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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言之，「學以明道，學以救世」的具體主張如何？炎武曾揭示兩點：「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 『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註一三）「博學於文」與「行己有恥」，同為聖人之道，一就為學而論，一從做人而言，兩者相輔相成。有學而無行，其學 將淪於俗學；有行而無學，則乏所以經世之術，無以見功。

　 　炎武認為的經世，並非載之空言，而以見諸行事為準。他解釋空言與見諸行事的分別，認為孔子的刪述六 經，作春秋，亦可視同「見諸行事」。他說：「孔子之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魚、命草木者，皆不足語此也。…夫春秋之作，言焉而 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註一四）由此可知，真正的見諸行事，當如伊尹、太公具救民於水火之心，並付諸實施。 然非所有具伊尹、太公救民之心者，皆能登乎大道，而付諸實施，故退而將救民之心，筆之於書，以為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者，亦庶幾近之（註－五）

　　終炎武一生，迄未得志，以實現其經世主張。故炎武祇得將經世思想寓於著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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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音學五書、詩文集、天下郡國利病書、區言、營平二州史事、肇域志等書之作皆然。但最能代表其經世致用說之書者，當推「日知錄」一書。他說：

　　「某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人道也。向時所刻傳本，乃其餘緒耳。」（註一六）

又說：

　　「向者日知錄之刻，…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于後王，自信其書之必傳，而未敢以示人也。」（註一七）

又說：

　　「所著日知錄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多寫數本以貽之同好，庶不為惡其害己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註一八）

炎武「日知錄」一書之作，自年少讀書即已開始，有所得輒為劄記，遇古人先得之見，遂即削去。早夜誦讀，反復尋究，一年僅得十餘條，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為其平生志業所在，故炎武將它比擬於孔子之刪述六經，同為「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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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武期待有「王者」之起，以見諸行事，撥亂滌污，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其寓經世思想於著作之中的苦心，於此可見。

　 　概括言之，炎武本著儒家關切生民休戚的態度，而形成其經世觀念。他強調為學非為一己之利與名，為學 須存淑人救世之心，以明道，以救世，以撥亂反正，「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註一九）至於他所認為的經世方式，則不脫德人施唐格所謂的「得君行道」， （註二○）須靠外緣來決定，即透過「王者」之起，將「博學」之教與「有恥」之訓，擴而充之，以建立一個完善和諧的社會、躋斯世於治古之隆。炎武自述其日知 錄之刻，係「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註二一）即可作如此解釋。真按：善本校讎式的經世之學

　　　　　第二節　顧炎武的經世主張

　　顧炎武講求經世致用之學，他認為「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已如上節所述。有明末年，他的「奮欲有所自樹」，（註二二）不願以文人名世，（註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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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原因在此。因客觀環境的限制，終炎武一生，迄無得志行道的機會，然他憂天憫人的心志，則始終如一。他 足跡半天下，所至結交賢豪長者，凡山川風俗疾苦利病，事關民生國命者，窮源溯本，一一考究其得失之故。其立說以匡時救世為鵠，務求明體適用，如「日知錄」 等書之作皆然。清人黃汝成盛稱其說「俟諸百世而不惑」說：真按：原誤作事，下同 「先生因時立言，頗綜竅名實。意雖救偏，而議極峻正，直俟諸百世而不惑，而使天下曉然於儒術之果可尊信者也。」（註二四）黃氏曾集釋「日知錄」一書，刊行於世，故其言不免溢美之詞。然炎武由經史諸籍與實地對勘而得到的各種補偏救弊方策，確有可資「王者」參酌採行之處，則不容置疑。

　　吾人今就炎武所著各書，試分為「分權眾治的治國原則」等四小節，分別加以討論。

（一）分權眾治的治國原則

　　炎武論治的最大特色，在分權眾治的原則。分權原則，以現代的政治學理論衡之，實為一進步之觀點。我國政治學者但蔭蓀在論及集權與分權的問題時說：「至十八世紀真按：疑有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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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權問題隨民主潮流而發展，且一致公認，為謀自由之發展，政府的各種權力，決不宜任其集中一處，而應 予以分立，以適應時代與社會的需要。」（註二五）炎武生於明末，他在「郡縣論」、「法制」、「守令」等篇，所主張的分權眾治原則，自不及現代民主政治分權 理論的詳密，然其基本精神－強調分權與眾治則顯有相通之處。

　 　炎武分權眾治的原則，舉要而言，約可分為分層負責和地方自治兩點。就分層負責而言，炎武認為萬畿之 廣，非天子一人所能操持，故不可盡天下之權，都收在天子手中。天子是執天下大權者，其執大權的辦法為：「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而權乃歸之天子。自公 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二六）炎武一再強調，百官是天子恃以平治天下者，是天子的股肱耳目，天子僅須具知人之 明，「得其人而與之以權」，使令率意導民，己則「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如此，自天子以至百官，層層相統，構成一類如金字塔式的政府組織結構，分司其 職，以推行政令。反之，如盡天下之權都收在天子手中，則天子因事實上無法躬理凡百庶政，故必須多設法網，以禁防百官的弄權，結果百官之中雖有賢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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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僅能兢兢奉法，以求無過而已。（註二七）加以天子在奪百官之權後，必寄權於吏胥，不但易於造成吏胥 專權的機會，而且因吏胥所奉行者，「不過已往之舊牘，歷年之成規，不敢分毫踰越。」（註二八）故吏治每下愈況，殆為必然的結果。（註二九）炎武又舉秦始皇 為例，以說明「分層負責」的必要說：「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註三○）秦亡 原因不止一端，而炎武以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為秦亡之因，絕非昧於史實，殆亦藉以強調「分層負責」之深意而已。

　 　炎武「分層負責」之主張，實針對有明一代君主過度集權而發。有明一代，因太祖「家天下」觀念太重， 立嚴刑峻法以御下，「用法最嚴」，（註三一）造成吏治上的諸種弊端，（註三二）卒至於亡。清人以東胡異族，重建統制華夏之專制政權，君主之集權尤甚於明 代，故當時學者如黃宗羲亦極力闡揚反專制之民本思想，發揮「原君」之義，強調「官者，分身之君也。」（註三三）其說實與炎武「分層負責」之分權眾治原則， 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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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炎武所主張的地方自治，其主要內容厥為郡縣自治與鄉亭自治二項。所謂郡縣自治，即中央（朝廷） 予地方（郡縣）以自治之權，由郡縣守令負郡縣政事執行之全權，中央僅負監督考核之責而已。其具體辦法為：「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 任，行辟屬之法。」（註三四）詳言之，即升七品知縣為五品官，正其名為縣令，由千里以內，熟習風土之人擔任其職。試用三年，如一切稱職，即予真除。真除之 後，行之三年，依其功績，分別獎賞。任職十二年後，一切稱職，則予進階益祿，封為世官，准其世襲。至於不稱職者，則依情節輕重，或流或殺（註三五）縣令以 下，設一丞，由吏部選授；丞以下之屬僚，皆由縣令自擇，向吏部報備即可。（註三六）一縣土地田野的闢治，城郭溝洫的修築，以及一切生財之業，皆由縣令全權 處理，不必「一事必報數衙門，往復駁勘必數次」，（註三七）以使一縣用度，能寬然有餘。又合三四縣或五六縣為一郡，郡設太守，三年一代。盡罷督撫司道，而 由一年一代的欽差御史，負巡方之責。（註三八）

　　炎武上述「郡縣自治」的主張，係鑒於歷代實施封建或郡縣之制，皆有缺失而謀為解決變通。他認為秦之廢封建，乃勢所必然，雖聖人復起，亦將變封建而行郡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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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因「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制適可補救其缺失。然郡縣亦有其缺失，即「其專在上」。有明末 年，郡縣之弊叢出，而尚無聖人出而謀為補偏救弊，一切仍其故事，故民生日貧，國勢日弱。「知封建之所以變為郡縣，則知郡縣之弊而將復變。」因郡縣既係封建 發生流弊，而謀為補救者，故郡縣發生流弊，自不宜復變為封建之制，道理甚明。炎武因此提出「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的折衷辦法，兼採二制的優點，以求厚民 生，強國勢，復振二千年以來的郡縣積弊。（註三九）

　 　郡縣論為炎武論政之重心，凡撰文九篇，以為討論。其立說，如主「設世官之獎」，不僅違背現代地方自 治人人參與之精神，即以當時視之，亦不免有復古思想之譏，期期難行；且炎武論政，每有理想化之嫌，只見其利，（註四○）而未見其弊。然吾人討論其立說之得 失，自不宜以現代的尺寸為討論依據，亦非求其能實行於今日，而要在探求其立說的時代意義。個人以為，炎武立論於明亡之後，顯然是鑒於清人入關，明朝地方力 量薄弱，「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馴至大明河山淪於異族手中，故特別著眼於郡縣之富與強，以求地方之自衛。吾人試就日知錄「藩鎮」諸條對照研 讀，炎武所以再三致意，宋太祖罷節度使，雖能矯唐末五代藩鎮尾大不掉之弊於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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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奪州縣之兵與財，其為害至數百年而未已，……而有明一代之大患與宋相同等等，當有痛惜歷史重演之意。又炎武生當清順治、康熙時期，是時滿清之勢力正趨於隆盛時期，君主的專制獨裁，尤甚於明代，故他以分權為立說根據，而提出的郡縣自治說，當亦寓反對有清的專制集權之意。

　 　至於鄉亭之自治，炎武以為首要在罷監司之任，去重立之牧伯，而將鄉亭之職，悉委予公廉勤幹之吏，任 以為治。一鄉之官必備而法務詳，使如網之在綱，有條不紊。關於鄉亭之職，炎武強調必須申明洪武舊制，「命有司擇民間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鄉之詞 訟。若戶婚田宅鬪毆者，則會里胥決之。事涉重者，始白於官。」（註四一）以使「其大小相維，詳要之各執」。朝廷對於老人宜如漢世之於三老：「命之以秩，頒 之以祿。」如此，則「老人」皆知自好，而賢才亦能出其間。又掌一鄉賦稅徵收的糧長，每倍收糧石，包擾詞訟，把持官府，勢陵老人，亦有待改革。至於巡檢之 設，炎武認為不但應特別重視，真按：原誤作持 如明初的「特賜之敕」，定考課之法，而且應酌情增置，以遏亂事於未萌，安靖地方。鄉亭之下的里鄰，則「各立一長，由鄉人彊謹者任之。」以求里鄰「口算平均，義興訟息。」（註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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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武有關地方自治的主張，實遠紹周代的鄉遂之制。他接受陳梅的意見，認為「五家為比，比有長。五比 為閭，閭有胥。四胥為族，族有師。五族為黨，黨有正。五黨為州，州有長。五州為鄉，鄉有大夫。其間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綱舉目張，周詳細密，無以加矣。而 要之自上而下，所治皆不過五人。」之制，可於詳密之中，而得易簡之意，是周代的良法美意。炎武主張以一縣治十鄉，其制雖倍於周制，然亦能得詳密易簡之意。 至於一鄉幾保，炎武認為須以民居而定，不必作硬性規定。要而言之，炎武「地方自治」的主張，在以郡縣分中央之權，鄉亭分郡縣之權，里鄰分鄉亭之權而自治， 以建立一組織完密的行政系統。其以地方之人治理地方之構想，可補明清二代「任官迴避本籍」（註四三）規定的缺失，亦符合三民主義地方自治的原則，實為一超 時代的創見。

　　（二）富國裕民的經濟生活

　　明亡原因不止一端，而國庫空虛，民不聊生，當為主因之一。炎武目睹晚明經濟的崩潰，卒至於亡，乃致力於民生疾苦利病的考求，舉凡耕牧、工商、財政、賦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