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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視金石文獻

　　金石，屬非圖書資料。金石之文獻價值很高，每可補正圖書資料之不足。宋歐陽脩撰《集古錄》（十卷），已用金石文獻訂正史傳之訛。真批：此前既已有應宜參照以備說也. 鄭樵於《通志》二十略中，設〈金石略〉，以強調金石文獻之重要。鄭氏於〈金石略‧金石序〉中，說明金石文獻之重要。他說：

方 冊者，古人之言語；款識者，古人之面貌。以後學跂慕古人之心，使得親見其面而聞其 言，何患不與之俱化乎？所以仲尼之徒三千，皆為賢哲，而後世曠世不聞若人之一二者，何我？良由不得親見聞於仲尼耳。蓋閑習禮度，不若式贍容儀；諷誦遺言， 不若親承音旨。今之方冊所傳者，已經數千萬傳之後，其去親承之道遠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而為略，庶幾式贍之道猶存焉。且觀晉人字畫，可見晉人之風 猷；觀唐人書蹤，可見唐人之典則。此道後學安得而舍諸。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詳其文而用豐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散佚無 紀，可為太息，故作〈金石略〉。

鄭氏復於〈金石略‧歷代金石〉列舉其所知見之金石：

蒼頡石室記有二十八字，在蒼頡北海墓中，土人呼為藏書室。周時自無人識，逮秦李斯始識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叔孫通識十二字。夏禹書十二字（見《法帖》，未詳出處）。比干銅盤銘十六字（西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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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籀六字（見《法帖》，未詳出處）。孔子書季札墓十字（潤川）。周穆王東巡四字（邢州）。

（右上代文字見於模刻。）太昊金。尊盧氏幣。神農氏金。黃帝貨金。軒轅貨金。帝昊金。帝嚳金。高陽金。堯泉。。舜策乘馬幣。舜策幣貨金。夏貨金。商貨莊布。商貨四布。商連幣。商湯金。商子貨金。周圜法貨。周圜法別種。齊公貨。齊刀別種。齊梁山幣。莒刀。齊布。齊刀。

（右見《錢譜》，兵火以來今贛州尚有本。）

　　以下復列舉見於《博古圖》的三代款識及秦以後之金石資料。

　 　鄭氏既然重視金石文獻，在《通志‧藝文略》裡，也著錄了大量的金石資料。例如在 〈經籍類〉中的「易」、「書」、「詩」等小類裡，都設置了「石經」一目。在〈文類〉中，設有「碑碣」一門。此門共收十七部四百三十五卷：《碑集》十卷（謝 莊集）、《釋氏碑文》三十卷（梁元帝集）、《諸寺碑文》四十六卷（釋僧祐集）、《雜碑》二十二卷、《碑文》三十卷（晉將作大匠陳緦集）、《碑文》十卷（車 灌集）、《蜀國碑文集》八卷（唐劉贊集唐人所撰蜀中碑文）、《朝賢墓誌》一百卷、《朝賢神道碑》三十卷、《金石錄》二十卷（趙明誠集）、《類碑》三十八 卷、《元門碑誌》三十八卷、《王氏神道碑》二十卷（唐王方慶集）、《寶刻叢章》三十卷、《竇氏集古錄》一卷、《碑籍》一卷、《翠琰集》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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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制定編纂目錄的原則

　　編纂目錄是整理、保存文獻的重要方法。目錄體例之良善與否，不僅影響讀者求書的習慣，還會影響到文獻的存亡。因此，鄭氏在〈校讐略〉中，提出編纂目錄時應注意的技術原則：

　 　㈠編纂目錄，應求完整，不可遺漏。鄭氏在〈校讐略‧編次失書論〉裡說：「書之易 亡，亦由校讐之人失職故也。蓋編次之時，失其名帙；名帙既失，書安得不亡也。按《唐志》於天文類有星書，無日月風雲氣候之書，豈有唐朝而無風雲氣候之書 乎？編次之時失之矣。……」可見力求完整不闕的重要。

　 　㈡編纂目錄，必須經眼詳讀。於所收錄之書，如未能經眼詳讀，必致歸類錯誤。鄭氏 在〈校讐略‧見名不見書論〉說：「編書之家，多是苟且。有見名不見書者，有看前不看後者。《尉繚子》，兵書也，班固以為諸子類，寘於雜家，此之謂見名不見 書。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書類。顏師古作《刊謬正俗》，乃雜記經史，惟第一篇說《論語》，而《崇文目》以為《論語》類，此之謂看前不看 後。……」可見在編目時，不能僅看版權頁或卷首，應前後詳讀，始能免於錯誤。

　 　㈢不類書而類人。所謂「類書」，就是「以人類書」，也就是著錄時書名在前，作者 在後。所謂「類人」，就是「以書類人」，也就是作者在前，書名在後。例如「《備急草要方》三卷，許證撰」，謂之「以人類書」；「溫庭筠《學海》三十卷」， 謂之「以書類人」。《漢書‧藝文志》全部採用「以人類書」；《隋書‧經籍志》於〈經〉、〈史〉、〈子〉三部採用「以人類書」，〈集部〉則採用「以書類 人」；《舊唐書‧經籍志》則仍沿襲《隋書‧經籍志》的體制；《新唐書‧藝文志》則四部之書全部採用「以書類人」。鄭氏於〈校讐略‧不類書而類人論〉中，主 張「以人類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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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古之編書，以人類書，何嘗以書類人哉。人則於書之下注姓名耳。《唐志》一例削注，一例大書，遂以書類人。且如別集類自是一類，總集自是一類，奏集 自是一類，《令狐楚集》百三十卷，當入別集類；表奏十卷，當入奏集類，如何取類於令狐楚？……」又說：「《唐志》以人寘於書之上，而不著注，大有相妨。如 管辰作《管輅傳》三卷，唐省文例去「作」字則當曰「管辰管輅傳」，是二人共傳也。如李邕作《狄仁傑傳》三卷，當去作字，則當曰「李邕狄仁傑傳」，是二人共 傳也。又如李翰作《張巡姚誾傳》三卷，當去「作」字，則當曰「李翰張巡姚誾傳」，是三人共傳也。若文集置人於上，則無相妨，曰某人文集可也。即無某人作某 人文集之理。所志惟文集置人於上，可以去作字，可以不著注，而於義無妨也。……」鄭氏以為別集外，其他應採「以人類書」，方得免於誤解。鄭氏於《通志‧藝 文略》，別集部分採「以書類人」，其他各部類則採「以人類書」。

　 　㈣不必從事多餘或不切題的說解。《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新唐書 ‧藝文志》等目錄，於各書下每有簡短的說解，或釋書名，或釋作者事跡，或辨真偽，或說其內容。至宋《崇文總目》則有解題。鄭氏於這些注釋或解題，需力求精 確。他在〈校讐略〉裡有〈泛釋無義論〉、〈書有不應釋論〉及〈書有應釋論〉等三篇，闡述其見解。〈泛釋無義論〉說：「古之編書，但標類而已，未嘗注解其著 注者人之姓名耳。蓋經入經類，何必更言經，史入史類，何必更言史，但隨其凡目，則其書自顯。……今《崇文總目》出新意，每書之下，必著說焉。據標類自見， 何用更為之說，且為之說也，已自繁矣，何用一一說焉。……且《太平廣記》者，乃《太平御覽》別出《廣記》一書，專記異事，奈何《崇文》之目所說，不及此 意，但以謂博採群書，以類分門。凡是類書，皆可博採群書，以類分門，不知《御覽》之與《廣記》又何異？……真按：不充分的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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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說明註釋或解題，需精確簡要。〈書有不應釋論〉說：「實錄自出於當代。按《崇文總目》有《唐實錄》十八部。既謂《唐實錄》，得非出於唐人之手？何須一一 釋云唐人撰？」於〈書有應釋論〉說：「《隋志》於他類只注人姓名，不注義說，可以睹類而知義也。如史家一類，正史編年，各隨朝代，易明不言自顯。真按：斷句疑有誤！ 至於雜史，容有錯雜其間，故為之注釋，其易知者則否。惟霸史一類，紛紛如也，故一一具注，蓋有應釋者，有不應釋者，不可執一槩之論。……」此二則說明應釋與不應釋的標準。

　　十、主張整理文獻者須專職久任

　　鄭氏於〈校讐略‧求書遣使校書久任論〉說：

求書之官，不可不遣；校書之任，不可不專。漢除挾書之律，開獻言之路久矣。至成帝時，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遂有《七略》之藏。隋開皇間，奇章公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後嘉則殿藏書三十七萬卷。祿山之變，真按：安祿山 尺 簡無存，乃命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朝遂有十二庫之書。唐之季年，猶遣監察御史諸道搜求遺書。知古人求書欲廣，必遣官焉，然後山林藪澤，可以無遺。司馬 遷世為史官；劉向父子，校讐天祿；虞世南、顏師古，相繼為祕書監；令狐德棻，三朝當修史之任；孔穎達一生不離學校之官。若欲圖書之備，文物之興，則校讐之 官，豈可不久其任哉。

今日文獻之所以難備，原因固多，而從事整理文獻的，迄無專責單位，也無專職，是最重要的原因。八百多年前的鄭樵，已有如此認識，實在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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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申鄭》裡，評論鄭樵在文獻方面的貢獻說：

鄭樵生（馬、班）千載而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為文、考據為學也。……其發凡起例，絕識曠論，所以斟酌群言，為史學要刪……。夫鄭氏所振在鴻綱，而末學吹求，則在小節。

章氏之言，的確不刊。惟章氏未詳列鄭氏在文獻上之創發與成就。右列十點，大致可見鄭氏在文獻學方面之理論與貢獻。

第三節　王國維

　　王國維（西元一八七七—一九二七），初名國楨，字靜安，一字靜庵，又字伯隅，號禮堂，晚號觀堂，又號永觀。浙江海寧人。自幼聰穎，七歲就入私塾讀書。十一歲，父乃譽公授以駢體文、真批：此用詞不當也.應乃照抄王氏原文.於旁白者焉可謂為乃譽公耶？ 詩、 詞、金石、書畫等。十六歲入州學，與同郡陳守謙、葉宜春、褚嘉猷相厚，人稱「海寧四才子」。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時二十二歲，王氏到上海，初入《時 務報》，擔任校對，並於業餘入羅振玉所創設之「東文學社」受學，得識羅氏。光緒二十六年（一九○○），羅氏應張之洞之邀，至湖北任農務司總理兼學堂監督， 乃於次年（一九○一）春，招王氏擔任譯述講義及農書事。四月，羅氏於上海創辦《教育世界雜誌》，請王氏任主編，後資助王氏遊學日本，後以腳氣病發作，於光 緒二十八年（一九○二）返國。時羅氏出任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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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延聘王氏在該校任教，暇則從日本學者藤田豐八習英文，並為羅氏編《農學報》及《教育世界雜誌》，著作日豐。光緒三十二年（一九○六），榮慶奏調羅振玉為 學部參事，次年（一九○七），羅氏薦王氏於榮慶，命在學部總務司行走，充學部圖書館編輯，主持編譯及審定教科書等事。宣統三年（一九一一），武昌革命成 功，是年九月，日本京都大學請羅振玉避居京都，十月，羅、王二氏攜家東渡，寓居京都。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三月，應旅居上海的英籍猶太人哈同之聘，擔任廣 倉學宭編纂，主編《學術雜誌》。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北京大學成立研究所國學門，敦聘王氏為通信導師。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春，受溥儀之召，自上海赴 北平，為南書房行走，負責整理清宮的圖書與藏器，得見宮中善本與古器。是年，馮玉祥入都，十月，迫令溥儀出宮，王氏經此變故，屢欲自殺，家人嚴密監視得 免。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春，應聘為清華研究院教授，講授「古史新證」、「尚書」、「儀禮」、「說文解字」等課程。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六月二日，自 沉於頤和園之昆明湖，得年五十一。

　 　王氏早歲的學術研究，以哲學與文學為主。光緒二十九年（一九○三），王氏因羅振 玉之推薦，在通州師範學校講授「心理學」、「論理學」。次年（一九○四），羅氏任蘇州師範學校監督，延王氏主講「心理學」、「論理學」、「社會學」。暇 時，攻讀叔本華、康德、尼采等德國哲學家著作，並撰寫一系列哲學論文。是年，撰成〈紅樓夢評論〉一文，發表於其所主編的《教育世界雜誌》。光緒三十一年 （一九○五）八月，王氏彙集近數年發表於《教育世界雜誌》之文章及詩作五十首為一冊刊行，題曰《靜安文集》。內容以哲學與文學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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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氏由哲學與文學，轉而為從事文獻學之研究，則在民國元年（一九一二）東渡日本以後，這一方面與其交遊有關，一方面則與時代背景有關。

　 　在交遊方面，影響王氏最深者，當是羅振玉。從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王氏在 上海東文學社受學，得羅氏之器重，羅氏多次拔擢王氏，並在經濟上多所資助。民國成立後，羅、王二氏寓居日本京都，王氏受羅氏之影響，先讀《三禮》，次及其 他諸經注疏，再讀《四史》以及小學金石考據之作，奠定其日後從事文獻考證的深厚基礎。寓居日本期間，又助羅氏整理考訂羅氏所藏古器物、拓片及善本圖書， 《宋代金文著錄表》、《國朝金文著錄表》等重要金石文獻的著作，都是旅居日本京都時所完成的。

　　除羅振玉外，目錄學家繆荃孫、藏書家蔣汝藻、劉承幹等，也都對王氏之文獻研究工作，有重要的影響。

　　光緒三十五年（一九○九）真按：光緒焉有三十五年？乃宣統元年未改號時耶。 ， 當時王氏在北平擔任學部圖書館編輯，繆荃孫則擔任京師圖書館總監。羅振玉介紹王、繆二人認識。繆氏以校書、刻書、藏書為一生之職志，曾以千金購求湯文端的 藏書，又以重金購得韓小亭的碑版榻本四大箱，經十幾年的蒐求，藏書達十餘萬卷，金石一萬餘件，著有《藝風堂藏書記》、《藝風堂藏書續記》、《藝風堂收藏金 石目》等目錄方面的著作。王國維從哲學、文學的研究領域轉到文獻、考證的領域後，校批的古籍多達近二百種，應該是受到繆氏的影響。

　 　蔣汝藻和劉承幹是近世著名的藏書家，他們豐富的藏書，對王國維的文獻研究工作， 也多所助益。蔣汝藻（一八七六—一九五四），字孟蘋（一作孟萍），一字元采，號樂庵，南潯（今浙江吳興）人。光緒末舉人，官學部總務司郎中。民國成立後， 曾任浙軍政府鹽政局長及浙江鐵路公司等職，後專心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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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營輪船、農墾等業，並建「密韻樓」藏書。所收書，頗有四明范氏（欽）散出者。蔣氏先是委請曹元忠為他編纂藏書志，曹氏以有他事請辭，改請王國維編纂，今所 傳《傳書堂藏書志》（十二卷）⑧，即王氏所編者。在編纂過程中，王氏得見各種善本及孤本，對其文獻學的研究工作，自有不少助益。王氏在〈樂庵居士五十壽 序〉云：

余 與樂庵居士同歲，同籍浙西，宣統元年（一九○九）又同官學鄰，顧未嘗相知也。辛亥 後，余居日本，始聞人言今日江左藏書有三大家，則劉翰怡（承幹）京卿、張石銘（均衡）觀察與居士也。丙辰（一九一六）之春，余歸上海，始識居士。居士亢爽 有肝膽，重友朋，其嗜書蓋天性也。余有意于其人，遂與定交，由是得盡覽其書。居士獲一本，未嘗不以詔余；苟有疑義，未嘗不與商度也。余家無書，輒假諸居 士，雖宋槧明鈔，走一力取之，真按：詞：【一力】1.協力；合力。《韓非子‧功名》：“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戴之，故安。”《新唐書‧吐蕃傳上》：“但上下一力，議事自下，因人所利而行，是能久而彊也。”2.一把氣力。指一人之力。 清 劉向 《新序‧刺奢》：“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3.盡力；竭力。 宋 周密 《齊東野語‧謝惠國坐亡》：“使臣至是一力回護，幸而免焉。” 元 王實甫 《西廂記》第五本第四摺：“ 張生 ，你若端的不曾做女婿呵，我去夫人根前一力保你。” 周立波 《桐花沒有開》二：“ 張三爹 說：‘會選的選兒郎，不會選的選田莊’，一力主張把侄女嫁給這個年輕力壯的雇農。”4.獨力。《初刻拍案驚奇》卷九：“開棺之罪，我一力當之，不致相累。”《西游記》第八七回：“ 三藏 恐他們闖禍，一力當先。” 清 李漁 《凰求鳳‧情餌》：“既然如此，連你娶親的事，我也一力擔當。”5.一個僕人。《南史‧隱逸傳‧陶潛》：“ 潛 為 彭澤 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 宋 周密 《癸辛雜識前集‧王小官人》：“只今往 和州 ，擬假一力，負至 東陽鎮 問渡。” 真按：疑有誤!-或一力乃僕人也.走一力者，派一人也.○按：一力為一個僕人，漢語大詞典有. 俄頃而至。……余在海上時，視居士之書猶外府也。

可見蔣氏對王氏從事文獻研究的過程中，助益甚多。

　 　劉承幹（一八八一—一九六三），字貞一，號翰怡，浙江南潯人，劉錦藻長子。劉錦 藻撰有《清朝續文獻通考》四百卷，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刊行。承幹先後購得盧文弨「抱經堂」、朱澂「結一廬」、丁日昌「持靜齋」等家藏書，多達近二 十萬冊，其中有宋元本二百餘種，明本二千種，方志一千二百餘種，因曾獲得御賜「欽若嘉業」匾額，遂名其藏書處為「嘉業堂」，繆荃孫等編有《嘉業堂藏書 志》。王、劉二人嘗共事於浙江省通志局，交誼頗深

　⑧　此書一稱《傳書堂善本書目》，又稱《密韻樓藏書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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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校書時，得劉氏之助甚多。

　　此外，王氏所交遊的，還有西北史地學者沈曾植、元史學者柯紹忞及在清華研究院同時任教的陳寅恪、梁啟超等人。這些名重一時的學者，對王氏的治學，都有一定的影響。

　 　王國維由哲學、文學的研究，轉向到文獻學的領域，在時代背景方面，也有一定的關 係。王氏所處的年代，正是地下文物陸續大量山土的時代，這些文物，包括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河南安陽小屯發現的甲骨文及光緒三十二年（一九○六）、 三十三年（一九○七）之間，英人斯坦因（Aurel Stein ，一八六二—一九四三）、法人伯希和（Paul Pelliot，一八七九—一九四五）等人到新疆、甘肅一帶從事考古時所發現的漢簡及敦煌石窟裡的寫卷等。王氏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發現之學問〉一文中，列舉了當時新發現的新文獻，他說：

古 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現：有孔子壁中書出，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 器出，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惟晉時汲冢竹簡出土後，即繼以永嘉之亂，故其結果不甚著。然同時杜元凱注《左傳》，稍後郭璞注《山海經》，已用其 說，而《紀年》所記禹益伊尹事，至今成為歷史上之問題，然則中國紙上之學問，賴於地下之學問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有三：一 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書；三則今之殷虛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此四者 之一，已足當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發現之金石書籍，於學術有大關係者，尚不與焉。