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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材料是就地取材加工而成的。《論衡‧量知篇》云：“斷木為槧，析之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說的就是較寬的板牘。板牘用來上奏，《史記‧滑稽列傳‧東方朔傳》：“至公車上書，用三千奏牘。”據《論衡》所說，這應是指板牘。

　　寫信也用板牘，這種寫信用的板牘一般一尺長，所以叫“尺牘”，後來尺牘成了信的代稱。真按：尺牘的由來 從 出土木牘來看，其長度並不嚴格，稱作尺牘，是約略言之。信寫好了，要封起來。怎麼封呢？用另一塊板蓋上，這塊蓋信的板叫“檢”。檢上有細槽，用繩子捆扎起 來。檢的中間有方槽，在那裡打繩結。繩結上施以特製的泥，叫“封泥”，泥上再蓋上印，這樣就無法拆看了。這種加蓋、繫繩、施泥、鈐印的工作叫“封”，就是 密封起來的意思，所以信的單位量詞叫“封”。真按：信封的由來 “檢”形如覆斗，所以叫“斗檢封”。檢上可以寫收信人姓名等。

　 　木簡加工似較容易，就是破板刮削的過程。竹簡破成竹條後，還要把簡面刮平（一般 指竹黃一面），再用火烤乾，這種加工叫“殺青”。《太平御覽》卷六百六：“《風俗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汁，善折蠹， 凡作簡者，皆于火上炙乾之。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吳越曰殺，亦治也。”所以竹簡又叫“殺青簡”，又叫“汗簡”（宋代郭忠恕有《汗簡》一書）、“汗 青”（文天祥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章寫好了叫“殺青”。

　　竹木簡都可用繩編連起來。《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韋是皮條，用皮條編連成的簡，書寫《周易》。孔子讀《周易》，皮條多次磨斷，可知用功之勤。《太平御覽》卷六百六：“劉向《別傳》曰：真按：疑為別錄之訛！ ‘《孫子》，書以殺青簡，編以縹絲繩。’”（縹piao，青白色）可見劉向所見過的《孫子》是用青白色絲繩編連的竹簡。但現在西北出土的木簡，基本上是麻繩編連。在居延出土的“兵物冊”有簡七十七根，用麻繩兩道編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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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長23厘米，全寬103厘米，全札張開約122厘米，是兵站檢查器物的清冊，其時代約在公元93—95年間。1990年敦煌市甜水井出土的西漢陽朔二年（前23） 懸泉置傳車亶輿簿木簡九枚、牘一枚，用麻繩編連兩道。都是較早的裝訂完整的中國書。繩有兩道，亦有三道或四道的，出土簡上有繩痕和契口可證。有先寫後編 的，敦煌出土的《永元兵物冊》上的字有些被繩蓋住，即先寫後編。也有先編後寫的，武威出土的《儀禮》簡上編繩處留有空白，當是先編後寫。銀雀山漢墓出土的 《孫子兵法》有三道繩痕，中間一道，兩端各一道。中間一道編繩處留有空白，也是先編後寫的。當然也可以書寫時預留空間，因為契口類似後來的裝訂線。古書稱 編、稱篇，都是從簡策制度來的，編好的簡策一般要捲起存放，所以古書稱卷也與簡冊制度有直接聯繫。

　　簡編成冊，如果是需要傳遞的文書，亦用一塊寬木片作“封”，捆扎起來，施以封泥，鈐上印，傳遞出去。

　 　槧也用來指木板。根據《論衡》，“槧”只是截斷的木頭，破成片才叫“板”，刮削 以後才叫“牘”。但有時“槧”字也作為板牘的代稱。揚雄《答劉歆書》云：“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賫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 即以鉛鏑次之于槧，二十七歲于今矣。”（見《方言》末）《西京雜記》云：“揚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這裡的槧就是板牘之 義。

　 　書寫會出錯，就用刀刮去再寫，所以“刀”和“筆”要配合使用，就有了“刀筆”這 個詞。《史記‧酷吏列傳‧郅都傳》：“臨江王徵諸中尉府（郅都時為中尉）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臨江王即景帝太子劉榮，廢為臨 江王。刀筆，張守節正義云：“古者無紙筆，用刀削木，為筆及簡牘而書之。”按：張說非。毛筆在商周時代已有之，甲骨文、金文中的“聿”字就是手持毛筆之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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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長沙古墓曾出土戰國毛筆，1975年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亦出土毛筆三支。同年湖北江陵鳳凰山西漢墓出土毛筆一支。1993年 江蘇東海縣尹灣西漢晚期墓出土毛筆一對。簡牘是用毛筆蘸墨書寫的，古人稱“漆書”。在漢景帝時，不可能沒有毛筆。張守節把刀解釋為削木造筆和簡牘的工具， 如果那樣，則只要刀可矣，不必要筆。事實上，筆是現成的，簡冊更是現成的，只要有辦公場所，簡牘正如今天的紙，是常備的，無須亦不可能由臨江王自己削製。 刀只能是修改文字之用，寫錯了，就刮去重寫。《說文》：“柿，削木札朴也。”“朴，木皮也。”斯坦因在敦煌發現為數上千的帶字的“柿”，就是刮掉的木簡上 的字。一般是為了廢物利用，不一定都是改錯字。刀和筆的關係，大抵相當於今天小學生用的橡皮和鉛筆的關係，極為密切，故連為一詞，曰“刀筆”。尹灣西漢墓 出土一批文具，內有毛筆一對，書刀二件，顯是配套之物。後代“筆”一直沿用，但“刀”自從簡牘廢止以後，則不再與筆發生關係。張守節生活于唐代，對漢代 刀、筆關係認識不清，是正常的。但是《辭源》“刀筆”解釋仍然錯誤：“刀筆都是書寫工具，古代記事，最早用刀刻于龜甲或竹木簡。有筆以後，用筆書寫在簡帛 上，故刀筆合稱。”舉例即《史記‧郅都傳》“臨江王欲得刀筆”事。這個解釋顯然欠妥。用刀刻甲骨是事實，但甲骨只用於占卜，日常記事仍用簡冊，“唯殷先 王，有典有冊”，已說明商朝用簡冊，同時筆已應用，所以普通文書仍用毛筆寫在簡策上。筆不是在刀之後產生的，不是先有刀刻，後有筆寫，這是一點不準確。第 二點不準確是在漢景帝時，甲骨文時代早已過去，刀用於書寫已極少見，臨江王要寫信，根本不會用刀書寫，刀的用途顯然不是書寫工具。因而《辭源》這條釋文不 確。真按：辭源之誤 其實，《後漢書‧劉盆子傳》“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頌賀”，唐李賢注：“古者記事書于簡冊，謬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筆。”已完全正確，但未被採納。以上這些文化現象都是簡牘作為書寫載體的時代的投影，不了解就要誤會歷史，出現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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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帛

　　我國絲織品在上古時代已經有了，甲骨文中已多次出現“絲”和“帛”字，在殷虛發現有絲帛殘跡，許多殷代和周初古墓中發現玉蠶和絲帛。1982年湖北江陵馬磚廠1號墓出土戰國中晚期絲織品絹、紗、羅、錦等品種繁多。錦最大的267*210厘米，由五幅拼縫，幅寬50厘米，保存完好。公元1世紀起，即形成經新疆穿越中亞到歐洲的“絲綢之路”，絲綢價格昂貴。前面談到毛筆起源很早。因此用絲織品寫字，是很早就有了。前面引《墨子‧明鬼》說“書之竹帛”，《韓非子‧安危》亦云“先王寄理于竹帛”。在我國有記載的歷史上，竹帛是同時並用的。

　　1973年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出土大批帛書，其中圖書約30種，黑墨書寫，字體有的在篆隸之間，有的為隸書。有《老子》兩個本子、《戰國縱橫家書》、《相馬經》等，影響極大。

　　帛書除用於書寫文字外，還適於繪圖。因此出土帛畫不少。《漢書‧藝文志》各書有附圖者一般稱“若干卷”，如《孫子兵法》83篇圖9卷，《齊孫子》89篇圖4卷。稱“卷”一般認為指帛書。當然並不是說簡冊就不捲起來存放。

　　縑帛又叫“紙”，這是紙的本義。《後漢書‧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

　　在漢代，宮廷藏書中帛書很多。《後漢書‧儒林傳》：“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製為縢囊。”可知宮廷藏書除簡策外，有大量的帛書。

　　紙張發明以後，並沒有馬上取代簡帛，而是有一段簡紙並用期，直到東晉，紙才逐步取代簡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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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左思作《三都賦》，請皇甫謐作序，人們爭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從西北出土的木簡看，較晚的有東晉初年的木簡，說明東晉初仍有用簡的。《初學記》卷二十一引《桓玄偽事》：“古無紙，故用簡，非主于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桓玄卒於公元404年，為東晉末，說明直到東晉紙才最後取代簡策。我國古籍形態因而進入了一個新時代——紙的時代。

　　在介紹紙之前，我們介紹一下國外早期的三種重要的書寫材料：莎草紙、羊皮紙、貝葉。

六、莎草紙

　　莎草紙，又叫“紙草紙”、“埃及紙”。是古埃及人發明製造的。在尼羅河流域生長著一種紙草，英文papyrus，屬於莎草科，故又稱“埃及蘆草”。用這種莎草莖，截成長約十六英寸，切成薄片，縱向排列起來，再橫向加排第二層，用樹膠溶液處理，槌壓平滑，即成為草紙，英文仍作papyrus。現代意義的紙英文叫paper，也就從papyrus來的。一張草紙約十六英寸見方。需要多頁，則用單頁連接糊好，作成卷本，一般二十張為一卷。筆是葦製的筆刷，黑墨是用黑煙灰和樹脂水溶液製成。紅墨則用紅色氧化鐵製成。希臘人的書每一章開頭用紅色寫，後來羅馬和歐洲都沿用。英語中有個詞叫rubric即“紅字標題”，就源於此。現在不少西洋古書珍本，標題或一章開頭用紅色寫。同時，標題或開頭的字用另一種字體，也是從這裡演化來的，所以英文是同一個詞。草紙發明很早，而且使用時間很長，範圍也很廣。在埃及，曾經從公元前3500年木乃伊的棺槨中發現莎草紙卷本。我國的甲骨文是從公元前14世紀盤庚遷殷（盤庚于第十四年，公元前1388年遷殷）到殷紂王末年（殷滅于前1123年）之間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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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發現的草紙卷本要早於甲骨文二千多年。莎草紙後來流傳到地中海沿岸國家。公元300—400年間抄寫的亞里士多德的《雅典法》寫本，就寫在莎草紙上。公元1022年一件教皇的教書也寫在莎草紙上。作為書寫材料，埃及草紙經歷了五千年歷史，在世界文明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參日本小野泰博《圖書和圖書館史》）。埃及莎草紙直到10世紀中國造紙術傳到埃及才真正被廢棄。

七、羊皮紙

　　埃及人公元前2000年已會用獸皮寫字，但羊皮紙直到公元前2世紀才普及。據說小亞細亞佩爾加蒙國（Pergamum或Pergamon）國王尤美內斯二世（EumenesⅡ，公元前197—前159年在位）時，與埃及統治者關係惡化。埃及禁止莎草紙運往佩爾加蒙。佩爾加蒙人不得不在獸皮上下功夫，他們將獸皮　毛、刮去脂肪層，把這種輕石物質打光，製成光滑平展的獸皮紙，主要是羊皮紙。這種羊皮紙紙傳到意大利，因為其產地為佩爾加蒙，所以羊皮紙也叫pergamen。英文羊皮紙parchment即源於此。公元4世紀以前，羊皮紙在歐洲成了最通行的書寫材料（參小野泰博《圖書和圖書館史》）。當佩爾加蒙試製出羊皮紙時，我國處於西漢初年，當時用的書寫材料是簡、帛。當公元4世紀羊皮紙在歐洲普及時，我國已普及植物纖維紙。

　　在國外，保存了不少羊皮書，主要是手寫的《聖經》、《詩篇》及法律文書等。1989年在埃及中部距離開羅以南85英里的墓地，由施工挖掘工人在一個大約12歲的女孩墓中，在女孩的頭下面，發現一本羊皮書《詩篇》全書，共490頁羊皮紙，封面是木板，用皮條裝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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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是用科普特語精心手寫而成。科普特語是由希臘字母和古埃及後期七個象形文字補充而成的一種語言，現已不使用。這本《詩篇》的書寫時代可追溯到公元4世紀下半葉。科普特教是世界最古老的基督教中的一支，起源於公元48—75年間的埃及。現有五六百萬教徒。《詩篇》（The Psalms）是基督教的詩歌，在《舊約全書》中保留了一部分，據說這本羊皮書《詩篇》是最完整的，可對以往留存的文本進行補充。美聯社的報道說“可能是最古老的裝訂書”，“也可能是世界上所有書籍中最古老的一本”（《參考消息》1989年1月15日）。其實公元4世紀相當於我國東晉後期到南朝宋齊之際，當時我國已進入紙的書寫階段。我國敦煌甜水井出土的用繩編連的簡冊產生於公元前23年，要早400多年。居延出土的用麻繩編連的兵物冊77簡，大約產生於公元93—95年間，即公元1世紀末，比埃及出土的《詩篇》早三個世紀。《詩篇》當然不是最古老的裝訂書。

　　在歐洲，中世紀（公元4、5世紀到15世紀）圖書一般都是用羊皮紙。中國紙在中世紀末傳到歐洲，才逐步取代了羊皮紙。

八、貝葉

　　貝葉又叫“貝多羅”，梵文pattra或patra的音譯，原義是葉子。一說：“貝者，葉之義。多羅（梵文täla） 樹之葉謂之貝多羅。”（《佛學大辭典》）在古代印度用來書寫的這種樹葉屬於棕櫚科扇椰樹的葉子。這種樹屬於高大喬木。《大唐西域記》卷十一《恭建那補羅 國》：“（王）城北不遠，有多羅樹林，周三十餘里，其葉長廣，其色光潤，諸國書寫，莫不採用。”古代尼泊爾、巴基斯坦、緬甸、泰國亦用貝葉為書寫材料，直 到中國造紙術傳入後才逐漸被紙取代。用貝葉書寫的佛經，叫貝葉經。其書寫是用尖銳的筆刺寫出清晰、深刻的線條，再在線條上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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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貝葉經目前仍有遺存。北圖藏有傣文貝葉經。北大有梵文貝葉經，時代較晚。

　 　貝葉經的裝訂方式是將長條形散葉按順序一葉一葉重疊整齊，上下穿眼，再用木板兩 塊夾住，夾板亦相應穿兩孔，再用一根繩子穿起來，捆好，即成一夾，因是用梵文寫成，所以叫梵夾。所謂貝葉經，就是用梵夾的形式裝訂的，作為裝訂方式，叫梵 夾裝。中國僧人到印度取佛經，取來的就是這種梵夾，取來之後再翻譯成漢文，抄到紙上，裝成中國的卷子。在敦煌還發現我國用紙書寫的佛經，單頁疊齊，夾以木 板，一端穿孔，用繩穿訂，完全仿梵夾裝形式。後來卷子改成折疊式的經折裝，其長方形與梵夾仍類似，所以也沿用“梵夾”之稱。

　　唐杜寶《大業雜記》：“新翻經本從外國來，用貝多樹葉，葉形似枇杷葉而厚大，橫作行書。約經多少，綴其一邊，牒牒然，今呼為梵夾。”綴其一邊，指的是一端打眼，用繩穿訂。

　　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一：“始梁武之末，至陳宣初位，凡二十三載，所出（譯）經、論、記、傳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餘有未譯梵本書，并多羅樹葉，凡二百四十夾。”

　　《大唐西域記》卷十二《記贊》載玄奘“請得”佛經“凡五百二十夾，總六百五十七部”。這些都是貝葉經。

　　記得有一幅宋代石刻玄奘取經圖，繪的是玄奘背著大宗的佛經，是卷子，那恐怕不符合史實。應當是梵夾裝的貝葉經才是。

九、紙

（一）造紙術的發明

過去歷史記載是東漢蔡倫發明紙（發明于公元150年）。現在考古發現早在西漢初年就有了紙，各次發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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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考古學家黃文弼在新疆羅布泊漢烽燧亭遺址掘出一塊麻紙，年代為西漢宣帝黃龍元年（前49），早於蔡倫154年。

　　1957年陝西西安東郊灞橋磚瓦廠工地古墓遺址出土一批文物，內有青銅鏡，鏡下有麻布，布下有紙，最大一片為8*12厘米。考古學家斷定不晚於西漢武帝時代（前140—前87）。經鑑定屬麻紙，成分為大麻。

　　1973年甘肅考古隊于額濟納河流域漢代居延地區的肩水金關駐軍遺址作科學發掘，清理出木簡、毛筆等物，有古紙兩片，一片白色，質地勻細，19*21厘米，年代約為西漢昭帝、宣帝時期。另一片暗黃色，質地較鬆，9*11.5厘米，年代約為哀帝建平年間。

　　1978年陝西扶風縣中顏村漢代建築遺址清理出窖藏陶罐，內有錢等30餘件。其中漆器裝飾件銅泡（銅釘）空隙中間填塞有紙，紙呈白色，質地細，6.8*7.2厘米，為西漢宣帝至平帝時遺物。

　　1979年10月甘肅長城聯合調查團在敦煌馬圈灣西漢屯戍遺址發掘出實物337件，木簡1217枚，內有麻紙五件8片，其中一件淺黃，較厚，20* 32厘米，邊緣清晰，是迄今出土西漢紙最大的一張，時代為宣帝時期（前65—前50）。

　　1986年甘肅考古學家在天水市郊放馬灘西漢墓中發現古紙，黃色，5.6*2.6厘米，紙上繪有地圖。被考古工作者定為西漢文、景時物。經化驗為麻紙。

　　1990年冬甘肅考古學家何雙全在敦煌甜水井西漢懸泉置遺址主持發掘，發現三十多片古紙，有三片有字跡，均西漢物。經化驗，紙面有明顯帘紋。說明是抄紙模具抄出。（參潘吉星《中國造紙史話》第10—17頁，又潘吉星《中國科學技術史‧造紙與印刷卷》第46—57頁）

　　紙在三國到西晉時期還沒有取代簡牘，但已在社會上被廣泛使用，其優勢已逐步被人們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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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晉初年的學者作家傅咸作《紙賦》云：“夫其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潔性真。真按：中研院資料庫作體絜性真！選自【古籍三十四種】/藝文類聚/第五十八卷 雜文部四/紙. 含章蘊藻，實好斯文。取彼之弊，以為此新。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

　　到東晉，紙才基本取代簡牘。

　　（二）紙質文獻的裝潢形制

　　紙質文獻的裝潢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1.卷子

　 　從西晉初年傅咸《紙賦》“攬之則舒，舍之則卷”的描繪看，紙在早期就是以卷子的 形式出現的。其原因是竹簡木簡是捲起來存放的。而且卷子畫有豎格，顯然是仿竹木簡而畫。從六朝到唐代，都是卷子，五代北宋初仍有卷子，金代刻的大藏經，既 有卷子本又有經折裝，現存為卷子。到後來，主要是字畫保持了卷子裝潢，直到今天仍在使用，只是紙幅較寬而已。敦煌發現了大批六朝隋唐卷子，晚的也有五代北 宋之物，證明了卷子作為書籍裝潢形式所流行的時代是六朝到唐五代時期。

　　卷子一般高約一尺，長度則未見定制。唐太宗喜收王羲之帖，裝裱時都以一丈二尺為一卷，其中《十七帖》包含38帖，共134行，長一丈二尺，第一帖開頭為“十七日”，故此一卷帖名《十七帖》。敦煌卷子長有二三丈的。

　　紙是一張一張造出的，卷子是用一張一張的紙粘接起來的，每張紙長約40-50厘米，高約25—29厘米。長卷子要多紙接起來。豎格叫“邊準”，宋人叫“解行”，真按：葉德輝書林清話所云解行者似始于唐. 每張紙20—30行。上下有橫欄，叫“邊欄”。一般寫本是用鉛畫的行格，一般只有上下欄，無左右欄，是簡策遺意。

　　卷子一頭有軸，在文字結束的尾端，不讀時就捲起來，所以卷子又叫“卷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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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材料是就地取材加工而成的。《論衡‧量知篇》云：“斷木為槧，析之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說的就是較寬的板牘。板牘用來上奏，《史記‧滑稽列傳‧東方朔傳》：“至公車上書，用三千奏牘。”據《論衡》所說，這應是指板牘。

　　寫信也用板牘，這種寫信用的板牘一般一尺長，所以叫“尺牘”，後來尺牘成了信的代稱。真按：尺牘的由來 從 出土木牘來看，其長度並不嚴格，稱作尺牘，是約略言之。信寫好了，要封起來。怎麼封呢？用另一塊板蓋上，這塊蓋信的板叫“檢”。檢上有細槽，用繩子捆扎起 來。檢的中間有方槽，在那裡打繩結。繩結上施以特製的泥，叫“封泥”，泥上再蓋上印，這樣就無法拆看了。這種加蓋、繫繩、施泥、鈐印的工作叫“封”，就是 密封起來的意思，所以信的單位量詞叫“封”。真按：信封的由來 “檢”形如覆斗，所以叫“斗檢封”。檢上可以寫收信人姓名等。

　 　木簡加工似較容易，就是破板刮削的過程。竹簡破成竹條後，還要把簡面刮平（一般 指竹黃一面），再用火烤乾，這種加工叫“殺青”。《太平御覽》卷六百六：“《風俗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汁，善折蠹， 凡作簡者，皆于火上炙乾之。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吳越曰殺，亦治也。”所以竹簡又叫“殺青簡”，又叫“汗簡”（宋代郭忠恕有《汗簡》一書）、“汗 青”（文天祥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章寫好了叫“殺青”。

　　竹木簡都可用繩編連起來。《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韋是皮條，用皮條編連成的簡，書寫《周易》。孔子讀《周易》，皮條多次磨斷，可知用功之勤。《太平御覽》卷六百六：“劉向《別傳》曰：真按：疑為別錄之訛！ ‘《孫子》，書以殺青簡，編以縹絲繩。’”（縹piao，青白色）可見劉向所見過的《孫子》是用青白色絲繩編連的竹簡。但現在西北出土的木簡，基本上是麻繩編連。在居延出土的“兵物冊”有簡七十七根，用麻繩兩道編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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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長23厘米，全寬103厘米，全札張開約122厘米，是兵站檢查器物的清冊，其時代約在公元93—95年間。1990年敦煌市甜水井出土的西漢陽朔二年（前23） 懸泉置傳車亶輿簿木簡九枚、牘一枚，用麻繩編連兩道。都是較早的裝訂完整的中國書。繩有兩道，亦有三道或四道的，出土簡上有繩痕和契口可證。有先寫後編 的，敦煌出土的《永元兵物冊》上的字有些被繩蓋住，即先寫後編。也有先編後寫的，武威出土的《儀禮》簡上編繩處留有空白，當是先編後寫。銀雀山漢墓出土的 《孫子兵法》有三道繩痕，中間一道，兩端各一道。中間一道編繩處留有空白，也是先編後寫的。當然也可以書寫時預留空間，因為契口類似後來的裝訂線。古書稱 編、稱篇，都是從簡策制度來的，編好的簡策一般要捲起存放，所以古書稱卷也與簡冊制度有直接聯繫。

　　簡編成冊，如果是需要傳遞的文書，亦用一塊寬木片作“封”，捆扎起來，施以封泥，鈐上印，傳遞出去。

　 　槧也用來指木板。根據《論衡》，“槧”只是截斷的木頭，破成片才叫“板”，刮削 以後才叫“牘”。但有時“槧”字也作為板牘的代稱。揚雄《答劉歆書》云：“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賫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 即以鉛鏑次之于槧，二十七歲于今矣。”（見《方言》末）《西京雜記》云：“揚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這裡的槧就是板牘之 義。

　 　書寫會出錯，就用刀刮去再寫，所以“刀”和“筆”要配合使用，就有了“刀筆”這 個詞。《史記‧酷吏列傳‧郅都傳》：“臨江王徵諸中尉府（郅都時為中尉）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臨江王即景帝太子劉榮，廢為臨 江王。刀筆，張守節正義云：“古者無紙筆，用刀削木，為筆及簡牘而書之。”按：張說非。毛筆在商周時代已有之，甲骨文、金文中的“聿”字就是手持毛筆之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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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長沙古墓曾出土戰國毛筆，1975年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亦出土毛筆三支。同年湖北江陵鳳凰山西漢墓出土毛筆一支。1993年 江蘇東海縣尹灣西漢晚期墓出土毛筆一對。簡牘是用毛筆蘸墨書寫的，古人稱“漆書”。在漢景帝時，不可能沒有毛筆。張守節把刀解釋為削木造筆和簡牘的工具， 如果那樣，則只要刀可矣，不必要筆。事實上，筆是現成的，簡冊更是現成的，只要有辦公場所，簡牘正如今天的紙，是常備的，無須亦不可能由臨江王自己削製。 刀只能是修改文字之用，寫錯了，就刮去重寫。《說文》：“柿，削木札朴也。”“朴，木皮也。”斯坦因在敦煌發現為數上千的帶字的“柿”，就是刮掉的木簡上 的字。一般是為了廢物利用，不一定都是改錯字。刀和筆的關係，大抵相當於今天小學生用的橡皮和鉛筆的關係，極為密切，故連為一詞，曰“刀筆”。尹灣西漢墓 出土一批文具，內有毛筆一對，書刀二件，顯是配套之物。後代“筆”一直沿用，但“刀”自從簡牘廢止以後，則不再與筆發生關係。張守節生活于唐代，對漢代 刀、筆關係認識不清，是正常的。但是《辭源》“刀筆”解釋仍然錯誤：“刀筆都是書寫工具，古代記事，最早用刀刻于龜甲或竹木簡。有筆以後，用筆書寫在簡帛 上，故刀筆合稱。”舉例即《史記‧郅都傳》“臨江王欲得刀筆”事。這個解釋顯然欠妥。用刀刻甲骨是事實，但甲骨只用於占卜，日常記事仍用簡冊，“唯殷先 王，有典有冊”，已說明商朝用簡冊，同時筆已應用，所以普通文書仍用毛筆寫在簡策上。筆不是在刀之後產生的，不是先有刀刻，後有筆寫，這是一點不準確。第 二點不準確是在漢景帝時，甲骨文時代早已過去，刀用於書寫已極少見，臨江王要寫信，根本不會用刀書寫，刀的用途顯然不是書寫工具。因而《辭源》這條釋文不 確。真按：辭源之誤 其實，《後漢書‧劉盆子傳》“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頌賀”，唐李賢注：“古者記事書于簡冊，謬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筆。”已完全正確，但未被採納。以上這些文化現象都是簡牘作為書寫載體的時代的投影，不了解就要誤會歷史，出現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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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帛

　　我國絲織品在上古時代已經有了，甲骨文中已多次出現“絲”和“帛”字，在殷虛發現有絲帛殘跡，許多殷代和周初古墓中發現玉蠶和絲帛。1982年湖北江陵馬磚廠1號墓出土戰國中晚期絲織品絹、紗、羅、錦等品種繁多。錦最大的267*210厘米，由五幅拼縫，幅寬50厘米，保存完好。公元1世紀起，即形成經新疆穿越中亞到歐洲的“絲綢之路”，絲綢價格昂貴。前面談到毛筆起源很早。因此用絲織品寫字，是很早就有了。前面引《墨子‧明鬼》說“書之竹帛”，《韓非子‧安危》亦云“先王寄理于竹帛”。在我國有記載的歷史上，竹帛是同時並用的。

　　1973年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出土大批帛書，其中圖書約30種，黑墨書寫，字體有的在篆隸之間，有的為隸書。有《老子》兩個本子、《戰國縱橫家書》、《相馬經》等，影響極大。

　　帛書除用於書寫文字外，還適於繪圖。因此出土帛畫不少。《漢書‧藝文志》各書有附圖者一般稱“若干卷”，如《孫子兵法》83篇圖9卷，《齊孫子》89篇圖4卷。稱“卷”一般認為指帛書。當然並不是說簡冊就不捲起來存放。

　　縑帛又叫“紙”，這是紙的本義。《後漢書‧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

　　在漢代，宮廷藏書中帛書很多。《後漢書‧儒林傳》：“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製為縢囊。”可知宮廷藏書除簡策外，有大量的帛書。

　　紙張發明以後，並沒有馬上取代簡帛，而是有一段簡紙並用期，直到東晉，紙才逐步取代簡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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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左思作《三都賦》，請皇甫謐作序，人們爭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從西北出土的木簡看，較晚的有東晉初年的木簡，說明東晉初仍有用簡的。《初學記》卷二十一引《桓玄偽事》：“古無紙，故用簡，非主于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桓玄卒於公元404年，為東晉末，說明直到東晉紙才最後取代簡策。我國古籍形態因而進入了一個新時代——紙的時代。

　　在介紹紙之前，我們介紹一下國外早期的三種重要的書寫材料：莎草紙、羊皮紙、貝葉。

六、莎草紙

　　莎草紙，又叫“紙草紙”、“埃及紙”。是古埃及人發明製造的。在尼羅河流域生長著一種紙草，英文papyrus，屬於莎草科，故又稱“埃及蘆草”。用這種莎草莖，截成長約十六英寸，切成薄片，縱向排列起來，再橫向加排第二層，用樹膠溶液處理，槌壓平滑，即成為草紙，英文仍作papyrus。現代意義的紙英文叫paper，也就從papyrus來的。一張草紙約十六英寸見方。需要多頁，則用單頁連接糊好，作成卷本，一般二十張為一卷。筆是葦製的筆刷，黑墨是用黑煙灰和樹脂水溶液製成。紅墨則用紅色氧化鐵製成。希臘人的書每一章開頭用紅色寫，後來羅馬和歐洲都沿用。英語中有個詞叫rubric即“紅字標題”，就源於此。現在不少西洋古書珍本，標題或一章開頭用紅色寫。同時，標題或開頭的字用另一種字體，也是從這裡演化來的，所以英文是同一個詞。草紙發明很早，而且使用時間很長，範圍也很廣。在埃及，曾經從公元前3500年木乃伊的棺槨中發現莎草紙卷本。我國的甲骨文是從公元前14世紀盤庚遷殷（盤庚于第十四年，公元前1388年遷殷）到殷紂王末年（殷滅于前1123年）之間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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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發現的草紙卷本要早於甲骨文二千多年。莎草紙後來流傳到地中海沿岸國家。公元300—400年間抄寫的亞里士多德的《雅典法》寫本，就寫在莎草紙上。公元1022年一件教皇的教書也寫在莎草紙上。作為書寫材料，埃及草紙經歷了五千年歷史，在世界文明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參日本小野泰博《圖書和圖書館史》）。埃及莎草紙直到10世紀中國造紙術傳到埃及才真正被廢棄。

七、羊皮紙

　　埃及人公元前2000年已會用獸皮寫字，但羊皮紙直到公元前2世紀才普及。據說小亞細亞佩爾加蒙國（Pergamum或Pergamon）國王尤美內斯二世（EumenesⅡ，公元前197—前159年在位）時，與埃及統治者關係惡化。埃及禁止莎草紙運往佩爾加蒙。佩爾加蒙人不得不在獸皮上下功夫，他們將獸皮　毛、刮去脂肪層，把這種輕石物質打光，製成光滑平展的獸皮紙，主要是羊皮紙。這種羊皮紙紙傳到意大利，因為其產地為佩爾加蒙，所以羊皮紙也叫pergamen。英文羊皮紙parchment即源於此。公元4世紀以前，羊皮紙在歐洲成了最通行的書寫材料（參小野泰博《圖書和圖書館史》）。當佩爾加蒙試製出羊皮紙時，我國處於西漢初年，當時用的書寫材料是簡、帛。當公元4世紀羊皮紙在歐洲普及時，我國已普及植物纖維紙。

　　在國外，保存了不少羊皮書，主要是手寫的《聖經》、《詩篇》及法律文書等。1989年在埃及中部距離開羅以南85英里的墓地，由施工挖掘工人在一個大約12歲的女孩墓中，在女孩的頭下面，發現一本羊皮書《詩篇》全書，共490頁羊皮紙，封面是木板，用皮條裝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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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是用科普特語精心手寫而成。科普特語是由希臘字母和古埃及後期七個象形文字補充而成的一種語言，現已不使用。這本《詩篇》的書寫時代可追溯到公元4世紀下半葉。科普特教是世界最古老的基督教中的一支，起源於公元48—75年間的埃及。現有五六百萬教徒。《詩篇》（The Psalms）是基督教的詩歌，在《舊約全書》中保留了一部分，據說這本羊皮書《詩篇》是最完整的，可對以往留存的文本進行補充。美聯社的報道說“可能是最古老的裝訂書”，“也可能是世界上所有書籍中最古老的一本”（《參考消息》1989年1月15日）。其實公元4世紀相當於我國東晉後期到南朝宋齊之際，當時我國已進入紙的書寫階段。我國敦煌甜水井出土的用繩編連的簡冊產生於公元前23年，要早400多年。居延出土的用麻繩編連的兵物冊77簡，大約產生於公元93—95年間，即公元1世紀末，比埃及出土的《詩篇》早三個世紀。《詩篇》當然不是最古老的裝訂書。

　　在歐洲，中世紀（公元4、5世紀到15世紀）圖書一般都是用羊皮紙。中國紙在中世紀末傳到歐洲，才逐步取代了羊皮紙。

八、貝葉

　　貝葉又叫“貝多羅”，梵文pattra或patra的音譯，原義是葉子。一說：“貝者，葉之義。多羅（梵文täla） 樹之葉謂之貝多羅。”（《佛學大辭典》）在古代印度用來書寫的這種樹葉屬於棕櫚科扇椰樹的葉子。這種樹屬於高大喬木。《大唐西域記》卷十一《恭建那補羅 國》：“（王）城北不遠，有多羅樹林，周三十餘里，其葉長廣，其色光潤，諸國書寫，莫不採用。”古代尼泊爾、巴基斯坦、緬甸、泰國亦用貝葉為書寫材料，直 到中國造紙術傳入後才逐漸被紙取代。用貝葉書寫的佛經，叫貝葉經。其書寫是用尖銳的筆刺寫出清晰、深刻的線條，再在線條上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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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貝葉經目前仍有遺存。北圖藏有傣文貝葉經。北大有梵文貝葉經，時代較晚。

　 　貝葉經的裝訂方式是將長條形散葉按順序一葉一葉重疊整齊，上下穿眼，再用木板兩 塊夾住，夾板亦相應穿兩孔，再用一根繩子穿起來，捆好，即成一夾，因是用梵文寫成，所以叫梵夾。所謂貝葉經，就是用梵夾的形式裝訂的，作為裝訂方式，叫梵 夾裝。中國僧人到印度取佛經，取來的就是這種梵夾，取來之後再翻譯成漢文，抄到紙上，裝成中國的卷子。在敦煌還發現我國用紙書寫的佛經，單頁疊齊，夾以木 板，一端穿孔，用繩穿訂，完全仿梵夾裝形式。後來卷子改成折疊式的經折裝，其長方形與梵夾仍類似，所以也沿用“梵夾”之稱。

　　唐杜寶《大業雜記》：“新翻經本從外國來，用貝多樹葉，葉形似枇杷葉而厚大，橫作行書。約經多少，綴其一邊，牒牒然，今呼為梵夾。”綴其一邊，指的是一端打眼，用繩穿訂。

　　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一：“始梁武之末，至陳宣初位，凡二十三載，所出（譯）經、論、記、傳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餘有未譯梵本書，并多羅樹葉，凡二百四十夾。”

　　《大唐西域記》卷十二《記贊》載玄奘“請得”佛經“凡五百二十夾，總六百五十七部”。這些都是貝葉經。

　　記得有一幅宋代石刻玄奘取經圖，繪的是玄奘背著大宗的佛經，是卷子，那恐怕不符合史實。應當是梵夾裝的貝葉經才是。

九、紙

（一）造紙術的發明

過去歷史記載是東漢蔡倫發明紙（發明于公元150年）。現在考古發現早在西漢初年就有了紙，各次發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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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考古學家黃文弼在新疆羅布泊漢烽燧亭遺址掘出一塊麻紙，年代為西漢宣帝黃龍元年（前49），早於蔡倫154年。

　　1957年陝西西安東郊灞橋磚瓦廠工地古墓遺址出土一批文物，內有青銅鏡，鏡下有麻布，布下有紙，最大一片為8*12厘米。考古學家斷定不晚於西漢武帝時代（前140—前87）。經鑑定屬麻紙，成分為大麻。

　　1973年甘肅考古隊于額濟納河流域漢代居延地區的肩水金關駐軍遺址作科學發掘，清理出木簡、毛筆等物，有古紙兩片，一片白色，質地勻細，19*21厘米，年代約為西漢昭帝、宣帝時期。另一片暗黃色，質地較鬆，9*11.5厘米，年代約為哀帝建平年間。

　　1978年陝西扶風縣中顏村漢代建築遺址清理出窖藏陶罐，內有錢等30餘件。其中漆器裝飾件銅泡（銅釘）空隙中間填塞有紙，紙呈白色，質地細，6.8*7.2厘米，為西漢宣帝至平帝時遺物。

　　1979年10月甘肅長城聯合調查團在敦煌馬圈灣西漢屯戍遺址發掘出實物337件，木簡1217枚，內有麻紙五件8片，其中一件淺黃，較厚，20* 32厘米，邊緣清晰，是迄今出土西漢紙最大的一張，時代為宣帝時期（前65—前50）。

　　1986年甘肅考古學家在天水市郊放馬灘西漢墓中發現古紙，黃色，5.6*2.6厘米，紙上繪有地圖。被考古工作者定為西漢文、景時物。經化驗為麻紙。

　　1990年冬甘肅考古學家何雙全在敦煌甜水井西漢懸泉置遺址主持發掘，發現三十多片古紙，有三片有字跡，均西漢物。經化驗，紙面有明顯帘紋。說明是抄紙模具抄出。（參潘吉星《中國造紙史話》第10—17頁，又潘吉星《中國科學技術史‧造紙與印刷卷》第46—57頁）

　　紙在三國到西晉時期還沒有取代簡牘，但已在社會上被廣泛使用，其優勢已逐步被人們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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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晉初年的學者作家傅咸作《紙賦》云：“夫其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潔性真。真按：中研院資料庫作體絜性真！選自【古籍三十四種】/藝文類聚/第五十八卷 雜文部四/紙. 含章蘊藻，實好斯文。取彼之弊，以為此新。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

　　到東晉，紙才基本取代簡牘。

　　（二）紙質文獻的裝潢形制

　　紙質文獻的裝潢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1.卷子

　 　從西晉初年傅咸《紙賦》“攬之則舒，舍之則卷”的描繪看，紙在早期就是以卷子的 形式出現的。其原因是竹簡木簡是捲起來存放的。而且卷子畫有豎格，顯然是仿竹木簡而畫。從六朝到唐代，都是卷子，五代北宋初仍有卷子，金代刻的大藏經，既 有卷子本又有經折裝，現存為卷子。到後來，主要是字畫保持了卷子裝潢，直到今天仍在使用，只是紙幅較寬而已。敦煌發現了大批六朝隋唐卷子，晚的也有五代北 宋之物，證明了卷子作為書籍裝潢形式所流行的時代是六朝到唐五代時期。

　　卷子一般高約一尺，長度則未見定制。唐太宗喜收王羲之帖，裝裱時都以一丈二尺為一卷，其中《十七帖》包含38帖，共134行，長一丈二尺，第一帖開頭為“十七日”，故此一卷帖名《十七帖》。敦煌卷子長有二三丈的。

　　紙是一張一張造出的，卷子是用一張一張的紙粘接起來的，每張紙長約40-50厘米，高約25—29厘米。長卷子要多紙接起來。豎格叫“邊準”，宋人叫“解行”，真按：葉德輝書林清話所云解行者似始于唐. 每張紙20—30行。上下有橫欄，叫“邊欄”。一般寫本是用鉛畫的行格，一般只有上下欄，無左右欄，是簡策遺意。

　　卷子一頭有軸，在文字結束的尾端，不讀時就捲起來，所以卷子又叫“卷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