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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亭林儒學中的外王經世之動向

　　『日知錄』卷九，「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

　　　（上略）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癆，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

又『亭林文集』卷三，「答汪苕文書」：

　　　返百王之季俗，而躋之三代，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亭林詩集』中「謁夫子廟」：

　　　道統三王大，功超二帝優，斯文垂彖繫，吾志在春秋。

道統以二帝三王為繫，這顯示在亭林心目中的「道」，已不是朱、陸的「道」，而是三代以上二帝三王的「道」。只是亭林在此方面並無明確地建立意識，如費密般，摧破道統，另建王統以表達「外王經世」的思想理念而已。「吾志在春秋」更是明明白白訴出顧氏心中的「志」為何志！

　 　又他在「郡縣論」第一篇中說道：「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矣。」 （註５５）所謂「後之君」，也正是「外王」之意。「郡縣論」九篇中，如「二千年來之治，可以去其弊。」「用吾言者，其國可以大治。」等文字，皆明白告訴我 們顧氏的「學」，是以「外王經世」——也就是他自己所言的「百王之業」、「三代之復」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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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亭林的「經學即理學」既然以「外王經世」為主要面向，則其「經學」自非所謂純學術的經學了。所以『日知錄』上卷，明明是解經，但他卻要題名為「經術」，他亦自以為不同於一般的「經學」：

　　　近世號為通經者，大都皆口耳之學，無得於心，既無心得，尚安望其致用哉！（註５６）

因 此，顧氏一方面排斥理學，一方面提倡以「經學」為中心的「博學於文」、「明道救 世」。「經學即理學」即是儒學中沒有理學，僅有經學，而「經」學，又是講治平的學問，而不是說「心性」的學問。他的「聖人之道」，也是以二帝三王的「治平 之道」為主。明乎此，則可知顧氏經過反思與重組之後的新儒學，根本上就是自實學經世翻上一層的「外王經世」之學，而其落點，又實完全以「經典」為中心， 「明道救世」在此，「博學於文」在此。他重組儒學，而提出了「博學於文，行已有恥」八字，但對於後者，僅為「德行」，存而不論；所以他雖然推重同時的孫夏 峰、李二曲、黃宗羲——當時所稱為「三大儒」者，而「論學皆不合」，（註５７）恐怕正是因為「理學」（心學）之故。因此，他在明亡之後對儒學的反思與重 組，終於走上完全以「經」為核心的外王經世之學術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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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１：亭林文集，卷三，見『顧亭林詩文集』。台北，漢京文化公司，民國七十三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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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２：「答原一、公肅兩甥書」，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以下簡稱『顧譜』）繫於順治十二年，見頁三一。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九年四月。

註３：『顧譜』，頁三○－三一。

註４：引見『顧譜』，頁七；又載：「（崇禎）六年，丙寅，十四歲o……入復社有名。」

註５：見『顧亭林詩文集』，亭林詩集，卷一，「哭楊主事」、「哭顧推官」、「哭陳太僕」。

註６：亭林文集，卷二，「鈔書自序」。

註 ７：『顧亭林詩文集』，亭林佚文輯補，頁二三八。又，亭林詩集，「與陸桴亭札」 云：「弟少年時，不過從諸文士之後，為雕蟲篆刻之技，及乎年齒漸大，聞見益增，始知後海先河，為山覆簣。」「三朝遺事闕文序」云：「年少好遊，往往從諸文 士賦詩飲酒，不知古人愛日之義。」皆為類似之悔言。

註８：本文所用『日知錄』為原抄本，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四月，初版。

註９：有關顧炎武之刪詩、存詩、注詩，及以「大行哀詩」為自定詩集第一闕之考訂，參潘重規『亭林詩考索』（香港新亞研究所，一九六二年五月），及「顧亭林詩自注發微」，木鐸第十二輯（民國七十七年三月），頁一－一一。

註１０：亭林文集，卷六。

註１１：引見張顯清「晚明心學的衰落與實學思潮的興起」，明史研究論叢第一輯，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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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１２：見張穆，『顧譜』，頁一八。

註１３：見張穆，『顧譜』，頁一八－一九。

註１４：亭林餘集，「文林郎貴州道監察御史王君墓誌銘」。

註１５：據謝國楨的敘述，驚隱詩社成立於一六五○年（順治七年），其重要人物除顧氏外，尚有歸莊、王錫闡、朱鶴齡、潘檉章、葉繼武、昊宗潛、昊宗漢等。見謝國楨「顧炎武與驚隱詩社」，氏著『明末清初的學風』頁二○五－二二五。

註 １６：顧氏共有七論：「軍制」、「形勢」、「田功」、「錢法」四論作於南明福王政 權成立之年，與後三論不同。「錢糧論」據『顧亭林詩文集』的點校者所言，屬晚年在陝西之作品，見「出版說明」頁三－四。後三論，張穆的『顧譜』均未表出年 代，但「郡縣論」、「生員論」對於明代政制論述甚多，討論顧炎武政治思想的學者均須引述，可見其反思之深。另外「與黃太沖書」云：「炎武以…日知錄……其 已刻八卷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亭林佚文輯補，『顧亭林詩文集』，頁二三九）張穆『顧譜』將此書繫於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時炎 武六十四歲。可見「錢糧論」至少必成於此年之前，故曰「數年前舊作」；後三論中，當以「錢糧論」成篇最晚，故顧氏將之與『日知錄』并示梨洲也。「郡縣 論」、「生員論」、「錢糧論」三論確與前四論是不同時代及心境下的作品。筆者以為後三論中，郡、生二論係針對明亡之反思作品，錢論則如點校者所言，係為當 時陝西人民陳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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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１７：參古偉瀛「顧炎武政治思想研究之回顧」一文，史學評論第九期（民國七十四年元月），頁一三三－一六三。

註１８：『日知錄』，卷九，「素夷狄行乎夷狄」條。

註１９：亭林詩集，卷五，「井中心史歌」。張穆『顧譜』繫於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

註２０：亭林餘集，『顧亭林詩文集』頁一六六。

註２１：『日知錄』，卷二○，「鍾惺」條。

註２２：『日知錄』，卷二○，「朱子晚年定論」條。

註２３：『日知錄』，卷九，「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

註２４：見古偉瀛，前引文，頁一五。

註２５：『日知錄』，卷二○，「李贄」條。

註２６：『日知錄』，卷二○，「朱子晚年定論」條。亭林文集，卷六，「答友人論學書」。

註２７：『日知錄』，卷九，「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卷二○，「心學」條、「內典」條；亭林文集，卷六，「與毛錦銜」；『日知錄』，卷九，「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又參亭林文集，卷六，「下學指南序」中亦有反語錄文字。

註２８：但筆者並不贊同梁任公的看法，認為清代學問僅僅是對明學反動的結果，梁氏當然也看到了顧氏的反明學，但「反」並非顧氏的終極目標，它只是起點。反思之後所展開的新儒學之重建工作及其目標，才是顧氏學問的重點所在。這是特別要與任公的說法劃清的。梁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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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及『清代學術概論』。

註２９：莊案始末參張穆『顧譜』，頁五二－五五。這一年是顧氏五十五歲之時，也就是康熙七年（一六六八）。有關顧氏的史學，可參閱古偉瀛「史家顧炎武」，中西史學史研討會論文集（中興大學主編，民國七十五年一月），頁九五－一一九。

註３０：亭林文集，卷三，「與友人論學書」。

註３１：同上。

註３２：同上。

註３３：同上。

註３４：亭林餘集，「先妣王碩人行狀」。

註３５：同上。

註３６：亭林文集，卷三。

註３７：同上。

註３８：『日知錄』卷九，「致知」絛。

註３９：以上皆見『日知錄』卷九，「博學於文」條。

註４０：『日知錄』卷二一，「文須有益於天下」條。

註４１：亭林文集，卷六，「答友人論學書」。

註４２：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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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４３：『日知錄』卷九，「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

註４４：全祖望『鮚埼亭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一二。

註４５：亭林文集，卷三，「與施愚山書」。

註４６：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七年三月台一版），頁一三。

註４７：胡適，『戴東原的哲學』（台北，遠流出版公司，民國七十七年九月），引論，頁九。

註４８：柳文見「學衡」（民國十一年五月）第五期。

註４９：見胡楚生「陳澧治經方向與顧亭林之關係」，氏著『清代學術史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七十七年二月），頁三○二。

註５０：見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北平，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第五卷，頁二○六。

註５１：引見何佑森「清初三大儒的思想」，故宮文獻四卷三期（民國六十二年六月），頁一五。

註５２：同上。

註 ５３：何佑森「清初三大儒的思想」，頁一五；及何佑森「顧亭林的經學」，台大文史 哲學報第十六期，民國五十六年十月。章學誠所言，見『文史通義』（台北，仰哲出版社翻印，二冊）「朱陸篇」。然章氏所言，另有思想史之涵義，可參余英時 『論戴震與章學誠』，內篇，「『朱陸異同』論的心理背景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涵義」。台北，華世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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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５４：見唐鑑，『國朝學案小識』，卷三。台北，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註５５：亭林文集，卷二。

註５６：亭林餘集，「與任鈞衡」。

註５７：全祖望，前引書，卷一二，「亭林先生神道表」云：「於同時諸公，雖以苦節推百泉、二曲，以經世之學推梨洲，而論學皆不合。」文中所謂「以經世之學推梨洲」者，指的當是『明夷待訪錄』，見『亭林佚文輯補』「與黃太沖書」。論學與梨洲不合之處當不在此。

第二節【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