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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著名學者周中孚在其《鄭堂讀書記》中即具推崇說：真按：應係衍文！

　　竊謂自漢以來，簿錄之書無論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門類之允當，考證之精審，議論之公平，莫有過於是編矣﹝37﹞。

　 　《四庫全書》除有完善的編目外，尚具一項特色，便是將各大門類的書在書冊封面標幟顏色，即經部綠 色、史部紅色、子部藍色、集部灰色，用意在求醒目，易於辨識群書，既方便於文獻的取用，又利於書冊的整理保管。這種以顏色為文獻部類表徵，也是有所沿襲 的，隋開皇十七年（五九七）秘書丞許善心整理藏書，編成目錄，當時東都長安有嘉則殿，西都洛陽則有修文殿及觀文殿，都有豐富的書藏。隋煬帝即位後，令將各 處藏書分為上、中、下三品，以求易於識別，並各以紅琉璃軸，紺琉塯軸、真按：當作紺瑠璃軸！氏著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余嘉錫說文獻學（101-110頁）目錄學發微、中國目錄學（155-159頁）引均作「紺瑠璃軸」. 漆軸來裝潢圖書。唐玄宗時也令將四庫書，各以顏色區分，經庫用鈿白牙軸、黃縹帶、紅牙籤；史庫用鈿青牙軸、白縹帶、綠牙籤；子庫用紫檀軸、朱帶、碧牙籤；集庫用綠牙軸、紫帶、白牙籤。是知以顏色來協助識別圖書類別，其來久遠。

七、重視傳統經驗、講求權變創新

　　任何事務不注重傳統，往往離根離本，空泛而不實，然而完全墨守成規，難免又會阻礙發展的良機。《四庫》館臣有見於此，在文獻收錄及管理上，有以下各項特點

﹝37﹞　清周中孚撰《鄭堂讀書記》（台北：世界書局，民國五十四年影印），卷三十二，頁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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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擇善而從，不泥於舊說。《四庫全書》在編目方面，雖然維護正統四部分類法，卻能取諸家之長，匡正前人所不逮。《四庫全書薈要‧凡例》中曾說：

分門別類，如歷代史志，鄭樵《通志略》、《崇文總目》、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焦竑《經籍志》及諸家編目各有不同，或間相糾正，今悉為參考，擇其區別精當者從之，未敢泥於一家之說也。

　　對前代編目擇善而從外，對前人分類不當的書，又一一改隸於其他適當的類別中：

古來諸家著錄，往往循名失實，配隸乖宜……如《筆陣圖》舊入小學類，今惟以論六書者入小學。其論八法者，不過筆札之工，則改隸藝術。真批：此條前有馬銘浩氏談藝術者竟未引據，實為失臂矣！ 《羯 鼓錄》之屬，舊入樂類，今惟以論律呂者入樂，其論管弦工尺者，不過世俗之音，亦改隸藝術。…《孝經集靈》舊入孝經類，《穆天子傳》舊入起居注類，《山海 經》、《十洲記》舊入地理類，《漢武帝傳》、《飛燕傳》舊入傳記類，今以其或涉荒誕，或涉鄙猥，均改隸小說。…凡斯之流，不可殫述，並一一考核，務使不失 其真﹝38﹞。

　　既能師法前人所長，又能匡正古人之所不逮，梁任公曾為之稱頌說：「其（指《四庫總目》分類法）述作義例之周備，實已為《崇文總目》以下所莫能逮真按：梁啟超評四庫全書

﹝38﹞　《四庫全書薈要總目》前引書，卷首，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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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根 據需要，創立新法。清高宗曾說：「朕一再思維，《四庫全書》之輯……務求精當，使綱舉目張，體裁醇備，足為萬世法制。」欲求精當醇備，有效幫助尋檢圖書， 《四庫》館臣除兼採各家之長外，在顧及學術文化發展的實際情況下，做了不少的創新。例如盡量控制類別的繁複，在四大部類之下，分為若干小類，小類之下再分 若干子目，使眾多的小類及其部分子目作為分支的分支，成為一個以四大部類為主幹的龐大分類體系。如此類別簡明，一目了然，較易達到舉一綱而萬目張的效果。 又如《四庫全書》各類中，以集部別集類著錄書近千種最多，遠遠超過史部所有各類書的總和，所以說「四部之書，別集最雜」。同類書太多，匯集在一起，查檢不 易，館臣因以時代為次，做為暗類，分為六個時代階段，以時代來暗分子目，解決查檢不易的難題。再如古代常有內容繁雜的綜合性圖書，歸類不易，另又有些門類 的圖書傳存已少，如果按前人之例，保留類目，便失去《四庫》館臣「類簡書繁」的本意，因此設立「雜類」，一方面避免有類無書或收書極少的現象，一方面又解 決了分類的難題，因而使《總目》更趨於完備實用。此外，古代文獻數量龐大，如果不能有效節制，全書必定完成無日，且易流於虛浮，因此館臣又設存目書，以分 擔浩繁書籍收錄的困難，同時也可藉以分別書品的高下，使利用者有所甄別參考。

　　3.瞭解文化必須從廣大及高明處著眼，《四庫》館臣在選書方面，雖然以尊經崇儒為大原則，猶顧及賅通權變的重要性，真按：四庫全書的選書標準 而廣收其他足以「增廣舊聞」、「羽翼經訓」的書籍。清高宗四十年（一七七五）四月曾頒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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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四庫》之藏，浩如淵海，必權衡有定，去取乃精。昔董仲舒請罷黜百家，專崇孔氏，陶宏景則一事不知，真按：陶弘景 引為深恥。今將廣收博采，而傳注時多曲說，稗官不免誣詞，異學混儒墨之談，偽體濫齊梁之豔，於人心世教，未見有裨。但如墨守經師，胥鈔語錄，刊除新異，摒斥雕華，則九流之派未疏，七略之名不備，抱殘守匱，亦難語賅通﹝39﹞。

　 　《四庫》館臣根據此項原則，認為「凡能自明一家者，必有一節之足以自立，即其不合於聖人者，存之亦 可為鑒戒。」因而訂下「文章流別，歷代增新，古來有是一家，即應立足一類，作者有是一體，即應備是一格。」的收書體例，在豁達的胸襟下，《四庫全書》終於 成為具有四十四類六十六子屬的一部綜合性文化大叢書，其不抱殘守缺，賅通權變，著眼於文化的廣博性，是其成書後受到學林重視的重大原因。

　　4.體認文化是群體人生的共業。人類文明範圍廣泛，且彼此間常有相互旁參的功用，所以文化能不固步自封，真按：當作故步自封.此中學常考，乃為專家所不識之之無耶？ 才能愈見壯大。我國古來即有：雖小道必有可觀，而芻蕘狂夫之言，也不加廢黜的傳統觀念。所以我國文明雖誕生早，又發展快速，但從不排斥外來知識，真批：取與前殷善培氏所論相較，不正自矛與盾矣！ 例如魏晉南北朝時代，王儉的《七志》、阮孝緒的《七錄》均著錄傳入的佛釋經籍，而《隋書‧經籍志》也載錄外來醫書十餘種之多。中國人長久以來與鄰邦來往，早對天下之廣闊有所認知，同時為不自限於孤陋寡聞，對外在的世界，自來便感到興趣與尊重

﹝39﹞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民國五十三年影印），卷九八一，頁一四三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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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傳統中國知識界不斷的有介紹外在世界風土人情等專書的出現，如劉宋時釋法顯的《佛國記》、唐釋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宋徐兢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元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明董越的《朝鮮賦》等書，均是其例。

　 　《四庫全書》地理類外記之屬，於盡收以上各書外，又增錄多種歐西這類作品，如意大利人艾儒略的《職 方外紀》、比利時人南懷仁的《坤輿圖說》等書，更使當時知識界的眼光，擴散到澳、非、美等洲。《四庫》館臣將這種不自限於孤陋寡聞的傳統精神予以發揮，使 圖書的蒐集廣及於流傳國內的外來作品，以從古開新的弘大眼界來暢通文化生命，真批：真能如此暢通，便不會有地盡其利而貨暢其流之萬言書了. 意義極為深遠。

八、結論

　　《四庫全書》薈萃群集，真按：應係群籍之訛！ 為我國前代著作做總結，猶如一座我國古文化的精緻圖書館。這座館藏所以能夠順利完成又完好的屹立至今，而為學林所樂於進出利用，真批：何謂進出利用也？？ 應歸功於當年文獻掌握正確、徵集手段高明、管理規則詳密、資料分類得當、典藏環境妥善，分藏副本奏效。當然，以今日眼光看待全書，固不無缺失，然而當年館臣之籌畫實多可取，茲舉其最具啟發性數則於下：

　　1.廣蒐博採，放眼全國圖書，由博取精，力求文獻之完整性。

　　2.採集目錄運用的得法，真批：前已辨先生草目之謬.然愚則信其應有採集總目以便核對也.然于檔案中似未見其有提及者，尚俟考焉. 選書方向明確，徵集文獻技巧高明，既方便圖書的控管與取用，復顧及全書品質之提昇。

　　3.用開放融攝及廣納百川的精神，對所有學術門類及中外知識均予重視，有暢通文化生命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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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選件顧及文化發展系統，表現「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重要，並以之激發文化意識及樹立文化理想。

　　5.透過整理研究，正確的分類編目，來關心使用者的方便，同時建立完整的帳簿，供作群書之管理。

　　6.注重創作者的人品及思想，導正世道人心，垂範來嗣。

　　7.借重他人成功的典藏經驗，規劃完善制度，分藏副本，維護書冊，使之傳示無窮。

　 　《四庫全書》在蒐集上力求作品種類之系統與數量上的完整，又能講求保存與分類研究的正確方法，值得 蒐藏文物的借鏡。而《四庫》館臣能借助他人經驗，既汲取傳統又予以改良創新，今日談圖書管理及維護工作，如果也能在傳統方法及新科技的引進方面求取平衡， 相互為用，則典藏工作必將更成功而完美。至於圖書蒐藏方向以及服務學林的心意，真批：愚有意服務學林，然奈何學林中敗類太多？今固退縮至全面屏蔽封鎖，徒又奈何！ 若也能從高明遠大處著眼，從文獻有效管理與方便檢用上下手，則效益也將更為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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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訂正析論：原因與批判的探求

楊晉龍*

提要

本文旨在擺脫泛政治化的思考模式，企圖通過對乾隆教化思想的層面，瞭解其蒐集遺書編成《四庫全書》的動機和目的。

　　本文認為乾隆兼具知識份子和統治者的身分，使其「以天下安危為己任」的態度愈加明顯，為教化士民同登「一道同風之盛」，故採擇遺書中「有益於世道人心」者為教化之典籍，基於典籍的純淨和完善，故有校讐和訂正及刪改、禁燬諸事同時發生。真批：此說與愚所意者甚合. 刪改是因該著者表現了合乎倫理的要求，故僅將違礙的字句刪改，至於在人格上有瑕疵，在內容上違反倫常之作，則必須加以燬棄，以免妨害社會的和諧安康。所以乾隆蒐遺書編纂《四庫》的過程中，真按：應有敓文！ 有關篩選、淨化、校勘等工作，均與提供符合建立其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典籍選有關，真按：應有敓文！ 可見《四庫全書》刪禁等相關工作的內涵是「教化」的，不必僅從「政治迫害」的單一負面作用上考慮。真按：摘要-沒錯！愚亦以為然也.政治觀點往往是後人成見，尤其是不重風教者只見資料者之成見.猶來訪愚站之讀者，多只見資料，不管人心與道德也.若是讀書人夥矣，又何貴于文獻與士人哉！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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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人批評乾隆破壞文獻的完整與真實性，乃基於「文獻保存」和「言論自由」的角度發言，這類批判固言之成理，惟與乾隆由教化觀點而發的「保留具有教化價值」的立場實不相應，故值得商榷。真按：摘要-完全正確！斯及能由層面動態觀見全局者矣！

關鍵詞：《四庫全書》、教化、乾隆、批判、文獻、言論自由。

一、緒言：研究之回顧與旨趣

　　《四庫全書》的完成，在世界文化史上應該是件值得重視的大事，然而多數研究者由於此事係由清高宗乾隆帝（1711-1799）強力干預下完成，且在修纂過程中發生了百多起文字獄，更在書籍的內容上進行頗多的修改刪正，以及反滿民族情緒等原因的影響，不免過分強調政治作用，在研究態度上頗有「泛政治化」之嫌，①因過度的政治聯想

①這種「泛政治化」的研究態度，從任松如：《四庫全書答問》（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影印1935年啟智書局版），頁23「第五問：編纂《四庫全書》之原因何在」中所謂「就實際言，則乾隆帝一人之私意而已；及頁69「問六：乾隆之私意何若」的十三項「私意」中已見其端倪；至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影印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1937年版），頁15「纂修《四庫全書》之動機」一節中所云「寓禁於徵」（頁3）而落實，此後「四庫學」研究者幾乎眾口一詞的沿用，真批：我就最討厭這種眾口一詞的現象！擺明拿言論自由為幌子來罵人，自個兒卻又陷在不知如何自由的路上，反而總無自己客觀獨立的評判思考.愚所以教學生者如此，而學生所以多不好學者亦每如此.嗟人的頭腦想要開明，還早吧！ 至今猶未見重大改變。其實乾隆的編書除政治的作用外，應還有文化的意義，見吳哲夫老師：〈四庫全書修纂動機的探討〉，《故宮文物月刊》（台北）第7卷第4期（1989年7月），頁62—71；真按：四庫全書編纂之動機 真按：參考篇目-博士論文-翁方綱研究 李朝先等：真按：原標點有誤，徑改！ 《中國圖書館史》（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1992年），頁257；張杰：〈四庫全書與文字獄〉，《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3月15日），頁45—54所論，張杰在該文頁45認為這種政治作用的提法「失之武斷」。真批：愚亦認同，然可別又落入另一武斷了.唯有清空自己，方能還原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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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歷來表現在研究上的多數是「糾繆補闕」的成績；至於《四庫全書》的價值、意義、思想內涵等相關的研究，尤其是在研究態度上能夠把《四庫全書》當成客觀對象加以冷靜研究者，實在不多見，真批：中國自滿清以後則一則為國民黨，則再為共產黨，都是反封建，搞革命的.想要同情地了解，沒有敵對成見地冷靜，所以其難也.況國、共二黨對文化工作干涉多少，能期望他對所論述者無所偏好與偏惡麼！所以時代的集體意識或潛意識，自然以反封建與帝王為其權力話語核心了！ 真按：摘要 筆者遂在一九九四年完成〈「四庫學」研究的反思〉一文，真按：參考篇目-博士論文-翁方綱研究 主張應從文化和瞭解的觀點來研究，以彌補以往從「政治作用」研究上的不足。②

　 　本文即承襲「瞭解」的態度來探討《四庫全書》在編輯過程中進行訂正等行為的內在意義，訂正的工作包 括文字的校勘和內容的導正二項，文字的校勘是比較技術性的工作，即將原書的訛誤和鈔寫之際的筆誤，予以必要的復元。③內容的導正係指對該書的刪改、禁燬， 以符合著錄的標準。有關文字校勘和書籍刪禁的情形，論者頗多，④本文因此不再重複同類的研究，而將重點轉移到乾隆「為什麼」要如此注重刪禁等相關工作的問 題上。換言之，本文主要在論析乾隆下令蒐輯書籍並對部分著作及作者採取刪禁的措施時，除因其身為帝王而無法擺脫的「政治考慮」外，是否還有其他可能

②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期（1994年3月），頁349—3940

③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月十八日永瑢奏上的〈功過處分條例〉中，即分為「原本訛誤」、「謄錄誤寫」、「文義考訂」等需校勘之事。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167—171。又見陳垣、王重民、侯植忠輯：《辦理四庫全書檔案》，頁18b一20a，楊家駱先生：《四庫全書概述》（台北：中國辭典館復館籌備處，1971年），頁715—716。

④相關研究成果可參見林慶彰先生主編：《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1900-1993）》（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5年），頁35—117所錄「四庫學」諸相關條目，即可見研究之大宗多在「糾繆補闕」和「文字獄」等相關議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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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則其內涵為何？此內涵又與考訂工作的關係如何？本文的意圖即要回答有關「乾隆帝為什麼要嚴令 訂正」的疑問，此則涉及乾隆的教化理想，也就是乾隆帝所期望的「良民」內涵的問題，而有關乾隆思想的研究，似乎還未見較令人滿意的成果；⑤再則現代人對乾 隆刪禁書籍的批評，到底是基於何種理由發言，也頗值得探討，以上二點即本文要討論的主題。

二、訂正原因的探討

　 　原因包括動機和目的，乾隆既大力蒐輯遺書，要求精確讐校，改正訛誤；且又大量刪改、禁燬存世的著作 （包括其父雍正帝頒布的《大義覺迷錄》等），甚至因而製造不少文字獄，在清朝已進入盛世的時空下，乾隆「為什麼」要如此作？亦即乾隆訂正書籍的動機為何？ 有關編纂《四庫全書》的動機，業師吳哲夫教授已有〈四庫全書修纂動機的探討〉鴻文可供參考，故本文不再贅述。至於刪禁的原因，丁原基學長《清代康雍乾三朝 禁書原因之研究》第五章⑥和吳哲夫師《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真按：標點有誤! 第八章已將乾隆朝所禁書籍之內容予以整理分析

⑤陸申：《乾隆皇帝傳的世紀末審視——兼及傳紀史學的方法問題》，《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9月15日），頁112—118一文中，考查六部有關乾隆帝的專傳，認為「共同的薄弱環節，即對于乾隆帝思想的研究尚嫌不夠」（頁115），這是因為研究者僅注意到乾隆在政治上的角色作用，忘了乾隆其他方面的可能性，因此「泛政治化」的意圖過重故也。真按：摘要-正是如此！人之瞠目不見丘山者，正是如此也.莊子豈遠矣哉！

⑥丁原基：《清代康雍乾三朝禁書原因之研究》（台北：華正書局，1983年），頁112—314，歸納所禁諸書內容為「未避廟諱、謗議國君」、「涉及清代前期史事」、「反清志士」、「普懷故國、語涉怨望」、「有虧臣節者」、「倖進大臣」、「議論聖賢」等七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