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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清初,世界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西之間的文化交流,已具有與以往中國和周圍小國之間那種宗 藩關係完全不同的性質,西方傳教士的東來,以特殊的方式,為中國士大夫打開了了解世界的一個窗口。但《總目》編纂者對此卻沒有清醒的認識,甚至根本不想去 了解外部世界。他們對西方傳教士編著的介紹外國地理、風物的著述,大多視之為“奇聞”、“異說”,疑信參半。如艾儒略的《職方外紀》,記述五大洲地理及各 國風土、民情、氣候、名勝,并附有《萬國全圖》和《四海總說》,是當時地理學方面的重要著作,其中所介紹的許多地理學上的嶄新知識,足以糾正中國士大夫那 些“天圓地方”、“中央大國”的偏見。然而,《總目》編纂者卻認為該書“所述多奇異不可究詰,似不免多所夸飾”,真按:迪志版武英殿總目作餙! 僅 僅出於“天地之大,何所不有”的考慮,才收錄其書,“以廣異聞”①。又如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合編的《西方要紀》,分條介紹西方國土、風俗物產及海程遠 近,《總目》也以“語多粉飾失實”②為由,貶入存目。不僅如此,對前代學者有關記述外國地理的專著,《總目》也十分輕視。明永樂年間,成祖曾經派內官太監 鄭和先後七次出使西洋(即今南洋),到達三十多個國家,創造了中國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明代也因此而出現了一批記述西洋各國情況的著作,如馬歡《瀛涯 勝覽》、鞏珍《西洋番國志》、費信《星槎勝覽》,這些書的作者都曾隨同鄭和出使,他們根據自己的親身見聞撰成各書,分別記載了西洋二十餘國的疆域、風土等 各方面情形
①《四庫全書總目》卷七一,《職方外紀》提要。
②《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八,《西方要紀》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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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後,黃省曾又根據這些材料,寫成《西洋朝貢典錄》,“紀西洋諸國朝貢之事,自占城以迄天方,為國二 十有三,國各一篇,篇各有論。凡道里遠近,風俗美惡,物產器用之殊,言語衣服之異,靡不詳載”①。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地理著作,但《總目》編纂者卻絲毫不 加重視,僅將《瀛涯勝覽》、《西洋番國志》和《西洋朝貢典錄》三書列入存目,《星槎勝覽》甚至未予收錄。封閉自大勢必導致荒謬無知,《四庫全書總目》對某 些外國地理書籍的評論,有時完全憑著主觀臆斷,結果當然不免錯誤。如南懷仁《坤輿圖說》,介紹世界地理,包括南北兩極、五大洲及各國情形,與艾儒略《職方 外紀》大旨相同而各有詳略。《總目》編纂者無法理解這些前所未聞的地理學知識,便硬以中國古代《神異經》一類荒誕不經的傳說與之比附,認為該書不過是傳教 士“東來以後,得見中國古書,因依仿而變幻其說,不必皆有實跡”②。
當歷史進入十七、十八世紀,西歐各國正處於迅速變革,飛躍進步的時代,但清政府卻頑固地關閉了中外 交流的大門,先是驅逐外國傳教士,繼而又限定一口通商,極力構築一道隔絕中外的堤牆。《四庫全書總目》所反映的封閉自大,拒不了解外部世界的傾向,除傳統 文化的影響外,與清政府實行的愚昧落後的閉關自守政策,也是不無關係的。真批:清會亡,中國會敗,豈非天理乎!
四、反對空疏,注重徵實真批:嗟乎!方見于見,兩相對照,豈不諷刺!於地理之學,豈有徵實哉?然則何為當時不派人實地實勘,而乃徑憑己臆,其間綠由,豈非中國所以敗亡之近尤耶!
明末清初以來,隨著漢學的興起,學風逐漸由空返實,適應學術發展的潮流,《四庫全書總目》也鮮明地表現出反對空疏,注重徵實的思想傾向和學術特徵
①《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八,《西洋朝貢典錄》提要。
②《四庫全書總目》卷七一,《坤輿圖說》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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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庫全書總目》總結說,兩千年來的學術變遷,“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面對 宗旨迥別,學風各異的兩大學術流派,《總目》竭力擺出一副不偏不倚的姿態,認為“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 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強調“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①但事實上,由於當時學風的影響,《總目》在敘述評論 之中,仍隱喻軒輊之意,對宋明理學空疏措大,好發議論,乃至捨傳以求經的種種流弊,多次予以嚴厲指責。如關於《易經》的研究,《總目》認為:“盈虛消息, 理之自然也。理不可見,聖人即數以觀之,而因立象以著之”。“至于互體變爻,錯綜貫串,《易》之數無不盡,《易》之理無不通,《易》之象無不該矣。左氏所 載即古占法,其條理可覆案也。真按:在查其條理可复案也,方發現迪志版覆與复並未作關聯也! 故 象也者,理之當然也,進退存亡所由決也;數也者,理之所以然也,吉凶悔吝所由生也。聖人因卜筮以示教,如是焉止矣”。而“宋人以數言《易》,已不甚近于人 事,又務欲究數之所以然,于是由畫卦推奇偶,由奇偶推河圖、洛書,由河圖、洛書演為黑白方圓,縱橫順逆,至于汗漫而不可紀。曰:此作易之本也”。《總目》 批評說:“聖人垂訓,實教人用《易》,非教人作《易》。今不談其所以用,而但談其所以作,是《易》之一經,非千萬世遵為法戒之書,而一二人密傳玄妙之書 矣。經者常也,曾是而可為常道乎”②?又如關于經傳之間的關係,《總目》以《春秋》、《左傳》為例,說明“苟無事跡,雖聖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 跡,雖以聖人讀《春秋》,不知所以褒貶
①《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經部總敘》。
②《四庫全書總目》卷六,易類案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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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借此指責宋儒“好為大言,動曰捨傳以求經,此其說必不通”①。
不僅如此,《總目》還由源溯流,因流究變,對宋明兩代盛行的門戶朋黨風氣以及明末學者空言誤國的弊 端,予以猛烈的抨擊,認為門戶朋黨往往招致宗社之禍,而宋明學者喜好妄發議論,則是造成朝中分門別戶,朋黨林立的禍根。它說:“宋明人皆好議論,議論異則 門戶分,門戶分則朋黨立,朋黨立則恩怨結。恩怨既結,得志則排擠于朝廷,不得志則以筆墨相報復。其中是非顛倒,頗亦熒聽”②。並進而總結說:“儒者明體達 用,當務潛修;致遠通方,當求實濟。徒博衛道之名,聚徒講學,未有不水火交爭,流毒及于宗社者。東漢不鑑戰國之橫議,南北部分而東漢亡。北宋不鑑東漢之黨 錮,洛蜀黨分而北宋亡。南宋不鑑元祐之敗,道學派盛而南宋亡。明不鑑慶元之失,東林勢盛而明又亡。皆務彼虛名,受其實禍”③。類似這樣的言論,在《總目》 中並不少見,清楚地表明了《總目》反對宋明空疏學風的傾向。
在中國學術史上,漢學的注重考證、強調徵實,與宋明理學的主觀臆斷、空疏措大是相互對立的。真按:教育部國語辭典【措大】 注音一式 ㄘㄨㄛˋ ㄉㄚˋ 解釋:貶稱貧寒的讀書人。新五代史˙卷七十˙十國世家˙東漢世家:老措大,毋妄沮吾軍。明˙陳繼儒˙李公子傳:眾進士本措大骨相,驟得此,足高趾揚,畢露醜態。亦作醋大。按:醋與措,換部首爾. 《四 庫全書總目》既然反對宋學的空疏,也就自然要推崇漢學的徵實,把“考證精核”奉為正宗。在它看來,“說經主于明義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訓詁,則義理何自而 推;論史主于示褒貶,然不得其事跡之本末,則褒貶何據而定”④。因而,《總目》對講求文字、音韻、訓詁、考證的清代漢學,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認為“古者漆 書竹簡,傳寫為艱,師弟相傳,多由口授,往往同音異字,輾轉多歧
①②《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五,《史部總敘》。
③《四庫全書總目》卷五七,《慶元黨禁》提要。
④《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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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六體孳生,形聲漸備,毫釐辨別,後世乃詳。古人字數無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襲,遂開通用一門。談經 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聲,究古書之義旨,穿鑿附會,多起于斯。故士生唐宋以後,而操管摛文,動作奇字,則生今反古,是曰亂常。至於讀古人之書,則當先 通古人之字,庶明其文句而義理可以漸求”①。並稱讚以惠棟為首的漢學家“能一一原本漢儒,推闡考證,雖掇拾散佚,未能備睹專門授受之全,要其引據古義,具 有根柢,視空談說經者,則相去遠矣”②。在書籍著錄方面,《總目》也“率以考證精核,辨論明確為主”③。如有關《詩經》的著作,唐代以前古文《毛詩》一家 獨傳,宋以後則異說紛起,有的尊崇,有的懷疑,各自著書立說,相互攻駁,爭論不已。《總目》認為,《詩經》研究所涉及的“鳥獸草木之名,訓詁聲音之學,皆 事須考證,非可空談”,因而所甄錄採輯的著述,大都以“尊漢學者居多”④。
《總目》不僅在學術評論和書籍著錄上強調“謝彼虛談,敦茲實學”,而且其本身也以對典籍及其有關情 況的考訂見長。《總目》凡例明確規定:“是書主于考訂異同,別白得失,故辨駁之文為多。”具體到各篇提要,也是注重“考本書之得失,權眾說之異同,以及文 字增刪,篇帙分合”,主張“詳為訂辨,巨細不遺”⑤,從而使是正文字、考訂闕失、別白異同成為全書的主要內容,並構成了《總目》的一大特色。
①《四庫全書總目》卷三三,《九經古義》提要。
②《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周易述》提要。
③《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
④《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五,詩類序。
⑤《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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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總目》是由眾多的學者歷二十年之久編纂而成的,顯示了一代學術精華。它與明末清初以來學 風的變遷相適應,摒空疏游談,尚徵實求真,反映出重漢輕宋的學術傾向。它較好地繼承並發揚了中國古代目錄學的優良傳統,彙眾書為一書,把傳統目錄學推向最 後高峰。誠如余嘉錫所評論的,《四庫全書總目》“敘作者之爵里,詳典籍之源流,別白是非,旁通曲證,使瑕瑜不掩,淄澠以別,持比向、歆,真按:劉向 劉歆殆無多讓。至於剖析條流,斟酌今古,辨章學術,高挹群言,尤非王堯臣、晃公武等所能望其項背。真按:晃字誤也!晁公武 故曰自《別錄》以來,才有此書,非過論也”①。
但是,《四庫全書總目》又是在封建專制的時代,受到專制皇帝的直接控制編成的,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 要塗上時代的色彩,打上階級的烙印。魯迅先生曾經深刻地指出,《四庫全書總目》“其實是現有的較好的書籍之批評,但須注意其批評是‘欽定’的”②。這一評 論,是符合實際的。
①《四庫提要辯證》卷首,《序錄》。
②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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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四庫全書》簡論
《四庫全書》是在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最後一個高峰的歷史時期,由官方組織全國著名學者編纂而成的。 它既是封建“盛世”的產物,又是傳統文化的結晶。《四庫全書》對清乾隆以前的歷代典籍進行了全面總結和系統整理,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寫下了重要的一章。它 不僅在當時,而且對以後的社會都有巨大影響。特別是在學術文化領域,《四庫全書》的影響更是廣泛而深遠。
清初漢學的興起,為清王朝從事大規模的文化事業提供了必要的學術條件,並促成了《四庫全書》的開 館。而《四庫全書》的纂修,又進而確立了漢學在清代學術界的主導地位,有力地推動了考據學的發展。此前,漢學雖然方興未艾,但在政治地位上尚未能與朝廷提 倡的宋學分庭抗禮。《四庫全書》開館後,由於纂修工作的需要,一大批漢學家進入館內,從事輯佚校勘、整理編次歷代典籍的工作。隨著編纂工作的大規模展開, 統治者逐漸發現漢學也可以用作其炫耀文治、點綴盛世的工具,便轉而採取“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的兼容並包政策,大力提倡注經編書,肯定漢學 “發揮傳注,考核典章”的作用,同時給予在四庫館工作的眾多學者以優厚的祿位。這種特殊的崇獎和恩榮,自然吸引了大批知識分子。誠如經典作家所指出:“統 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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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樣的,統治階級所提倡的學術文化,也相應在一個時代占主導地位。這一情形,當時的學者已有所察覺。章學誠曾說,戴震、周永年等著名學者應“特徵修四庫 書,授官翰林,一時學者稱榮遇。而戴以訓詁治經,紹明絕學,世士疑信者半。二君者,皆以博洽貫通為時推許,于是四方才略之士挾策來京師者,莫不斐然有天祿 石渠、句墳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間者,多易其詩賦舉子藝業,而為名物考訂與夫聲音文字之標,蓋駸駸乎移風俗矣”②。真按:此駸字左旁之馬竟無簡化作马! 洪亮吉則直截了當地指出,“自元明以來,儒者務為空疏無益之學,六書訓詁屏斥不談,于是儒術日晦,而游談坌興,雖間有能讀書如楊慎、朱謀瑋者,真按:瑋字誤也,當作(土韋)朱謀■. 非 果于自用,即安于作譌,立論往往不足依據。迨我國家之興,而樸學始輩出,顧處士炎武、閻徵君若璩首為之倡,然■窔未盡闢也。乾隆之初,海宇乂平已百餘年, 鴻偉瑰特之儒,接踵而見,惠徵君棟、戴編修震,其學識始足方駕古人。及四庫館之開,君(邵晉涵)與戴君(震)又首膺其選,由徒步入翰林,于是海內之士知向 學者,于惠君(棟)則讀其書,于君與戴君則親聞其緒論,向之空談性命及從事帖括者,始駸駸然趨實學矣”。真按:此駸字左旁之馬竟無簡化作马! 洪氏進而總結說:“夫伏而在下,則雖以惠君(棟)之學識,不過門徒數十人止矣;及達而在上,其單詞隻義,即足以歆動一世之士。真按:教育部國語辭典【歆】欠-9-13 注音一式 ㄒ|ㄣ 解釋 1.祭祀時鬼神享用祭品的香氣稱為歆。左傳˙僖公三十一年:鬼神非其族類, 不歆其祀。杜預˙注:歆,猶饗也。唐˙李賀˙神弦詩:呼星召鬼歆杯盤,出魅食時人森寒。 2.感動。詩經˙大雅˙生民: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鄭玄˙注:心體歆歆然 ,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3. 悅服。國語˙周語下: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韋昭˙注:歆,猶嘉服也 。4. 羨慕。如:歆慕。詩經˙大雅˙皇矣: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新唐書˙卷 一一六˙王綝傳:士人歆其寵。 則今之經學昌明,上之自聖天子啟之,下之即謂出于君(邵晉涵)與戴君(震)講明切究之力,無不可也”③。後人也說:“自四庫館啟之後,當朝大老,皆以考博為事,無復有潛心理學者,至有稱誦宋、元、明以來儒者,則相與誹笑”④。真批:可不令人哂笑,然則何必為人,為時勢而可矣.誅一夫者又何辜哉! 真按:人性本賤又一章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52頁。
②《章氏遺書‧周書昌別傳》,卷一八。
③《卷施閣文甲集‧邵學士家傳》,卷九。
④姚瑩《東溟文外集‧覆黃又園書》,卷一。真按:在續修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 1512 頁625(631)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同治六年(1868)姚濬昌安福縣署刻中復堂全集本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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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見,由於統治者的優容提倡以及《四庫全書》開館的影響,漢學上升為封建統治階級的官方學術並很快占據 了學術界的主導地位,從而使文字、音韻、訓詁、校勘、考證、輯佚的研究成為一時風氣,幾至“家家許鄭,人人賈馬”,考據學迅速發展到全盛階段,形成獨具特 色的乾嘉學風,影響到後世一代又一代的學者。
在推動清代考據學發展的同時,《四庫全書》的纂修還直接促進了各門專科學術的興盛。
在叢書的彙刻方面,自《四庫全書》問世,特別是《武英殿聚珍版叢書》陸續刊行之後,清代便掀起了刊 刻叢書的熱潮。許多叢書總彙四部,囊括諸家,以卷帙浩瀚,刻印精良而聞名於世。如乾嘉年間鮑廷博、鮑士恭父子輯刊的《知不足齋叢書》,凡三十集,收書二百 零七種,七百八十一卷,內容包括經史考訂、曆算、金石、地理、書畫、詩文集、書目各類,收羅廣泛,鑒別精審,在清代叢書中,最受學者推崇。又如嘉慶時張海 鵬輯刊的幾部叢書,不僅內容豐富,而且各具特色。其中《學津討原》,在明毛晉汲古閣《津逮秘書》的基礎上精選增益而成,收書一百九十二種,一千零四十八 卷;《墨海金壺》以文瀾閣《四庫全書》傳鈔本為主,並收錄宋刻舊鈔,計書一百十五種,七百二十七卷;《借月山房彙鈔》則專收明清兩朝有關經學、小學、雜 史、傳記、地理、諸子及小說、詩文評各類著述,凡一百三十五種,二百八十三卷。其他如乾隆間馬俊良輯刊的《龍威秘書》,吳省蘭印行的《藝海珠塵》,李調元 裒刻的《函海》,咸豐時伍崇曜刊印的《粵雅堂叢書》等,都是清代叢書中的巨帙。與綜合性叢書相輔相成的,是取材於某一方面的專科性叢書。如乾嘉時阮元輯刊 的《皇清經解》,光緒時王先謙續刊的《皇清經解續編》,基本上囊括了有清一代經學研究的成果;光緒時王錫祺輯刊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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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彙輯了清代學者有關中國和外國歷史地理以及邊疆史地的著作。此外,清代還盛行偏重於某一範圍的郡邑叢書、氏族叢書、個人專著叢書等各類叢書,如趙紹祖輯刻的《涇川叢書》,晃貽端刊行的《晃氏叢書》,真按:疑應作晁氏叢書! 真按:應係晁貽端之訛! 曾 國藩刻印的《船山遺書》,等等。據《中國叢書綜錄》統計,自我國第一部叢書產生的南宋時期至清乾隆以前的五百年間,各類叢書總計不過四百種左右,而乾隆以 後至清末的一百多年時間,叢書總數竟達上千種,發展速度十分迅速,以至晚清時期有的目錄著作,要在經史子集四部之外別立叢書一部①。後世學者稱“我朝稽古 右文,廣開四庫,遺書大出,是正訛誤,往往彙成巨帙,刊布於世,在乾嘉之時為極盛”②,確實反映了清代輯刊叢書的盛況。
在佚書的搜輯方面,《永樂大典》的輯佚成果,推動了清代學術界輯佚工作的普遍展開。一些學者沿襲四 庫館臣的方法,繼續在《大典》中搜輯佚書。如嘉慶年間,清政府敕修《全唐文》,參與其事的學者便從《大典》中採輯唐人文集“世所未見之篇”③,以補通行本 之遺。主持纂修工作的徐松,還利用職任之便,組織有關人員,直接從《大典》中鈔出《宋會要》、《宋中興禮書》、《續中興禮書》等一批卷帙浩博的珍貴史籍。 其他學者也相繼輯出淳祐《臨安志》、《大元海運記》、《山村詞》等佚書多種。此後,文廷式、繆荃孫等學者,也陸續從《大典》中輯出宋《中興政要》、《大元 官制雜記》、明《順天府志》等一批佚書。在發掘《大典》寶藏的同時,更多的學者則把視野擴展到漢唐注疏、唐宋類書,以及諸史、總集、方志等著述,廣泛搜輯 周秦古書、漢魏經師遺說、小學訓詁之書,乃至歷代佚書遺文。風氣既開
①參見張之洞《書目答問》。
②閔萃祥《重刻平津館叢書序》,載《平津館叢書》卷首。
③法式善《陶廬雜錄》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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