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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類比法

　 甲書年代已定、乙書字體版式風格全同，可定為同時所刻。青銅器研究中有所謂“標準器”，與此略同。例 如明代劉純著有《雜病治例》一卷、《傷寒治例》一卷。《四庫總目》著錄二書，均云“成化己亥蕭謙刻本”。北圖有《傷寒治例》明刻本，遼寧中醫學院有《雜病 治例》舊刻本。余以二書對照，發現字體版式全同，均題“吳陵劉純宗厚編輯，長安蕭謙子豫校正”，半頁十一行，行十八字，黑口，四周雙邊。前有成化己亥蕭謙 序。北圖本定為明刻，則遼寧中醫學院本亦明刻無疑。從本書版式、蕭謙序及卷端題蕭謙校正來看，應即《四庫總目》所謂“成化己亥蕭謙刻本”。《中國版刻圖 錄》著錄的金刻本，大都是從風格上類比出來的。例如《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北圖藏本，過去定為宋刻，趙萬里先生發現此本與潘祖蔭家藏金刻《雲齋廣錄》版式字 體行款相同，於是定為金刻本。看字體、版式實際都是類比法，同一時代同一地區刻書版式字體風格相似，可以類比。這種方法利用得好不好，往往取決于經驗是否 豐富，屬於版本鑑別中稍感玄妙的一種方法。

（十三）查著錄

　 　當你面對一部弄不清刊刻年代的書時，可先查一下以前到底有過哪些刻本，那些刻本各有什麼特徵，諸如 行款、版式、刻工、諱字、牌記、序跋、校閱人等等，看這個本子與以前哪個本子接近，這樣可以幫助我們排除許多可能，找到較接近的答案，從而進一步參考其他 證據確定刊刻時代、地域及刊刻人。例如前面說日本九州大學藏《甲子會紀》，明薛應旂著，《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記載有兩個刻本：一是明嘉靖三十七年玄津草堂 刻本，一是明陳仁錫刻本。九州大學本題“史官長洲陳仁錫評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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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應當首先考慮這是陳仁錫刻本。再查陳仁錫生活的年代，即可大體確定其刊刻時代為明天啟崇禎間。又如《通鑑總類》，《天祿琳琅書目》前後編均屢次著錄， 從中可以了解到該書在宋代有潮陽初刻，在元至正間有平江重刻。知道這些背景，才能對刻工“平江張俊”有特殊感覺，把它與元刻聯繫起來。版本學和目錄學密不 可分，原因就在於此。

（十四）求旁證

　　從要鑑別的版本本身找證據，可謂之“本證”或“內證”，行款版式、字體墨色、序跋牌記、裝潢紙張、避諱刻工、收藏印記等，都屬於內證。當內證不能解決問題，或者不能完全解決問題時，旁證最見功夫。這裡舉二例。

　 　一是傅氏“雙鑑”之一的宋宮廷寫本《洪範政鑒》。當傅氏從完顏景賢得到此書後，對該書本身特徵有這 樣的描述：“朱絲欄，左右細線，無邊欄。半葉九行，每行十七字。樹、豎、頊、瑋、桓、構、雊、殻、慎，皆為字不成，敦字不缺筆，審為孝宗時重繕本。前有康 定元年七月御製序，每卷首有‘內府文璽’（澤遜按：府當作殿）、‘御府圖書’印，卷尾有‘緝熙殿書籍印’，皆宋代內府所鈐朱文大印。……筆法清勁，有唐人 寫經風格。桑皮玉版，厚如梵夾，蝶裝舊式，凡十二冊。”傅氏從欄格、行款、避諱、印鑑、書法、紙張、裝潢等方面審定為宋孝宗時重抄本。這些內證應當說已比 較充分。但只能證明該書為南宋宮廷收藏，不能證明為何方所寫。這是民國十七年戊辰傅氏鑑定的成果，寫成了跋文。

　 　過了十年，即民國二十七年戊寅，傅氏從清人徐松所輯《宋會要輯稿》中發現了旁證，使鑑定工作得到圓 滿解決。於是又作一跋云：“前跋作于戊辰之春，以屬稿倉卒，未遑博稽。嗣校印徐星伯《宋會要》輯本，于其中搜得二證焉。一曰：建炎三年三月二日，行在太史 局合要各書，下詔訪求，內有《洪範政鑒》十三冊（傅氏注：三當為二字之誤）。見《永樂大典》一萬九千七百七十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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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曰：淳熙‘十三年二月八日，令秘閣繕寫《洪範政鑒》一本進納’。見《永樂大典》一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卷。以此觀之，建炎時既下詔訪求，至淳熙時，必已求得 遺本，故令秘閣重繕進御。今考本書，避帝諱至‘慎’字止，是此本為淳熙秘閣繕進之原帙，固彰彰甚明矣。”（《藏園群書題記》）

　 　如果沒有徐松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宋會要》這兩條史料，恐怕無法確認為“淳熙秘閣繕進之原帙”。 而這兩條旁證的獲得，去第一次作跋竟歷十年之久，並且不無偶然性。可見，旁證之求，殊為不易。當然，如果沒有該書獨具的宋代宮廷藏書的特徵，以及避諱字的 密合，仍不能得出“彰彰甚明”的結論。內外證據的嚴密結合，是何等重要！

　　第二個例子是清人王筠的《說文解字句讀》三十卷。這是一部普通常見的清刻本。這部書先有王氏自刻本，後有光緒八年四川尊經書局重刻本。二本行款相同，但卷端題名不同。初刻本題：“漢太尉南閣祭酒許氏記，安丘王筠撰集，真按：清人怎會用丘？當作邱． 相 國壽陽祁春浦夫子鑑定，益都陳山嵋、晉江陳慶鏞訂正，博山蔣其崘書篆。”光緒八年重刻本僅題“漢太尉南閣祭酒許氏記，安丘王筠撰集”，其餘均刪去，所以空 隙較大。光緒本卷前封面刻“提督四川學政詹事府正詹事餘姚朱逌然重刊”，又有牌記：“光緒壬午秋八月開雕，四川尊經書局藏板。”所以光緒本容易判定。而初 刻本就不好辦，前面有道光庚戌（三十年）四月安丘王筠序，又凡例，均未言刻書事。《販書偶記》著錄為“道光庚戌刊”，是以作序年為刻書年，不太可靠。傅增 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著錄兩個版本：一“道光庚戌刊”，一“同治四年刊《安丘王氏說文三種》本”。所謂同治四年刊，是因為同治四年王筠之子彥侗曾將《說文釋例》、真按：王彥侗 《說文句讀》呈請御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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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 旨下南書房覆閱。當時潘祖蔭參加了南書房覆閱，所以王彥侗離京時請潘祖蔭作了篇序，序末署“同治四年太歲在乙丑五月吳潘祖蔭”。由此，王彥侗刷印此書時加 了龍紋封面，中刻“御覽說文句讀”，右刻“同治四年二月二十二日由禮部進呈”，左刻“同知銜附貢生王彥侗恭繕”。其實仍是原版。道光本、同治本仍是一刻。 問題是，究竟何年所刻，仍無依據。王氏在刻成《說文句讀》之後，曾加補正，由其子王彥侗付刻。王筠在《說文句讀補正》末有附記：“咸豐四年八月覆閱之，至 十月杪而畢，凡所刪改增益約數百事。將別勒為一冊，刻為《補正》。十一月初三冬至記。”又其子彥侗附識：“是時先大人已病，猶日抄別冊不釋，至第六卷遂成 絕筆，十二月初九日疾革。彥侗以是冊宜付梓為請，然之。遂卒，痛哉。用是敬遵遺命，與孫玉山先生藍田校而梓之。九年七月男彥侗謹識。”據此，則《補正》刊 成於咸豐九年，《句讀》刊成當在咸豐四年八月以前。道光三十年為道光最後一年，這年自序，那麼付刻應在稍後。因此，《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說文句讀》 三十卷《句讀補正》三十卷，作“清咸豐王彥侗刻本”，基本符合事實，而仍無刻書年份、地點。要弄清《說文句讀》付刊時間、地點，只有求諸旁證。考鄭時《王 菉友先生著述考》（附屈萬里、鄭時輯《清詒堂文集》後）引王彥侗《菉友府君行述》云：“咸豐二年六月，以歷年徵刻完全，復調署曲沃。先是，府君積所入俸金 刻《文字蒙求》一卷、《說文釋例》二十卷，續刻《補正》附各卷之後。及是，《說文句讀》成，曲沃之薦紳如張君子特、崔君紹聞、張君鶴書、王君思耀、蘇君廷 紳輩，皆慕府君之學，慫恿邑人，爭助以資，畢工以書償之。”再細核原書各卷之末，有校者名氏：“曲沃蘇仰伊校”、“曲沃韓錫齡校”、“曲沃許淋校”、“曲 沃張鶴書校”、“曲沃蘇廷紳校”、“曲沃邊鉅賢校”、“曲沃裴驊校”、“曲沃受業蘇廷直校”、“曲沃崔紹聞校”、“曲沃郭瀚校”、“曲沃王恩照校”、“曲 沃受業衛天鵬校”、“曲沃受業張鳳梧校”、“翼城焦騰鳳校”、“鄉寧鄭晉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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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王彥侗《行述》正相吻合，知即咸豐二年曲沃刻本無疑。這樣，《說文句讀》的刊刻年份、地點及出資者曲沃士紳，均得弄明。由此可知，《販書偶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著錄均誤。真按：販書偶記之誤 真按：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之誤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亦可更加詳細地著錄此書的刻書時間、地點了。這個例子再次證明，內證與旁證必須密切配合，才能得出正確結論。

　 　明代有些地方官喜歡刻書，往往在序言中說自己或者自己的上司履任一年，政清人和，爰刻某書。遇到這 類情況可查當地的地方志，看職官表中該官在任年限，即可得知其刻書年份。或者序中言及上司，不敢直呼其名，也要通過地方志職官表看其間是何人任職。這樣就 可確認刻書人姓名與刻書年月了。總之，旁證很重要，而求之殊難，需要對古代文獻有較深較廣的認識，查來得心應手，方可左右逢源。

（十五）對書影

　 　同一部書的不同版本，應相互對比，不能對比原書則應對比書影。對比結果，經常會發現，以往認為是不 同版本的，其實是同版的不同印本。上面說的《說文句讀》同治四年刻本，實際是咸豐二年曲沃刻本的同治四年印本。這裡再舉一例。《讀書敏求記》，清錢曾撰， 是版本目錄學名著。《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有“清雍正四年趙孟升松雪齋刻本”、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 “清雍正六年濮梁延古堂刻本”、“清乾隆十年沈尚杰雙桂草堂刻本”，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 顯 然是作為三種版本對待。但經把三種版本相互對比，可以發現實為一版。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是雍正六年濮梁序稱：“惜此編未克流傳，爰付諸梨棗，以公同 志。”儼然自刻，而隻字不提雍正四年趙孟升刻版事。乾隆十年沈尚杰序亦明確聲稱：“因舉吳興趙氏之本，重加校讎，付諸剞劂。”儼然是據趙孟升本重刻。其實 都是用雍正四年趙孟升刻版刷印，他們的不誠實的序言，為後人帶來了錯誤的認識真按：古人抄襲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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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錯誤要得到糾正，唯一的方法是將同一部書的不同版本相互核對。《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雖然還存在類似《讀書敏求記》的問題，但是，通過十幾年間編撰《中 國古籍善本書目》，各館版本相互核對書影，發現的此類錯誤不勝枚舉。鑑別同一書的不同版本，對照各本書影可以說是簡單易行的高招。真按：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之誤

　　以上從十五個方面介紹版本鑑定的方法，仍不能說是全面。在實踐中應把這些方法配合使用，綜合考慮，才能避免一些錯誤，得出正確的鑑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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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文獻的校勘

一、文獻訛誤的類型及校勘的目的

（一）文獻錯訛的類型文獻經過傳抄、刻印、排印等，都會出現錯誤，主要的錯誤類型有：

　1.訛。即文字錯誤。

　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先生言：《水經注》‘水流松果之山’，鍾伯敬本‘山’訛作‘上’，真按：鍾惺 遂連圈之，以為妙景，其可笑如此。‘松果之山’見《山海經》。”

　　這裡戴震說的鍾伯敬本《水經注》應指明崇禎二年刻《水經注》四十卷。這個本子前有崇禎二年己巳譚元春《刻水經注批點敘》，說是自己與亡友鍾伯敬及蜀人朱無易評點的，武林嚴忍公等刊刻行世。又有《水經注箋評姓氏》，列“南州朱謀瑋郁儀、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不知是否為鬱之簡化字！ 蜀 郡朱之臣無易、景陵鍾惺伯敬、譚元春友夏”四人，可知這個三人評點本是以明代朱謀瑋《水經注箋》為底本進行評點的。他們的評點注重文學成就，所以鍾惺看見 “水出松果之上”的話，認為很有意境，就在每個字旁加上了圈。根據王國維校，“上”字《永樂大典》本、明抄本均作“山”，松果山是山名，戴震指出見於《山 海經》。如果作“水出松果之山”，就是一句平平常常的話，用不著連圈之了，可見，鍾惺不知道“松果”是山名，更看不出“上”字是“山”字之誤，估計把“松 果”理解成“松樹之果”，水從松果上流下來，確是很美的描景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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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例子確實說明鍾惺因為一個錯字而誤解《水經注》，但我們還應當明白，這個錯字不始於鍾惺，在朱謀瑋《水經注箋》中已是錯誤的，鍾惺不過是以訛傳訛。同時，段玉裁轉述的“水流松果之上”，真按：原訛作載，徑改.噫本處正在談訛字，不料自己就訛了.唉. “流”字應是“出”字之誤，也不夠準確。我們在讀書時應弄清本源，不可照抄二手資料。否則以訛傳訛，錯上加錯，害人害己，就太不應當了。

　　2.脫。脫文，也叫奪文。即漏掉文字。

　 　《史記‧吳太伯世家》：“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 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勾吳，荊蠻義 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 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

　 　這段關於周民族早期歷史的資料，為不少人所熟知。日本大阪杏雨書屋藏南宋紹興十年邵武朱中奉宅刻 《史記》（集解），脫去“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共十九字（參日本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而南宋慶元建安黃善夫刻 《史記》（集解、索隱、正義），脫去“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共十八字，真按：百衲本史記之敓文 元 彭寅翁刻本、明嘉靖王延喆刻本亦脫此十八字（參張元濟《史記校勘記》）。日本藏本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著錄，云：“此本鐵畫銀鉤，字體雕工與瞿氏藏 《周易》相類，是南渡初建本之精者。”黃善夫本亦藏日本，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據以影印。傅增湘《經眼錄》亦著錄云：“是書精雕初印，棱角峭厲， 是建本之最精者。”傅氏對這兩個宋建本的讚美基本上是從鑑賞角度出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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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文字校勘，則粗疏已甚，殊非善本。

　 　商務印書館張元濟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時，因黃善夫本為傳世三家注合刻第一本，且中土久佚，故選 為影印底本。我國所缺，從日本借印補齊。當時通過校勘，發現南宋黃善夫本脫此十八字，為了使文字完整可讀，張元濟在影印時請專門人才照宋本字體補上了這十 八個字，所以《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史記》就不缺這十八個字了。按照“不訛不缺”的善本標準來衡量，商務影印本較其底本更符合善本標準。當然影印古籍而 進行這樣的補充改正，有傷原本面貌，如果用校勘記的方式加以說明而不改原書，也許會更好一些。

　　3.衍。衍文就是多餘的字，由後人傳寫傳刻中不小心混入或者重複而造成，也有無知者擅自補入而造成的。

　 　南宋黃善夫刻《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仙之傳居山澤間”索隱：“列 仙之傳居山澤。按：傳者，謂相傳以列仙居山澤間，音持全反。小顏及劉氏并作儒。儒，柔也，術士之稱，非。”這段正文十九字、索隱四十字，共五十九字，黃善 夫本重復出現。又同上《龜策列傳》：“此橫吉上柱足肣內自舉外自垂，真按：詞：肣1 〔hn ㄏㄢˊ〕〔《廣韻》胡南切，平覃，匣。〕同“ 函1 ”。舌頭。 嚴復 《原強》：“今之扼腕奮肣，講西學、談洋務者，亦知近五十年來，西人所孜孜勤求，近之可以保身治生，遠之可以經國利民之一大事乎？”肣2 〔qn ㄑ〡ㄣˊ〕〔《集韻》渠金切，平侵，群。〕古代灼龜甲以卜吉凶，甲上向內斂收的裂紋謂之肣。《史記‧龜策列傳》：“肣開。” 司馬貞 索隱：“音琴。肣謂兆足斂也。”《集韻‧平侵》：“肣，斂也。灼龜首仰足肣。”按：與含琴音同从今得聲！ 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這二十六字也重複，都是坊刻本不重視校勘而留下的衍文，這種無意造成的衍文較易發現。

　 　有些衍文則為害較大，例如《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治道部》：“孫卿子曰：君，舟也。庶人，水也。 水能行舟，亦能覆舟。”又曰：“君者，義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鬼谷子曰：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有諫諍，無諂諛。事暴君，有補 削，無矯拂。”清嘉慶十年秦恩復十研齋刻《鬼谷子》是有名的善本，因為書中無《御覽》所引《鬼谷子》這段話，於是附於書後，作為佚文。清末孫詒讓指出： “此《荀子》語，《御覽》誤。”（見孫詒讓手批《鬼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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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此語見《荀子‧臣道》。根據《太平御覽》的體例，“鬼谷子曰”應作“又曰”，這樣就與上面“孫卿子曰”連為一體，不會有這個誤會。“鬼谷子”三字當是 編輯或刊刻時誤入的，屬於衍文。如果我們用這段話研究鬼谷子的思想，那就會得出不合實際的結論。這樣的衍文不易發現，我們對待那些傳世典籍的“佚文”或者 已佚典籍的輯本，應格外謹慎。

　4.倒。即文字顛倒。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相如與（卓文君）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爐。相 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于市中。”“犢鼻褌”，三國吳韋昭注：“今三尺布作，形如犢鼻。”南宋黃善夫本、元彭寅翁本、明萬曆凌稚隆刻《史記評 林》本均脫“布”，作“今三尺作”。商務印書館影印黃善夫本《史記》時，根據武英殿本補入一“布”字，但不小心補錯了位，補在“作”字下，成了“今三尺作 布”，這就造成“作布”兩字互倒。又《新唐書‧虞世南傳》中華書局標點本：“與兄世基同受學于吳顧野王餘十年。”“餘十年”不通，《舊唐書》作“十餘 年”，是。這也屬於倒文的例子。真按：點校本廿五史之誤

　5.錯亂。一段文字亂了次序。

　清惠棟《松崖筆記》卷二《仁》：“《春秋元命苞》曰：仁者情志，好生愛人，故其為人以其人，立字二為仁。仁人，言不專于己，念施與也。”

　　這段話雖勉強可以斷開句子，但文義不通。商務印書館影印宋刻《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人事部》載有此段文字：“《春秋元命苞》曰：‘仁者情志，好生愛人。故其為仁以人，其立字二人為仁。’注：‘二人，言不專于己，念施與也。’”

　　我們可以發現《御覽》文義暢達，應是惠棟《松崖筆記》的來源。但惠棟的時代看不到宋版《御覽》，所據者非善本，至有錯亂多處，文字不可句讀。細繹其誤有四：（1）訛文：“仁”訛作“人”，“二”誤作“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