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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關切和理解，首先意味著批評家對作者的深知——他不是以宗教裁判式的權威架勢來呵斥作者，而是努力使自己站在作者的立場上，“根據支配作品的精神”來閱讀作品、理解作品。紀昀在《總目‧〈然疑錄〉題要》中提出來的“原情準勢”的批評原則，就意味著這樣的批評精神。
所謂“原”，即推求、察究，如《韓非子‧主道》曰：“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管子‧戒》 曰：“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尹知章注曰：“原，察也”。可見“原情”便是去察究、體察作者的審美思辨方式和相關心理機制，尋求“兩個意識的遇 合”。所謂“準”，即觀望。《淮南子‧覽冥訓》曰：“群臣準上意而懷當。”高誘作注：“準，望；懷，思；當，合也”。“準勢”之意，便指的是考察當時的社 會思潮和文化環境，這同樣是在尋求與作者創作心理的契合。由此可見，“原情準勢”的指向，正是追求理解和認同。
有理解，有認同，便有慷慨、寬宏的見解。
宋人袁說友與他的幾位朋友共同編纂了《成都文類》。“所錄凡賦一卷，詩歌十四卷，文三十五卷。上起 西漢，下迄孝宗淳熙間，凡一千篇有奇，分為十有一門，各以文類相從，故曰文類”。《成都文類》撰成後，明人周復俊在此書的基礎上完成《全蜀藝文志》，相形 之下，袁氏之書“不免於挂漏”。一些論者對此頗有批評。然而，紀昀卻別有見解：
創事者難工，踵事者易密，固不能一例視之。且使先無此書，則逸篇遺什，復俊必有不能盡考者，其搜輯之功，亦何可盡沒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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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創事者難工，踵事者易密”。這既是對世間一切創造性活動內在規律的把握，也是對創事者難免缺失的深切體諒和理解。
北齊魏收所撰《魏書》，是“二十四史”中最受攻擊者。編撰甫就，便“為世所詬厲，號為穢史”。《北 史‧魏收傳》謂：“收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趙翼也批評《魏書》：“趨 附避諱，是非不公，真所謂穢史也。”②。紀昀在評論《魏書》時，態度十分謹慎。他不是採取金剛怒目式的呵斥、譏諷，而是“原情準勢”，對抨擊魏收的種種議 論加以細密考察，進而提出不同見解。真批：此總目提要所本根本就是邵晉涵南江文鈔卷三魏書提要，乃徑以為紀昀之功，不已甚乎！http://tw.myblog.yahoo.com/jw！ob4NscCdAxS_yWJbxTvlgfR./article?mid=19781 如 《魏書》完稿後，“前後投訴，百有餘人”。其中攻之最烈者為盧斐。盧斐訟之曰：“臣父仕魏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列傳。博陵崔綽位至 本郡功曹，更無事跡。是收外親，乃為佳傳。”紀昀考諸史實，指出，盧斐之父盧同黨附元義，多所誅戳，其後罷去官職，並非“功業顯著，名滿天下”。崔綽雖然 官小職卑，卻是“賢俊之曹、冠冕州群”，自當為立傳者所不應遺漏。盧斐以官職崇卑作為立傳當否的標準，既不足取，也“未足服收也”③。這顯然是站在作者的 立場上，與作者的創作心理發生精神交流。再如世訟“楊愔、高德正勢傾朝野，收遂為其家作傳”。紀昀對此論加以分辯：“愔之先世為楊椿、楊津真按：原訛作樁，據迪志版武英殿總目改！又南江文鈔亦作椿.此亦邵晉涵稿，非曉嵐原說也！周氏之失考，甚矣！http://tw.myblog.yahoo.com/jw！ob4NscCdAxS_yWJbxTvlgfR./article?mid=19767
①《總目》，卷一八七，集部，《成都文類》條。
②趙翼：《廿二史札記‧魏書多曲筆》。
③《總目》，卷四十五，史部，《魏書》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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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正之先世為高允、高祐。椿、津之孝友亮節，真按：原文訛作樁，徑改.說已見前！ 允 之名德，祐之好學，實為魏代聞人，寧能以其門祚方昌，遂引嫌不錄？”①對於人們指斥《魏書》因私情為陽固、爾朱榮作佳傳之論，紀昀也一一進行分析，提出不 同意見。由於紀昀的《魏書》論“原情準勢”，牢牢把握《魏書》現實的具體特性，因而能對這部眾所眩目的作品提出有價值的獨到之見。當代史學家在研究《魏 書》時，往往從紀昀的見解中受到啟示。真按：這根本不能說是紀昀的見解，最多只能說是紀昀認可的見解.況昀有無覆閱過此條提要，亦難定也！元本為邵晉涵之發見爾！ 如周一良在《魏收之史學》中條分縷析，指出詬病《魏書》之詞“未必盡當”②。童超在《中國史學家評傳》“魏收”條中也認為，“世稱穢史”的“致謗之曲”多與事實不符。
當然，《魏書》固然不是一部“穢史”，卻也存在較多短缺。紀昀在為《魏書》“穢史”之名力辨之時， “也絕不為掩其所短”，指出它“敘事詳贍，而條例未密”。“收恃才輕薄，有驚蛺蝶之稱”。然而，這些批評都是在一種關注、理解的心態中展示，如下一番議 論，更將這種心態展開得淋漓盡致。
平心而論，人非南董，豈信其一字無私，但考諸書，證其所著，亦未甚遠於是非。③
這是一種對人性本能的寬容性理解，是一種流溢著溫醇人情味和善意的對作家的深知。和那種“冷冰冰的”視天理人欲勢不兩立的嚴苛批評相比較，和那些“以解釋一切為名，既沒有恨，也沒有愛
①《總目》，卷四十五，史部，《魏書》條。
⑧參見《魏晉南北朝史論集》，中華書局1963年版。
③《總目》，卷四十五，史部，《魏書》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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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把所有感情的流露都剝奪淨盡”的“代數式”批評相比較，紀昀的《魏書》論確乎令人讚嘆。真批：嗟呼！然則完全抹殺邵晉涵之元功矣.此亦絕非文達所樂見者矣！周氏堪為紀公之知音哉？而其六世孫女固為之背書矣，是則於其祖業，固不必達，未焉能克紹耶！
紀昀的寬容和通達在眾多學術批評中周行流貫。宋人杜大珪著《名臣碑傳琬炎集》，真按：當作名臣碑傳琬琰集，不知何故，琰均訛作炎？ “一代鉅公之始末，約略具是”。一些被後世視為“奸邪”的人物，如丁謂、王欽若、呂惠卿、章惇、曾布亦被收錄入內，“並得預於名臣”。紀昀雖然責難杜大珪“去取殊為未當”，但卻未止步於此，而是更深一層地去尋求制約作家認識和思考的社會文化因素：
蓋時代既近，恩怨猶存，其所甄別，自不及後世之公。此亦事理之恒，賢者有所不免，固不能獨為大珪責矣。①
在這裡，紀昀以深邃的眼力去透視左右作者思維的深層動因，既對杜大珪的缺失給予了寬容、通達的解說，又生發讀者應有的憬悟之心，這確是一種眼力甚高的批評。
從寬容、理解的立場出發，紀昀對與作者交流、對話的批評家總是加以激賞。金人李杲，“卓為醫家大 宗”，其醫藥理論“獨重脾胃”。明人孫一奎對李杲的醫學風格有透切理解：“東垣生當金元之交，中原擾攘，士失其所，人疲奔命。或以勞倦傷脾，或以憂思傷 脾，或以飢飽傷脾。病有緩急，不得不以急者為先務。”對孫一奎的這番議論，紀昀十分欣賞，在《總目‧〈脾胃論〉提要》中，他將孫氏稱為“此真知杲者也” ②。這種“知”，就是以理解的心態去俯臨作品
①《總目》，卷五十七，史部，《名臣碑傳琬炎集》條。真按：當作名臣碑傳琬琰集！
②《總目》，卷一○四，子部，《脾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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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與作者建立起心靈的通路。
然而，任何個體都只能從一定歷史中走出來，紀昀也概莫能外。人們當然不會忘記他在《總目‧凡例》中 的宣言：“今所採錄，惟離經畔道、顛倒是非者，掊擊必嚴。懷詐狹私、熒惑視聽者，屏斥必力”；不會忘記他對李贄的呵斥：“其書可毀，其名亦不足以污簡牘” ①；不會忘記他對關漢卿等劇作家的輕視：“如關漢卿、馬致遠、鄭德輝、宮大用之類，皆藉（曲）以知名於世，可謂敝精神於無用”②。然而，我們不能因以上情 勢去抹殺紀昀“原情準勢”批評觀念的意義，進而指責他的“理解”和“寬容”只不過是鱷魚式的偽善。因為，任何批評家都難以逃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紀昀曾 說：“蓋時代既近，恩怨猶存，其所甄別，自不及後世之公，此亦事理之恒，賢者有所不免。”③這確是關於批評先天局限性的析理入微的識見。更何況，正如前文 所指出的，《總目》的編纂受到清王朝最高統治者的嚴密監督與干預，從而使紀昀“編輯雖富而謹持繩墨，去取不敢不嚴”④。總之，我們既不可因紀昀別有洞天的 學術文化觀念而忽視它固有的意識形態性格，又不可以政治標準去籠蓋文化視野。唯有以紀昀所倡言的“原情準勢”的批評原則去理解紀昀，方能在剴切入微的開掘 中接近“真知”紀昀的境界。真批：這裡講真知紀昀還真是諷刺！先生于論魏書處即掠南江之美矣，而以誣文達者，則昀又何以心甘？
①《總目》，卷五十，史部，《藏書》條。
②《總目》，卷二○○，集部，《張小山小令》條。
③《總目》，卷五十七，史部，《名臣碑傳琬炎集》條。
④《總目》，卷首，《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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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雍容與平和
關切與理解是“儒者氣象”對待批評客體的一種氣度，雍容與平和則是“儒者氣象”所倡言的批評風格。《論語‧子路》記孔子語：“由子瑟，奚為于丘之門。真按：於文本之不及覈實者，則姑从簡體.下同！ ”摒棄好勇鬥狠性格，追求調和不偏的心性修養境界，顯然是儒家所亟亟提倡。
然而，批評界從來是切齒之聲相聞，充塞著“箭林石雨般”的攻訐。鍾嶸所說的“隨其嗜欲，商榷不同； 淄澠并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生動地描繪了批評界門戶之間無原則的攻訐和個人之間無原則的吹捧。這一情形，也同樣在域外批評界中存在。高爾 基說：“批評家們分成小集團，猛烈地互相爭論、攻擊，同時把許多明顯的偏私、傲慢、私情、嫌惡，歸根結底，把個人主義帶到這個未必有成果的工作中去。”蒂 博代也指出，在法國批評界中，“同行間的嫉妒，文學職業固有的競爭和怨恨使某些藝術家惱羞成怒，罵不絕口”。他頗有見地將這種作風粗暴的批評稱為“作坊批 評”。
紀昀則不同，他抨擊批評中的攻訐與謾罵，更倡導一種雍容大度、心平靜氣的批評風度。
雍容大度、“和氣平心”的批評，首先意味著反對批評中的肆意詈罵。明人陳建著《學部通辨》，“痛詆陸（九淵）氏，至以病狂失心目之”①。紀昀批評他“以善罵為長，非儒者氣象”②。明人程曈與陳建遙相呼應，以《閑闢錄》一書“闢陸、王之說”。紀昀指出
①《總目》，卷九十六，子部，《學部通辨》條。
②《總目》，卷九十八，子部，《東莞學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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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氏之說雖“不為不正”，但“門戶之見太深。詞氣之間，激烈已甚，殊非儒者氣象”①。程、陳二人“均 謂之善罵可也”。清人史榮著《風雅遺音》，“於舊音舛謬之處，動輒謾罵，一字之失，至詆為全無心肝”。紀昀將這種風格斥之為“殊乖著書之體”②。批評中的 肆意詈罵，是毒化批評氛圍的污染劑，摒棄這種非理性的謾罵，正是走向理性批評彼岸的首要步驟。
批評中的謾罵、攻訐與相互報復無疑是孿生兄弟，廓清批評界空氣，必然要以雍容大度去反對報復往還。 明人郝敬撰《毛詩原解》，“大指在駁朱傳改序之非”，“立意與《集傳》相反”。對於朱熹《集傳》，紀昀亦有不同見解。朱熹關於《詩序》“皆是後人杜撰、先 後增益湊合而成”之說，便為紀氏甚不贊同。但是，紀昀不同意全盤否定《集傳》對於詩經研究的獨到貢獻：“《集傳》亦確有所偏，而不能全謂之無所發明”③。 更反對郝敬式“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報復：“敬徒以朱子務勝漢儒，深文鍛煉，有以激後世之不平，遂即用朱子吹求小《序》之法以吹求朱子。是直以出爾 反爾示報復之道耳，非解經之正軌耳”。
宋人胡寅是紀昀少加首肯的學者，他持論嚴苛，“不近人情，不揆事勢”。“其論人也，人人責以孔、顏、思、孟，其論事也，事事繩以虞、夏、商、周”④。清人朱直撰《史論初集》，以苛刻之論反擊胡寅，“每詆寅為腐儒，為矇矇未視之狗，為雙目如瞽、
①《總目》，卷九十六，子部，《閑闢錄》條。
②《總目》，卷十八，經部，《風雅遺音》條。
③《總目》，卷十七，經部，《毛詩原解》條。
④《總目》，卷八十九，史部，《讀史管見》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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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腹皆痰。為但可去注《三字經》、《百家姓》，不應作史論。為痴絕、呆絕、稚氣、腐臭”。紀昀雖然頗不 滿意胡寅的嚴苛，但也反對朱直“詞氣太激，動乖雅道”。在他看來，盡管胡寅“刻酷鍛煉，使漢唐以下無完人，實有以激萬世不平之氣”。但是作為批評家，“當 平心而論是非，不必若是之毒詈”①，以示報復之道。
對於喧嚷已久的漢、宋二學之爭，紀昀也敏銳地覺察到其間攻擊報復的底蘊，“攻漢學者意不盡在於經義，務勝漢儒而已。伸漢學者意亦不盡在於經義，憤宋儒之詆漢儒而已。各挾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濟以不平之氣，激而過當，亦其勢然歟？”②
誠然，批評中的爭論與商榷是批評生命和健康的標誌，一旦這種爭論甚或爭吵停止，三分天下歸於一統， 批評就要遭到滅頂之災。但是，健康的爭論是以“打開最廣闊的視野”為前提，“激而過當”的報復則早已游離批評本體，專注於“務勝”論敵這一批評外的目標， 至此，批評的價值和意義已化為烏有，真批：此處可參看不拿耳朵當眼睛、語言與人生、如何想得清楚和正確等諸書！ 所 遺軀殼亦非本來面目。紀昀反對批評異化為報復謾罵，倡言雍容大度、和氣平心，正是為了維護批評的純潔性，而雍容大度批評風度的提倡，不僅使紀昀的學術批評 在深沉厚重中溢出圓融通達的色彩，而且從一個不甚引人注目的側面生動展示出富有東方色彩的、以含蓄內向和矜持不露為特徵的中華文化性格。
西方文藝理論家韋勒克在談到現代批評時有一段睿智的議論。他說：“無論現代批評可能取得多大成就，具有何等的獨到之處
①《總目》，卷九十，史部，《史論初集》條。
②《總目》，卷十五，經部，《詩類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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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不應該忘記，它提出的問題以前就有人提出過。”①對傳統批評的經驗事實和理論事實展開深入研究 無疑是構建當代學術批評宏大體系的關鍵性路徑。紀昀的批評觀念以及嫻熟運用的多元批評方法代表著中國古代學術批評的最高水平，以現代批評學的眼光去清理這 筆文化遺產，從中捕捉理論思維與方法論上的閃光元素，進而“因端生悟”，真按：出自總目195卷優古堂詩話提要. 理所當然是當代學子的一大任務。
餘論
乾隆《獻縣志》中有一番耐人尋味的論說：
吾邑為自古名區，非名以其地，名以其人也。前之名也，以獻王德；真按：劉德 河間獻王. 後之名也，以文達公昀。一則於書亡之後廣搜博採，使無不獲之書。一則於書雜之後兼綜條貫，使無不修之書。金聲於前而玉振於後。
在中國文化史上，劉德與紀昀確是兩位界碑式的人物。
一位於秦始皇文化大毀禁後，振復儒學，復興文化，從而開啟了公歷紀元以還的波瀾壯闊的文化長流。
一位於古典文化熟極而落之際，全面審視以往文化創獲，從而在實踐上代表那一時代的最高學術水平，完成了對古典文化的大總結。
一位是開拓者，一位是總結者。從劉德到紀昀，中國古典文化跋涉了近二千年的路程
① 韋勒克：《近代文學批評史》，第一卷，第6頁，上海譯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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