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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初二日，清軍東下。越二日，崑山縣西邊真義村出兵迎戰，大敗而回。初五日黎明，清軍渡過城濠。七月六日，清軍遂攻下崑山縣城。參閱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卷一，頁一七。

註五三：見亭林文集卷五，「吳同初行狀」，頁一一九。

註五四：見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卷一，頁一八。

註五五：同前書卷一，頁一九。

註五六：見亭林詩集卷一，「延平使至」，頁二七四。

註 五七：炎武曾寫「聞詔」詩一首，寄中興之望於唐王，略謂：「聞道今天子，中興自福州。二京皆望幸，四 海願同仇。滅虜須名將，尊王仗列侯。殊方傳尺一，不覺淚頻流。」見亭林詩集卷一，頁二七三。因唐王志切復仇，求賢好學，確有中興之主之概，故唐王被執遇害 後，炎武仍以唐王「隆武」年號紀事。見潘重規，「顧亭林元日詩之研究」，新亞生活雙周刊第四卷第十九期，頁一一一二，民國五十一年五月，香港。

註一九：見明史卷二八○，何騰蛟、瞿式耜傳。又見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南明三朝之黨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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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一一一－一一六。

註五九：張譜引徐譜語：「先生此數年中，往來無定，而金陵、揚州市井皆屢至。」見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卷一，頁二七。又炎武詩亦謂：「流轉吳會間，何地為吾土？…卻念五年來，守此良辛苦。」見亭林詩集卷二，「流轉」，頁三○。

註六○：炎武在永曆二年所作之詩，如「賦得越鳥巢南枝用枝字」一首，「賦得江介多悲風用風字」一首，「擬唐人五言八韻－申包胥乞師、高漸離擊筑、班定遠投筆、真按：原脫遠字 諸葛丞相渡瀘、祖豫州聞雞、陶彭澤歸里共六首等，皆寓深意，「深思危大業，隆眷切先朝。更有親賢表，宮廷告百僚。」等，志切恢復之意，溢於詩中。見亭林詩集卷一各首，頁二八六－二八八。

註 六一：永曆七年，炎武二度謁孝陵後，賦詩「再謁孝陵」、「孝陵圖」二首，其中「孝陵圖」序言云：「念 山陵一代典故，以革除之事，實錄、會典並無紀述；當先朝時，又為禁地，非陵官不得入焉，其官於陵者，非中貴則武弁，又不能通諳國制；以故其傳鮮矣。今既不 盡知，知亦不能盡圖，而其錄於圖者且不盡有，恐天下之人同此心而不獲至者多也，故寫而傳之。」見亭林詩集卷二，「孝陵圖序」，頁三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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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六二：見Willard J. Peterson，The Life of Ku Yen-Wu（1613-1682）Part II，P 201。

註六三：炎武早在永曆四年賦詩「秀州」一首，即有「將從馬伏波，真按：馬援 田牧邊郡北。」之語，已萌北游之念。見亭林詩集卷一，頁三○○。又炎武在「與潘次耕」一文中，亦有「使我有澤中千牛羊，則江南不足懷也。…文淵、子春並於邊地立業，真按：馬援、田疇. 足下倘有此意，則彼中亦足以豪。」見亭林文集卷六，頁一四七。可見從塞上立業，炎武是非常嚮往的。

註六四：炎武在「贈路光祿太平」詩之序說：「先是，有僕陸恩，服事余家三世矣，見門祚日微，叛而投里豪，余持之急，乃欲陷余重案。余聞，亟擒之，數其罪，沈諸水。其壻復投豪，訟之郡，行千金求殺余。余既待訊，法當囚繫，乃不之獄曹而執豪奴之家，同人不平，為代愬之兵備使者移獄松江府，真按：原在之下有。號 以殺奴論。豪計不行，而余有戒心，乃浩然有山東之行矣。」見亭林詩集卷二，頁三一九。又同書卷二，「流轉」詩中，亦有「畏途窮水陸，仇讐在門戶。故鄉不可宿，飄然去其宇。」之語。

註六五：美國皮德遜（Willard J. Peterson）氏在談及炎武北游動機時，加列一「生性好動」原因真按：顧炎武的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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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乏可靠資料，本文不予採用。見The Life of Ku Yen-Wu真按：顧炎武 （1613-1682）Part II，P 201。

註六六：見亭林文集卷四，「與三姪書」，頁九一。

註六七：炎武北游期間，寓關中甚久，蓋「關中僻遠，是時清人勢力尚未能顧及，故明末宗室及二三遺老，尚得盤遊其間，遯影無涯。是以遠方之士若屈大均、顧寧人，皆不遠千里而來，亦即其因。」見謝國楨，顧寧人學譜，「學侶考」，頁一四五。

註六八：見亭林文集卷六，「與潘次耕書」，頁一四七。

註六九：炎武自述著「營平二州史事」的原因有二：一為恨燕史之書不存，二為其地官長及士大夫之請。見亭林文集卷二，「營平二州史事序」，頁三○。

註七○：見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卷二，頁三六－五七。

註七一：炎武與黃宗羲書有：「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等語，見亭林佚文輯補，「與黃太沖書」，頁二四六。

註七二：見亭林文集卷六，「廣師」，頁一四○。

註七三：見Willard J. Peterson，The Life of Ku Yen-Wu（1613-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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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P 247-Appendix。

註七四：據皮德遜（Willard J. Peterson）教授的意見，炎武北游的經濟來源為土地的歲入、學術工作的報酬、官吏的贈與、私人的贊助和經商所得五項。真按： 顧炎武善於理財見The Life of Ku Yen-Wu Part II，P202。 個人認為其中當以第一項－土地的歲入和第五項－經商所得為主要來源，其他三項僅為不定時之收入而已。就土地的歲入說，炎武出身江南世家，家資本饒，雖經同 里葉氏霸佔田地八百畝，且經盜匪兩次的洗劫，然尚不失為崑山地主之一。北游之後，他曾在山東章邱之大桑家莊廣置田宅，大事開墾，以為遊歷之資，其詩集中 「刈禾長白山下」條，即敘述在桑家莊田產割禾之事。據炎武「與顏修來手札」稱：「汶陽歸我，治之四年，始得為良田。今將覓主售之，然後束書西行，為入山讀 書之計。」又據「與三姪書」稱：「…吾亦須自買堡中書室一所，水田四五十畝，為餐飱之計。」可見炎武在山東、山西皆有相當的土地，以為北游之資。又炎武亦 嘗會同友人李子德等，集資墾田，如他在「與潘次耕」信中稱：「近則稍貸貲本，于雁門之北，五台之東，應募墾荒。同事者二十餘人，闢草萊，披荊棘，而立室廬 于彼。然其地苦寒特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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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僕則遨遊四方，亦不能留住也。彼地有水而不能用，當事遣人到南方，求能造水車、水碾、水磨之人，與夫 能出資以耕者。大抵北方開山之利，過于墾荒，畜牧之獲，饒于耕耨，使我有澤中千牛羊，則江南不足懷也。」由上述可知，土地的歲入當為炎武北游的主要經濟來 源。以經商所得而言，炎武長於貨殖，為一經濟之學者，近人鄰行巽認為炎武之經濟思想較同時期的西洋經濟學者，有超過之處，稱讚炎武「于近代生計學上之學理 多所發明」，當非過譽。見國聞週報第七卷第三十二期，「顧亭林之經濟思想研究」，頁一。今人錢穆亦列舉明末遺民的生活狀況為七項：一為出家，二為行醫，三 為務農，四為處館，五為苦隱，六為游幕，而將炎武列為第七項——經濟。錢氏同時認為「顧氏浪跡北方，對耕殖經商，均甚留意，其私人經濟，可無問題。」見國 史大綱下冊，第八編第四十章，頁六一二。又章炳麟亦稱：「近聞山西人言，亭林嘗得李自成窖金，因設票號，屬傅青主主之。始明時，票號規則不善，亭林與青主 更立新制，天下信從。以是饒於財用，清一代票號制度，皆亭林青主所創也。」真按：顧炎武與傅山.顧炎武與山西票號.顧炎武善於理財. 見華國月刊第一卷第六期，「書顧亭林軼事。」章氏亭林青主創山西票號之傳聞，雖乏文獻佐證，要亦說明炎武為一經濟之學者，非僅為一著作等身之學者而已。真按：顧炎武給我的啟示.總要會理財,才能做學問-而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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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七五：炎武嘗追憶北游前第一個時期的生活說：「少年好游，往往從諸文士賦詩欽酒，不知古人愛日之義，而又果以為書生無與國家之故。」真按：君子之過.荒唐少年時.士人無行. 見亭林餘集，「三朝紀事闕文序」，頁一六二。

註七六：見全祖望，鮚埼亭集卷十二，「顧亭林先生神道表」。

註七七：見蔣山傭殘稿卷三，「與陳介眉」，頁二一七。

註七八：見張穆，顧亭林先生年譜卷二，頁三四。

註七九：同前書卷三，頁六四。

註八○：見亭林佚文輯補，「與黃太沖書」，頁二四六。

註八一：見亭林文集卷二，「金石文字記序」，頁三一。

註八二：見全祖望，鮚埼亭集卷十二，「顧亭林先生神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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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顧炎武的經世致用說

　 　學術思想發展的趨向，與時世的盛衰，息息相關。時值盛世，天下昇平，民康物阜，學者易於沉醉在學術 之中，而忘卻學術所以經世的大目標，於是其學術愈精愈醇，愈與世道無關，漢、清二代學術的走向訓詁考據之路，富於徵實精神者即然。（註一）衰世則不然，學 者身世逢亂世，目睹社會失調，秩序擾亂，政治、經濟、法律、倫理，甚而一切傳統皆脫節失軌，各種組織、生活與觀念，皆不能互相調和，以致各種現象愈形紊 亂，問題愈趨嚴重，因之起而謀求時亂的解決途徑，故特富經世思想。（註二）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的競起，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形成學術思想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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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在此。

　 　顧炎武生於萬曆末年，幼承庭訓，研讀實用之學；長而目睹晚明政治、經濟與社會風氣的敗壞，學者「競 以空疏無學之讕言，以苟得當世之名譽」，（註三）身逢天下大亂，乃至明室滅亡的劇變，因此痛矯晚明學者之失，致力於經世濟民實用之學的研求，深富濃厚的經 世思想。他認為為學有崇高的目的，即「明道」與「救世」，明經常之道，存淑人救世在心，非如科舉之為利己而已，亦非如文辭著書一切可傳之事之為名而已。 （註四）真正的好學者，當超脫於一己的利與名，為撥亂反正、救天下流極之勢而為學。他說：

　　「君子之為學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撥亂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勢之何以流極而至於此，則思起而有以救之。」（註五）

又說：

　　「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註六）

　　炎武所強調的為學目的：明道與救世，兩者是不可分的。明道為救世之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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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乃明道之具體表現，誠如錢穆所說的：「明道即所以救世，亭林之意如是。（註七）

　　炎武既強調為學的目的在於明道與救世，故而「凡文不關於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為」（註八）他認為明道必先通經，然經籍自曹、劉以下，真按：曹植、劉楨. 今 音行而古晉亡，音學已變；宋理宗以後，宋韻行而唐韻亡，音學再變，「世日遠而傳日訛，此道之亡，蓋二千餘歲矣。」（註九）因此一再強調「讀九經自考文始， 考文自知音始。以至於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註一○）他之所以費三十餘年的時間纂輯「音學五書」，所過山川亭障，無日不以自隨，凡五易稿而手書者三 次，其目的即在等待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於淳古者」，（註一一）使六經之文皆可讀，人人因此可成為經學修明之人。必經學修明之後，始能知孔孟之 精義，深習六藝之文，詳考百王之典，真按：原誤作工. 綜究當代之務，而達到救世的目的。炎武纂輯「音學五書」寓有如此「羽翼六經」的深意，若但以考據之精詳視之，是有失炎武本意的。（註一二）

　　通經以明道，明道即所以救世，然則如何本此明道救世之心，見諸行事，而有補於世道人心真按：原誤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