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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August 20,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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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敦煌文獻概述

一、敦煌‧敦煌石窟‧莫高窟‧藏經洞

(一)敦煌

  敦煌市,是一個縣級市,在甘肅省西部偏南,處於河西走廊的西端。所謂“河西走廊”指甘肅西部由烏鞘嶺(在天祝藏族自治縣)向西,經武威(唐代涼州)、張掖(唐代甘州)、酒泉、玉門至敦煌,長達1000公里的狹長通道,這條通道南有祁連山,北有合黎山、龍首山,南北寬僅100200公 里。這一帶在黃河以西,故稱“河西走廊”。是古代由內地通往新疆及中亞、西亞的交通要道。著名的“絲綢之路”就是從長安向西,經過河西走廊西行的。絲綢之 路到達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後,又分為南北兩路。南路,從敦煌西出陽關,沿崑崙山北麓,經若羌(古鄯善)、和田(古于闐)至莎車,西越蔥嶺(帕米爾),經 古代大月氏(今阿姆河上、中游),至古代木鹿城(今土庫曼斯坦東南部的馬雷市)。北路,由敦煌出古玉門關,沿天山南麓,經吐魯番、焉耆、龜茲,至疏勒(今 喀什),西越蔥嶺,經古代大宛、康居(今烏茲別克斯坦的塔什干、撒馬爾罕兩市),至古代木鹿城。南北兩路會于木鹿城後,再西行經今伊朗、伊拉克、敘利亞至 地中海東岸,再轉至歐洲羅馬各地。可見,古代敦煌處於絲綢之路的三叉路口,必然成為來往商品的集散地,是政治、經濟、軍事要地,也是中西文化的交會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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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 春,霍去病率軍越過祁連山進擊匈奴,同年夏再次進軍河西,匈奴大敗,渾邪王率四萬餘眾降漢,漢朝在河西設武威、酒泉二郡。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張 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漢書‧武帝紀》。按《地理志》云:“敦煌郡,武帝後元年分酒泉置。”未知孰是)。同時在敦煌城西設玉門關、陽關,作為門戶。 從敦煌西出陽關、玉門關可通西域各國,也就是前面說的絲綢之路南、北兩路(詳《漢書‧西域傳》)。漢代敦煌郡領六個縣:敦煌、冥安、效穀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不查瀚典幾不能辨矣! 淵泉、廣至、龍勒。人口38335

  三國時敦煌屬於魏。西晉短期統一之後,南遷為東晉,北方進入十六國時期,敦煌先後歸前涼、前秦、後涼、西涼、北涼。北魏滅北涼,在敦煌設鎮。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524)改敦煌鎮為瓜州。北周改敦煌縣為鳴沙縣,隋復為敦煌縣。唐高祖武德五年(622)改瓜州為西沙州,治所在敦煌。另在原瓜州所屬常樂縣置瓜州。貞觀七年(633)改西沙州為沙州。天寶元年改敦煌郡,乾元元年復為沙州。天寶十四年(755)發生了安史之亂,西北邊防軍隊大量內調,邊防空虛,貞元二年(786)沙州城在被包圍十年之後,被迫向吐蕃投降,此後河西、西域地區均受吐蕃統治。大中二年(848)沙州大族張議潮乘吐蕃內亂之機率眾起義,奪取政權,並攻占瓜州,遣使歸唐。大中五年(851)唐朝在敦煌設歸義軍,授張議潮為歸義軍節度使、河西隴右十一州觀察使,敦煌進入歸義軍時期。五代後梁乾化四年(914)敦煌另一大族曹仁貴取代張承奉為歸義軍首領,在五代、北宋時期繼續奉中朝正朔,並與周圍少數民族回鶻、于闐等用和親方式保持友好關係。北宋景祐三年(1036)七月項族(元昊)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不查瀚典幾不能辨矣! 攻取瓜、沙、肅三州,盡占河西之地。西夏與宋為敵,西域與中原通道受阻,迫使商人與使者改由塔里木盆地南邊,經青海進入中原,回鶻商人則多用中亞到蒙古的草原之路。南宋時海上絲綢之路活躍。敦煌逐漸失去其中西交通咽喉的地位。元、明、清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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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處於衰落狀態。

 (二)敦煌石窟

 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東千佛洞、榆林窟、水峽口下洞子石窟、五個廟石窟、一個廟石窟、昌馬石窟,是個總稱。真按:此句不太通!

  莫高窟俗稱千佛洞,是敦煌石窟的代表,下文再談。

  西千佛洞在敦煌市城西南約37公里的斷崖上,在党河北岸,開窟時代與莫高窟相仿,現共存19窟,彩塑34身,壁畫800餘平方米。

  東千佛洞在甘肅省安西縣東南約100公里峽谷兩岸。現存洞窟23個,有壁畫、塑像者8個,是西夏和西夏以後開鑿的。

  榆林窟在今甘肅省安西縣西南70公里的南山山谷中,又稱榆林寺、萬佛峽。現存洞窟41個,保存唐代至元代壁畫1000多平方米,彩塑100餘身。

  水峽口下洞子石窟在甘肅省安西縣城南50公里的榆林河下游,現存有畫洞窟8個,是五代至近代開掘的。

  五個廟石窟在甘肅省肅北蒙古自治縣城北25公里。現存22窟,其中4窟有壁畫。第一窟鑿建于北魏,餘三窟鑿建于五代、宋。

  一個廟石窟在肅北蒙古自治縣城北約20公里的党河東岸吊吊水溝中北面斷崖上,現存2窟,早期壁畫塑像已毀,表層為近代壁畫和題記。

  昌馬石窟在甘肅省玉門市玉門鎮東南90公里處的祁連山麓,現存窟龕11個,內4窟有造像、壁畫,約為十六國至西夏鑿建。

  (三)莫高窟

  莫高窟在敦煌市東南25公里鳴沙山東麓斷岩上,坐西朝東,面對三危山。窟群南北長1600餘米,密布著大小不一的740多個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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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一般三層,少則一層,多則四層。老一輩敦煌學家蘇瑩輝先生描述說“遠望累累如蜂窠”(《談敦煌學》),是十分形象而貼切的。

  據武周聖歷元年《李君修莫高窟佛龕碑》,第一個洞窟是前秦建元二年(366)沙門樂開鑿的。真按:詞:僔1 zn ㄗㄨㄣˇ〕〔《廣韻》茲損切,上混,精。〕1.聚。參見“ 僔沓 ”、“ 僔僔 ”。2.謙讓。《荀子‧仲尼》:“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僔。” 楊倞 注:“僔與撙同,卑退也。”【僔沓】謂相聚面語。《左傳‧僖公十五年》:“《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杜預 注:“僔沓面語,背相憎疾,皆人競所主作。”今本《詩‧小雅‧十月之交》作“噂”。【僔僔】聚貌。《楚辭‧離騷》“紛總總其離合兮” 王逸 注:“總總,猶僔僔,聚貌。”《左傳‧僖公十五年》“《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孔穎達 疏:“今小人僔僔沓沓相對譚語,背則相憎,主於競逐為惡者由人耳。” 其後千年之間歷代開鑿,形成了十分宏偉的窟群。史載,武周時已有“窟龕千餘”。洞窟分南北兩區,有壁畫、塑像的洞窟集中于南區,北區僅少數洞窟有壁畫,其餘250餘洞是無畫的空窟(現已編號,見《文物》),主要是僧道及畫工、雕匠們的住所,還有少數埋葬佛徒尸骨的瘞窟。現編號的有畫、塑的洞窟有492個,共存壁畫45000多平方米,彩塑3000餘身。著名的藏經洞是第十六窟的一個耳洞,今編為第十七窟。

(四)藏經洞

  又名鳴沙石室、敦煌石室。位于16窟甬道北壁,即坐北朝南。原是晚唐沙門河西都僧統洪的影堂。真按:上巧下言 所謂影堂真按:詞:【影堂】1.寺廟道觀供奉佛祖、尊師真影之所。 李遠 《聞明上人逝寄友人》詩:“他時若更相隨去,祗是含酸對影堂。” 前蜀 杜光庭 《題本竹觀》詩:“帝子影堂香漠漠,真人丹澗水潺潺。” 謝翱 《逃暑崇法寺》詩:“只今塵土影堂空,石上猶鐫麻紙帖。” 潘榮陛 《帝京歲時紀勝‧元旦》:“﹝士民﹞出門迎喜,參藥廟,謁影堂,具柬賀節。”2.即家廟。其中供奉祖先遺像。 司馬光 《涑水記聞》卷十六:“ 安國 哭於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古今小說‧楊思溫燕山逢故人》:“門上有牌面寫道‘韓國夫人影堂’。” 指繪塑高僧真容的紀念性洞窟。洞內地面方形,邊長不足3米,壁高不足2.5米。北壁地面有長方形禪床式低壇,壇上泥塑洪■端坐像,洪■坐像背後的壁上(即北壁)繪兩棵菩提樹,枝葉相連。東側樹上掛一個淨水瓶,西側樹上掛一個挎袋真按:詞無!待查! 樹東側繪一比丘尼,身穿袈裟,雙手捧一團扇,扇上繪對鳳圖案。樹西側繪一近侍女,身穿盤領缺長衫,真按:詞:骻1 ku ㄎㄨㄚˋ〕〔《廣韻》苦化切,去禡,溪。〕〔《廣韻》苦瓦切,上馬,溪。〕兩股之間。《梁書‧武帝紀上》:“兩骻駢骨,頂上隆起。”《新唐書‧車服志》:“開骻者名曰缺骻衫,庶人服之。” 梅堯臣 《見牧牛人隔江吹笛》詩:“日暮穿林歸,長笛初在骻。” 束腰帶,右手持一手杖,左臂搭一條手巾。塑像與背後壁畫映襯,刻畫出洪■生前的生活場景。西壁嵌大中五年洪■告身碑一通,記錄洪■功績。後來,在把該窟改為藏經洞時,塑像被移置他窟。就是這樣一個長寬高均不足3米的小小石室,竟容納了數萬件經卷、文書及幡畫、佛像、法器等,在被封閉了近900年後,被一個沒有多少文化的道士發現,並逐步流向世界各地,吸引了世界許多學者去研究,形成了國際性的顯學——“敦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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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敦煌石室的發現及文獻的流散

(一)敦煌石室的發現

  敦煌藏經洞是光緒二十六年庚子(1900)五月二十六日被發現的,發現者是當時敦煌千佛洞的住持道士王圓祿(一作王圓箓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不知否該作王圓籙! 。有關史料有兩條比較重要:

  一條是《王道士薦疏》(又名《王道士催募經款草丹》),是1944年 在王圓祿用過的木柜中發現的,現藏敦煌研究院。梅紅紙,墨書。以王道士的名義,當是王道士請人代筆寫的。文曰:“道末湖北省麻城縣人,現敦煌千佛洞住持王 圓祿敬叩,伏俯叩懇天恩活佛寶台座下,敬稟者:茲有甘肅敦煌古郡迤郡東南方距城四十里,舊有千佛洞,古名皇慶寺。其洞在石山之側,內有石佛、石洞、泥塑、 佛像,俱有萬萬之像。惟先朝唐宋重修,碑跡為證。至本朝光緒皇帝年內,因貧道游方至敦,參拜佛宇,近視洞像,破壞不堪,係先年賊匪燒損,貧道誓願募化補修 為念。至貳拾陸年伍月貳拾陸日清晨,忽有天炮響震,忽然山裂一縫,貧道同工人用鋤挖之,欣出閃佛洞壹所,內有石碑一個,上刻大中五年國號,上載大德悟真名 諱,係三教之尊大法師。內藏古經數萬卷,上注繙繹經中印度經、蓮花經、涅槃經、多心經,其經名種頗多。于叁拾叁肆年,有法國游歷學士貝大夫諱希和,又有陰 國教育大臣司大人諱代諾,二公至敦煌,親至千佛洞,請去佛經萬卷。異日覆蒙天恩賜銀壹萬兩,近聞其名,而未得其款,以得佛工不能成就。區區小縣,屢年募 化,至今創修寺院,以及補塑佛像,重修樓殿等項費用,過銀貳萬有餘。緣為經款,叩懇青天佛祖電鑒,特修草丹上達。肅此謹稟。”(轉錄自姜亮夫《莫高窟年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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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條是光緒三十二年四月立《重修千佛洞三層樓功德碑記》,此碑係敦煌縣舉人郭璘撰文並書丹,木質,嵌于16窟甬道南壁。記重修“三層樓”(即今16窟前殿廊)功德,王道士參與其事,故碑文有云:“鄂省羽流圓祿……旋睹迤北佛洞寂寥,多為流沙所掩沒,因設願披沙開洞。庚子孟夏,新開洞壁偏北,復掘得一洞,內藏釋典充宇,銅佛盈座。側有碑云唐大中五年洪■立。”(轉引自《文史知識》1988年第8期馬世長《藏經洞的封閉與發現》)

  以上兩條史料都是王道士生前所產生,而且與王道士本人有直接關係,所以比較可信。

  王道士卒後,1931年 徒子趙明玉、徒孫方至福為立墓志,題《太清宮大方丈道會司王師法真墓志》,木質,嵌于王道士墓塔上,地點在今敦煌研究院接待部外。《志》云:“以流水疏通 三層洞沙,沙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則有小孔,豁然開朗。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見者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此光緒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所記相 差一年,一般認為不如前兩條史料可信。另外,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光緒癸卯年卷十一,以及斯坦因、伯希和、羅振玉的有關記述中都是光緒庚子,他們的記述離 藏經洞發現時間均較近。所以1900年是可信的。

(二)藏經洞封閉時間和原因的推測

  藏經洞在王道士發現之前是人為地封閉起來的,封閉處繪有壁畫,與別處窟壁無異,這顯然是有意為之,所以不易被發現。大概是年久有了裂縫,在王道士等人清理流沙時被偶然發現,這批經卷才重見天日。

  自從藏經洞被發現並被外人知道以後,對於藏經洞封閉的時間和原因就產生了各種推測。大體可分為廢棄說和避難說。

  廢棄說首先由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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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的理由是:窟內所藏一些包裹皮中發現一批相當數量的漢文碎紙塊、帶木軸的殘經尾、木軸、絲帶、布包皮、絲織品做的還願物、絹畫殘片、畫幡木網架等,認為這 是敦煌各寺院中收集起來的神聖廢棄物,藏經洞就是堆放這些廢棄物的場所(詳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方廣錩在《敦煌藏經洞封閉原因之我見》一文中對這一 觀點作了進一步發揮,他認為如果為避難而封存,那所存應是珍貴之物,當時敦煌有整套的北宋初四川雕印的《開寶藏》以及金銀字大藏經,是寺院最珍貴之物,但 洞內並無這些大藏經,而是單卷殘部、碎篇斷簡,以及破爛不堪的殘卷廢紙。他認為我國古代有敬惜字紙的習慣,而佛徒對於廢舊佛典有敬畏心理,不能隨便毀棄。 加上當時已有整套《開寶藏》印本,紙業漸至發達,不再需要用廢紙背面書寫,所以曹氏歸義軍時期進行了一次大清理,把這批廢棄物封存于17窟中,久之被遺忘了(方文見《中國社會科學》19915期)。

  避難說是法國人伯希和(Paul Pelliot)提出的,他在《敦煌石室訪書記》中說:“洞之封閉,必在11世紀之前半期,蓋無可疑。以意度之,殆即1035年西夏侵占西陲時也。”他的理由是:(1)藏經洞所出卷本題記年號最晚者為北宋太平興國(976983)及至道(995—997)年間。(2)所出卷本中無西夏文本。(3)窟內藏弆至為凌亂。所以認為是西夏“侵掠敦煌時,寺僧聞警,倉促窖藏書畫。寇至僧殲,後遂無知窟處者”。羅振玉、姜亮夫等亦從此說。關於封閉時間為公元1000年以後,由於藏經洞中文書最晚的紀年為俄國藏咸平五年(1002)曹宗壽為報恩寺捐經題記(《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錄》上冊末圖版16),所以基本可以確定。至於為避免何種災難,就說法不一了。

  對斯坦因提出的廢棄說和伯希和提出的避難說,榮新江在《敦煌藏經洞的性質及其封閉原因》(載《敦煌吐魯番研究》卷二)一文中均表示不同看法。榮氏首先從藏經洞原貌的探索入手,根據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的原始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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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經洞幾乎所有材料原來都是分類包在兩類包裹皮中,一類是“雜包裹”,梵文、于闐文、藏文的貝葉形寫本、回鶻文或粟特文寫本卷軸及絹紙繪畫、絲織品和上面提到的斯坦因認為是廢棄物的東西,都包在這類“雜包裹”中。另一類是“正規的圖書包裹”,總共有1050個裝漢文卷子的包裹,每包平均裝卷子十二個左右,還有八十個包裹裝藏文卷子,此外還有十一個較大的藏文貝葉夾本包。這是斯坦因徹底翻檢之後作出的統計記述。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插圖200是 剛剛取出的一包一包堆在一起的文獻,可以想見當時文獻是一包一包地整齊地包好存放的。其中一個包裹皮上書有“摩訶般若,海”字樣,這是依《開元釋教錄‧入 藏錄》所寫的經名和帙號,證明這個包裹內包的是海字號《摩訶般若經》四十卷的第二帙。由於斯坦因不懂得中國古代的卷帙制度(卷子由帙包裝存放),所以在估 計藏經洞封存原因時忽略了這種整齊地包裹存放的事實,而僅僅根據那些殘品得出“廢棄說”的結論。榮氏認為漢、藏文佛典是分帙整齊地存放的,其他文字材料和 繪畫也都分類包裹在一起,這些主體內容很難被看作是廢棄物。如完整地包在帙中的經卷,寫於10世紀末葉首尾完整的一大批于闐文佛典,983年 繪製的精美的觀音像,一大批完整的菩薩畫幡,若一概視為廢棄物,是難以理解的。至於伯希和看到的藏經洞文獻的存放面貌,已不是原始面貌,而是斯坦因徹底翻 檢之後的面貌,所以伯希和才有“洞中所棄,至為凌亂”的感覺,這是伯希和“避難說”的主要根據,他推測凌亂的原因是“寺僧聞警,倉促窖藏”。因而伯希和的 結論是不可信的。榮氏在考察了藏經洞原貌後,又進一步根據敦煌文獻本身提供的史料,證明在唐五代以至北宋,沙州城內最重要的佛寺龍興寺的大藏經一直存在欠 缺不全的情況,寺僧檢點補抄的工作在一些題記中多有記載。而規模更小的三界寺,缺經情況更嚴重。敦煌文獻中帶有三界寺標記(印記、題記等)的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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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藏經洞的文物主要來自三界寺,寺的地址當在莫高窟前。榮氏認為,那些殘缺的經書,對三界寺來說,不會是廢棄物,而應是保存待修補的,那些廢紙、木軸、 絲帶等則是修補時使用的材料。至於許多長達十米以上的佛經寫卷,不少是首尾完整的,還有不少精美的完整的美術品,這些文物對三界寺來說就更不可能廢棄了。 榮氏認為,敦煌文獻中有紀年的最晚的是1002年,從1002年往後,西北地區最重要的歷史事件,首先就是1006年 于闐王國被黑韓王朝所滅。由於于闐王國與沙州的姻親關係,于闐被滅後,不少于闐人逃到沙州。黑韓王朝信奉伊斯蘭教,他們經四十年血戰攻下于闐,對于闐佛教 有毀滅性打擊,這使敦煌佛徒異常驚恐。由於黑韓王朝並未馬上東進,所以封存經卷、絹畫等神聖物品的活動得以有秩序地進行,並在封閉的門前繪上壁畫,作為掩 飾。在當事人故去後,這件事就長期不為人知了(榮文又收入他的《鳴沙集》,1999年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排印《敦煌叢刊二集》本)。榮新江的分析探討更具說服力,因為廢棄說、避難說的提出者斯坦因、伯希和,當時都還沒有條件從敦煌文獻本身 找證據,而且對中國書籍制度缺乏了解。後來的學者都沒有目睹藏經洞的原貌。敦煌遺書分散後,又多把經卷與包裹經卷的帙分開收藏,就更無從弄明藏經洞原貌。 榮氏接觸到大量敦煌文物原件及早期的記錄材料,立論自然更切實,他的方法值得借鑑。

(三)敦煌遺書的流散

  王道士發現藏經洞以後,並不知道這些經卷的價值。但是敦煌縣令汪宗翰(字栗庵真按:汪宗翰 很快就得到一些經卷,當是王道士取出奉送的。汪宗翰就拿這些古董作禮物送人。光緒二十八年(1902)五月葉昌熾接任甘肅學政,葉氏是金石學家,到了甘肅,興趣主要在訪碑。他在《語石》卷一中這樣記載:“敦煌縣千佛洞,即古之莫高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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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扉封以一丸泥,十餘年前土壁傾眵,豁然開朗,始顯于世,中藏碑版經像甚夥。楚北汪栗庵大令宗翰真按:汪宗翰 以 名進士作宰此邦,助余搜討,先後寄貽宋乾德六年水月觀音畫像、寫經卷子本、梵葉本各二。筆畫古拙,確為唐經生體,與東瀛海舶本無異。又諸墨拓中有斷 碑……。窮邊荒磧,沉埋一千餘載,不先不後,自余度隴而始顯,得以摩挲之,考訂之,不可謂非墨林之佳話已。”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抄》光緒二十九年癸卯(1903) 十一月十二日記有汪栗庵自敦煌寄來唐碑拓本及絹畫《水陸道場圖》、寫經《大般涅槃經》四卷事,並謂敦煌經卷“當時僧俗皆不知貴重,各人分取,恒介眉都統、 張又履、張筱珊,所得皆不少”。又光緒三十年八月二十日記汪栗庵寄碑拓、《水月觀音像》、寫經三十一葉事,即《語石》所述者。敦煌遺書就是這樣首先在我國 一些官員和讀書人當中稍稍流傳。

  葉昌熾認識到這些文獻的價值,於是建議甘肅省藩台衙門把文物運到省城保存,但藩衙門以弄不到五六千兩銀子的運費和七輛大車為由,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不知是否為臺之簡化字! 未予採納,僅于光緒三十年(1904)命敦煌縣令汪宗翰清點封存藏經洞文物。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316日斯坦因來到敦煌,從一個商人口中得知藏經洞情況,真按:人性本賤又一章-有利可圖貫古今也.總要吃飯與穿衣,飯飽衣足還要玩,何時再肯入經營. 於是來到莫高窟。這時王道士去化緣未歸,斯坦因從一個小和尚手中看到一份經卷,便決心留在敦煌。他先考察盜掘了長城烽燧遺址,真按:人性本賤又一章-讀書紳士與沙彌,修道修學都要命,要命到頭是要利,命都沒了誰哭去. 然後于521日回到莫高窟。這時王道士已回來了。斯坦因不會中國話,真按:人性本賤又一章-不會說話也會吟,不懂文化也會淫.雇來雇去也是利,能怪誰來日營營. 他 隨行中有雇的翻譯蔣師爺(蔣孝琬),由蔣師爺向王道士表示願意捐獻一筆錢用於修復廟宇,希望因此能換取一些寫本。因上面有令封存,而且王道士還怕這樣會破 壞他的“功德”,所以未即答應。斯坦因不死心,他們支起帳篷,開始考察石窟,拍攝壁畫照片。斯坦因對王道士修復洞窟表示興趣,使王道士感到高興,於是王道 士引導他們參觀洞窟,並指著三藏取經故事壁畫給他們講解。這使斯坦因知道王道士對玄奘是尊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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