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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學誠《校讎通義‧補鄭篇》：“昔王應麟以《易》學獨傳王弼，《尚書》止存偽孔傳，乃採鄭玄《易注》、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暫以臆定了！ 《書注》之見于群書者，為《鄭氏周易》、《鄭氏尚書注》。又以四家之詩獨《毛傳》不亡，乃採“三家詩說之見于群書者，為《三家詩考》，嗣後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綴輯佚文，搜羅略遍”。章學誠追溯輯佚之源，從南宋王應麟說起。總之，宋人已有輯佚書者，無可懷疑。

　輯佚方面貢獻最大的還是清朝人。清乾隆修《四庫全書》，安徽學政朱筠奏請從《永樂大典》中輯集佚書，得到批准。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云：“康熙中徐乾學即有輯錄《永樂大典》散見各書之議。真按：徐乾學與永樂大典 後乾隆元年全祖望寓李紱京宅，真按：全祖望與李紱 因李得借《大典》，日各讀二十卷，以所簽分令四人鈔之，計鈔出高氏《春秋義宗》一百五十卷、王安石《周官新義》六十卷、《曹放齋詩選》、真按：全祖望與永樂大典 《劉公是文鈔》、《唐說齋文鈔》、史真隱《尚書》、《周禮》、《論語》解、《二袁先生文鈔》及永樂《寧波府志》諸書。杭世駿《讀禮記集說》所採元人學說，亦大半輯自《大典》。四庫館開，浙江採進遺書中已有鈔存《大典》內《考工記》六本。真批：然則此亦猶前此全祖望等所輯也. 當 時校辦《大典》，以周永年為最盡力。除就《大典》校補、校正各書不計外，其已輯出收入《四庫》之書，著錄者凡三百八十五種四千九百二十六卷，存目者凡一百 二十七種。”按：明隆慶三年盛時選所刻《名公書判清明集》十四卷，即嘉靖後期張四維參與重抄《永樂大典》時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黃永年先生指出“這是 從《大典》輯佚書之始”。真按：永樂大典的輯佚史 真按：永樂大典的輯佚功能 張 四維同時還從《永樂大典》中抄出《折獄龜鑑》二卷，隆慶五年淮安知府陳文燭序而刻之。只是這時的輯佚仍帶偶然性，真正大規模從《大典》輯佚書仍是清人所 為。當時四庫館臣輯出的重要典籍如《元和姓纂》、《舊五代史》、《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直齋書錄解題》、《宋景文集》、《彭城集》、《宋元憲集》等，都 是赫赫有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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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慶中修《全唐文》，又從《大典》輯出佚文不少。徐松與修《全唐文》，利用這一時機，輯出《宋會要》五百卷、《宋中興禮書》三百卷、《中興禮書續編》八十卷等大部頭佚書。從《永樂大典》中輯佚書，對清代輯佚事業有較大影響。

　　清代輯佚之風大盛，成果累累，其中較重要的如：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六百零一種七百零一卷（據《中國叢書綜錄》）《續補》二十種二十一卷（據王紹曾師主編《山東文獻書目》）。

　　黃奭，《黃氏逸書考》三百四十一種二百九十一卷（附刻七種非輯佚書未計）、《漢學堂知足齋叢書》二百十五種二百十五卷。以上兩叢書重複者只占少部分，當合觀之。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作者三千四百九十六人。

　　王謨，《漢唐地理書鈔》七十九種八十一卷、《漢魏遺書鈔》一百零四種附四種共一百零八種一百十七卷。

　　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二百六十九種二百七十四卷、《補編》一百三十八種一百三十八卷、《十三經漢注》四十種四十卷、《經籍佚文》一百十六種一百二十一卷，合計五百六十三種五百七十三卷。

　　民國間魯迅先生有《古小說鉤沉》，建國後郭紹虞先生有《宋詩話輯佚》，都是典型的輯佚之作。

　　關於輯佚書的總成績，可參考孫啟治、陳建華《古佚書輯本目錄》。

　（三）輯佚的方法

　輯佚的主要任務是把佚文找全，盡可能按原書的順序排纂好。

　佚文到何處去找？主要有：（1）古注。如酈道元《水經注》、《世說新語》劉孝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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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選》李善注、《史記》三家注（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三國志》裴松之注、《後漢書‧志》劉昭注、《十三經注疏》引漢魏六朝舊注。（2）類書。如《北堂書鈔》、《初學記》、《藝文類聚》、《白孔六帖》、《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冊府元龜》、《玉海》、《永樂大典》等。（3）小學書。如《原本玉篇》、《一切經音義》、《經典釋文》等。（4） 其他漢魏六朝隋唐古書。例如《開元占經》內有不少佚書引文，歷代史書中有不少詔令、奏議及一般詩文，應廣事網羅。搜輯詩文，應重點利用文學總集，如《文 選》、《古文苑》、《文苑英華》、《玉臺新詠》、《樂府詩集》、《唐文粹》等等，許多作家的詩文集亡佚了，可從總集中輯得不少佚文。

　　佚文排纂很有學問，要對古書進行研究，明白古書體例。對於佚文本身也要進行校勘，有些引文不止見於一處，文字互有出入，應在小注中注明。經書佚注，應照經文順序排列。詩文可先詩、後文，依文體分類排，亦可編年排列。

　　佚文出處應注出，早期輯佚書不注出處，是不科學的，不便查核。《二十四史》中《舊五代史》是輯本，卻不注每條佚文的出處，就不科學。劉承幹得到邵晉涵原本，有出處，刻出來了，《百衲本二十四史》又據劉刻影印，就有特殊價值。

　　古人引書有時節引、有時引其大義，並且又不加省略號和引號，往往不知起訖，應熟悉古人引書通例，才能正確輯出佚文。

　下面舉三條例子，說明輯佚之不易。

　（1） 張舜徽《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舉了一條例子：《水經》“河水又東過砥柱間”注：“劉向敘《晏子春秋》稱古冶子曰：吾嘗濟于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 時也，從而殺之。視之，乃黿也。”這段話被馬國翰認為是劉向《晏子春秋敘》而輯入《七略別錄》中。其實這是《晏子春秋》的原文，不是劉向的話。“劉向敘” 指的是劉向編定的意思。前面講校勘時還舉過秦恩復誤輯《鬼谷子》佚文的例子，那是因為《御覽》的錯誤而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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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曾在書店買到一本《明州阿育王山志》，是明朝郭子章編寫的。寧波阿育王山有阿育王寺，六朝時所創，唐宋以來屢經修繕，文字記載及詩詞歌詠亦復不少，明萬 曆間郭子章輯為此志，其中保存了不少碑刻文獻。這些文獻當然越早的就越受人重視，其中有兩位唐朝人于季友、范的的詩，人各一首，而且是唱和之作，刻在碑 上。清代乾嘉時期的金石學家王昶在著名的《金石萃編》中收入了這兩首詩：

　　①《范處士在育王寺書碑因以寄贈》　明州刺史于季友

　　墨妙復辭雄，扁舟訪遠公。

　　□天書梵□，霜月步蓮宮。

　　跡寄雙林下，名留劫石中。

　　遙知松徑望，棠葉滿山紅。

　　②《時在育王寺書石字奉酬□丞使君寄贈四韻，依次用本韻》處士范的上

　　拙藝荷才雄，新詩起謝公。

　　開緘光佛域，望景動星宮。

　　風雪文章裡，書鐫琬御名中。

　　將誰比佳句，霞綺散成紅。

孫 望先生《全唐詩補逸》即據《金石萃編》收入此二詩。其中于季友詩“□天書梵□”缺 二字，孫先生注稱趙紹祖《金石文鈔》作“雲天書梵字”。萬曆本《明州阿育王山志》則作“雪天書梵字”，看來“字”字已無問題。“雲天”和“雪天”就有了分 歧。首先我們要考察二詩作於何時。這兩首詩刻于明州（寧波）《阿育王寺常住田碑》後，這塊碑原是唐代萬齊融撰，徐嶠之書，後毀。于季友為明州刺史，乃請范 的重書，末有大和七年十二月一日于季友《後記》，可知重寫刻石即在大和七年十二月一日。這是隆冬蠟月，可見作“雪”字是無季節上的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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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當時有沒有下雪呢？我們看范的和詩，有“風雪文章裡”之句，知道當時確實下了雪。這樣看來作“雪天書梵字”是合情合理。如果作“雲天”，則無的放矢，與“霜月”亦不對，與范的和詩“風雪文章裡”亦不相應，可見當作“雪”字。這就解決了兩個缺字問題。

　　范的詩中還有個問題：“書鐫琬御名中”，孫望先生把“琬御名” 改為“琬琰”，他解釋說：“詩中琬下原是‘御名’兩字。蓋避武宗諱不書。武宗名炎。則詩中此字原當作琰可知。然則詩之作在太和間，鐫石則在武宗會昌中，其 間相去固將十載矣。”孫望先生說是“琬琰”，這沒問題，但是，唐武宗名“李炎”，不名“李琰”，為什麼要用“御名”二字代替“琰”字呢？琰字不是御名。這 是一處講不通的地方。事實上，王昶《金石萃編》刻于清嘉慶十年，那時的皇帝嘉慶名“顒琰”，這個“御名”二字指的是嘉慶皇帝，不是唐武宗。我拿萬曆本《明 州阿育王山志》相校，發現“琬”下係“珋”字，這應是“琰”之誤，但至少說明明朝郭子章所見此詩不作“御名”二字，所以說孫望先生的解釋不妥。再根據這種 解釋推斷刻石在會昌中，就更不妥了。

　　（3）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前有“佚文”，其中有二條　

　　A.孫叔敖冬日黑裘，夏日葛衣。（《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引）

　　B.孫叔敖相楚，糲飯菜羹，枯魚之膳。（同上卷一百四十三引）

　　其實兩條出於一段話，見《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飯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 則良大夫也。”《北堂書鈔》係節引，且羔裘誤為黑裘。所以王先慎誤為《韓非子》佚文（參王君南《玉函山房輯佚書研究》）真按：疑有敓文！ 。可見輯佚是很複雜的，要找佚文，還要鑑別考訂佚文，稍有不慎，就會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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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辨偽

（一）什麼叫“偽書”

　　所謂偽書，就是一書的公認著者及時代並非這書的真正著者及時代，這書即被稱為偽書。例如《神農本草經》相傳為上古時期神農作，《黃帝內經》相傳為黃帝作，《列子》相傳為先秦列禦寇作，都是偽書。書中有假的史料，或者書的版本被人做了手腳，如以明刊本冒充宋本，都不在“偽書”之列。真按：偽書的範限

　（二）作偽的動機

　作偽有有意為之的，也有無意為之的。有意為之，就有個動機問題。這裡總結為六條。

　　1.傳道

　　孔子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這種觀念影響了中國秦漢以來的學風，大部分學者都有一種貴古賤今的傾向，認為古代的東西可信，古代的東西價值大。這是在著書立說中托古以傳道的思想基礎。真按：此句不太通！-與上下文更不易讀. 早 在先秦時期，儒家托之於周公，農家托之於神農，道家托之於黃帝，《漢書‧藝文志》中多有揭示。兵家之書《十六策》、《將苑》、《心書》，均題諸葛亮撰， 《四庫提要》指出“蓋宋以來兵家之書多托于亮”。唐代天文數學大家李淳風的著作，根據歷代史書的記載，是越往後代越多。《舊唐書‧經籍志》只著錄五種，經 過宋元明清，竟逐步增加到二十七種。《四庫提要》對此有這樣的感嘆：“夫古書日亡而日少，淳風之書獨愈遠而愈增，其為術家依托，大概可見矣！”數術之書除 托名李淳風外，還經常托名晉代郭璞、明代劉基等。凡古人著述，無非心血之所寄，甚或累世相傳之經驗，若謂作者不欲自舉其名，殆無人信，真按：此句不太通！-有點文白夾雜之感！ 其所以依托他人，則在借重他人之名以傳其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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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祿閣外史》，舊題漢黃憲撰，明朱國禎《湧幢小品》卷十六云：“崑山王舜華，名逢年，有高才奇癖，著《天祿閣外史》，托于叔度以自鳴。”是對這種動機的直接揭示。

　　2.射利

　　為獲得金錢而造偽，久已有之。《北史‧劉炫傳》：“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又如，《術數記遺》，舊題漢徐岳撰，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不知是否為嶽之簡化… 北 周甄鸞注。《隋書‧經籍志》具列徐岳、甄鸞著述，獨無此書。至《新唐書‧藝文志》才加著錄。又序中所言史事，多與正史不符。書中注文與正文又多不相蒙。 《四庫提要》因此指出：“唐代選舉之制，算學《九章》、《五曹》之外，兼習此書。此必當時購求古算，好事者因托為之，而嫁名于岳耳。”這種以牟利為目的的 造偽現象在後來雕版印刷盛行之後尤多。如《筠軒清秘錄》，舊題董其昌撰，實際上是把張應文的《清秘藏》二卷析為三卷，又偽撰陳繼儒的序，以取信于人。《四 庫提要》指出：“書賈以其昌名重，故偽造繼儒之序以炫俗射利耳。”

　　3.炫名

　　名垂青史，這是很多人的願望。真批：愚以前的層次亦次于此. 但有的人為此而不擇手段，竊取他人成果，在學術界不乏其例。真按：古人抄襲劣行 《化書》，舊名《齊丘子》，題南唐宋齊丘撰，《四庫提要》引宋代陳景元云：“譚峭景升，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不知是否為昇之簡化…○本書前有畢昇、盧象昇之昇不簡化作升，若體例能一，則又何惑焉；然即一書體一，而全國體不一，又何敢猝讀新中國之書矣！ 在 終南著《化書》，因游三茅，歷建康，見齊丘有道骨，因以授之……齊丘遂奪為己有而序之。”又有為先人造偽者，如《肅雝集》，舊題元女子鄭允端撰，錢惟善、 杜寅序，《四庫提要》認為“詞意淺弱，失粘落韻者不一而足。錢惟善等皆一代勝流，不應濫許至是”。嗣考集中《桃花集句》所謂“從教一簇開無主，終不留題崔 護詩”者，楊循吉《吳中往哲記》以為蘇州李氏女子所作。又《碧筒》一首作於王夫人席上者，結有“可笑狂生楊鐵笛，風流何用飲鞋杯”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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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笛，楊維楨號。明瞿佑《歸田詩話》卷下《香奩八題》條：楊廉夫（維楨）“或過杭，必訪予叔祖，宴飲傳桂堂，留連累日。嘗以《香奩八題》見示，予依其體作 八詩以呈，……廉夫加稱賞，謂叔祖云‘此君家千里駒也’，因以‘鞋杯’命題。予製《沁園春》以呈”。楊維楨《香奩八題》有自序，作於至正丙午（1366）春三月。以鞋杯命題又在其後。據允端小傳，鄭允端卒於至正丙申（1356）。也就是說，鄭允端《肅雝集》中所載允端《碧筒》詩已詠及她死後十年之事，顯然不是鄭氏之作。根據這些事實，《四庫提要》推測：“此殆允端原有詩集，歲久散佚，而其後人贗撰刊行。”果如此，則其作偽動機亦在於炫名。

　　4.爭勝

　 　學術爭論，本來是為澄清事實。但有些文士背離了這一宗旨，為求一時之勝，竟偽造 證據。三國時魏國學者王肅曾公布了《孔子家語解》二十一卷，肅自序云：“鄭氏學行五十載矣，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孔子 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而恐其將絕，故特為解，以貽好事之君子。”當時博士馬昭曾經 說過：“《家語》王肅增加，非鄭玄所見，肅私定以難鄭玄。”（《禮記‧樂記》疏引）宋代王柏《家語考》則說：“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取《左傳》、 《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孔衍之序亦王肅自為也。”《四庫提要》云：“出于王肅手無疑。”《四庫簡明目錄》云：“《家語》雖名見 《漢志》，而書則久佚。今本蓋即王肅所依托，以攻駁鄭學。”果如諸家所論，則王肅偽竄《孔子家語》，目的在於爭勝。真按：王肅之為人 明代楊慎也有類似的行為。《四庫提要》在《升庵集》條說：楊慎“往往恃其強識，不及檢核原書，致多疏舛。……又恃氣求勝，每說有窒礙，輒造古書以實之”。真按：楊慎之為人 楊慎不是與某個人爭勝，而是“睥睨一世，謂無足以發其覆”（《四庫提要‧丹鉛錄》），歸根結底，也是為了爭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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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治舞臺上，為了打擊政敵，也有使用製造偽書這一手段的。唐人小說《周秦行紀》是李德裕的門人韋瓘偽造而托名於李德裕的政敵牛僧孺的，其中有對君主的不敬之語，李德裕據以作《周秦行紀論》，攻擊牛僧孺。真按：李德裕之為人 又如《碧雲騢》，題梅堯臣撰，實為魏泰偽造。《四庫提要》說：“泰為曾布婦弟，故嘗托梅堯臣之名撰《碧雲騢》，真按：詞：【碧雲騢】1.亦作“ 碧雲霞 ”。良馬名。 宋 王闢之 《澠水燕談錄‧事志》：“ 太宗 朝， 府州折御卿 貢馬特異，格不甚高而日行千里。口旁有碧紋如雲霞，因目曰：‘碧雲霞’。”2.書名。 宋 魏泰 作，托名 宋 梅堯臣 。 宋 張邦基 《墨莊漫錄》卷二：“﹝ 魏泰 ﹞有一書，譏評巨公偉人闕失，目曰《碧雲騢》，取 莊獻 明肅太后 垂簾時， 西域 貢名馬，頸有旋毛，文如碧雲，以是不得入御閑之意。嫁其名曰都官員外郎 梅堯臣 撰。” 清 鈕琇 《＜觚賸續編＞自序》：“《碧雲騢》實敗友聲，《黑心符》奚關世教。” 以詆文彥博、范仲淹諸人。”（見《四庫提要‧臨漢隱居詩話》）真按：魏泰之為人 《邵氏聞見後錄》引王銍《跋范仲尹墓志》云“范仲淹與歐陽修、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不知是否為誌之簡化字！ 梅堯臣立朝同心”，托名梅堯臣攻擊文彥博、范仲淹，用心是很明白的。

　　5.逃禁

　 　由於政治原因，一些書不能以真正作者的名義流傳，不得不改題作者。例如《子華 子》，舊題先秦晉國程本撰，《四庫提要》認為：“殆能文之士發憤著書，托其名于古人者。觀其篇末自敘世系，以程出于趙，眷眷不忘其宗，屬其子勿以二心以事 主，則明寓宋姓。其殆熙寧、紹聖之間宗子之忤時不仕者乎？”如果這一推論不誤，那麼《子華子》之所以托名以行，在於真正的作者是一位“忤時”者。自舉其 名，該書是得不到流通的，甚至還會帶來其他麻煩。又如《全唐詩話》，舊題宋尤袤撰，《四庫提要》說：“考周密《齊東野語》載賈似道所著諸書，此居其一。蓋 似道假手廖瑩中，而瑩中又竊據舊文（按：舊文，指計有功《唐詩紀事》），塗飾塞責。真按：簡化字之礙讀也！-以臆暫定也. 後人惡似道之奸，改題袤名，以便行世。”可見，《全唐詩話》被改題尤袤，動機在“惡似道之奸”，若以賈似道的名義行世，世人不會接受。

　　6.避嫌

　　一般人對於名譽都是十分愛惜的，有些作品雖然能夠被普通讀者接受，但為正統觀念所不容。例如描寫男女愛情甚至男女交歡的作品，被認為有傷風化，孔子曰“鄭聲淫，放鄭聲”，即是針對愛情詩歌而言的。《金瓶梅》是一部描寫市民生活的作品，事涉淫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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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願直署其名，而是自稱“蘭陵笑笑生”，弄得幾百年來的讀者們猜不透作者的真實姓名。但是，作者沒有把作品托名別人，而是使用了自己的一個鮮為人知的別號，因而不是作偽。五代時期的和凝在同樣性質的問題面前，就採取了作偽的辦法。《夢溪筆談》卷十六：“和魯公凝，真按：和凝 有艷詞一編，名《香奩集》。凝後貴，乃嫁其名于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為也。”胡應麟說：“有恥于自名而偽者，和氏《香奩》之類是也。”其實，和凝是怕損害自己的名聲，怕因此而遭世人嫌棄，才嫁名他人的。真按：敢做不敢當的典範

（三）作偽的主要手段

　　所謂作偽的手段，是指製造偽書所需要的方法。大體可歸納為以下十一種。

　1.作者假托他人

　上面舉過的《香奩集》、《碧雲騢》、《子華子》、《天祿閣外史》等，都是由作者本人托名他人而造成的偽書。此類例子較多，不再詳舉。

　2.後人改題著者

　 古書流傳一段時間之後，由於某種原因，作者被改變了。上文舉過《全唐詩話》，本來 是廖瑩中代賈似道而作，後人惡賈似道之奸，改題尤袤，這就造成了偽書。又如《管子注》，舊題房玄齡撰。晁公武認為是尹知章托名房玄齡。《四庫提要》根據 《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並未另著錄房玄齡注本，認為：“知章本無托名，殆後人以知章名微，玄齡名重，改題之以炫俗耳。”《四庫提 要》的結論比晁公武合理。

　　3.割去序跋

　　在版本學上，割去原有序跋冒充古本者不勝枚舉，那是書賈偽造舊本的手段。但這種手段有時連真正的作者也改變了，於是在偽造舊本的同時也造出了一部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