諭其家不必收存，與其藏書之人並無干礙；至督撫等經手彙送，更無關礙。朕辦事光明正大，各督撫皆 所深知，豈尚不能見信於天下？該督撫等接奉前旨，自應將可備採選之書，開單送館，其或字義觸礙者，亦當分別查出奏明，或封固進呈，請旨銷燬；或在外燬棄， 將書名奏聞，方為實力辦理。乃各省進到書籍不下萬餘種，並不見奏及稍有忌諱之書，豈有裒集如許遺書，竟無一違礙字跡之理？況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 任意，傳聞異辭，必有詆觸本朝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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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燬，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斷不宜置之不辦！此等筆墨妄議之事，大 率江浙兩省居多，其江西、閩越、湖廣，亦或不免。豈可不細加查核？高晉、薩載、三寶、海成、鍾音、德保，皆係滿洲大臣；而李侍堯、陳輝祖、裴宗錫等，亦俱 係世臣。若見有詆毀本朝之書，或係稗官私藏，或係詩文專集，應無不共知切齒，豈有尚聽其潛匿流傳，貽惑後世？不知各該督撫等查繳遺書時，於此等作何辦理？ 著即行據實具奏。至各省已經進到之書，現交四庫全書處檢查，如有關礙者，即行撤出銷燬。其各省繳到之書，督撫等或見其書有忌諱，撤留不解，亦未可知。設或 竟未交一關礙之書，恐其仍係匿而不獻。著傳諭該督撫等，於已繳藏書之家，再令誠妥之員前往，明白傳諭：如有不應存留之書，即速繳出，與收藏之人，並無干 礙。朕凡事開誠布公，既經明白宣諭，豈肯復事吹求！若此次傳諭之後，復有隱諱存留，則是有心藏匿偽妄之書，日後別經發覺，其罪轉不能逭，承辦督撫等，亦難 辭咎！但各督撫必須選派妥員，善為經理，毋得照常通行交地方官，真按：原訛作毌，徑改！ 辦理不善，致不肖吏役，藉端滋擾。將此一併諭令知之。

清高宗認為將近兩年的訪求遺書工作，各省進到書籍雖不下萬餘種，但並不見有忌諱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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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係臣民「懼涉干礙」。筆者則以為臣民可能也誤解清高宗採摘遺編，真批：此全乃臆說爾.偌多之書，竟無一二語句諱礙，乃乾隆要旨也.而吳氏鑽營語病，以逞己說，亦已甚矣，更不近情！ 本意只在備編纂四庫全書之用，故不曾想到要繳出涉及干礙字面的圖書。然而清高宗為貫徹祖訓，為帝業奠立不朽丕基，本有意趁此修纂大書機會，將古來書籍作一番總檢查，對涉及干礙字面的書籍豈能放過？才有以上這道上諭的頒布。

　　蒐求禁書，既為採訪遺編政策的延續，故其搜求方法除前文述及的各項搜採辦法之外，更是積極而周密。四庫館往往頒布禁書之書目，通令各地方遵照所開列之書目清單，嚴行追查。例如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五月十二日即曾諭令：（註四十三）真按：附註作註四三，如此不一，不便檢索矣！

前以尹嘉銓所著各書多狂妄悖謬之處，：…前人著述，原無庸銷燬，惟其中有經該犯疏解、編輯及有序跋者，即當一體銷燬。至其自著各書，尤當實力通行查禁，著再傳諭各督撫務須嚴切查辦。

此上諭中並附有四庫館開出的書目，詳細指示辦理標準為：

應行銷燬尹嘉銓書籍單：

貽教堂文集（即隨五草）、近思錄三編四編、隨五草擇言、皇清名臣言行錄、尹氏家譜、思誠軒奏疏、隨五草尺牘、偶然吟、講習錄續編、觀摩錄、就正錄、尹子端年譜、升香紀勝、尹母行狀、偶然吟續編，蒙求規、真率集、揚風錄左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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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 風錄右編、揚風錄後編、揚風錄和樂集、古文辨義、學文辨義、博陵唱和詩，詩經解略觀、顏學擇善、思誠 軒雜著、唐詩興、唐詩觀、學禮探本、詩績、見善錄、見善錄續編、大房紀勝、真率集續編、近聖編、既見錄續編、昭華詩草（亦名既行錄）、甘藩觀風錄、甘肅雜 詠、見賢錄、格言彙編、心圖詩序、官方寶鑑、健餘堂紀恩集、揚風錄節烈集、既見錄、甘藩偶錄、聖功指要、官箴切要、四禮典要、閨範圖、辭達編、四鑑廣編、 刪後詩、致用編、敢問錄、省身錄、彊識錄、思誠軒筆記、寓目錄、隨五筆記、師儒鏡、賢王鏡、賢士鏡、賢母鏡、良相鏡、循吏鏡、思觀錄、北學錄續編、聖門指 路、存人說約、志士八則、心箴十二義、學道指歸、博陵尹氏試草、閑邪鏡。

　以上七十九種，俱係尹嘉銓著述、編纂，應行銷燬。

儀禮探本（尹嘉銓疏）

共學約（尹會一撰　尹嘉銓疏）

小學大全（尹嘉銓輯）

　以上三種係尹嘉銓疏輯，亦應銷燬

女孝經（唐陳邈妻鄭氏撰　尹嘉銓妻李氏序　應撤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